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還「紅學」以學》看考證派是否誤解了《紅樓夢》
不久前，筆者在網上發表《考證派是否誤解了〈紅樓夢〉》，在文中提出：「是不是胡適當初在進行《紅樓夢考證》時，從根本上誤解了《紅樓夢》？是不是許許多多的學者們也跟著胡適『走錯了道路』，同樣誤解了《紅樓夢》？」最近，筆者讀到周汝昌先生一篇發表於10年前的《還「紅學」以學》的大作，發現周老的大作為《考證派是否誤解了〈紅樓夢〉》一文，提供了更全面而有力的證據。周老在該文中指出，胡適先生當初進行《紅樓夢考證》的出發點完全是為了提倡他的白話文，且胡適對《紅樓夢》幾乎一無所知，更無半點好感，胡適的《考證》是在「空虛浮泛」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由此看來，考證派的開山祖師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從一開始就誤解了《紅樓夢》，便在情理之中了；許許多多的學者跟隨著胡適「走錯了道路」，同樣誤解了《紅樓夢》，也就難以避免了。
正是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從一開始就對《紅樓夢》進行了誤解，隨之引起周汝昌先生為代表的眾多考證派學者出於各種原因和目的的亦步亦趨。這些學者們為了維護胡適觀點的正確，他們不但在胡適先生倡導的「大膽假設」的基礎上越來越發揚光大，而且不惜以「造假作偽，惡語欺人」，「歪曲證據，以利己說」來鞏固自己的權威地位，繼續對《紅樓夢》進行自欺欺人的誤解，從而造成了周汝昌先生在《還「紅學」以學》一文中所形容的「紅學的巨大悲劇性」，造成了考證派幾十年來的考證觀點和考證成果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越來越站不住腳的難堪局面。
胡適為提倡白話文而進行《紅樓夢考證》，
造成《紅樓夢考證》立論基礎的「空虛浮泛」
周汝昌先生是中國當代考證派的主力和集大成者。1995年，周老應北京大學學報主編龍協濤先生之約，發表了《還「紅學」以學》的長篇力作，比較坦城地表達了他對「紅學」前景的擔憂。他認為，現在的紅學界，缺少一些「敢與王、蔡、胡、魯的學力識力相比」的學者參與，而是由一些「愧對先賢的今人來『佔領』此一學域」，從而形成了「一件十分可悲的文化現狀」。
此外，在周老的這篇大作中，他老人家花了不少筆墨，披露出胡適當年進行《紅樓夢考證》完全出於另有用心——「胡先生當時作考證，只是為了提倡『白話文學』」；披露出胡適對《紅樓夢》「這部書的真涵義真價值可說一無所論，簡單膚浮得令人驚訝」。周老因此「深深詫異」：胡適「這樣一位國學大師，對文字筆墨的欣賞鑒別能力竟然如此鈍而不明，若非親歷，實難置信」！
透過周老的《還「紅學」以學》，我們不但可以看到考證派的開山祖師胡適為什麼一開始就誤解了《紅樓夢》的各種因素，還可以從幾十年來不同的歷史階段，對考證派為什麼一直誤解《紅樓夢》得到多方面的解釋和答案。
為了對周老披露的胡適當年進行《紅樓夢考證》的動機有進一步瞭解，對現在通稱的「新紅學」的先天不足有更全面認識，筆者將周老《還「紅學」以學》第四部分「『新紅學』的不足之處」的相關論述摘錄於下：
胡氏考證，在當時那種理解認識十分混亂的年代出現，確實貢獻很大，說是具有科學性，不算誇張。但那畢竟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之最初的事，回顧起來，當然不無遺憾之點。
第一， 先生晚年自述生平，對「建立新紅學」很覺得意。但揆其實際，這只是一種「馬後課」。胡先生當時作考證，只是為了提倡「白話文學」，選出幾部小說名著，包括《鏡花緣》《醒世姻緣傳》，逐一為之「整理」，標榜「新式標點，分段排版」，然後給每部小說都作出一篇考證，冠於卷首，讓「亞東」印行。他用力甚勤，多屬開創工作，收穫豐富，但他正是「一視同仁」，「平均對待」，初無任何特重《紅樓》一書之意。這種考證，作者，年代，版本……，乃屬於一般性的考據對象的共同內容項目。所以他從來也沒有要建立一個「紅學」專科學術的動機與觀念。
他做了一般性的考訂工作，貢獻不小，但這兒並沒有什麼新的思想內涵與學術體系可言。
因此，從嚴而論，我們稱之為「紅學」，原是有些張皇其詞了，胡先生自己也發生了錯覺，以為自己真曾建立了一種新的什麼「學」。其實並非如此。
第二， ……
胡先生除了提出「自敘傳」（相對於寫別人而言是不錯的），對曹雪芹這部書的真涵義真價值，可說一無所論，簡單膚浮得令人驚訝——一個真正夠得上「學」的專科學術體系，是不會那麼空虛浮泛的。
也正因此故，他寫了《考證》之後，只由於又得見《庚辰本》而作了一個「補考」而外，再也沒有繼續為「紅學」作什麼事情。即就搜求文獻文物以及有關的各種形態的史料來說，以他的資望地位，以彼時的北京文化結構未經巨大動亂的有利條件下，他卻放棄了努力徵集的重要工作（義務、責任），除了收得《甲戌本》與《四松堂集》，就再也不見他關切此事了。
以上情況表明，他原無建「學」之意，當時關涉「白話小說」的任務一完成，就滿足而止步了。
第三， 對曹雪芹的為人，對《紅樓夢》的性質（特點、意旨、蘊涵……），他並未表現出什麼探討興趣。不妨說，單層次歷史考證而外所必需的思力、識力和更高層次的靈智方面的體會尋求，賞音參悟，一概欠缺。而用這種精神態度去對待這一主題，就使得「新紅學」非常貧薄，夠不止一種高級的文化學術的品位。索隱派人士的不服氣，正是與此不無關係。
第四， 由於上一點原因，胡先生就連對「版本」的認識也是個模稜兩可、自矛攻盾的「實踐」者。
比如，他收得了價值極高的、可以代表雪芹真面貌精神的《甲戌本》，然而對這一珍貴文本卻不見他發生多大的「整理」流布與深入研究的興趣與願望，《考證》寫畢，即將此珍本束之高閣了。相反，他一直對那部程、高二次篡改歪曲原文最歷害的《程乙本》大加欣賞，為之作序宣揚、排印流布，直至他晚年，仍然未見稍改早先的眼光與心情。
……
提倡在他的當時後世寫文要白話，是可以的，但要用「白話化」來衡量中華歷代的文學作品，拿它作為唯一的不可爭議的標準，這就違反了歷史和科學。——大量令人肉麻的庸俗拙劣的「白話」的得以流行與受讚美，皆由這個魔道而致成立。
……
我不禁深深詫異，這樣一位「國學」大師，對文字筆墨的欣賞鑒別能力竟然如此鈍而不明，若非親歷，實難置信。
對以上這些，我起初只以為他是受了「意障」，即「白話障」，簡單絕對化的思想方法所致。後來方逐漸明白：問題的根本是他的「西方意識」在指導一切。他是想把中國文化的各方面特點特色都改成西方化——包括語言文字的民族精魂在內！因此，他不尊重雪芹原作的真實，而只是用程高篡本為他的「白話主義」服務而已。
……
就從一點來看，事情也很分明：胡氏之於《紅樓夢》研究，實未建立一個堪稱獨立的新創的「學」。
可知世之所謂「新紅學」，原是一種誇大了的名目和概念。
周老傾其畢生精力於「紅學」研究，自詡為「是繼胡適等諸先生之後，新中國研究《紅樓夢》的第一人，享譽海內外的考證派主力和集大成者」。（1）以周老引以自豪的非凡的「智商」（2）和非凡的「學力識力」，特別是對「《紅樓夢》的著者是曹雪芹」進行考證的執著，他老人家在其古稀之年披露胡適當年進行《紅樓夢考證》的動機，對胡適《紅樓夢考證》的貢獻和失誤予以評價，無疑是最具發言權的，他的這些發言應該是最具權威性的。就如周老所言，胡適對《紅樓夢》從來就沒有好感。胡適曾自稱：「我寫了幾萬字考證《紅樓夢》，差不多沒有一句讚頌《紅樓夢》的文學價值的話」（3）。他甚至認為「《紅樓夢》在思想見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學技術上比不上《海上花》，也比不上《儒林外史》，——可以說，還比不上《老殘遊記》。」（4）正因為胡適對《紅樓夢》並無好感，我們很難想像，一個以「西方意識指導一切」，「想把中國文化的各方面特色都改成西方化——包括語言文字的民族精魂在內」的人，能對《紅樓夢》的全部內容進行深透的理解；我們很難想像，一個對《紅樓夢》並無好感的人，能對《紅樓夢》中「故將真事隱去」的全部內容進行不可或缺的探究！再加之胡適當時既缺少時間也缺少興趣對《紅樓夢》進行深入研究，進行《紅樓夢考證》的資料多是委託顧頡剛、俞平伯進行搜集整理，難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胡適《紅樓夢考證》的局限性。特別是他在發表《紅樓夢考證》改定稿時，又故意將自己已經推翻的一些明顯錯誤的傳聞當作證據塞進去，比如將已經自我否定過的袁枚《隨園詩話》中「中有所謂大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數語，仍然當作了《考證》改定稿中的重要證據。胡適的這些很不科學的作法，不可避免地構成了《紅樓夢考證》的信口開河，甚至比周老所稱的「空虛浮泛」還多了好幾分虛假。周老說胡適的《考證》根本就「夠不上一種高級別的文化品位」的評價，應該是比較恰當的。
周汝昌為謀取「受惠無窮」而進行《紅樓夢新證》，
造成其《新證》離《紅樓夢》研究的實質越來越遠
經過周老《還「紅學」以學》的介紹，我們進一步瞭解到胡適當年進行《紅樓夢考證》，「從來也沒有要建立一個『紅學』專科學術的動機和觀念」，人們對胡適的這一「紅學」的評價，「原是有些張皇其詞」了。那麼，現在公認的胡適所開創的「新紅學」風行天下80多年，其間湧現出不少享譽海內外的考證派大師，考證派至今掌控《紅樓夢》研究話語權的現象又從何而來呢？縱觀80多年的「新紅學」發展歷程，作為考證派主力和集大成者的周汝昌先生的「貢獻」是不可抹殺的。
要想比較全面地瞭解周老對「新紅學」作出的「貢獻」，還得從他老人家當年給胡適的信件中尋找其軌跡。從這些信件中可以看到，周老對「紅學」的「貢獻」，可以追溯到他在北京大學讀書期間。那時，周老在胡適《紅樓夢考證》的啟發下，在「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間」（5）發現了胡適先生久尋未獲的《懋齋詩鈔》，對此，胡適給予了極高的評價，稱周老「《懋齋詩鈔》的發現，是先生的大貢獻。」（6）
1947年12月，周老在《懋齋詩鈔》基礎上發表了《〈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7）胡適對周汝昌發表的這篇文章給予了鼓勵。周汝昌因此而獲得了接近胡適的機會，並且一步一步地得到胡適的「通體的指導」、「幫助」、「教正」（8）。為了感激胡適「那樣懇摯指導」的「知己」之恩，（9）當胡適於《紅樓夢》認識非常「簡單膚浮」的情況下發表《紅樓夢考證》之後，周老「反視先生之後，並無一人繼起作有系統的持續研究，為我派吐氣，俞平伯先生的書另是一路，他完全沒有在史實上下任何工夫，只是閒扯天，因此絲毫不能有所加于先生之說」，（10）便自告奮勇擔當起為胡適先生「我派吐氣」的重任。在胡適建立於「空虛浮泛」基礎上的《紅樓夢考證》引起眾多學者質疑的非常時期，「先生（胡適）在這件（考證）小而又小的事上是孤立的」（11）關鍵時候，正好也是周汝昌直面「人微言輕的學生，在社會上想作任何理想的事亦困難萬分」的窘境時，（12）「悟性」特好的周汝昌先生自然而然地「悟」到胡適的《紅樓夢考證》為自己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良機」（13），便主動向胡適提出「這個工作（周老現在稱的建立在「空虛浮泛」基礎上的《紅樓夢考證》）是先生創始的，我現在要大但嘗試繼承這工作。因為許多工作，都只開了頭，以下便繼起無人了，所以我要求創始的先生，加以指導與幫助。」（14）從而直接明瞭地求胡適先生「替我想一個」「真是受惠無窮的」「辦法」，（15）讓胡適先生為這位「人微言輕的學生」，找來盡可能可以找來的資料，讓其進行《紅樓夢》研究。
當時胡適大量事務纏身，還是為周汝昌提供了「一切可能的便利與援助」。（16）雖然胡適於1948年12月15日乘蔣介石派來的專機匆匆飛離北京，周汝昌並沒有放棄自己許給胡適「我既有此意，又已獲得先生贊助，無論如何，決心力任此業」（17）的諾言。周汝昌先生以三年多的時間，就完成了洋洋大觀的《紅樓夢新證》。之後，周老又撰寫了《曹雪芹家世生平叢話》、《曹雪芹小傳》等系列著作，「悟」出了「脂硯即湘雲」這一「平生在紅學上，自覺最為得意而且最重要的一項考證（成果）」。（18）從而「構建了自己的紅學體系」。（19）周老因此成為了新中國的「紅學」第一人，成為了「考證派的主力和集大成者」。
然而，從周老與胡適往來信件所透露的信息中，我們除了能比較全面地瞭解到周老為「新紅學」作出「貢獻」，還能瞭解到周老當年從事《紅樓夢》研究，完全是為了給自己謀求一份「受惠無窮」的「理想的事（業）」。因此，我們就能看出為什麼周老沒有在幾十年前及時向胡適指出《紅樓夢考證》立論基礎的「空虛浮泛」，而是在胡適建立於「空虛浮泛」《考證》的基礎上，進行了推波助瀾的《紅樓夢新證》；與胡適的《考證》相比，周汝昌的《新證》甚至更加偏離了《紅樓夢》研究的實質，亦離周老《還「紅學」以學》文中所謂「學」的範疇越來越遠。儘管周老在《還「紅學」以學》中，對胡適當年進行《考證》的動機並無任何褒獎之詞，但這並不能掩蓋他老人家當年純粹是為了投身胡適的考證派的「為我派吐氣」的門派之爭，而從事《紅樓夢》研究的本來面目。如此說來，他老人家當初的動機是否純正，所研究的方向是否正確，他的《新證》的研究成果有無客觀公正的學術價值，能否經得起科學的論證和歷史的驗證，他為「新紅學」作出的「貢獻」有無正反兩方面的作用，實在是值得人們玩味和懷疑的。
建立在周汝昌錯誤多多的《新證》基礎上的考證派觀點，
不可能對《紅樓夢》做出科學的考證和正確的解讀
如前文所述，周老的《還「紅學」以學》花了不少筆墨，對胡適「為了提倡『白話文學』」而進行《紅樓夢考證》的初衷進行了披露，但他老人家對自己的《紅樓夢新證》究竟功過如何卻避而不談，對自己編寫的曹雪芹生平家世的系列著作中相關證據是否經得起推敲和論證避而不談，這也似乎說明周老對自己的認識和評價有失公允和客觀。周老如今對胡適當年進行《紅樓夢考證》的動機給予了不無貶責的披露，但周老當年是出於結識胡適而進行《紅樓夢》研究的，如他自己所說，「我如不因談紅樓，如何得與先生相識呢？」（20）而周老的《紅樓夢新證》的觀點，也是完全沿用了胡適《考證》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框架，即論證「《紅樓夢》的著者是曹雪芹，《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所以，即使周老的《新證》比胡適的《考證》資料更翔實，論據更充分，也不過是在胡適《考證》基礎上的發揮和延伸，不過是為胡適的《考證》推波助瀾和搖旗吶喊而已。
由於周老的《紅樓夢新證》的資料翔實，對胡適的《紅樓夢考證》的觀點似乎有了更有力的證據支撐。特別難得的是，周老的這部著作於解放不久的1953年問世，在那新中國剛剛成立，國家百廢待興、百業待舉的特定歷史時期，周老的《紅樓夢新證》正好填補了國內相關學術領域的空白，為一個「一窮二白」的學術領域帶來新的話題和活力，所產生的轟動效應遠遠超過了他撰寫該書的初衷。周老的《紅樓夢新證》，終於為他自己開創並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受惠無窮」的「理想的事（業）」。（21）
周老的個人願望是很快就實現了，令人遺憾的是，他老人家的《新證》是從胡適「空虛浮泛」的《考證》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儘管周汝昌先生窮其畢生精力，對胡適先生最先確定的「《紅樓夢》的著者是曹雪芹」這一命題進行考證，在對曹雪芹的家世生平進行全面考證的基礎上創立出自稱的「芹學」（22）。就因為胡適《考證》基礎的「空虛浮泛」，所以，周老及眾多的考證大師們按胡適的《考證》思路考證了幾十年之後，至今也搞不清胡適所要「考證」的《紅樓夢》著者曹雪芹到底是何方神仙，搞不清這個曹雪芹究竟是曹寅的兒子還是曹寅的孫子。從這個層面來說，無論是胡適的《考證》，還是周汝昌的《新證》，都成了「空虛浮泛」的學說，都成了「將真事隱去」的「假語村言」。
隨著對《紅樓夢》研究的不斷深入，不但有學者和周汝昌先生一樣，對胡適當年的《考證》進行點評和反省，也有學者對周老的《新證》進行重新的研究和論證，並發現周老的《新證》謬誤多多。如王利器先生就專門寫出《〈紅樓夢新證〉證誤》一文，尖銳地指出《紅樓夢新證》存在「不知妄說、不知妄改、不倫不類、以訛傳訛、張冠李戴、輾轉稗販、顧此失彼、道聽塗說、數典忘祖、前知五百年」十類硬傷。（23）王利器後來又指出，「《紅樓夢新證》，錯誤極多，幾乎每頁都有錯。在他（周汝昌，下同，筆者注）的書中，元朝人竟能知道八旗，這是怎麼搞出來的？真是前知五百年，後知五百年。我曾有篇文章，列出他書中十大類錯誤，文章發表多年，他至今沒有答覆我，他是沒法答覆的。」
既然周老的《紅樓夢新證》也存在如此多的錯誤，周老為其忙了一輩子的曹雪芹之說越來越不能自圓其說，越來越站不住腳，由此看來，周老的學術生涯學術體系不僅存在巨大漏洞，而且也給紅學界帶來了巨大的「悲劇」。因為從中國新紅學的發展歷程來看，現在通稱的主流「紅學」即考證派的主要觀點，幾乎都是建立在胡適的《考證》和周老的《新證》的基礎上的。就連現在通行的曹雪芹死於1763年（壬午）除夕的說法，幾十年來進行的曹雪芹逝世多少週年的紀念活動，也是在胡適《考證》、周汝昌《新證》的基礎上確定的。劉夢溪先生對此評價說：
「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只是給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勾勒了一個大致的輪廓，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才真正構築了一所較為齊全的住室。」（24）
孫玉明先生亦認為：
《紅樓夢新證》是周汝昌的第一部也是影響最大的一部紅學專著。這部「關於小說《紅樓夢》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證書」，以其開創意義和資料的豐富詳備，在紅學界產生了廣泛持久的影響。
一般認為胡適是「新紅學」的創始人和奠基者，在俞平伯和顧頡剛的幫助下，他只是完成了「新紅學」開山立派的初期工作。周汝昌則是「新紅學」的集大成者，《紅樓夢新證》幾乎涉及了有關《紅樓夢》的所有問題，堪稱該書出版以前《紅樓夢》研究的一個總結。（25）
若是以周老的《還「紅學」以學》的相關論述為標準，並以周老審視胡適當年進行《紅樓夢考證》的眼光，來審視周老的《紅樓夢新證》，很多學者都知道周老的《新證》不過是一個剛剛走出校門的大學生，為了給自己謀求一份「受惠無窮」的事業，按胡適的《考證》的基本思路，用圖書館的資料拼湊而成的。周老的這部《新證》在解放初期雖然產生了很大影響，但並不能說明一個毫無社會閱歷可言的大學生，能編著出一部無懈可擊的學術專著來。周老在《還「紅學」以學》中稱：「百年過去了，如今這一輩的人，又有幾個敢與王、蔡、胡、魯的學力識力相比？由這些愧對前賢的今人來『佔領』此一學域，我則感到是一件十分可悲的文化現狀。」同樣的道理，當時一個剛剛走出大學校門的周汝昌，又豈能與王、蔡、胡、魯的「學力識力」相提並論？他所進行《紅樓夢》研究的出發點，又怎能和王、蔡、胡、魯的出發點一視同仁？如果周老具有王、蔡、胡、魯的「學力」，其《新證》又怎會被王利器先生證出「幾乎每頁都有錯？」如果周老具有王、蔡、胡、魯的「識力」，又怎能對王利器先生多年前提出的錯誤一直置之不理？
老至今還自稱，「我自知並沒有充當紅學家的真實的德才學識。如果在這一點上我不自揣量，那真是不知愧恥之尤了。」（26）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周老甚至稱自己「是個大俗人，大陋才，大卑識，大祿蠹」。（27）如果僅僅以周老的《新證》和相關著作，來確定連自己都沒有任何底氣和自尊的周汝昌先生是考證派的集大成者，就如周老對胡適的《考證》的評價，「原是有點張皇其詞」了。如果指望以胡適 「空虛浮泛」的《考證》，以周汝昌「幾乎每頁都有錯」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新紅學」，能對《紅樓夢》作出科學的考證和正確的解讀，無疑是寄望過高了！
周汝昌對考證派的自揭家醜，
再次揭示考證派面臨「眼前無路想回頭」的必然選擇
周老或許意識到自己的「自傳說」觀點越來越破綻百出，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和挑戰，便在《還「紅學」以學》中，搬出「魯迅大師」一些並不全面的相關論述給自己壯膽，把魯迅先生說成「也是個堅決磊落的『自傳說者』」。列出的證據之一就是魯迅先生「在雜文中他也風趣地寫出了這樣的話：賈寶玉的原型是曹雪芹，曹雪芹整個兒地進了小說。」
然而，魯迅先生對《紅樓夢》的評價是非常客觀的，如他對《紅樓夢》「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28）的說法是全面而公正的，根本不存在周老所言的魯迅先生「也是個堅決磊落的『自傳說者』」。周老對魯迅先生的隻言片語進行了片面的吹捧後，筆鋒一轉，又以一種欲言又止的語氣抖出了紅學界10年前的種種弊端。並語重心長地指出《紅樓夢》研究中「種種不正常的現象」，引起「社會群議對『紅學界』的印象並不是十分良好的，而最其根本的症狀就是號稱紅『學』而缺少真學的本質。這種以非學充學之名、占學之位的畸形事態，是我國近年來學術領域中值得引起注意、反省的一大問題。」
從本文觀點的角度看來，周老「臨文不諱」所披露的種種現象，也是造成考證派多年來一直誤解《紅樓夢》的主要原因所在。既然周老從另一個側面論證和補充了這一本文想要表達的主題，且以周老特殊的身份提供了堪稱權威的相關素材，筆者再將周老《還「紅學」以學》「艱難的推進」中的一些自稱「不無顧慮的」論述摘錄於下：
（一）充分的跡象表明：毛澤東主席自1953年秋為始，忽然顯示出對《紅樓夢》的興趣與重視，在此後數年間多次談話中都傳出了他講論「紅學」的看法。海內外都認為這是建國後「紅學」較之前代更為興盛的一個原因。
（二）與此同時，1954年發起的批俞（發展成為批胡……）運動又給紅學研究帶來了另一種影響。由於執行奉行者的偏差，學術變成了為某一時期政治需要的口號機械服務的工具。上面傳來的一句話，往往即成為「紅學論文」的下一個主題。這樣的結果是大量的評紅論紅文章皆由一個既定概念出發而去尋覓「論據」，片面強調某一論點，而並不是從《紅樓夢》的客觀本體及其特性特點中作具體研析而得到的結論。
在此情勢下，「紅學」之「學」的質素成分，當然就越來越微了。
（三）再進一步，就衍變而出現了「階級鬥爭紅學」。這種論點的書，以化名「洪廣思」（馮其庸先生的筆名，筆者注）的《階級鬥爭的形象歷史》為之代表。這當然就離開學術更遠了，今不必多加評論。至於此類的「影射紅學」「儒法鬥爭紅學」等等相繼演出，於是「紅學」掃地盡矣。
當政治局面影響學術達到如此地步之時期，想做真實學問的處境是困難萬分的，這不待多說自明。但也還有另外的學風問題，加重了這種困境。今亦試舉其具有代表性影響的如下——
…… ……
3．造假作偽，惡語欺人。
這一類略分三種：一是假編「傳說」，凡傳說者必有一定普遍性即有一方一族之人皆大略知之，世代遞述；而假傳說則只有其?艘桓觶薰蠶掖呷繽八凳欏保耷畹摹跋附淞保縊砬啄慷謾６俏痺煳淖質妨希縭裁礎凹濉薄凹褪Ⅰ鋇鵲齲籩掠搿按怠庇洩餐恪安宦撞煥唷保淖衷蠐任拷牛ㄒ煌芍跏逼謚佟拔難浴保Ｈ俏痺臁拔奈鎩保分植灰唬哉偶彝濉盎蔽浯恚ㄒ延兄槿嗽淞妒詠恰吩又舊轄椅保?
以上三者，謬種流傳，一般文化水平不足者為其所欺，輾轉引錄，流毒極廣。然而此種作偽大抵怕人揭露，凡表疑問者即以下流惡語傷之，態度惡劣。
4．學風與學德。
這兒用「學」字已是十分勉強了，因為我不擬涉及「學」以外的不忍言之事，姑且用之以示範圍。
一種學風是自己逞臆妄說，而不許人異議，凡表不同意者，即設詞辱詈，群眾至謂之為「罵街紅學」。一種是巧妙稗販他人學識，而專門以「反戈一擊」為手段，以圖貶人揚己，此種例不勝舉。
一種是「霸勢」，企圖壟斷一切，「人莫予毒」。
一種是以「手法」代治學。至於不惜歪曲證據，以利己說。……
作為「紅學」權威機構之外的局外人，筆者固然不便對周老披露的「紅學」機構中的種種不堪現象妄加評論；也不想在本文中對已經過時的「階級鬥爭紅學」、「儒法鬥爭紅學」進行深入探討；更不必對周老披露的紅學界「造假作偽，惡語欺人」等種種「企圖壟斷一切」的「霸勢」，「不惜歪曲證據，以利己說」的現狀予以點評。時過境遷，也許周老十年前談及的紅學界某些令人難以置信的陋習早已蕩然無存，或許有了很大改觀。但是，一些紅學權威至今不能接受不同學術觀點的情況還是不同程度存在。他們仍以不同方式，對《紅樓夢》的作者和主題進行誤讀和誤解，仍對不同觀點的學者和學術文章進行不遺餘力的打壓，甚至對一個同樣缺乏證據而開創「秦學」的劉心武先生群起而攻之。他們自己卻仍然抱著一個子虛烏有的曹雪芹大唱讚歌。就考證派現在的出發點而言，或許早已經不是對《紅樓夢》進行科學的純學術的研究了。如果說胡適的《紅樓夢考證》是「為了提倡『白話文學』」，周汝昌的《新證》是為了給自己謀一份「受惠無窮」的「理想的事（業）」，那麼，現在的考證派大師也無非是在《紅樓夢》已經完成了為階級鬥爭服務，為儒法鬥爭服務的歷史使命後，讓其繼續為自己謀求一項「受惠無窮」乃至「受惠」終身的事業，謀求一項永遠冠冕堂皇的「紅學大師」的招牌；讓其繼續維持自己本已搖搖欲墜的「紅學權威」的合法地位。為了維持這個極具誘惑力的地位，為了維持考證派繼續壟斷繼續誤解《紅樓夢》的合法性，當今紅學界的代表人物馮其庸先生表示 ，還要對《紅樓夢》研究一千年（29）！甚至有學者還在高呼「曹雪芹萬歲」！（30）
為了對《紅樓夢》的考證持續一千年，為了讓這個曹雪芹活到一萬歲，為了使一個查無實據的曹雪芹給一代又一代的考證派大師提供「受惠無窮」的「理想的事（業）」，直到去年，仍有紅學界的權威人士（包括周汝昌先生）聯署向北京市有關部門呼籲，要求再建造更大規模的「國家級曹雪芹紀念館」（31）。只是他們的這一要求，再也不像四十年前（1963年）那樣，能得到國家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而是被北京市有關單位以其「證據不足」拒絕採納。對此，周汝昌先生也只能發出無可奈何的感歎，因為實在「拿不出真證據」而「愛莫能助」了（32）。這說明，現在的相關權威機構也認識到了考證派關於曹雪芹之說的「證據不足」，認識到了某些考證派大師的自欺欺人。
概而言之，一部歸根到底不過是小說而已的《紅樓夢》，也是當時民間的讀書人以「一把辛酸淚」「敷演」出來供世人「消愁破悶」的「假語村言」。這樣一部來自民間的小說，根本不值得一代又一代的「紅學大師」窮其畢生精力，在《紅樓夢》「滿紙荒唐言」的基礎上，為一個書中虛擬的作者名字，進行沒完沒了的「荒唐」的生平家世考證；更不值得兩百多年後「紅學大師」一面刻意抹殺書中「故將真事隱去」的反清思想，一面肆意為自己站不腳的考證觀點「造假作偽」，「偽造文字史料」。對為胡適《考證》辛苦了80多年的考證派而言，余英時先生早在1976年指出，「紅學考證基本上已盡了它的歷史任務」。（33）俞平伯先生早在80年代初提出「除了再有新資料發現，（考證派）能做的事已經很少」 。（34）並於1985年作出了「我看『紅學』這東西始終是上了胡適的當了」（35）的總結。看來，考證派的大師們在經歷了「身後有餘忘縮手」的輝煌之後，不得不面對余英時先生近三十年前一語破的的「眼前無路想回頭」的現實，不得不面對周老自揭家醜的難堪，或者「功成身退」，或者改弦易轍。而要真正實現《紅樓夢》開頭提出來的「誰解其中味」，恐怕還得民間一些不以「受惠無窮」為目標，卻以「同消寂寞」「陶情適性」為樂趣的「一技無成，半生潦倒」的「閒人」們來參與。
註解：
（1）、周汝昌自傳《紅樓無限情》扉頁
（2）、周汝昌自傳《紅樓無限情》 第9頁
（3）、《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 289頁
（4）、《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 290頁
（5）、周汝昌自傳《紅樓無限情》 149頁
（6）、宋廣波《胡適紅學年譜》胡適致周汝昌函 306頁
（7）、劉夢溪《紅樓夢與百年中國》 104頁
（8）、宋廣波《胡適紅學年譜》周汝昌致胡適函 319頁
（9）、宋廣波《胡適紅學年譜》周汝昌致胡適函 319頁
（10）、宋廣波《胡適紅學年譜》周汝昌致胡適函 320頁（其中「他完全沒有在史實上下任何工夫，只是閒扯天」在《胡適紅學年譜》中被刪，此數語來自宋廣波《胡適紅學研究資料全編》，因為該書中有「周先生特別申明：『未經我本人同意，不得隨意轉載。』」此處引文未經周老同意轉載，特向周老致謙。）
（11）、宋廣波《胡適紅學年譜》周汝昌致胡適函 320頁
（12）、宋廣波《胡適紅學年譜》周汝昌致胡適函 321頁
（13）、宋廣波《胡適紅學年譜》周汝昌致胡適函 316頁
（14）、宋廣波《胡適紅學年譜》周汝昌致胡適函 310頁
（15）、宋廣波《胡適紅學年譜》周汝昌致胡適函 321頁
（16）、宋廣波《胡適紅學研究資料全編》胡適致周汝昌函 302頁
（17）、宋廣波《胡適紅學年譜》周汝昌致胡適函 313頁
（18）、周汝昌自傳《紅樓無限情》 184頁
（19）、劉夢溪《紅樓夢與百年中國》 105頁
（20）、宋廣波《胡適紅學年譜》周汝昌致胡適函 314頁
（21）、宋廣波《胡適紅學年譜》周汝昌致胡適信 321頁
（22）、百花文藝出版社1980年版《曹雪芹.後記》 245頁
（23）、《紅樓夢研究集刊》第二輯 403頁
（24）、劉夢溪《紅樓夢與百年中國》 104頁
（25）、孫玉明《紅學：1954》 287頁
（26）、周汝昌自傳《紅樓無限情》 351頁
（27）、周汝昌自傳《紅樓無限情》 351頁
（28）、魯迅《紅樓夢》雜記 《魯迅全集》第八卷
（29）、2005年6月3日至5日，馮其庸先生在由河南教育學院和中國紅樓夢學會共同主辦的「百年紅學的回顧與反思——2005年全國中青年學者《紅樓夢》學術研討會」會上說：「紅學研究是沒有盡頭的，我曾說可以再研究一千年，這個一千年只是個概念，紅學是無窮無盡的，有開頭，什麼時候結尾誰也不能說；非但沒有盡頭，還在不斷地發展。」
（30）、傅光明主編《新解紅樓夢》286頁，傅光明：……最後用胡（德平）先生書中的一句話作為結語吧：曹雪芹萬歲，《紅樓夢》無疆！
（31）、《紅樓夢學刊》2004年第3期第1頁
（32）、周汝昌自傳《紅樓無限情》345頁
（33）、《海外紅學論集》余英時《眼前無路想回頭》 113頁
（34）、《我讀紅樓夢》第375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版
（35）、孫玉蓉編《俞平伯年譜》 530頁
2005年11月21日於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