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寶黛愛情悲劇的再認識
對於《紅樓夢》這樣一部偉大的文學名著，我們僅從社會歷史的角度研究和探討是不夠的。從總體文化系統來看，文學是文化活生生的可感覺的形式，它始終處於總體文化的支配之下。因此，在一個較大的文化背景上審視《紅樓夢》的藝術很有必要。這裡所說的文化，是指影響人們心理和行為的有著多層次結構的社會意識形態及有關的規範準則。那些在一定經濟、政治條件下群眾精神生活中自發形成的不穩定的情緒、感情、要求、願望、風俗習慣、道德原則、價值觀念和審美情趣等，是它的低級形態；系統的政治思想、哲學理論、宗教義理則是它的高級形態。每一時代的思想文化總和則表現出一種時代的基本精神。在中國民族文化的歷史進程中，儘管交織著各種矛盾，但最主要和最基本的矛盾，只能是傳統文化與反傳統文化的衝突。所謂傳統文化，指已經取得支配地位的文化系統。它具有保守抗變、和諧自足的特點；相對傳統文化而言的反傳統文化，暫時是沒有佔據文化宗主地位的社會意識形態。它具有創造變異，開放展拓的性質。它們之間的衝突，由深沉結構中的對立而趨於激烈的表面化的抗衡，由此構成了種種社會矛盾和精神衝突。中國古代文化就是由這種傳統和反傳統的衝突動態地構成的。這種普遍的和必然的衝突，導源於文化心理深層結構的二元對立性。它呈現為傳統的無意識歷史凝結和沉澱的惰性，與抗拒傳統有意識的現時變異的活力之間的衝突。這種惰性與活力的衝突，又通過文化心理深層結構自身的同化和調節兩種功能，交替保持平衡，體現出遞進的發展趨向，往往後一個文化衝突深化了前一個文化衝突。就在這種傳統與反傳統的文化衝突中，中國民族文化自身得以不斷調節、新陳代謝，不斷向更為完善的高級形態演進。
《紅樓夢》出現的時代，正是傳統文化與反傳統文化尖銳衝突的時代。如果我們把宋以後佔據統治地位的宋明理學看作傳統文化的話，那麼明末清初與「西學東漸」和資本主義萌芽相適應的啟蒙主義社會思潮，則是巨大的反傳統文化潮流。這種反傳統文化潮流帶有一定的反封建色彩和近代解放因素。它從理學禁慾主義的桎梏中擺脫出來，挺身站立在現實世界中，以一種不可遏止的熱情，直率地要實現自己的感情生活。這一文化潮流的代表人物李贄、陳亮、葉適、戴震等都具有較為鮮明的市民反對派氣息；顧炎武、黃宗義、王夫之、顏元等則是具有更多哲理思辯性質的進步學派，不論他們是以儒家異端或儒家正宗的面目出現，都大膽地冷靜地分析千百年來政治文化的得失，揭露社會弊端，破除傳統迷信，評議懷疑儒家的「 三綱五常」，不謀而合地從不同側面向封建社會晚期的正宗文化—宋明理學進攻。他們的矛頭不僅指向封建傳統文化，還直接批判封建政治體制，追求人的精神世界的解放，呼喚人們對民族文化的積極揚棄和擇取，從而覓取到真正活力不斷的源頭。在精神、心理、感情上，是一種巨大的歷史渴望。因此出現了從未有過的激動和狂熱!在這個歷史時期，它使中國傳統的主體思想文化受到激烈撞擊並產生動搖，引起了社會心理、人們信仰、觀念、情趣、風尚的變化，從而使整個社會的思想文化呈現出新的狀態。這種反傳統的文化思潮在文學上的表現尤為顯著。
明中後期出現的長篇小說《金瓶梅》，三言二拍、《牡丹亭》以及清初的《清忠譜》、《桃花扇》、《儒林外史》等，這些作品完全注入了一種現代的精神和感情，顯現出一種新的價值觀念。文學不再僅僅描寫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它描繪的是世俗人情，展現的是一幅幅多姿多彩的社會風俗畫。這裡的主題、題材、人物、語言已不同於封建正統文藝和文人士大夫的貴族氣派。其中有一個突出的主題和題材是普通男女之間的，具有自然生理基礎的性愛。描寫他們自願的、平等的、真摯的愛情。特別突出了青年女性對愛情的熱情、留戀、執著和忠誠，具有衝破重重封建禮俗去爭取自由的價值和意義。這些作品充滿了生命活力和新生意識，是對千百年來的封建專制和理學禁慾主義的衝擊破壞，反映出社會意識的巨大變化。這些作品的主題和題材，作為一種時代的意識傾向而言，它是一種「歷史的必然要求」，作為一種藝術探索和追求來說，它確實開拓了中國古代文學的思維空間和表現空間，從而以一種歷史敏感性把握了一個巨大的精神跨度。然而，由於文化自身具有強大的歷史慣性，它不斷地、頑強不屈地在衝突對立中保持自己的原型，建立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基礎上的宋明理學文化體系，以它巨大的慣性，頑固保留因襲傳統的功能，以至明末清初隨著資本主義因素的增長和城市生活的繁榮，以及「西學東漸」帶來的文明，難以在短時期內戰勝傳統勢力。文化的變革比社會的變革要艱難千百倍。因此，一種緊張持續的兩種文化衝突便成為明清之際時代精神的主旋律。我們在以上這樣一種較大的文化背景上來透視《紅樓夢》，就會發現作品對時代思潮的敏感，對八面來風的新鮮信息已有所吸收，表現出極強的當代意識。兩種文化衝突在《紅樓夢》的諸多現實關係中，在人物的性格和精神構造中表現出來。那麼古老、平靜、凝固的賈氏王朝，而今也在裂變、分化，乃至崩潰。外部世界的一切社會衝突和精神對抗也在榮國府中演出，同樣顯示出歷史的激烈狀態，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悲劇，並不是一個老而又老的古代傳奇，而是處在歷史斷裂時期，兩種文化衝突和選擇的反映，其中蘊涵著極為複雜而深刻的歷史內容。
眾所周知，寶玉和黛玉的愛情悲劇就是他們最慈愛的老祖母一手造成的。賈母是一個年高德重、仁愛慈祥、溫情脈脈的老祖宗，她既不像賈政夫婦那樣生硬冷酷，也不像鳳姐那樣暴戾凶狠，而是寬厚仁慈的「老菩薩」。她對寶玉黛玉最為鍾愛，超過對待其他兒孫，一個是她的「鳳凰」，一個是她的「心肝肉兒」，只要有可能，她可以摘下天上的星星和月亮來滿足這對寶貝孫子的要求。然而在寶玉和黛玉的愛情婚姻問題上，她卻絲毫不肯讓步，她用她那顫巍巍的手親手摧折了這株並蒂蓮，不僅剝奪了他們的肉體，也戕害了他們的精神生命。看起來，真有點不可思議，然而卻是事實。人們的心理和行為，雖然歸根結蒂總能從社會的經濟土壤中找到根源，但我們不應該忘了影響人們心理和行為的，主要是植根在一定經濟土壤中的社會意識形態，即道德規範、宗教意識、審美理念等，這才是人們行為的出發點。要理解賈母的行為動機，也應該從文化的視角來考察。《紅樓夢》中的賈府是一個典範的詩禮世家，榮國府的朱門裡，是一個封閉的封建王國，傳統的封建意識浸透了這個家庭每個成員的血肉，以至滲入到深重的雕欄、古樸的磚瓦、清雅的瓷器中去。傳統文化維繫著這個家庭內外成員各種關係的對立統一，它既強制地規範著上下左右長幼尊卑之間的不平等關係，又保證著各成員之間的相對和諧。賈母就是這個封建世家中至高無上的家長，就是封建傳統文化的化身。
然而，賈府畢竟不是一個永恆的超時代的樂園，榮國府的圍牆再高，也擋不住帶著歷史衝力吹進來的一陣陣時代的新風。賈寶玉和林黛玉在思想上，在言行上，總是有意無意地同那個時代的倫理道德，典章制度相牴觸，表現出敢於蔑視封建秩序、突破傳統思想羈勒、爭取平等和自由的趨向，表現出與這個古老家族的文明完全不同的感情狀態。這一切不能不使賈母感到吃驚。她用驚懼的，陌生的，困惑的目光注視著她熟悉的寶貝孫子，看著他們的發展，直到賈政口口聲聲要打死寶玉，以免他將來「弒君弒父」時，賈母才清楚地看到她與寶黛之間存在的文化對立和衝突。寶玉和黛玉雖然是這個封建貴族家庭的公子小姐，但卻表現了與他們父輩完全不同的觀念和精神追求。賈政他們從封建的土壤中生長起來，強烈地依附在祖先遺留下來的土地、財產、地位和權勢上，和諧的人倫關係，自足無慾的克制心理，膽怯卑屈的精神狀態是他們最主要的情感生活。在這種強烈的依附感支配下，傳統思想文化就是他們的靈魂。當明清之際的啟蒙主義文化思潮象旋風捲過歷史舞台的時候，他們誠惶誠恐地默默注視著，心中懷著陌生的敵意。寶玉他們卻不同，與其說他們是在舊的封建土壤上生長起來，不如說是在腐爛的封建土壤裡滋長的新的具有近代民主意識的心靈。寶玉和黛玉憑著他們直覺的內省智慧，試圖掀開擋住他們視野的歷史厚重的帷幕，尋找自己生活的支撐點。他們共同嚮往遠在天邊的個性自由和精神解放，心心相印，攜手並肩，結伴而行，一起去擺脫和抗拒傳統的邪惡勢力，一步一步走向新的人生進程。他們的那種渴望，那種追求，那種意志，那種精神品格完全是新的文化的。當他們從《西廂記》、《牡丹亭》中感受到一種歷史的覺醒意識的時候，他們的內在氣質、思維導向、心理空間便逐漸與周圍的人們處於一種潛在的對抗狀態。於是維護傳統和擺脫傳統的束縛便構成寶玉父子之間的精神搏鬥。由於賈政對新的文化的深惡痛絕和徹底否定，導致了他對寶玉的敵視，終於使他變得冷酷無情，他要把寶玉「往死裡打」，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寶玉他們與父輩的文化衝突，實質上也是與賈母的文化衝突。這種文化的對立和衝突打破了賈母的精神和情感的平衡，逐漸使她確立了與寶黛對抗的心理導向。賈母開始冷落起寶玉和黛玉來。在寶玉婚姻的選擇上，面對著家族的根本利益和子女的人生道路，她毫不含糊地忍痛割愛，親自判決了她最疼愛的外孫女的死刑。選擇薛寶釵為孫媳，而不選擇黛玉，就不僅僅是從兩人的身體和家庭條件出發，而更重要的是一種文化的選擇，是兩種文化衝突的結果。事實上，賈府中的人物關係之間同樣構成兩種文化的衝突。處於對立文化狀態的人們，以某種感情紐帶組合在一起，而文化上的衝突穿透了他們的性格、情感和心理。黛玉和寶釵、晴雯和襲人，寶玉和湘雲的關係就比較典型。不僅如此，就在個體精神結構中也交合著兩種文化狀態的矛盾組合，由此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文化性格。
當我們繞過大觀園門後的一帶翠嶂，沿著羊腸小徑走去，跨過清流，穿過佳木奇花，來到平坦寬豁的園中，我們就會看到一個奇異的世界：在這裡，遙遠的過去和迷濛的未來匯合在一起，古樸的感情與最新鮮的感覺交織成一片。這裡住著的一群年輕人，雖然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但她們卻不同程度地陷入了一種沉重的時代精神的苦悶之中，顯示了確立個體意識和追求精神解放的艱難里程。這裡充塞著苦悶和迷亂、壓抑和爆發、絕望和希望、振作與頹廢、無所事事與執著不屈，一種死的預感和生的渴望，是那樣不和諧的交融著，瀰漫在大觀園中。當然大觀園的主人公並不人人都敏銳地感覺到一種「意識危機」，傳統文化浸透了她們的心靈，思想的慣性把她們不由自主地推向傳統的軌道。雖然她們對傳統文化也表現出不同程度的不滿，但是反傳統的啟蒙主義文化的那種巨大歷史渴望，在這裡已轉化為日常生活的悲歡咀嚼。寶玉也是如此，他的心中不僅瀰漫著原始的激情，民族的傳統和感受在他血肉深處蕩起神秘的回音，同時他也不斷受到要求把握現實、理解未來的時代活力的撞擊；他既有對古老文化的嚮往和依戀，又有追求意志和精神解放這難以釋懷的夢想。賈寶玉是很不幸的，他內心深處的文化衝突常常使他的心理失去平衡。他對從小接受的倫理觀念和價值觀念產生懷疑，但新的思想意識又模糊不清，這就使他失去了精神依據，終於迷失了「通靈寶玉」，接受了封建家庭給他安排的婚姻，並從此陷入一種迷狂狀態。從藝術上來說，寶玉的這種似傻如狂的精神狀態，確實最真實、最生動地顯示出那個歷史時期民族心靈所經歷的痛苦、猶豫和掙扎。
寶玉與寶釵的結合，同樣是一出由文化衝突導演的悲劇。儘管寶釵對寶玉的愛是那麼純情和真摯，然而卻是無望的愛。薩頓曾指出：「在任何時代，生活在同一時期的男人和女人從來就不是精神上的同代人。」同樣是生活在大觀園中，薛寶釵與賈寶玉就有完全不同的精神追求。寶釵處於封建傳統文化結構之中，她的觀念、她的情感、她的理想和願望都被傳統的封建意識凝固了，自覺不自覺地作了傳統文化祭壇上的犧牲品。當她溫情脈脈地規勸寶玉走 「仕途經濟」道路時，她終於感覺到她和寶玉之間在文化結構上的對立。他們各自處於不同的文化圈，儘管他們都在一個家庭中生活，可是兩人完全循著不同的文化道路前進，終於遙遙相對，越離越遠。賈母可以讓他們結合，卻難以讓他們的感覺和心理共鳴，悲劇的結局是注定的了!寶玉最後的出走，正是文化衝突的結果。處在冥冥之中的某種意念對寶玉的召喚，那是新的時代精神在他心中的覺醒，一種存在的頑強的意志要突破那沉悶的狹窄的有限空間。雖然這也是寶玉一種無望的追求，恰恰構成一種堅定有力的精神品格。這是寶釵永遠無法理解的。文化就是這樣頑強地支配著人們的感情、心理和感覺。
從《紅樓夢》展示的寶黛愛情悲劇中，我們發現，《紅樓夢》對社會生活的反映，並沒有停留在政治、經濟的外顯層次上，而是發展到宏觀的民族文化的深隱層次中。它把由於經濟、政治生活方式的轉變而牽動的社會心理、社會倫理、價值觀念等多種層次的文化衝突深刻地反映出來，並透過眾多人物的心靈軌跡，傳導出時代演變的律動。它對社會文化感知的程度如此深刻，反映如此全面，真不愧為偉構佳作。同時，從寶黛愛情悲劇中反映出兩種文化衝突，這也使我們看到，文學作品蘊含的社會內容和歷史內容，顯示的人的精神狀態和人性結構，表現出來的審美傾向和審美心理，無不與兩種文化衝突相聯繫，因此，從文化衝突這一特殊視角來審視文學作品，是很重要和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