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釵黛形象研究的歷史考察
一
從清乾嘉年間到民國初年,流傳較廣、影響較大的有關釵黛的論述,是那些所謂雜評家、評點派們。鄒弢《三借廬筆談》中有這樣一段話:「許伯謙茂才(紹源)論《紅樓夢》,尊薛而抑林,謂黛玉尖酸,寶釵端重,直被作者瞞過。夫黛於尖酸,固也,而天真爛漫,相見以天。寶玉豈有第二人知己哉?況黛玉以寶釵之奸,郁未得志,口頭吐露,事或有之。蓋人當歷境未亨,往往形之歌詠。《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也,聖賢且如此,況兒女乎?寶釵以爭一寶玉,致矯揉其性:林以剛,我以柔,林以顯,我以暗,所謂大奸不奸,大盜不盜也。」這里許、鄒二人代表了當時兩種流行的看法。鄒弢的評論,當時可謂詳備,和他持相同觀點者不在少數。如塗贏在《紅樓夢贊》之《黛玉贊》中說:「人而不為時所推,其人不可知矣。林黛玉人品才情,為《紅樓夢》之最,物色有在矣。」這是推崇黛玉。在《寶釵贊》中說:「以鳳姐之黠,黛玉之慧,湘雲之豪邁,襲人之柔奸,皆在所容,其所蓄未可量也。然斬寶玉之癡,形忘忌器,促雪雁之配,情斷故人,熱面冷心,殆春行秋令者與!」這是貶斥寶釵。其後朱作霖有一篇《釵黛孰優論》,幾乎全抄塗氏的觀點,他還認為釵黛二人「其才同,其貌同,固一時之瑜亮,誠不能甲此而乙彼,人其性情不同,言論不同,其行事心術不同」。另外, 姜祺的《紅樓夢詩》、草舍居士的《紅樓夢偶說》、姚燮的《紅樓夢分評》等,均有不少相同論調[1],不一一贅述。
由於受時代風氣所限,他們的論述大多是些鑒賞、隨筆,即使一些所謂專論、專著,也是如此寫來,其中不乏妙語,但只是零言碎語,而系統、全面的形象分析、理論闡述則見不到。
二
一九二二年,俞平伯在《紅樓夢辨·作者底態度》一文中,就釵黛形象提出了與「舊紅學」家不同的看法:「書中釵黛每每並提,若兩峰對峙雙水分流,各盡其妙莫能相下,必如此方極情場之盛,必如此方盡文章之妙。」他在一九四八年寫的《「壽飴紅鮮芳開夜宴」圖說》一文中又較多地論到了釵黛形象[2]。由於俞平伯《紅樓夢辨》和《紅樓夢研究》二書的重點是曹作和高續的辨偽存真、品評優劣,關於釵黛並未專作全面、系統的分析,從他涉及釵黛時的一些觀點和論述來看,其中是確有不少錯誤或概念模糊之處的。第一、「各盡其妙莫能相下」的觀點,論證很不充分,因而難以服人。第二,形象分析未能擺脫傳統欣賞趣味的影響,往往醉心於作者描寫人物時「旖旎之才情」、「文家一定之法」的鑒賞之中,具體談到人物性格時,則只就其才論高下(所謂「薛林雅調稱為雙絕」云云),不注意揭示其豐富、複雜的思想、性格內涵,算不上真正的人物美學分析。俞平伯關於釵黛的論述,也有應該肯定和足資借鑒之處。在《紅樓夢辨·作者底態度》一文中他批評一些「舊紅學」家說:「他們以為《紅樓夢》是一部變相的《春秋經》,以為處處都有褒貶。最普通的信念,是右黛左釵」。「他們每每說,這裡邊底女子沒有一個好的。其實這未免深文周納」。針對這類觀點,他引《紅樓夢》第一回裡的文字說明《紅樓夢》不是「訕謗君相貶人妻女」的野史,而是要為「閨閣昭傳」進行反駁。確實指出了一些「舊紅學」家弊病的癥結所在。許多「舊紅學」家論到寶釵,都把她看成是寶、黛愛情的破壞者。對於這種看法,俞平伯引《紅樓夢》第一回作者批評才子佳人小說「在作者不過要寫出自己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捏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撥亂其間,如戲中小丑一般」一段文字予以反駁。他說:「若寶釵稀糟,黛玉又豈有身份之可言,與事實既不符,與文情亦不合,雪芹何所取而非如此不可呢?」[2]這對於紅學研究者正確分析寶釵形象有很大的啟示作用。
三
1954年,李希凡、藍翎在《〈紅樓夢〉中兩個對立的典型———林黛玉和薛寶釵》一文中認為:「林黛玉悲劇性格陰沉的一面,正反映著封建制度所加給婦女的沉重壓力。」但「她還有更其光輝主導的一面。她的思想和行動是和封建制度背道而馳的,身上充滿著叛逆的力量。」而「薛寶釵是科舉制度熱烈的支持者,封建禮教的虔誠信徒。這個形象的實質,就在於她是一個封建制度的堅決維護者」[3]。在《關於〈紅樓夢〉的思想傾向問題》一文中,他們進一步明確提出:「如果說賈寶玉、林黛玉是叛逆的貴族青年的新生的力量,那麼,薛寶釵就是代表著封建勢力直接向他們鬥爭的重要人物。」[3]李、藍兩位論者,針對俞平伯的缺點,從釵黛形象「內涵的意義」出發,著重其反映的「社會內容」,刻意求證兩人之間的「矛盾」和「差別」,研究的方法、角度和觀點均與俞平伯不同。他們對釵黛之間「矛盾」和「差別」的看法也有些事實根據,但缺點錯誤也是比較大的。他們拋開作品具體情境而抽像地看人。於是,正像「舊紅學」家論釵黛著重一個「德」字,俞平伯論釵黛著重一個「才」字一樣,階級性幾乎成了他們形象分析中無所不在、隨意粘貼的標籤,因而誇大、曲解之處頗多。
何其芳於一九五六年發表了《論〈紅樓夢〉》[4],他論黛玉,首先著重分析了其與寶玉的愛情,將之看作《紅樓夢》裡的「中心故事」、「主要線索」,在當時諸多論者中算是獨見卓識。但在具體論述他對寶、黛愛情特點的概括同樣有簡單化、現代化之嫌,顯示出脫離社會歷史發展的普遍人性論傾向,黛玉愛情的個性特點並未得到很好的說明。他批評了「典型被歸結為一定社會歷史現象的本質,典型問題任何時候都是政治性的問題,這樣一些片面的簡單化的公式」。在強調個性的同時,何其芳對林黛玉形象的審美意義發出了由衷的讚歎:「即使將來我們在生活中不再需要用這個共名,這個人物仍然會永遠激起我們的同情,仍然會在一些深沉地而又溫柔地愛著的少女身上看到和她相似的面影」。短短的一句話,在當時卻是空谷足音,它表示了對形象研究的一種新的企求。他對當時悖於事實,過多指責寶釵為人,過分強調釵黛對立的做法是不滿的,說:「那種認為薛寶釵的一切活動都是有意識地有計劃地爭奪賈寶玉的看法,是既不符合書中的描寫,又縮小了這個人物的思想意義的」。但是,囿於當時的形勢,他又不得不從政治上仍將寶釵看作一個「反面典型」,不能對其美學價值做出正確的估價,而只從其「思想意義」得出如下結論:「薛寶釵主要是一個忠實地信奉封建正統思想,特別是信奉封建正統思想給婦女所規定的那些奴隸道德,並且以她的言行來符合它們的要求和標準的人。」
四
回顧釵黛研究二百餘年的歷史,可以說是走過了一條迂迴曲折的道路。迄今為止,真正能為研究起到庫恩所謂「範式」(paradigm)作用的,只有俞平伯、李希凡和藍翎、何其芳。總結其中是非得失,促進釵黛形象研究,建立新的「範式」,筆者認為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一、小說要注意到作者的美學思想。曹雪芹在《紅樓夢》中說該書是「奇傳」,「令世人新眼目」。甲戌本脂評也說「打破歷來小說窠臼」。作者在小說開頭借批判「歷代野史」、「佳人才子」小說,闡明了自己的創作意圖:「本意原為閨友閨情,並非怨進罵時之書矣」;「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不肖,則一併使其泯滅也」。作者對其筆下「幾個異樣女子」的態度,通過詩詞及寶玉之口也說得明白:「千紅一窟(哭)」、「萬艷同杯(悲)」;「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作者還借賈雨村之口講出了一篇「正邪兩賦論」,暗示要寫出才情節操均有異稟,性格複雜的人物來。反映了作者獨特的人性論和人物形象論。作者的上述思想和主張,很好地體現在其作品和人物形象塑造中,理當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視,對於正確評論釵黛及其他人物形象十分必要。
二、要擯棄非此即彼的線型思維模式,避免對文學作品人物形象簡單地做道德審判或貼政治標籤。這是「舊紅學」和一些所謂「馬克思主義紅學」家的通病。對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揭示其深刻的政治、道德內涵,實屬必要,但不能只此一點,不及其餘,犧牲其豐富的美學內涵和藝術價值。在《紅樓夢》的人物形象體系中,釵黛屬於英國作家福斯特所謂「圓的人物」,而非「扁的人物」(參閱其《小說面面觀》),「和從前的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大不相同」(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釵黛對立」也好,「釵黛合一」也好,都不能準確地概括這兩個人物形象的豐富內涵。誠如黑格爾所說:「每個人都是一個整體,本身就是一個世界。每個人都是一個完滿的有生氣的人,而不是某種孤立的性格特徵的寓言式的抽像品。」[5]
三、要提倡對原著精讀,並將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分開。如果仔細閱讀《紅樓夢》,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釵黛二人起初性格不和,經常鬥嘴,但四十二回以後,兩人關係便融洽起來。這在原作四十五回、四十九回、五十七回、六十七回均有描繪。寶黛婚姻每每為老夫人、薛姨媽、鳳姐等提起,如二十五回鳳姐對黛玉開玩笑說:「你既吃了我們家的茶,怎麼還不給我家做媳婦?」對此甲戌本夾批說:「二玉事在賈府上下諸人,即看書人,批書人,皆信一對好夫妻,書中每每常常道及,豈其不然,歎歎!」可見說「寶黛好事被人離阻」,寶釵「想佔有賈寶玉」並和黛玉存在衝突,沒有什麼事實依據。這裡反映了一個如何對待觀點與材料的問題,一個學風的問題:是「論從史出」還是「以論帶史」?《紅樓夢》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非一人所作,幾成定論。高鶚續作有很多情節都是違背曹雪芹原意的,其思想、藝術水準不可與曹著等量齊觀。如續作中黛死釵嫁一節,向來為一些人作為同情黛玉、憎惡寶釵的主要依據,但並非雪芹原意。作為欣賞,不必強求;作為研究,理應分別。即使前八十回為程、高所改文字也應鑒別。如「脂本」中寶釵「罕言寡語,人謂藏愚;安分隨時,自雲守拙」。程、高本卻將「藏愚」改為「裝愚」,一字之差,意義大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