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大行宮
康熙三十八年，康熙皇帝第三次下江南，巡視到南京時，以江寧織造署為行宮，江寧織造曹寅的母親孫氏，以六十八歲高齡趨前覲見，康熙見之「色喜」，當著許多臣下慰勞孫氏說：「此吾家老人也。」厚賞之外，還揮毫寫下了「萱瑞堂」的大匾。以上只是一個粗線條的概括，細究起來，則需弄清以下問題：康熙接見孫氏的地方，究竟是江寧織造署還是江寧織造府？或者署府是合一的建築群？康熙題寫「萱瑞堂」那天是四月初十，現存記敘此事最詳的兩篇當時的文章，馮景的《御書萱瑞堂記》說是「會庭中萱花盛開」，毛際可的《萱瑞堂記》更說是「歲方初夏，庭下之萱，皆先時豐茂，若預知翠華之將臨且為壽母之兆，豈偶然之數歟！」根據當時的氣候條件，萱花那時究竟是否可能已經開放並呈豐茂之狀？
我研究《紅樓夢》，採取的兩個方法，一是文本細讀，一是原型研究。通過文本細讀，我們就會發現在曹雪芹的八十回文本裡，特意在第七十六回凹晶館黛、湘聯詩時，由黛玉吟出一句「色健茂金萱」，而且安排湘雲作出這樣的評論：「『金萱』二字，便宜你了，省了多少力……只是不犯著替他們頌聖去。」由此可知康熙皇帝為曹雪芹祖上題寫「萱瑞堂」大匾事，被曹雪芹「真事隱」後又「假語存」，第三回黛玉進府所見的榮國府正房所懸的御筆「榮禧堂」匾，其原型正是康熙三十八年四月初十題寫的那個「萱瑞堂」匾。但曹雪芹使用這些原型材料，目的已絕非「頌聖」，他是要背離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去抒發其獨特的人生哲學。
今年五月下旬到南京，我應「市民課堂」邀請，去進行他們系列講座的第63講，題目是《我眼中的紅學世界》，地點呢，是在大行宮會堂。何謂大行宮？這個名稱雖然是乾隆時期才有的，但乾隆皇帝一生有個值得人們深思的做法，就是他行事處處以祖父康熙為榜樣，而很少標榜是以他父親雍正為楷模。他的南巡之舉，就是步祖父康熙後塵，到了南京，連駐蹕的地點都盡量不逾祖制，仍在當年曹寅接駕的那個空間，當然，已經進行了一番改造，並且不再作別的使用。現在的大行宮會堂，實際上就是曹雪芹祖父接駕康熙的地方，也就是曹雪芹的故家。在這樣的一處地方來講自己閱讀《紅樓夢》的心得，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研究《紅樓夢》，先把曹雪芹所經歷所表達的康、雍、乾三朝的政治風雲、家族浮沉搞清楚，是十分必要的。正如《紅樓夢》中寫賈政驗收竣工的大觀園，他第一步是命令「把園門都關上，我們瞧了外面再進去」，把門面外牆欣賞完了，把握住了園子的大環境、總風格，再開門入院，曲徑通幽，穿花度柳，一處處地細品細賞，最後全局入心，達到審美的大愉悅。正如總在園門外轉悠無法評價大觀園一樣，如果只是考察清史和拘泥曹學，那對《紅樓夢》的研究當然難脫片面，但如果是從外圍逐漸深入內部，最後是對《紅樓夢》文本的細讀深思、考辨感悟，那麼，你怎麼能對之冠以「紅外學」的惡謚呢？
我在演講過程裡，不時在想：嚴中先生在不在座啊？嚴中先生是南京的紅學家之一，他對曹雪芹與《紅樓夢》和南京的關係，研究近三十年，用功極深、收穫甚豐，我的《揭秘<紅樓夢>》講座和書，參考過他的《紅樓叢話》，對他可謂神交已久、十分佩服。他通過實地考察與查閱資料，告訴我們：曹寅時代的江寧織造署和江寧織造府是兩處不相連通的空間，前者是曹寅接駕康熙皇帝的地方，也是「萱瑞堂」之所在，後者則是曹寅和夫人家屬的一個居住空間，另有江寧織造局，則是進行紡織品生產的機房。江寧地區的萱花在陰曆四月初不可能開放，因此當時文人關於康熙皇帝題寫「萱瑞堂」大匾時「庭中萱花盛開」的說法，特別是強調萱草預知皇恩將沐特意提前開放，全是「頌聖」的諛詞。真實的情況應該是康熙見到孫氏，這位當年他最親近的保母（不是保姆，是「教養嬤嬤」），他人性深處的感激之情迸湧出來，也就未必注意庭中的萱花是否已經綻放，萱花既然像征母親，便大書「萱瑞堂」以釋情懷。
弄清曹雪芹祖上與康、雍、乾三朝皇帝的關係，對於我們理解《紅樓夢》文本至關重要。曹寅在南京四次接駕康熙，風光已極，怎麼才過了二三十年，這家人的家譜就找不到後續了，連曹寅後人究竟有誰，曹雪芹究竟是他的親孫子還是過繼孫子，都弄不清了，這種家族史的大斷裂，實在令人震驚。如果不是捲進了政治大案，而遭致無法抗拒的檔案銷毀，這種現象是絕對不會出現的。中國人是靠祖宗崇拜維繫族群延續與發展的，遠的不論，就從清初說起，許多家族遭遇了無數次社會震盪，他們還是能拿出歷經劫難而保留下來的家譜，一代一代記錄得清清楚楚。怎麼曹寅的後人到第三代就模糊得如煙如霧呢？這是我亟想當面向嚴中先生聆教的。
演講過後南京報館的人士告訴我，嚴先生來聽了。後來又促成了我們在飯局上的晤面。我事先並不知道演講和那晚的飯局都在大行宮範圍之內，也並不敢奢望嚴中先生會聽我演講並樂於見我。因此，邂逅一詞，確實表達出了我的驚喜意外。我知道我和嚴中先生在對《紅樓夢》的理解上是有著重大分歧的。他認為曹雪芹筆下的榮、寧二府及相關空間如水月庵等都在南京，林黛玉從蘇州入都的那個都城也就是南京（石頭城）；元春的原型是嫁給平郡王作了福晉（正妻）的曹寅女兒……簡言之，他認為《紅樓夢》的「本事」在南京，而我認為《紅樓夢》的「本事」在北京（只是糅合進了曹家在南京的一些故實），元春的原型另有別人而非曹雪芹姑媽平郡王福晉，其他分弛處也不少，因這兩年所經歷的黨同伐異、排斥歧見如仇寇的事情頗多，所以對嚴中先生能否容我，還真有些誠惶誠恐。沒想到，席間一見，竟如久別重逢，言談甚歡。我們抓緊時間交換在一些問題上的看法，對於我的一些求教，如廢太子當年隨康熙南巡在江寧的行為表現，特別是與曹家的關係，他或即席回應，或表示今後可從容告知。嚴中先生長我八歲，晤面才發現他仍有濃重的湖南口音，他非南京土生，而已成為一位南京歷史、文化方面的專家，對曹雪芹和《紅樓夢》與南京的關係，探幽發隱，最近又與周汝昌先生合作推出了《江寧織造與曹家》一書。聽他一席談，感受到兄長般的呵護，朋友般的坦誠，真是相見恨晚。
我一直神往上世紀初那些先賢們的君子高風，蔡元培先生提出來「多歧為貴，不取苟同」，他真是言行如一，有容乃大；胡適通過考證，使得原來對索隱派感興趣的人們，把興奮點轉移到他那關於《紅樓夢》是一部寫實小說的思路上來，可以說是開啟了紅學新風，但他從未減少對索隱派主帥蔡元培的尊重，也從未將繼續搞索引的人士視為寇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內容且不去評價，那種百家爭鳴的局面，和大多數參與者絕不將觀點分歧轉化為政治判決和人格攻擊的總體風度，實在是今天我們仍須繼承與發揚的。
南行歸來，我將和嚴中先生保持聯繫，交流研紅心得。寫此文時已是炎夏，大行宮一帶的萱花，該是真的盛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