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困惑的關聯思考
一、紅學困惑
今春以來，國內幾家報刊先後發表了《 紅學的困境》 、《 災難的紅學》 、《 「紅學」之路怎麼走》 １ 等多篇言簡意賅的短文，紛紛指出：「近年來的『紅學』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一會兒有人獻出一張《 紅樓夢》八卦結構圖，被某些『紅學家』歎為觀止」, 「一會兒又有人充滿自信地破譯『紅樓密電碼」，被某些「紅學家」充滿激情地『贊同』和『鼓勵』，一會兒又有人異常堅定地揭露《紅樓夢》 脂評大騙局」。因此著文者呼籲「從純文學的角度研究《 紅樓夢》 ，使長困於牛角尖和受人利用的『紅學』早日走出災難。」這些短文刊出後，各地的文摘報刊紛紛轉載。因而使人感到當前的「紅學」確實已陷入困惑之中。
有道是「禍不單行」，一場困惑未化解，另一場困惑又降臨，那就是著名紅學家周汝昌先生發表在．( 《北京大學學報》 上的《 還「紅學」以學》 給我們帶來的困惑；就是《 還「紅學」以學》 的最後一章，以黑體大字排印的那段結論性的文字中寫下的：
還『紅學』以學。
這學應是中華文化之學，而不指文學常論，因為曹雪芹的《 紅樓夢》 是中華大文化的代表著作之一，其範圍層次遠遠超越了文學的區域。
為什麼說這一段文字帶來了又一場困惑呢？就在於這段文字給「紅學」確立了一個駭人聽聞的新界說「紅學就是中華文化之學」。此一新說與周先生數十年來一貫堅持的觀點有了驚人的大轉彎。如他在1980 年寫的《 紅學辨義》 中說：
紅學的真正「本體」是什麼？是討尋曹雪芹這部小說是寫的誰家的事，用中國文學傳統的說法講，就是「本事」。紅學的肇始和全部都是討尋本事；
紅學的正宗，就是討尋此書本事的紅學，而不是別的；
他在1981 年的《 〈石頭記〉探佚》 序言中又說：
在紅學上，研究曹雪芹的身世，是為了表出真正的作者、時代、背景；研究《石頭記》 版本，是為了恢復作品的文字，或者說「文本」；而研究八十回以後的情節，則是為了顯示原著整體精神面貌的基本輪廓和脈絡。而研究脂硯齋，對三方面都有極大的必要性。
在關鍵意義上講，只此四大支，夠得上真正的紅學。紅學（不是一般小說學）最大的精華部分將是探佚學。對此，我深信不疑。
好了，以上所強調的「本事」、「探佚」和「身世」、「版本」、「八十回以後」、「脂硯齋」這四大支，又怎能和那個「中華文化之學」掛上號呢？二者之間又存在著哪些承傳、轉化關係呢？這兩種說法之間，到底是後說發展了前說，還是後說否定了前說呢？
面對這困惑上再加困惑，我的這篇文字也只能是帶著萬分困惑的心情去思考這紅學的困惑和製造了紅學困惑的困惑了。
二、「紅學」界說的困惑
紅學界對「紅學」一詞的界說，真像是一組「不定方程」，它擁有無窮多個解。似乎沒有哪一種學問、哪一個學科，像「紅學」這樣，存在著學科辨義上的眾說紛紜，難以統一。如果稍加思考，就不難發現在當前出現的「紅學」的困惑中，真正感到困惑的，多非紅學界內之人，也非那些自封的界內之人。那些積極撰文創立新說的，不管他立的是正說還是歪說，是文說還是野說，是學者之說還是白相人之說，莫不個個自我感覺良好，儘管不同說者之間，往往是「一個個像烏眼雞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但挨盡了罵的立說者，也都能極其心安理得地笑罵任他笑罵，只緣到頭來都能獲得名利雙收的結局。似乎此一界內沒有輸家只有贏家。為此，海外學人馬幼垣先生稱紅學是「亂中求盛的玩意」。但實際上這亂中求盛的喜劇中隱含著極大的悲劇色彩－ 正是由於「紅學」界說的紛紜，你有你的紅學，我有我的紅學，公?倒欣恚潘燈龐欣恚硇磯嘍嚶欣淼陌嚴罰朔蚜碩嗌僦秸牛擲朔蚜碩嗌俟庖酰叢煬土艘桓黽湮蘩淼暮鍛瀾紓?/p>
「紅學」界說的困惑導致了「紅學」的困惑。因此，不把「紅學」是什麼搞清楚，「紅學」的天下是難以清淨的。
三、紅學是什麼？
說來慚愧，諾大一個中國，如許多紅學專家與紅學論著，卻難得有人專門著文為「紅學」做一番「正義」的工作。若問何物紅學？我只得從《紅樓夢辭典》 這類辭書上查找「紅學」這一詞條了。這一條註釋頗長，內中有如下說法
紅學，是指研究《 紅樓夢》 的學問，它包括研究《 紅樓夢》 的思想意義、藝術價值、創作經驗、作者曹雪芹的生平家世，《紅樓夢》 的版本、探佚、脂評等等。也有人認為，紅學研究的範圍是曹學、版本學、探佚學和脂學，與對《 紅樓夢》 自身的研究無關。這種意見沒有得到廣泛贊同。
《 紅樓夢大辭典》 出版於1990 年，如果說「紅學」當時存在兩種不同的界說，到如今卻又出現了第三種。它們分別是：
（一）「紅學」是一切研究《 紅樓夢》的學問的整合
公開發表此說的除《 紅樓夢大辭典》 「紅學」辭條的前一種解釋外，散見於諸多論文中的這類說法也很多，唯一般用詞並不十分嚴謹，但內涵是清楚明白的。例如：方平的《曹雪芹與莎士比亞》 一文中寫了：「《 紅樓夢》 不僅讓人在一生中一遍一遍地反覆閱讀，它同時吸引了許多學者去研究它，成為可以終生研究的一種專門的學問，叫做『紅學』。『紅學』可以是作者身世的考查，版本上的校訂，當然也可以對作品本身作思想性的探討、藝術上的分析等等２ 。」又如海外學人周策縱在1980 年台北召開的一次《 紅樓夢》 研討會上的發言中說的：「紅學有以下六種方向」：即從史學的觀點來研究；從思想觀點來研究；從語言文學的觀點來研究；從各種科學的觀點來研究；從比較文學的觀點來研究；方法學上的研究。海外學人余英時也在這個會議上發言說：「一方面研究曹雪芹的家世，一方面也要研究小說本身」。「我們不能希望《紅樓夢》 的研究只限於某一個角落」３ 。
綜觀以上各位的見解，他們是把「紅學」界定得十分廣闊的－ 所謂「紅學」，就是兼容並包了有關《 紅樓夢》研究的一切方方面面。
（二）「紅學」是（僅僅是）索隱、考證、探佚、討尋本事這一派的立說人是周汝昌先生。立說的文字見於他80 年代初發表的《 紅學的藝術，藝術的紅學》 、《 紅學辨義》 、《 ＜石頭記探佚＞序言》 。在這三篇文字中，作者為「紅學」界定了極其明確的、又極具排它性的界說：
嚴格說來，「紅學」這門學問，是有其特殊定義和界限的，並非是一種４ 《 紅樓夢》 就是『紅學』；用一般小說去對待《 紅樓夢》 的仍然是一般小說學５ ，而不是紅學。
一般小說學不能（一不應該，二不可能）代替紅學。－ 引自《 紅學的藝術，藝術的紅學》
「紅學」的真正「本體」是什麼？是討尋曹雪芹的這部小說是寫的誰家的事，用中國文學上傳統的說法講，就是「本事」。
十分明顯，討尋本事的學問，才是紅學的本義，才是紅學的「正宗」。－ 引自《 紅學辨義》
「紅學」是什麼？它並不是用一般小說學去研究一般小說的一般學問，一點也不是。
紅學因何而產生？只因《 紅樓夢》 這部空前未有的小說，其作者、背景、文字、思想、一切，無不遭到罕聞的奇冤，其真相原貌蒙受了莫大的篡亂，讀者們受到了徹底的欺蔽。紅學的產生和任務，就是來破除假象，顯示真形。
紅學（不是一般小說學）最大的精華部分將是探佚學。對此，我深信不疑。－ 《 ＜石頭記探佚）序言》
從以上引文看，這一界說具有極強的排它性，絕不兼容界定以外的任何東西。所以文中用了許多「才是」、「不是」、「一點也不是」、「並非是」、「仍然是」這樣的斬釘截鐵的語言。對於研究小說《紅樓夢》 的思想傾向、藝術特色、描寫技巧、人物安排、典型形象、語言藝術、情節波瀾等小說本身的研究，周先生是要將其列入「用一般小說學去研究一般小說的一般學向」的另冊之中，從而施以「紅學」的破門律。
以上所述的這一界說，除見於周先生的著作外，便僅見於《 紅樓夢大辭典》 中的「紅學」詞條所列的「沒有得到廣泛贊同」的又一種意見。如還有他人發表過類似的見解為我所疏漏，皆因我的孤陋寡聞所致。
（三）「紅學」是（僅僅是）「中華文化之學」
這一派的立說人還是周汝昌先生，但這是九十年代中期的周汝昌先生，是他1995 年發表的《 還「紅學」以學》 中的立論。首先他在這篇宏文起首的「內容提要」中就寫下了：
… … 夠得上學術的「紅學」，是自胡適《紅樓夢考證》 開始。魯迅對《 紅樓夢》 識解之高明遠過當時流輩，為「紅學」早期模範和圭臬。50 年代初，由於為政治鬥爭服務，「紅學」之「學」的質素成分越來越微；……鑒往知來，作者呼籲還『紅學』以「學」：這學，應是中華文化之學，而不指文學常論，因為曹雪芹的《紅樓夢》 是中華大文化的代表作之一，其範圍層次遠遠超過了文學的區域… …
在該文結尾的一章中，作者又以黑體大字寫下一段結論性的文字
這學（指要還的學）應是中華文化之學。
不無遺憾的是，周先生這一次為「紅學」創立的新界說的一個關鍵詞「中華文化之學」，雖然在文中多次出現，但它一直是個含含混混、影影綽綽，只聞其名不詳其貌的模糊概念，讓人抓不住它的明確內涵。不過我們只要將該文前後的提法運用小代數解方程的代入法，就會為「中華文化之學」尋得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精彩解答。要知這解答如何精彩，容筆者在下一個題目中細說端詳。
四、「索隱、考證、探佚、討尋本事」與「中華文化之學」
既然「紅學」界說中的「索隱、考證、探佚、討尋本事」與「中華文化之學」，這兩種看似風馬牛的說法，皆由周汝昌先生一人所創立，這二者之間是否存在著某種共性和承傳、包容關係呢？看來是有的。
首先，這兩說都具有絕對的排它性，這兩說都將以小說學、文藝學的觀點研究《紅樓夢》 ，斥之為「缺少真學」、「以非學充學」, 是「並非真正的紅學」。
其次，這看似風馬牛的兩說之間，的確存在著頗為奧妙的「包容關係」、「承傳關係」。要查明這種關係，可首先採用初中小代數解方程用的代入法，把《還「紅學」以學》 前後兩段文字中的兩句話一行代入，寶葫蘆裡的秘密便當場揭曉：
引自《 還「紅學」以學》 篇首的「內容提要：
夠得土學術的「紅學」，是自胡適《 紅樓夢考證》開始。－ １
引自《 還「紅學」以學》 結尾一章中的黑體大字：這學（指要還的學）應是中華文化之學。－ ２
１ 代入２ ：
夠得上中國文化之學的正宗紅學，是自胡適《紅樓夢考證》 開始的。
胡適的《 紅樓夢考證》 是一本什麼樣的書呢？它是新紅學考證派的奠基之作，在這篇兩萬餘字的長文中，既對舊紅學做了歸納和批判，又對《紅樓夢》 的「著者」和「本文」做了考證。他從多種史志、筆記、詩詞中收集的證據考證出：「《 紅樓夢》 明明是一部『將真事隱去』的自敘的書。若作者是曹雪芹，那麼，曹雪芹即是《紅樓夢》 開端時那個深自懺悔的『我』！即是書裡的甄賈（真假）兩個寶玉的底本！懂得這個道理，便知書中的賈府與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因為《 紅樓夢》 是曹雪芹『將真事隱去』的自敘，故他不怕瑣碎，再三再四的描寫他家由富貴變成貧窮的情形。… … 《 紅樓夢》 只是老老實實的描寫這一個『坐吃山空』『樹倒瑚孫散』的自然趨勢。因為如此，所以《 紅樓夢》 是一部自然主義的傑作」。
這就是由胡適所創立，由周汝昌先生發揚光大的「自傳說」。胡適曾在《紅樓夢考證》 一文的結尾說他的「自傳說」「能把將來《 紅樓夢》 研究引上正當的軌道，去打破從前種種穿鑿附會的『紅學』；創造科學方法的《 紅樓夢》 研究！」
從胡適的《 紅樓夢考證》 到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 。可以看出「新證」大大發展了「考證」, 「新證」就是新的「考證」，是從胡適的考證方法，推進到周汝昌的把作品的本事考證與作家的傳記考證「合而為一」的「新考證方法」。當年胡適重視的是小說以外的材料，而「新證」的作者是先把小說裡的材料看做比歷史文獻和檔案更為可靠的信史，再把小說本身和作家傳記「合而為一」地相比勘，從而創立了他的更徹底、更絕對的「寫實自傳說」。６
胡適雖然是自傳說的創始人，但他在《 紅樓夢考證》中還一再表示「我的許多結論也許有錯誤的」, 「也許有將來發現新證據後即須改正的」。到了周汝昌把「考證」推向「新證」時，由於他認為小說裡的材料比歷史材料更準確、更可靠，因此他認定用這種「合二為一」的考證方法所確立的「寫實自傳說」已是不可能存在任何錯誤的絕對真理。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曹雪芹小說之為寫實自傳，卻已是舉世公認的事實了，絲毫再沒有疑辨的餘地」。
由於周汝昌的「新證」肇源於胡適的「考證」, 「寫實自傳說」肇源於「自傳說」，因此必須承認《 紅樓夢考證》 是正宗「紅學」的開始。
綜上所述，我們一步步領悟出周先生近來高唱「中華文化之學」的奧妙。這看似仿彷彿佛、渺渺茫茫的「中華文化之學」，競一經小代數的代入法就使我們撥開迷霧見青天。哈哈！原來周先生所說的「中華文化之學」不過就是他的以尋討本事為綱的「寫實自傳說」的別稱。不知是不是由於周先生確立「寫實自傳說」的奠基之作《紅樓夢新證》 中廣徵博引遍及枝蔓，而他所徵引的那些正史、野史、檔案、筆記、皇室譜系、曹氏宗譜、俚巷傳聞以至詞詩曲賦，比比盡在中華文化內涵之中，這樣，他所做的考證，所寫的文章，豈不盡屬「中華文化之學」了嗎。當然，這只能解釋「中華文化之學」與「索隱、考證、探佚、尋討本事」之間的同一性與包容關係。如果要考查二者間的承傳關係，那想必也是有的，要說沒有是不符合事物發展的規律的，但這究竟是「學」上的承傳、還是「術」上的承傳，那就只有周先生本人才能說清楚了。
我以上的分析，多少帶有一點「推考」的味道。儘管「推考」是周先生的發明創造，也是他所慣用的，但我仍認為「推考」出的結論未必可靠，即上述的「本事」說與「文化」說完全可能既無包容關係也無承傳關係，完全是不相干的兩種說法，設若如此則我們既不見周先生否定「本事」說，再提出一個文化說，就只能解釋為：「凡周所言皆真理，不管怎麼變，金口玉言都是聖旨！"
五、「紅學的開始」就是「考察其本事」嗎？
周汝昌先生堅持的「紅學就是尋討本事」的立論依據，就是他在《紅學辨義》 中說的：
紅學作為名詞，成立實晚；作為實質，發生最早——早在作品一經傳出後立即發生了的。紅學的真正「本體」是什麼？是討尋曹雪芹的這部小說寫的誰家的事，用中國文學上傳統的說法講，就是「本事」。
從最早期的史料當中，可以清楚看到，紅學在乾隆年間已分三派；「曹家事」派，「明珠家事」派，「張勇家事」派。都是尋討「本事」的。紅學的開始－ 亦即其本身、實質，本來就是考察其本事。
事情果真如此嗎？非也。首先周先生玩弄了一個概念上的把戲，他把早期的三個索隱派別，說成了早期紅學的三個派別，從而把人們導向他預為設計的認識誤區－ 「紅學」壓根就是索引本事，壓根就不包含本事以外的內容。
現在且讓我們看一看事實真像如何；郭豫適的《紅樓研究小史稿》 中介紹的早期的紅學雜評家時，曾將這類雜評歸納為「形式多樣，所評的角度也各不相同，思想認識方面更不一致」。如嘉慶十七年刊本二知道人的《 紅樓夢說夢》，在論《 紅樓夢》 作意及小說旨義，評論人物，以及肯定小說的高度概括性的種種說法，都與索隱、考證、探佚、討尋本事無關，純屬他個人對小說《 紅樓夢》 的觀感。
又如道光年間自號「讀花人」的塗瀛寫下的《論贊》 和《 問答》 ，也全在評論人物，完全無涉本事。即或是在紅樓人物的姓名上大作隱義文章的道光元年刊印的諸聯的《 紅樓評夢》 ，也是以更多的筆墨串聯了大量人物來闡發他對小說《紅樓夢》 的評論見解，並不是一個完全徹底的索隱派。
即或是被周汝昌先生定為乾隆年間三大索隱派之一的，創立「張勇家事」派的周春，他的《閱紅樓夢隨筆》 （寫於乾隆五十九年）中，也夾雜了一些要讀者通今博古，心細眼明，要通官話京腔，熟悉文獻典故等等，也都是在針對小說《 紅樓夢》 的特點，指導人們閱讀，而全與索隱無關。
郭豫適的《 紅樓研究小史稿》 曾把脂硯齋以外的早期紅學研究者分為索隱氣評點派和雜家評論，前所言及的二知道人、周春等皆為其列入雜家，而所謂的評點一派，原即是從評論形式上劃分出來的，若從內容上看，則根本不是一個有統一見解的派別，內中既有搞索隱的，也有從事一般小說評論的。如切實做一番統計，可以看出在「紅學的開始」階段，專事「考察其本事」的，僅及半數左右，說它的「本身實質本來就是考察其本事」，顯然與事實不符。
再如，我們每談起「紅學」這個詞，都要徵引晚清時期鄒弢的《 三借廬筆談》 中記述的，他與許伯謙之間為談紅樓幾揮老拳的故事。他們為什麼會幾揮老拳呢？是為了考察本事上發生的分歧嗎？不是，他們之幾揮老拳全因一個尊薛而抑林，一個尊林而抑薛，皆絲毫不涉及本事。因此，筆者認為，紅學壓根兒就不是僅言本事的學問。它過去不是，現在不是，將來也不是僅言本事全然無涉小說學的學問。
註釋：
１ 這三篇分別刊載於3 月19 日《 北京青年報》 ，3 月22 日《 中國婦女報》 和5 月19 日《中國旅遊報》 。
２ 這是從劉夢溪編的《 紅學三十年論文選編》 中隨手翻出的一篇文字，作者本不是在有意為「紅學」做界說。
３ 台北召開的《 紅樓夢》 研討會上發言，後在198 。年8 月22 日至24 日的台灣《 聯合報》 上以《 <紅樓夢> 研究的未來方向》 為題連續刊載。後輯入胡文彬、周雷編的《紅學世界》 ，北京出版社1984 年版。
４ 「種」字原文如此，疑排印有誤。
５ 周先生有關小說學的說法，存在著嚴重的語病。這就像說；「用天文學去對待限石的，仍是天文學」, 「用海洋學去對待魚汛的，仍是海洋學」一樣，不僅語義不清，而且邏輯混亂。箇中奧妙就在於他以「對待」二字更換了「研究」二字，如此便完成了一個模糊學的把戲。
６ 《 紅樓夢新徵》 中這類實例很多，如他認為曹璽是榮國公賈源，所以硬把曹璽說成是曹爾正弟弟。又如書中賈寶玉有個入選皇貴妃的姐姐，而史書上卻查不到曹雪芹有皇貴妃的姐姐，他仍然認為「絕不能因此即斷定必無元春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