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辨誤（三）
三、 「探佚」成果辨誤
一
紅學家宣稱：「沒有探佚，我們將永遠被程高偽續所錮蔽而不自知，還以為他們幹得好，做得對，有功，也不錯……云云。沒有探佚，我們將永遠看不到曹雪芹這個偉大的頭腦和心靈畢竟是什麼樣的，是被歪曲到何等不堪的地步的！」（周汝昌《〈石頭記探佚〉序》）那麼，吸引了諸多研究者與續作者的探佚的成果，是否讓讀者真的看到了「曹雪芹這個偉大的頭腦和心靈」，或者真的顯示了「原著整體精神面貌的基本輪廓和脈絡」呢？
答案是令人沮喪的。一位在探佚工作中付出過長期努力的學者評論道：
探索與論述曹雪芹小說的佚稿的工作，本來理應受到廣大紅學愛好者的尊重與歡迎。然而，紅學界一度出現的「探佚熱」，其社會效果卻並不十分理想，甚至還有點令人擔憂。探佚的結果，無奇不有。諸如寶釵再嫁給賈雨村為姨太太，在送夫充軍北方途中，倒斃於雪地；柳湘蓮率農民起義軍攻破京師；寶玉還俗或充軍；黛玉上吊或投水；鳳姐死後被奸屍，棄骸骨於荒野；湘雲婚後性慾無度，致使丈夫脫陽暴卒……如此等等，驚耳駭目，情節之離奇，如讀當代某些外國流行小說。（蔡義江《論紅樓夢佚稿·致讀者》）
撇開這類「缺乏嚴謹的治學態度，又走得太遠」的妄誕之說不論，那些號稱「醇正學風」、「正派路子」的探佚，其結果又當如何呢？被譽為「第一次敢於打破二百多年來程高所設置的堅固的枷鎖，努力嘗試創造出一個嶄新的、比較接近雪芹原著本旨的『後半部』的情節和收束」的「有里程碑的意義」的（周汝昌《紅樓夢──根據曹雪芹原意新續》序）電視連續劇《紅樓夢》後七集，播出以後，收視率不高，多數專家與廣大觀眾，都認為「基本情節不可信」，「不能很好地保持原著的精神」，這是耐人深思的。用它作為檢驗探佚成敗得失的樣品，看看在情節設置、形象塑造乃至思想意蘊的闡發等等方面究竟存在著哪些失誤，以及造成這種失誤的理論根源究竟在哪裡，也許是最為適宜的。
二
據改編者《願心——代前言》的說明，電視劇改編的方針是「忠於原著，重視續作」。但按探佚者的觀點，八十回以後的「原著」早已散佚不存，又何從「忠於」起呢？改編者的工作，實際上「等於重新創作」——「代人立言」的創作了；具體說來，就是：「根據前八十回正文伏線，根據人物性格發展的必然邏輯，根據情節推進的必然邏輯，根據脂批提示，根據原著總的風格和氣氛，參考大量的文獻資料，參考紅學界諸家多年的研究成果，盡可能合理地構想出八十回以後部分並且用電視劇本的形式表現出來。」改編者的五個「根據」中，「正文伏線」、「脂批提示」是探佚者向來服膺的客觀材料，但對「伏線」的理解，早就存在誤解、穿鑿和不明版本的偏向；「脂批提示」則是尤其靠不住的東西。「客觀材料」尚且如此，「人物性格發展的必然邏輯」、「情節推進的必然邏輯」、「原著總的風格和氣氛」之類，就更是改編者「自己對原著的直接感受和理解」了。至於紅學界的研究成果，「曹氏佚著的情節究竟如何，紅學界遠遠沒有弄清。探佚的文章是不少，但有的走得很遠，有的自相矛盾，多數還只是帶有很大主觀成分的猜想。要把這些所謂『成果』，串成完整的合理的情節，還差得遠哩，又如何能體現原作的精神？」（蔡義江《走向了兩個極端——電視連續劇〈紅樓夢〉觀後》）
但是，電視劇改編的失誤，卻並不在佚稿的情況遠遠沒有弄清，探佚的成果自相矛盾，而在探佚者刻意要「製造」一種有別於所謂「程高偽續」，實際上是《紅樓夢》有機組成部分的後四十回的新的意境、新的結局，實際上構成了兩種不同的社會政治觀和藝術審美觀的嚴重較量；這種較量，主要表現在三個大的方面：
一、將賈府興衰的過程處理為毫無新意的秘史瑣聞。
改編者發願要超過以往各類改編之作只局限於寫「人」、寫「情」的水準，立志要在寫「意」（闡發原著豐富的內涵和立意）上有所突破，而第一個「意之所在」，就是「通過一個封建大家族的衰亡，闡發了『水滿則溢，月滿則虧，登高必跌重；樂極悲生，否極泰來；榮辱自古週而復始，不是人力能可常保』的一種『無常』哲理」（《願心》）。姑不論這種「無常」哲理是否具有歷史的深度，單就把賈府的衰亡處理為宮廷鬥爭（「外頭殺來」）與家族內部鬥爭（「家裡自殺自滅」）的結果而論，就實在是一種毫無新意的舊套。紅學家大多相信脂批關於元春之死是「通部書之大過節大關鍵」的話，認為「元春之死與楊貴妃之死有某種類似之處」：「一是她不是死在深宮內院，而是死於避安祿山之亂的道路途中。二是她被縊死乃由於楊國忠的誤國，兵士因怨楊國忠，『追後台』而牽連到她。」（梁歸智《石頭記探佚》）聯想雖極豐富，但要落實到電視劇的改編中，無奈是太困難了，所以只好借賈璉的話，把此事說得十分神秘：「事情有些蹊蹺，一是都說不知道娘娘怎麼突然薨了，二是至今不提謚號的事……」。電視劇的「獨創」之處在暗示此事與忠順王府有關，所以元妃一死，忠順王府就拘去了被賈璉攆走的鮑二家的，隨即抄沒了寧榮二府，而在忠順王爺宣讀的聖旨中，抄家的罪名也作了省略；直到最後一集，已經淪為雜役的寶玉邂逅北靜王時，還不忘追問：「我們娘娘……究竟是怎麼回事？」而北靜王居然簌簌流淚，連連搖手：「別……別問了！說不得了……說不得了……」
如果說宮廷鬥爭是以撲朔迷離的方式處理的話，那麼，賈府內部的鬥爭，卻被詳盡而突出地強調了：在這一方面的「探佚」成果，確實是相當可觀，足供參考的。紅學家說：「賈府巨變之由，是『內鬼』『外祟』交發並作，……『內鬼』之生，則由於賈府內部存在兩大矛盾：大房（賈赦、邢夫人）與二房（賈政、王夫人）的不和是一個內部矛盾，二房本身又有嫡（王夫人、寶玉）與庶（趙姨娘、賈環）的暗鬥是另一個矛盾。兩個矛盾的焦點體現在哪裡呢？在鳳姐和寶玉二人身上。為什麼？因為她們嫂叔二人是經濟實際掌權者與產業法定繼承者。」（周汝昌《紅樓夢新證》第893頁）電視劇的改編， 無疑是遵循了這個指導思想的。電視劇的第一場重頭戲是第二十三集的「荼蘼架事件」。大約是為了強調「派系之爭」，改編者不覺忘了自己定下的「情節推進的必然邏輯」了：
1、「被賈太君視為命根、心肝， 被眾人捧為鳳凰的正支嫡派的『待補』賈府府主」的堂堂的寶二爺，竟會懼怕查夜的人，拉著黛玉躲到荼蘼架下，被傻大姐發現以後，驚惶地拉起黛玉朝山後跑去，避之唯恐不及；
2、「每日偷狗戲雞，爬灰的爬灰，養小叔的養小叔子」， 唯有門前一對石獅子乾淨的賈府，居然會對寶玉的「清白」特別看重起來，「到處是三個一堆、五個一夥」的議論紛紛，王夫人聞訊更是「臉色煞白」、說話「顫聲」；
3、闔府皆知賈母將襲人與了寶玉，早已是寶玉的人了， 如今居然要讓她挺身出來，承擔「勾引寶二爺到荼蘼架底下去」、「帶累了二爺的聲名品行」的罪責。王夫人深知「那種事」斷不是襲人做得出來的，她這是為了「保全寶玉」，也就是「保全」了自己；襲人則說：「我知道，把二爺洗清白了，我也就留不住了……」
賈府中到底有哪一股力量，使得王夫人、寶玉如此害怕呢？襲人說：「這一回算是萬幸，遮過去了。可咱們府裡的那起小人，太太知道，口裡眼裡心裡都夠使的，難說不讓他們看出破綻來……」賈府中真的有使王夫人也畏懼的「小人」麼？只有天知道。
第二場重頭戲是第二十五集元妃薨逝後賈璉與鳳姐矛盾的激化。鳳姐取出被她藏匿了兩三年的多姑娘的頭髮，欲給賈璉致命的一擊，不料賈璉卻一反常態，突然強硬起來，請到邢、王夫人並賈珍、尤氏，將尤二姐的「命案」端了出來，命秋桐、善姐當場交代了鳳姐設計虐待尤二姐的真相，還把訛傳已死的張華傳喚對證，鳳姐頓時神情慘變，昏倒在地上。經此一番安排，紅學家所謂賈家之敗的二大主因之一、「統治階級的大代表」的鳳姐的罪惡才得到充分的暴露，「代表著一群受欺壓、受迫害的不為人所齒的『小人物』階級，在改變了社會地位關係之後，重來和過去的統治、壓迫者算賬」（《紅樓夢新證》第 899頁）的理念也得到了落實；但是，緊接元妃薨逝之後的這場小插曲，並不能解釋賈府隨即被抄沒的原因，倒反而現出改編者指導思想的混亂：探佚者一致認為，《紅樓夢》是徹底反封建的，因此賈府一定要徹底敗落下去，而絕不能有「敗而未倒」、「落而復起」的局面；但是，自有封建社會以來，單個家族、集團的興衰，是極平常的事，抄家滅族，也是史不絕書。賈府不等於整個封建階級，賈府的敗亡，更不等於整個封建社會的敗亡，這本是最普通的常識。電視劇是讓賈府化作「白茫茫大地」了，但同情他們的北靜王依然不倒，與他們作對的忠順王愈益炙手可熱，封建社會的運作，仍將持續下去。改編者提供給讀者和觀眾的，不過是宮闈秘史與家族瑣聞一類毫無新穎性的貨色，其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較之傳統小說中寫忠奸之爭的政治小說和善惡之爭的道德小說，還要等而下之。
二、將寶黛愛情的悲劇處理為平淡無奇的生離死別。
紅學研究的成果表明，「寶、黛、釵愛情婚姻悲劇在這片古老而充滿了生機的文學天地裡處於一個中心的地位」，「它們所表達的豐富複雜的社會歷史內涵，以及那瀝血滴髓、纏綿細膩的情感描寫，兩百多年來，曾經是那樣深深地激動過無數青年男女的心，使他們為其所感動，所陶醉。」這種愛情之所以具有如此永久的動人心魄的魅力，根本原因是「寶黛愛情是建築在共同的叛逆的思想性格基礎之上，而且這種叛逆不只是局限於封建禮教的範疇，還包括了封建科舉制度和人生道路等其它帶根本性的方面，所以這一愛情才為封建家族統治者所不容，最終慘遭被扼殺和毀滅的厄運」（孫遜《論〈紅樓夢〉的三重主題》，《文學評論》1990年第4期）這大約已經成了《紅樓夢》愛好者和研究者的共識。
可是，探佚者卻大多喜歡強調在曹雪芹的構想中，應是「木石前盟在前，金玉之緣在後，寶釵是在黛玉死後，才嫁給寶玉的」。有的探佚者還特別指出：「在佚稿中，林黛玉之死與婚姻不能自主並無關係，促使他『淚盡夭亡』的是別的原因。」（蔡義江《論紅樓夢佚稿》）
為了貫徹這一指導思想，探佚者和改編者不得不首先解決情節設置中的一大難題，即設法把寶玉從賈府支開，讓他脫離矛盾的漩渦，以便讓黛玉在絕望中「淚盡而逝」。方案之一是：賈府發生一連串重大變故，元春死去，賈府獲罪，「寶玉和鳳姐倉皇離家，本為避禍，竟因其某種原因而在外久久不得歸來。賈府中人與他們隔絕了音訊，因而吉凶未卜，生死不明」，「黛玉經不起這樣的打擊，急痛憂忿，日夜悲啼，她憐惜寶玉的不幸，明知這樣下去自身病體支持不久，卻毫不顧惜自己，終於把她衰弱生命中的全部熾熱的愛，化為淚水，報答了她平生唯一的知己寶玉。」（同上）方案之二是：發生了與異民族的戰爭，寶玉被迫從軍，「在前一年秋天離開賈府，黛玉在寶玉走後日夜思念悲啼，又受到趙姨娘一黨的陷害打擊，於第二年春末淚盡夭亡」（梁歸智《石頭記探佚》）。電視劇實施的是第三個方案：探春和番，寶玉被遣送嫁，遠遠地離開家中，致使黛玉因思念寶玉而疾病漸重。為了沖淡黛玉之死的濃重氣氛，改編者有意安排了種種內外矛盾以間隔之：史家被抄，鳳姐私自收下史家連夜轉移的東西，邢夫人乘機興風作浪；薛蟠為爭戲子，打死仇都尉之子，被巡檢衙門鎖了；迎春為丈夫凌虐，死訊又至……大故迭至，竟無人過問黛玉之死活，紫鵑情急，闖進房內報告賈母。賈母大慟，道：「要是林丫頭再有個三長兩短……我也不活了……」遂欲為寶玉、黛玉議婚，鳳姐亦頗贊成。黛玉聞此喜訊，身體漸好，已能出來散步，忽然聽小紅向紫鵑透露：寶玉的船遇到海盜，見人殺人，見貨搶貨，寶玉不知下落，只找到了那塊玉！黛玉眼前一黑，昏倒在花塚旁……
黛玉之死，是《紅樓夢》中最具撼動人心力量的文字，而到了探佚家筆下，卻成了平淡無奇的生命的天然終結。焚詩帕、焚詩稿，雖然都一一「參考」了、搬用了，但已不是因為「斷癡情」，哽咽著「……寶玉……等等我……」，已經失卻了焚稿的韻味。更叫人驚訝的是，黛玉剛死，寶玉就回來了！紫鵑跪在榻旁， 拚命地搖晃著軟軟地橫在榻上的黛玉：「……你聽見了么姑娘，……寶玉……回來了！……」寶玉則輕輕地坐在床榻邊， 對著空的床頭，柔聲細氣地：「……妹妹，我回來了……」。黛玉之死的唯一解釋，就是寶玉的遠離；這一遠離，又是外界的諸因素釀成的：於是，寶黛愛情悲劇本身，也就喪失了任何歷史的和審美的意蘊了。
探佚者當然沒有忘記對黛玉之死的社會原因作一番推究。他們認為：「在黛玉問題上，主要是先因趙姨娘搞鬼（賈環也可能使了壞）。她為毀寶玉，看清了一著棋，必先毀黛玉。故此捏造異事醜聞，時向賈政報告。迨到適逢元春『關念』寶玉婚事，召賈政共同商量時，賈政遂將所得於趙姨娘的讕言，（當然包括王夫人所得於襲人的也在內）『奏』與了元春。元春於是『明令』宣判黛玉『淫賤』，指定聘娶寶釵。至此，黛玉遂無由再留於世，而寶玉也只有『奉旨完婚』的一條死路可走。」（《紅樓夢新證》第904 頁）由於種種原因，電視劇把這種「詭計深心」派給了丫環麝月。她先是建議王夫人為寶玉「趕早定一門親事」，及至聞知賈母有心「親上做親」，又提醒說：「不說寶姑娘待選才人讚善的事不成了麼？」最後乾脆獻策「請宮裡娘娘的旨意」：於是，賈母、鳳姐被完全洗刷了，所謂「很庸俗、很淺薄的、毫無思想內涵可言的『移花接木』『僵桃代李』的兒戲辦法」被婦姑勃溪、叔嫂鬥法乃至奴才獻計、小丑跳梁之類的貨色取代了。「這樣的東西」，才是曹雪芹真正「未必肯寫——也根本寫不出的」呢！
黛玉一死，《紅樓夢》最大的難題，就以一方「讓路」的方式獲得了最便捷的解決，寶釵與寶玉完婚，也就順理成章地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電視劇無法表現寶玉對黛玉之死的揪心的悲痛，卻讓他完全順從地接受了一位與自己志趣絕不相投的妻子。「奉旨完婚」洞房內一場戲，寶玉只有「驚異地四面環顧」、「猛地回過頭來，死死盯住房門」和「閉上眼睛，一下掀去蓋頭」三個動作，以及當年寶釵看金鎖識通靈，林黛玉說「我來得不巧了」兩個閃回，寶玉的苦痛，已被一筆勾銷。尤其是此等大事，竟放在《賈府抄沒》一集中，作為過場戲來處理，這就從根本上取消了寶黛愛情的悲劇內涵，而這恰是對《紅樓夢》精神的最大背離。
三、將寶玉出家的抉擇處理為無可奈何的窮途末路。
探佚者強調：「後半部賈家被抄沒之後，景像極慘，賈寶玉等人都曾『展眼乞丐人皆謗』，最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就生動地表現了曹雪芹對封建社會的徹底絕望，絕無妥協留戀之意」，只有通過探佚，才能認識《紅樓夢》「對整個封建制度和思想體系的叛逆」及「對真善美，對自由和幸福的永恆渴望和追求」（梁歸智：《石頭記探佚》）。電視劇的創新之處在於，徹底地泯滅了寶玉心上的任何主體意識，《獄廟相逢》一集中，寶玉和兩府人等共六、七百號關在羈候所裡，聽憑牢頭老三、馬販子王短腿、醉金剛倪二一幫「桃園兄弟」任意擺佈，當賈芸混入廟中探看，寶玉大受感動，含淚道：「……自遭家難以來，親朋故舊，躲之惟恐不及。……我先時的知交，如今一個都……。老太爺、老爺當日提攜了多少人！桃李門牆、絳帳春風……，沒像雨村那樣恩將仇報、落井下石就算很不錯了！」這種站在失勢者立場對「忘恩負義」之徒的譴責，哪裡像寶玉的聲口？ 「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的寶玉竟有偌多的「知交」；賈府中賈代善、賈政也居然成了拔擢賢才、廣收生徒的良臣！當賈芸說要找幾個朋友救他出去， 寶玉慘然一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又能跑到哪兒去？……再說，父母家人都在難中，我一個人出去，又有什麼意思？」一心要寫成「樹倒猢猻散」的電視劇，雖然做到了不讓賈府重興，不讓寶玉中舉，卻加重了他對封建家族的眷戀，把他也降到了「樹倒」以後猢猻群中一員的水準。「轉眼乞丐人皆謗」的寶玉，看到遠處烈焰騰空，本能地喊道：「哎呀，榮國府！」──「對封建社會的徹底絕望，絕無妥協留戀之意」云云，可以說已經蕩然無存。
電視劇還特意添加了做了更夫的寶玉被人侮辱的一幕：
喧笑聲中，寶玉被人群團團圍住，推來搡去。
一個年青人高聲喊著：「寶哥兒，你的那塊玉呢？摔給我們看看呀！」
人群哄然響應：
「對對，拿出來！」
「摔呀！」
高台階上，十幾個男僕開心地大笑。
一個婦人尖聲叫著：「哎——，我這兒有才調好的胭脂，你吃不吃呀？」
人群哄笑。
一個中年漢子笑著使勁推了寶玉一把。
寶玉踉蹌著倒地，呻吟了一聲。
中年漢子高聲嚷著：「快，快喊姐姐妹妹就不疼了！」
人群哄笑。
寶玉從地上爬起來，滿面淚痕。
各種各樣的笑臉在寶玉眼前晃動著。
這種筆墨，不啻是對《紅樓夢》精神的最大否定和嘲弄！
電視劇雖然讓寶玉謝絕了北靜王帶他回去的建議，說：「……百年公府，瓦解冰銷。如今，我孑然一身，了無牽掛。太白有云：『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王爺，讓我……走自己的路吧。」但寶玉並沒有「自己的路」。深秋寒冬，春去夏來，寶玉到處乞討，把剩菜湯「咕咚咕咚」灌下去，被惡狗追得拚命奔跑，仍然不時回想起榮國府往日的榮華。終於在一個冬夜，他討乞來到蔣玉菡家門口，被襲人留住了下來。襲人一邊給寶玉梳頭，一邊表白說：「……那年，我母親、我哥哥要贖我回家，我說過……至死也不回去的。……原想著一心一意伺候二爺，能……長長遠遠的，可……到底……」，可是，寶玉卻鼾聲大作。等到蔣玉菡把安頓在客店裡的寶釵與麝月接來，炕上已空無一人。寶玉就這樣「懸崖撒手」了！然而，什麼叫「懸崖」，為什麼要「撒手」，電視劇卻始終沒有讓讀者與觀眾鬧一個明白。
三
對《紅樓夢》結局的認識，歸根結底必然受到論者主觀意念的支配。胡適認定《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既然曹雪芹是「一技無成，半生潦倒」、「蓬牖茅椽，繩床瓦灶」，後四十回寫賈府「重沐天恩」、「蘭桂齊芳」，就不可能出自曹雪芹的手筆；五十年代「小人物」起來批判胡適，卻同樣需要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權：因為既然《紅樓夢》是徹底的反封建的政治小說，只有那先中舉人、後中進士，滿腦子封建正統觀念的高鶚才會去寫寶玉中舉的情節。
假如我們從這種先人之見中掙脫出來，設身處地想一想：《紅樓夢》所揭示的社會問題，在那個時代能夠解決嗎？顯然不能。如果如實地寫去，讓賈寶玉「始於榮華，終於憔悴」，「綺夢既闌，窮愁畢世」，「真實」是「真實」了，但留下的只是令人傷感的悲劇；如果改變一種寫法，讓賈府重興、家道復初，傷感是沒有了。但剩下的卻是廉價的喜劇：兩種模式都是前人嘗試過的，事實證明都不會有太高的藝術品格。曹雪芹的高明之處在於他能夠另闢蹊徑，讓寶玉應試高中，以見其不是「不肖種種」，吃不著葡萄才說是酸的。他的中舉，既滿足了家人的願望，又檢驗了自己的價值，然後大笑出家，飄然而去，他對科名利祿的蔑視，頓時獲得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曲沐先生指出：「整部程甲本，保持了小說故事的完整性、系統性，不論情節發展和人物性格、結局，前後基本上是統一的。有的『探佚』者說寶玉出家和黛玉早死都不是曹雪芹的原意。實際上兩位主人公的結局，正是前八十回所透露的，是情節推演和人物性格發展的必然邏輯和歸宿。……其他如寶玉中舉、賈府抄家、寶玉寶釵成婚、寶釵守寡、以及元春早喪、探春遠嫁、惜春為尼、妙玉被污、鳳姐之死等等，都可以從前八十回尋繹出情節發展和隱伏的端倪。這說明前八十回和後四十回存在著內在的有機聯繫，是一個有機整體。這種有機聯繫，使小說呈現著一種完整美、結構美。而且後四十回情節已進入描寫人物結局與歸宿階段，作者投入的智慧和傾入的感情就愈多，彷彿如江河奔流，波濤起伏，到此已凝結匯聚，形成迴旋、激盪、潰決之勢。」（《神龍無尾與連城全璧》，《貴州大學學報》1992年第1期）這是非常有見地的。探佚的結果之所以必定歸於失敗， 是因為它的全部實踐都是對原著所蘊涵的社會政治觀和藝術審美觀的全面挑戰，「對著干」的結果，讀者看到的不是曹雪芹的「偉大頭腦和心靈」，而是探佚者在自身知識結構和藝術趣味支配下對《紅樓夢》粗陋、膚淺的領悟和詮解，它們既是違反歷史真實的，也是違反美學原則的，它們的存在價值，充其量是曹雪芹偉大頭腦和心靈的一種反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