從西方版本學看《紅樓夢》的詮釋問
《紅樓夢》面世以來，論者對《紅樓夢》提出的解說多不勝數，這種情況是不同的閱讀角度造成的，但《紅樓夢》文本的特殊情況也是重要原因。《紅樓夢》版本眾多，詮釋對像不穩定，容易產生大相逕庭的詮釋。以往紅學的版本學，注重本子之間的異同優劣。本文要指出的是，《紅樓夢》本子歧異的問題，實際上與文學詮釋關係密切(例如反滿說、自傳說、曹雪芹的叛滿歸漢之說)。更重要的是，分析論者對版本異文的態度，可以彰顯詮釋活動中的內在邏輯和弔詭之處，足資以後的論者參考。以下從兩個異文問題開展討論。
一、文本的不穩定性與詮釋的關係
在抄本系統中，第一回有兩個下凡歷世者：一個是補天石；一個是神瑛侍者。具體情況是：一、補天石故事：(抄本以甲戌本為代表)石頭變為美玉，由一僧一道(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攜人紅塵。[1]二、侍者的故事：甄士隱做夢，聽見一僧一道交談，說到赤瑕宮神瑛侍者以甘露灌溉絳珠仙草，絳珠草才得以久延歲月。近日神瑛侍者意欲下凡，絳珠仙子也要下世為人，以報灌溉之情。書上那僧說「這一於風流冤鬼，尚未投胎人世。趁此機會，就將此蠢物夾帶於中，使他去經歷經歷」[2]。士隱索看「蠢物」，「原來是塊鮮明美玉」，上面錢著「通靈寶玉」四字[3]通靈寶玉就是未能補天的石頭。值得注意的是：「灌溉」、「還淚」是神瑛、絳珠之間的事，與通靈玉(石頭、蠢物)無關，通靈玉只不過「夾帶其中」下凡歷世而已。
程高本的文字跟抄本系統很不相同，只有一個下凡的故事。程高本也有石頭變成美玉的故事，但是石頭就是鉀瑛侍者。我們可以比較抄本(以甲戌本為代表)和刻本(以程甲本為代表)的文字：
甲戌：只因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絳珠單一株，時有赤瑕宮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這絳珠草便久延歲月，……[4]
程甲：只因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絳珠草一株，那時這個石頭囚媧皇未用，卻也落得逍遙自在，各處去遊玩。一日來到警幻仙子處，那仙子知他有些來歷，因留他在赤霞宮居住，就名他為赤霞宮神瑛侍者。他卻常在靈河岸上行走，看見這株仙草可愛，遂日以甘露灌溉，這絳珠草始得久延歲月，……[5]
依程高本，石頭既已變成美玉(通靈寶玉)，這裡又變成神瑛侍者，顯然有內在矛盾，不像抄本那樣神瑛、石頭各自分明。在抄本中，神瑛侍者的化身是賈寶玉，而石頭的化身是通靈玉。神瑛侍者和賈寶玉的故事是石頭的見聞。所以，石頭在小說中是一個敘述者。依抄本，石頭初見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時已自稱「蠢物」；在士隱夢中，僧人和士隱也稱石頭為「蠢物[6]隨著故事發展，石頭也常自稱「蠢物」，向讀者發表議論。如第六回說到千里之外，芥豆之微，有一個小小人家與榮府有些瓜葛。這時石頭就現身說：「諸公若嫌瑣碎粗鄙呢，則快擲下此書，另覓好書去醒目。若謂聊可破悶時，待蠢物逐細言來。」[7]元妃省親一回，上輿進園時，看到園中繁華景象，石頭又有議論：「此時自己回想當初在大荒山中，青埂峰下，那等淒涼寂寞，若不虧癩僧、跛道二人攜來到此，又安能得見這般世面。……」[8]又說到大觀園中匾聯俱寶玉所題，但賈府世代詩書，何以竟用小兒戲辭苟且塞責?這時石頭又出來解釋：「諸公不知，待蠢物將原委說明，大家方知。當日這賈妃……」[9]本中，神瑛侍者與石頭各自分開，賈寶玉與通靈玉也各自分開。神瑛侍者下凡為賈寶玉，把石頭夾帶在中，所以通靈玉得以留在寶玉身邊。[10]
程高本昧於這層分別，合二為一。程高本雖然已刪去上引石頭的議論，但故事一開始已使石頭、神瑛、通靈玉、賈寶玉混淆不清，所以難免有內在矛盾。最明顯的例子是，寶玉既然與通靈玉是一身，為什麼又寫寶玉珮通靈玉，擲通靈玉?又似未曾合一。其他不協調處還有：(一)前面寫石頭因為「不堪人選，遂自怨自歎，日夜悲號慚愧」，但後面卻說「那時這個石頭，媧皇未用，自己卻也落得逍遙自在，各處去遊玩。」[11]到底石頭是悲是喜?(二)前面寫石頭遇見僧道後，即被那癩僧袖了去，後來也是癩僧與跛道一起「到了警幻仙子宮中，將這蠢物交割清楚」，程高本後來卻又說它到「各處去遊玩」，並且自己「來到警幻仙子處」，成了「神瑛侍者。」四不過詮釋者基於這種有內在矛盾的本子，也能得出他們的說法，以下舉台灣學者潘重規為例。潘重規說：
有人說解釋寶玉為傳國玉璽是穿鑿附會，其實不然。我們細看作者穿穿插插，隱隱約約的告訴讀者，石頭就是寶玉，寶玉就是傳國璽。他首先在第一回敘述青埂峰一塊石頭，鍛煉通靈，「須得再鐫上幾個字，便是件奇物。」又從甄士隱夢中，指出石頭原來是塊美玉。第八回更從寶釵的口中眼中詳細描寫了這決美玉，形體大小和《三國誌。孫堅傳注》中所載漢傳國璽相同。玉上「莫失莫忘，仙壽恆昌」的刻字，更是漢傳國璽「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的翻版[13]。
潘重規說「石頭就是寶玉」，這種印象自然是閱讀程高本系統得來，但這套理論卻不單單利用程高一系的文字。抄本第十六回秦鍾彌留之際，都判命眾鬼放回秦鍾之魂：「放屁!俗語說的好，『天下官管天下事』，自古人鬼之道卻是一般，陰陽並無二理。別管他陰也罷，陽也罷，還是把他放回沒有錯了的。」[14]潘重規發揮說：
寶玉的威力可以嚇倒鬼判，正因他是傳國玉璽的緣故。王者官天下，所以說「天下官管天下民」，這正是作者點明寶玉是傳國璽，是代表政權，是天子的身份。不然，寶玉是什麼官?曹雪芹又是什麼官?由於全書中這一類明呼暗喚，旁敲側擊的啟示觸目皆是，所以我說寶玉是影射傳國璽，而不敢相信《紅樓夢》是「曹雪芹自敘」的說法。[15]
潘說依賴「天下官管天下民」一句甚多。但是我們注意到「天下官管天下民」一句只見於庚辰、己卯、甲戌、蒙府、戚序、戚寧五個抄本，連夢稿、舒序、甲辰、列藏本都沒有這一句。如依程甲本，則全無都判喝罵的話；如依程乙本，則只有「那都判越發著急，吆喝起來」，也沒有「天下官管天下民」一句。
因此，潘重規是利用了文本的異文來立說：要將賈寶玉和通靈玉合一，就取程高本的文字，要加強寶玉即「天下官」時，又取抄本系統的文字。一一文本不穩定(textual instability)為潘說開了方便之門。詹姆斯．麥克拉法提（James Maclaverty)在《特性和發言的問題：意圖論者對「文本不穩定性」的反應》(「Issues of Identity and Utterance：An Intentionalist Response to『Textual Instability』 」)一文指出，「文本不穩定性」的問題可以簡化為兩個問題，其中之一就是：我們說好幾個版本屬於同一個作品是什麼意思呢?(「What do we mean when we say several versions belong to the same work?」)[16]事實上，近年的版本研究已經使我們不得不認同「兩種版本系統[抄本和刻本]，兩種紅樓夢」的看法[17]。混合兩種系統來立說，勢必產生種種矛盾。例如，據抄本，柳五兒在第七十七回已經死去，但在刻本中柳五兒卻不曾早死，而且還在第七十七回替寶玉解圍，後文(第一百O九回)更有「候芳魂五兒承錯愛」一大回文字。可見抄本刻本各自有它們的一貫性(consistency)，不應勉強混合。史蒂文．馬尤(Steven Mailloux)在《版本學與「作者的最後意圖」》(「Textual Scholarship and『Author』S Final Intention」』)一文中曾經提到要找到「作者原本」三個文本決定(textual decisions)，第一個就是要「區分一個作品的不同版本，不使它們混合為一」(distinguishing separate versions of a work that should not be confalated through through eclectic means．)[18]。馬尤的意見是就編輯、校勘而言，但他所說的同樣適用於文本批評。
二、作者本意與文本的地位
第六十三回，據己卯、庚辰、戚序、戚寧四本，寶玉到櫳翠庵投了回帖後，緊接著是一大段芳官改妝易名、寶玉大發議論的文字[19]。據應必誠統計，這段文字共1100餘字。各本或有或無，引起不少爭論。我們先看一看這段文字在各本中的存缺情況：
1存缺情況不詳的：甲戌、舒序本(俱缺此回)；
2存有這段文字的：己卯、庚辰、戚序、戚寧、蒙府本；
3沒有這段文字的：列藏、夢稿、甲辰、程甲、程乙本(舊行本)[20]。俞平伯撰寫《紅樓夢辨》時(二十年代初)，非常厭惡這段文字，他從兩方面來批評這段文字：一、從文字欣賞的角度來批評；二、從文本真偽角度討論。我們仔細考究他第一個標準，就知道他著眼於(1)人物口吻、(2)文詞、(3)結構三方面，結果得出極負面的評價。這種「文學的」分析反映了俞平伯的鑒賞力，但內裡的信念卻是涉及他對作者寫作能力的信心。然而，「文學的分析」在俞平伯的版本判斷標準中，地位及不上「作者意圖」(下詳)。
俞平伯發現有正本第五十二回真真國女子詩「漢南」作「滿南」，這條有正本「內證」使他懷疑有正本經人改竄。在俞平伯眼中，有正本這兩個地方似乎都在支持「民族主義」的說法(反滿說)。俞平伯既認定曹雪芹是本書作者，於是他從「作者意圖」的角度來進行論說。他說：
以作者底身世，環境，及所處的時代而論，絕不容易發生民族思想。即使是有的，在當時森嚴的文禁下，也決不會寫得如此顯露；以作者底心靈手敏，又決不會寫得如此拙劣。我以這三層揣想，寧認高本為較近真相的，戚本所作是經過後人改竄的[21]。
所謂三層「揣想」，就有兩條涉及作者意圖(一和二)，第一層直接涉及，第二條層間接涉及。他的第一層揣想和「作者意圖」有不可劃分的關係一一以作者(曹雪芹)的身份看，不應寫出這段「民族主義」之文，言下之意即這段文字不是曹氏原文。第二層似乎是外在的因素，和作者無涉，其實不然。因為這相當於：在文禁森嚴的環境下，作者會不會寫出這樣「顯露」的文字?仍然離不開「作者意圖」。然後才是第三層，作者的寫作能力：「作者心靈手敏，又決不會寫得如此拙劣。」也就是以文辭優劣為版本判斷的標準，在俞氏的論點中居於末位。
到了《紅樓夢研究》一書印行時(1953年)，俞平伯對這段芳官改「番名」文字的看法有很大的轉變。在《紅樓夢辨》中，他對這段文字的總評語是「全是些夢話」。具體分析說：「全失寶玉底口吻」、「文字十分惡劣，令人作惡」、「文章前後氣勢，也萬萬不能插入這一節古怪文字」[22]。這樣激烈的語氣，在《紅樓夢辨》中是少有的。到了《紅樓夢研究》，他的總評是「不倫不類」。語氣比以前溫和許多。具體分析也只是說「失卻寶玉平常說話底神氣」[23]。《紅樓夢辨》中立足於作者意圖來判斷的文字刪除淨盡。
在版本異文的斷判上，俞平伯有這麼大的轉變，其中的原因是值得追究的。在一九二三年《紅樓夢辨》出版的時候，俞平伯相信自傳說。自傳說最核心的兩個信念是：一、作者是旗人曹雪芹；二、書中的賈寶玉即曹雪芹。賈寶玉說出帶「[漢]民族主義」的話，相當於旗人作者曹雪芹說出，這怎麼可能?於是俞平伯從作者是旗人的角度出發，對「民族主義」的說法持否定態度。這種信念影響到他對版本異文的判斷，並不是什麼出入意表的事，特別是當時他只持有有正本。拿有正本和刻本系統一對校，有正本這段文字只是特有之文，偏偏又有利於「民族主義」，在他眼中自是可疑。到了一九五二年時，俞平伯對「自傳說」已有懷疑[24]，削弱了他以作者為本位(author—centred)[25]的研究信念。影響所及，在版本論斷上自然沒有一九二三年(或稍前)那時的堅定立場。
俞平伯在《紅樓夢辨》中推測這段文字是程高刊行之後竄人有正本的。他有兩個理由：一、他懷疑這段文字不是有正本原文，決不是戚蓼生所及見的，因為戚蓼生在清朝為官，不是抱民族主義的人，也決不敢為有民族思想的書作序。二、俞平伯甚至懷疑是有正書局為響應民初的反滿情緒、招徠讀者而加入這段文字[26]。現在證明他兩個推論都成問題。因為這段文字確為戚張本原有(有正本底本)[27]，，戚蓼生應該見過這段文字。其次，有正本是根據原抄本照相石印，只改動過個別文字，不是為招徠讀者而妄改。魏紹昌(1922一 )《紅樓夢版本小考》中有《談「有正本」的底本》一文，可以參看[28]。
俞平伯早年認為這段文字不是作者原文，從現存抄本的存缺情況來看。仍然難以作出判斷。不過，抄本系統的兩大分支系統：四評整理本系統和蒙、戚系統(也就是鄭慶山《立松軒本石頭記考辨》中的「立松軒本」)[29]都有這段文字，說明戚序本的內容並非獨有，俞平伯的「偽作」之說不能輕易成為定論。事隔七十年，一九九三年，曲沐也提出這一段「決不是曹雪芹的『筆墨』」，因為他不相信雪芹筆下的寶玉竟庸俗到一戲一笑也該稱頌聖君功德的地步[30]。總之，我們注意到：版本學研究依賴作者意圖(或作者形象)來作判斷的情況。以俞平伯的例子看，憑著他構想中的「作者意圖」足可以否定文本文字的真實性。
後來的學者對這段文字的解釋可以分成兩派：一派認為是譏諷滿清，另一派認為是在歌頌滿清(以下姑稱之為「諛滿說」)。認為是譏諷滿清的包括潘重規、吳恩裕、余英吋、劉夢溪等；認為是歌頌滿清的包括胡適、胡念貽、趙岡(下詳)。但是這樣歸納為二派並不能反映問題的複雜性，因為學者對文字存缺的解釋又牽涉到其他問題。潘重規和胡適就爭論過這段文字的意義。他們的爭論是在著作權的層面上進行的。潘重規一九五一年發表《民族血淚鑄成的紅樓夢》一文，指出「耶律雄奴」一段文字是「站在漢人立場，大罵異族「[31]。這個解釋並不是獨自立足的，因為潘重規基於這個解釋來進一步論證著作權的問題：既然是「站在漢人立場，大罵異族」，則不可能出白一個旗人作者之手，「曹雪芹本身是旗人，而代漢人大罵異族」[32]，潘重規認為是不可能的，所以這段文字成了他反對「著者是曹雪芹」的根據之一。問題是這段文字是不是有反滿的意思?胡適就認為：「這一大段明明是一個旗人作者頌揚滿清帝室的威德。」[33]他的理解恰恰與潘重規相反。
我們知道胡適主張《紅樓夢》的作者是旗人曹雪芹，潘重規則認為「此書的作者必是明代的遺民。」[34]對於這段文字，兩人沒有深入分析，不過他們都能釋出對他們有利的意義，使這段文字成為他們的整體解釋的一部分。
這段文字的意義，即使是承認曹雪芹著作權的學者，意見也有分歧。吳恩裕在一九五四年發表《曹雪芹的(紅樓夢)與政治》一文中也注意到這段文字，當時他也承認曹雪芹是作者，但是他並不像俞平伯那樣懷疑這段文字是偽稿，反而認為曹雪芹雖隸旗籍，但血統上本是漢人，所以推測曹雪芹是以「大舜之正裔」來打掩護，實際上是在罵清人為異類[35]。吳恩裕的說法引起胡念貽的駁難。胡念貽似乎不承認「大舜之正裔」等話頭是掩護詞，所以他說：「這一段根本看不出什麼民族思想，只是好玩地把『當今之世朝廷的功德，大大誇揚了一番。」[36]何其芳(1912--1977)~說：「[曹雪芹]所歌頌的顯然是當時的清朝，是清朝對於國內少數民族的征服。孟軻說過舜是東夷之人，所以賈寶玉稱滿族是大舜之人，所以賈寶玉稱滿族是大舜之正裔。這些歌頌到底是真心話還是敷衍之詞，就很難判斷了。」[37可見何其芳也主「諛滿說」，但他也懷疑作者在說「敷衍之詞」，不是真心歌頌。
到了一九七四年餘英時發表《關於{紅樓夢)的作者和思想問題》又再度提及芳官改名耶律雄奴的故事，認為這是曹雪芹叛滿歸漢之證，曹雪芹有「漢族認同感」[38]。這又引出趙岡來攻訐。趙岡認為「雪芹是在直接引用雍正《大義覺迷錄》的理論，來肯定滿州入主宰中原的法統地位」[39]。除余英時之外，劉夢溪、郝火斤、元之凡、趙衛邦、柳存仁、仇曾升都認為這段文字流露了作者的反滿思想，但他們的意見基本上不超出「漢族認同感」和「反話正說」的舊見，這裡不贅[40]。
這段話痛罵異族，各家都無異議。問題是：一、被罵的匈奴是不是影射滿清；二、說話的人(賈寶玉)站在什麼人的立場來痛罵匈奴。潘重規說是「站在漢人的立場」，但我們細讀原文，賈寶玉是自居「大舜之正裔」來「作踐」匈奴的。反滿說和「諛滿說」同樣是把這一段文字放在清朝的背景來理解，但「大舜之正裔」和《大義覺迷錄》有關係，這並不是牽強之辭。清世宗在《大義覺迷錄》中說：
且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諱。《孟子》云：「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本其所生而言，猶今人之籍貫耳。[41]
又說：
漢、唐、宋、明之世，幅員未廣，西北諸處皆為勁敵，邊警時聞，烽煙不息。申原之民，悉索敝賦，疲於奔命，亦危且苦矣!今本朝幅員弘廣，中外臣服，是以日月照臨之下，凡有血氣，莫不額手稱慶，歌詠太平。[42]
寶玉則說：
這兩種人[濤按：指土番、匈奴]自堯舜時便為中華之患，晉唐諸朝深受其害，[……]歷朝中跳梁猖撅[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競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俯頭原遠來降，[……]咱們雖一戲一笑也該稱頌，方不負坐亨[享]昇平了。[43]
寶玉的語氣口吻與清世宗之言實有相似之處。所以，反滿說如果要克服「大舜之正裔」的難題，至少要像吳恩裕那樣以飾詞為說。衡量兩種說法，「大舜之正裔」仿《大義覺迷錄》的說法，是有跡可尋的(吳恩裕本身也承認作者用「大舜之正裔」是指清朝統治者)[44]；飾詞之說卻是讀者主觀的推測，作者本身是不是用為飾詞，我們不得而知。理論上，趙岡的說法比較有說服力[45]。而實際上，《紅樓夢》歌頌「當今」朝廷的話，也不只六十四回這一段，例如第十六回風姐稱讚：「可見當今的隆恩。歷來聽書看戲，古時從未有的。」而賈璉又讚：「如今當今貼體萬人之心……」(人民文學出版社82年版新校本，頁215)。第五十五回敘述文字又說：「當今以孝治天下……」(新校本，頁769)第六十三回又說：「原來天子極是仁孝過天的」(新校本，頁903)。這些話，也都是對「當今」而發，不但沒有罵，反而捧到了天上去。
再者，清王朝征討邊疆少數民族時，被俘的土番，也確有被當作奴隸來使用的。曹寅《棟亭詩鈔》中「南轅雜詩」二十首之十二：「林間繫馬集歸鴉，屋上炊煙指歇家。隨處風光期好語，奚兒爭拾白楊花。」[46]詩中的「奚兒」，很可能就是「先人當年所獲之囚」。
俞平伯早年受作者觀念影響，懷疑這段文字不是作者原作，是後來才竄人有正本的。後來的學者似乎都不認為這段文字是偽作。檢視各抄本，夢稿本、甲辰本、列藏本都沒有芳官改名「耶律雄奴」的事，所以第六十三回再由耶律雄奴改為金星玻璃、溫都裡納等等也相應沒有[47]。但第七十、七十三、七十七回仍保留芳官的改名：雄奴、金星玻璃、耶律雄奴[48]。憑這點我們可以肯定這些抄本原來也必有芳官改名、寶玉大發議論的段落，只是出於某些理由被刪去，而後面出現的雄奴、金星玻璃等是未削淨的漏網之魚。有趣的是，反滿說和諛滿說雙方都能從他們的詮釋出發推測這段文字被刪的理由。潘重規以為百二十回本刪去這段文字，「大約因當時文網日密，雖『宋人言遼金元』、『明人言元』，涉及異族之誤[語?]，都在禁毀之列。這段文字自然非刪去不可了。」[49]趙岡則說：「雪芹完全模仿《大義覺迷錄》的口氣，來歌頌乾隆的『十全武功』。最後還加上一句『咱們雖一戲一笑也該稱頌。』實在過份肉麻。後人將這一段刪掉，倒真是刪對了。」[50]換言之，在潘重規眼中，這段文字被刪，是文字本身反滿的證據；在趙岡眼中，則是歌頌朝廷的證據。無論這段文字因何緣故被刪，這個例子說明：一、詮釋者可以因應他們自己對作者身份、文本時代背景的種種假設來決定文字的意義。二、文本被刪本身也反映了文本的地位受到了威脅，讀者的詮釋完全可以壓倒文本的權威。刪除原文似乎是一種很特殊的做法。其實不然，這裡舉一例為證：近人聶紺弩對芳官改名一段文字有以下意見：「這種歌功頌德文字，曹雪芹在寫的時候有什麼特別用意，已不可知，但作為藝術品說，則正是賈寶玉所鄙視的腐儒祿蠹的口吻，用現代的話說，簡直是帝國主義法西斯口吻，與賈寶玉的性格和思想都不相容。難道又有恢復原狀的必要麼?」[51]我們曾在上一節指出紅學家有各取所需的傾向，現在我們可以清楚看出另一種閱讀態度一一「逆我則死」。《文心雕龍．知音》說：「會己則嗟諷，異我則沮棄」[52]，可以用來說明這種情況。
以上的分析牽涉到兩個問題：一、作者的寫作心理；二、後人刪削的用意。事實上，我們從夢稿、甲辰、列藏本「失刪」的情況看(即「雄奴」、「金星玻璃」等後文)，各本的底本或祖本無疑都有這段文字。但是，確定了這一點不代表四閱整理本系統(己卯、庚辰本)和立松軒系統本(戚序、戚寧、蒙府本)的文字就是原稿。清人范鍇(1764--1845)曾用一舊抄本和程甲本對校。范鍇所見之抄本第六十三回文字也有芳官改名一節，但文字卻比四閱整理本系統和立松軒本系統的文字簡潔，只有五百多字[53]。最引人注意的是，在這個舊抄本中，根本提也沒提過「匈奴」，也沒有「一戲一笑也該稱頌[朝廷武功]」的話。據任少東和趙金銘的研究，己卯、庚辰、蒙府、戚本比這個抄本多出的文字應系後人所補[54]，但周策縱則認為是被刪簡[55]。這樣一來，「反滿說」和「諛滿說」的立論依據是否作者原稿已成疑問，憑這一段文字推測曹雪芹的「創作意圖」實有張冠李戴之虞。這一點正可印證坦西爾(Thomas：Tanselle)的看法。坦西爾在Textual Criticism and Scholarl Editing《版本學與學術校訂》中指出：論者基於訛誤的文本(corruptedtext)也能分析得頭頭是道，但在這種基礎上談論「作者意圖」是沒有什麼意義的[56]。不管怎樣，這一例子顯示出文本的意義是不穩定的，讀者的主觀建構在閱讀活動中起極大的作用。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觀察到：對《紅樓夢》版本、異文的研究，絕對不是單純的文獻校勘的問題。一方面，由於《紅樓夢》流傳過程的複雜，讀者的解讀對像《紅樓夢》本身已經不穩定(異文紛呈)，這一點正有利於詮釋者各取所需；另一方面，即使論者沒有「各取所需」的打算，但他們處理異文問題時，無疑受到他們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57]影響，以此為基礎對文字背後的作者意圖作出推測，或者先推測作者意圖然後再來論定文字的地位(是否作者原文)，很容易陷入詮釋循環(hermenuetical circle)[58]之中而不自知。以上的分析證明自傳說和反滿說都有這樣的危險。這是值得後學警戒的一點。
注
１《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石頭記(甲戌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9月)，頁5下。
２《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石頭記》，頁10上。
３《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石頭記》，頁11下一12上。
４《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石頭記》，頁10上一下。又《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匯校》(北京：文化藝術出版杜，1987年)第一冊，頁24。以下簡稱為「匯校」。
５《程甲本紅樓夢》(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頁4。
６《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石頭記》頁4下、11上。
７《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石頭記》，頁82下。
８《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頁381—382。
９《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頁383。
十參馬力：《從敘述手法看「石頭」在〈紅樓夢〉中的作用》，載梅節、馬力：《紅學耦耕集》(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頁65—80。
[11]《程甲本紅樓夢》，頁4。
[12]參蔡義江：《「石頭」的職能與甄、賈寶玉》，見其《紅樓夢伕稿》(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3月)，頁203。
[13] 《紅樓夢新解》(新加坡；青年書局，1959)，頁6一一7。
[14] 《匯校》，頁790。
[15] 《紅樓夢新解》，頁15。
[16]James Mclaverty，「Issues of Identity and Utterance：An Intendonalist Response to Textual Instability」In Philip Cohen(ed．)Devis and Angels一Textual Editing and Literary Theory (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UP of Viginia，1991)，頁136。
[17]參梁歸智：《兩種版本系統，兩種(紅樓夢)》。見其《被迷失的世界一一紅
樓夢伕話》(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1987年11月)，頁3--10。
[18]《詮釋成規》(Steven Mailloux，Interpretive Convemions．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P，1982)，頁114。
[19]見《戚蓼生序本石頭記》(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88年)，頁2427—
2430。為求方便，也可以參看人民文學出版社l982年版第899頁。
[20]《匯校》，頁3551。舊行本，頁820。
[21]《俞平伯論紅樓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171。
[22]《俞平伯論紅褸夢)》，頁171。
[23]《俞平伯論紅樓夢》，頁451。
[24] 俞平伯早在1925年1月發表《紅樓夢辨)的修正》一文，已經提出：「[曹雪芹]自敘生平的分子在全書究有若干?(我想，決不如《紅樓夢辨》中所假擬的這樣多。)」見《俞平伯論紅樓夢》，頁342。
[25] 該詞取自蘇珊．R．Suleiman，「Introduction：Varieties of Audience—Oriented
Criticism」In Susan R．Suleiman and Inge Crosman(ed.)一The Reader in the Text(Princeton：Princeton UP，1980)，P．20。
[26]《俞平伯論紅樓夢》，頁]71—172。
[27]參周汝昌：《戚蓼生與戚本》，見《紅樓夢新證》(棠棣版)，頁974。
[28]魏紹昌：《紅樓夢版本小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9月)。結論見頁24。
[29]「立松軒系統」參鄭慶山：《立松軒本石頭記考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2年2月)。
[30]參曲沐：《紅樓夢會真錄》(台北：弘毅出版杜，1996)，頁397。
[31] 潘重規：《民族血淚鑄成的紅樓夢》，收入李辰冬(1907一?)：《紅樓夢研究》(台北：正中書局，1977年6月)。引文見頁175。
[32]李辰冬：《紅樓夢研究》，頁174。
[33]《胡適紅樓夢研究全編》，頁224。
[34]《民族血淚鑄成的紅樓夢》，見李辰冬：《紅樓夢研究》，頁176。
[35]見《新觀察》十六期(1954年)，頁24。
[36]胡念貽：《評近年來關於紅樓夢研究中的錯誤觀點》，見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紅樓夢問題討論集(二集)》(北京：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6月)，頁235。
[37]何其芳：《論紅樓夢》(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9月)，頁132一133。
[38]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8)，頁193。
[39]趙岡：《曹雪芹與民族主義》，見其《花香銅臭讀紅樓》，頁32。
[40]參看以下文獻：
(1)劉夢溪：《紅樓夢新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l982年7月)，頁
55。
(2)郝新：《石頭記》的主題思想究竟是什麼?《紅樓夢學刊》1983年4輯(1983年11月)，頁49—69。
(3)元之凡：《剃髮案、土番兒、取律、豆童及其他一一試論〈紅樓夢〉的思想傾向兼議〈紅樓夢〉的索隱》，《紅樓夢學刊》1986年1輯(1986年2月)，頁223—248。
(4)趙衛邦：《〈紅樓夢稿〉校讀札記》，《紅樓夢學刊》}1984年4輯(1984年11月)，頁179—194。
(5)馮精志：《悼紅四題》，《紅樓夢學刊》1989年1輯(1989年2月)，頁2433—272。此文後收入馮精志：《百年宮廷秘史一一「紅樓夢」謎底》(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2年11月)，頁腳377。
(6)柳存仁：《〈紅樓夢〉之舊本》，《紅樓夢學刊》1993年1輯(1993年2月)，頁53。
(7)仇曾升：《「紅樓」婦女隱「足」考》，《紅樓夢學刊》1993年4輯，頁105—
112。
[41]引自《大義覺迷錄》，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編：《清史資料(第四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4月)，頁22。
[42]同上注，頁22。
[43]見《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頁1508。
[44]載《新觀察》十六期(1954年)，頁24。
[45]張金煌也認為寶玉是在頌揚「聖朝」。參其《評〈紅樓夢〉研究中的主觀片面傾向》，《(複印報刊資料)紅樓夢研究》1989年2期，頁2l。
[46]《楝亭詩鈔》卷五．葉十四。
[47]《匯校》，頁3559---3561。
[48]《匯校》，頁4035、4224、4551。
[49]《紅樓夢研究》，頁183。
[50]《曹雪芹的民族主義思想》，《紅樓夢研究專刊》)第11輯，頁76。
[51]聶紺弩：《論俞平伯對〈紅樓夢〉的「辨偽存真」》，《紅樓夢問題討論集(一
集)》，頁351。
[52]引自劉勰著、範文瀾註：《文心雕龍注》(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1960
年6月)，頁714。
[53]見《紅樓夢卷》，頁109—110。
[54]任少東、趙金銘：《苕溪漁隱所見〈石頭記〉舊抄本》，《（複印報刊資料)紅
樓夢研究》1991年1輯，頁77。
[55]周策縱：《論一部被忽視了的〈紅樓夢〉舊抄本》，《紅樓夢學刊》1993年1輯(1993年2月)，頁37。
[56]參洪濤：《紅樓夢衍義考析》(1994年香港大學哲學碩士論文)第三章第二節最後一段。又Textual Criticism and Scholarly Editing(London，1990)，頁3l一32。
[57]理查德．E．．帕爾默：《詮釋學：施萊爾馬赫、狄爾泰、海德格、加迭默爾的詮釋理論》(R．E．Palmer，Hermeneutics：Interpretation Theory in Schlciermacher．Dilthey,Heiddeger and Gadamer(Evanston：Northwestern UP，1976)，頁510
[58]同上注，頁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