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族的懺悔
舉凡在一個大苦悶的時代，閉著，閉著，到後來一定要來一個大爆發，而得到大覺悟。
十九世紀英國產業活動急劇地進行著，旋風捲葉似的捲走了舊世界的面貌，把世界完全改裝了，它帶給了人類一種全新的認識。好像一座新的異教大神突然地出現在土地上一樣。這時最感到衝動的，是那些農業國家。他們對於這新的變動感到新奇激動，又猜疑懼怕。當時的半亞洲的俄國和歐洲的德國，他們都是落後的，都是鄉願式地躲在狹隘的農業社會裡不願出頭的。但是新的浪潮來了，英國社會的產業活動帶給他們以新的遠景。他們看見了，他們就不能不思索了。他們對於新的追求是迫切的，急不可待的。
大概一個新時代的變革，最初的表現，最大的部分要寄托在人的感情上面，到後來感情凝固了，結成理智的實體，行動才達到了決定的階段。但是在一個新的變革之前，表現得最清楚的卻是感情的激變，列寧說：「心境不是一件可以忽略的事情!」感情常常是意識的綜合，它受意識的決定，而且也能決定意識的。 在盧梭時代的法國，小資產階級站起來爭取「人的自覺」時，這種震撼心魄的劇烈的鬥爭，是寄托在一個鄉下的小紳士和對於一個妓女的愛情的爭取裡。亞猛要求向一個只有貴族階級才可玩弄的一個指定的妓女要求愛情，是他對於貴族階級的一種政治抗議，是小資產階級要求戀愛權利的徹底貫徹。馬格利特用全部肉體和靈魂來響應著亞猛的革命，是馬格利特意識到人的自覺。馬格利特終於犧牲了自己的卑賤的靈魂而完成了一個高貴的小姐的身份和權利，是馬格利特把這件事情不當作愛情事件來處理的最大的證據。是馬格利特把愛情部分犧牲了，作到了完整的政治的說明。但這一切是隱藏在一個感傷的愛情故事之下進行著。 在歌德時代的德國，對於虛偽的社會秩序的鬥爭，是隱藏在維特對於夏綠蒂的求愛裡，而以維特的死，宣言了這個不可調協性。維特寫道：「冒險嗎?為什麼我要用這個愚蠢的字眼?……我們的市民的，我們的虛偽的秩序……這才是真正的冒險，完全的畸形!」
維特的意思是說，他和夏綠蒂的戀愛是極自然、極平常的事，並不是什麼叛逆的冒險，而是日常生活的感情的契合。維特的激憤，終於是以自己的生命作為了賭注，而作了新道德的殉教。用可以死去的決然的心情宣言了人類真正的道德規律，用這種感情宣言了人的自覺的勝利。恩格斯說：寫作「維特」的時候，歌德完成了最大的批評事業之一。「維特」絕不是單純的傷感主義的愛情小說，像歌德的讀者從來根據「人的理解」所想的那樣。「維特對夏綠蒂的戀愛不過是一條槓桿，不過是徹底的情緒的泛神論之悲劇的擔當者」。維特的自殺，「不是為了戀愛，是因為抱著不幸的泛神論的意識的他，不能究明自己與世界之間的相互關係」。「維特以藝術的技巧，告發現代社會的一切腐敗，披露社會疾痛的最深的根底，它的宗教的哲學的基礎」。維特是用生命來向舊社會秩序攻擊著。但是這一切的進行，是隱藏在一個感傷的愛情故事的底下進行。
在屠格涅夫時代的俄國，利沙和拉夫列茨基的戀愛，是正義和正義的聯合，利沙的走向拉夫列茨基是利沙對於正義的衛護行為。拉夫列茨基已經是中年人了，利沙還是個小女孩，利沙是愛光與美的，而光與美在拉夫列茨基身上都已經退了色了，而利沙無條件地走向他，支持了他的頹敗的心情，支持了他的被欺騙之後的沮喪，是利沙自顧地支持了正義。因為拉夫列茨基的夫人是俄國貴族階級的市儈主義的典型，拉夫列茨基的夫人的無恥和自私正是沙皇制度下的貴族政治的結晶，利沙鄙夷它，所以利沙和被它損害的那一面聯合；利沙的走向拉夫列茨基，是正義勝利的腳音。利沙擔當了拉夫列茨基的夫人的訕笑和輕藐，是利沙擔當了政治的抗爭，是利沙擔當了俄國未來的命運，利沙犧牲一切自己的光與美，而投向陰冷的閘門裡去，從來沒有考慮到妥協，是利沙用人的真純揭示了她對於貴族政治的徹底的憎恨。但這一切的政治進行也是掩蓋在一個人和一個人的感情裡。
在十九世紀的四十年代，法蘭西共和國的英勇的行進震撼了全世界，德謨克拉西的浪潮捲進了德國的土地。這時在德國首先被喚起的是德國女人對於文學的激情。這種形式也是很微妙的。她們這種內心的奧秘，據亞歷山大·赫爾岑的說法，在四十年代的德國發生了一個巨大的精神的激動。
他在《一個家庭的戲劇》那篇文章裡，對於這種表緒的分析，曾作了一段精緻的描寫。
德國人，尤其是德國女人有著許多虛假的激情——這是指那些自己造出來的、空想的、不自然的對文學的嗜好。這是一種癡狂，……一種到了熱狂的讀書癖，一種人為的、淡薄和感情高揚，時時等待著受到大的影響或感動，並不去管有沒有充足的理由。
這不是故意裝假，這是認識錯誤，這是一種心理的放縱，倫理的歇斯底里症。這病症並沒有給她們什麼損害，不過引起了她們的許多眼淚，許多快樂和悲哀，許多煩悶和感動。甚至像貝丁娜·馮·阿爾寧(是歌德和斐多汶同時的女友)那樣敏慧的女性，她一生都不能夠免掉這種德國病。它的形態也許會有變換，它所牽涉的問題也許不同，可是對事情的心理上的處理方法還是一樣。一切皆歸於各種不同的變化，皆歸於各種差別程度的淫逸的泛神論，即是對自然對人所採取的一種宗教地性愛的，與夫理論地鍾情的態度，這態度並不使那些寺院中基督的新婦或世俗的女信徒——她們耽於祈禱中得到的性愛的喜悅——排斥浪漫的貞潔或理論的淫逸。她們都努力想做真正的從良娼妓……精神上的姐妹。她們這樣做是由於好奇心以及她們對於犯規(她們自己決沒有勇氣去做)的同情。她們隨時準備著擔承別人的罪過，縱使別人並不要求她們這樣做。她們中間最熱心的並不進入到實際生活中去，便經歷了激情的各個階段。她們在別人的書本裡面，或者在她們自己的原稿中間，彷彿代替別人經歷了一切的罪過。
在所有熱情的德國仕女中間有一個差不多普遍的現象，這便是她們極端崇拜天才，極端崇拜一切偉人；這種宗教是從威瑪時代起的，是從維蘭德、席勒、歌德的日子起的。然而因為天才不多見，海涅住在巴黎，洪波爾特又太老、太實際，她們便懷著一種飢餓的失望去追逐那些優秀的音樂家和畫家。弗南茲。李斯特的容貌像閃電一般掠過所有德國女人的心胸，在她們的心上留下了高額長髮的印象。
因全德國共同崇拜的偉人究竟少見，她們只得去找本地的天才，任何人只要在某一方面有所表顯，便受著她們的崇拜；所有的女人都愛上了他，所有的少女都為他瘋狂。她們都給他繡背帶和拖鞋，她們秘密地匿名地送他各種紀念品。四十年代中在德國發生了一種巨大的精神的激動。
這種精神的激動是她們政治要求的感情的表現。「她們這樣做是由於好奇心以及她們對於犯規的同情。她們隨時準備著擔承別人的罪過，縱使別人並不要求她們這樣做」。
她們這種做法也許是幼稚的，但是常常要加強後來殉教者的鼓勵。在中華民國創造時代的殉教者秋瑾女士，她的出發點，和這些德國小姐們是相同的，她沒有做什麼，她是讓人家拍手拍死的。但是即使在魯迅先生的筆下，秋瑾(夏瑜)光輝的人格之上，也是被用悲憫的心情放上了一個勝利的花環。秋瑾在中國一直做著女性的抗爭的象徵。這種象徵，像農民的女兒貞德一樣屹立在人民大眾的面前，發著燦爛的金光。所以在估計秋瑾的時候，不能直覺地來看的，應該看見她英勇的情緒之下強烈的政治號召。
中國的批評家對於政治的嗅覺是遲鈍的，他們不能把過去的作家的政治思想發掘出來，他們聽慣了御用文人的政治宣傳，他們便隨便地拿過來衍用，比如清談誤國，典論論文，李白仙才，長吉鬼才，《金瓶梅》是淫書，書邊還曾抹過藥的，《石頭記》是禪書，看了可以大徹大悟。……他們上盡了御用文人的當，御用文人把這裡面的政治意義、政治感情完全模糊了，還給它一副絕對藝術的面貌，使它脫離了一切勞動的、經濟的、社會的關係，文章就是文章，好玩罷了。他們也這樣地接受。
到了民國創造時代，蔡元培先生首先注意到中國最偉大的一部小說《紅樓夢》價值的估定。他說這是一部民族主義的作品，是宣傳反清復明的作品，賈寶玉愛紅，便是厚愛朱明的一個大證據。賈寶玉和林黛玉結合的不能實現，是賈寶玉民族運動的悲劇的影射。
到了五四時代，胡適提倡重新估價，他說《紅樓夢》是一部自然生義的小說，《紅樓夢》就是描寫樹倒猢猻散的賈家的散場。但是胡適運用著「自然主義」這四個字的時候，他並沒有懂得法國左拉的自然主義是什麼，他說的自然主義和左拉的自然主義完全不同，這是一種字面上的吻合。《紅樓夢》的自然主義的成分還得在估計了法國的自然主義之後才能估計得正確。
在對付這樣一部偉大的作品時，我們還得像研究馬格利特、曼儂·來斯戈、利沙、索尼雅、夏綠蒂——那樣的人物一樣，得作深一步的探討。 《紅樓夢》的作者，在我很小時候，就和他接觸了。我常常偷看我父親皮箱裡藏的《紅樓夢》。我知道他和我同姓，我感到特別的親切。等到我看了汪原放評點的本子，我就更喜愛他了。我作了許多小詩，都是說到他。這種感情與年日增，漸漸地，我覺到非看《紅樓夢》不行了。也許我對《紅樓夢》的掌故並沒有別人那麼深，但我的深不在這裡，而在「一往情深」之深。可有人曾聽見過和書發生過愛情的嗎？我就是這樣的。
我愛《紅樓夢》最大的原因，就是為了曹雪芹的真情主義。我曾作過一首詩，記到這個：
能哭黛玉哭到死，
荒唐誰解作者癡!
書未半捲身先殉，
流盡眼淚不成詩。
我喜歡他，因為他真情。曹雪芹是從愛美出發的，而後來便達到了愛真的地步。真正的美，必須是真的。為了愛美，也就愛真，而終於殉了真理。庸俗的議論家不能評定林黛玉和薛寶釵之間的「美」，以為賈寶玉之所以非林黛玉不可，是因為他倆從小耳鬢廝磨，有一片私情之故。但賈寶玉不這樣看，賈寶玉能夠看出薛寶釵的體態眉目之間比林黛玉也許更美些。但是最使他和林黛玉接近的，是林黛玉的「反市儈主義」，賈寶玉是和林黛玉在「反市儈主義」之下秘密地聯合著的。這裡不只是「美」的成分，而是關聯在「真」的成分。他們三者中間的鬥爭，不是愛情的鬥爭，而是理論的鬥爭。從來都是薛寶釵想利用他們姐弟之間的愛情，來加以諷勸。每次薛寶釵都不向賈寶玉直接地顯示以最大的愛情，而保留著，而以賈寶玉的政治認識為交換條件。薛寶釵每次都暗示著你要能「好好讀書，聽父親話，將來好好做官，我就更愛你」!賈寶玉的感覺是很敏銳的，這種火藥氣味，他是聞得出的，所以他每次一看見寶姐姐，雖然被她晃得心神不屬，但是對於她的實利主義，總有幾分害怕。這個政治觀點的不相容，使他終於認識到寶姐姐絕不是他的一夥，而是敵人的間諜。為什麼整個的貴族社會都主張犧牲了林黛玉的生命而使薛寶釵和他結婚，這是封建貴族社會的政治進攻。曹雪芹的真情主義在封建貴族社會裡，是一種可怕的異教。賈家從大到小，從長到幼，都把愛情看作是一種肉體的遊戲，這一種遊戲在無害於封建社會的完整的時候，是被承認的，上至賈母，下至賈政，都可放任。要是把愛情和封建社會秩序對立起來，甚至要唾棄尊榮、敝屣富貴，這個時候，他的愛情就要受到社會的制裁。賈寶玉生性頑劣、不喜上進(就是陞官發財的上進囉)，那正是違反了這個貴族世家的基本要求，這個本質的衝突，引起他們的怕懼，他們樹他是暗中捏一把汗的，這種恐懼因為賈家的家世越敗壞就越加大，他們希望著賈寶玉的挽救的心情也就越加大。林黛玉是站在他這面的，不鼓勵他登科及第，薛寶釵是站在封建貴族社會那面的，永不放棄策動他向封建貴族社會投降。這一點當然得到整個的封建貴族政治的擁護，所以薛寶釵勝利了，薛寶釵的勝利是伊所擔負著的政治使命的勝利。大家都相信，上至賈母下至焦大，大家都以為把他交給薛寶釵的手裡，這位小爺受了軟玉溫香、蜜意柔情的教導，漸漸地自然會把個冷冷落落的林妹妹忘了，慢慢地自然會在薛寶釵的領導之下，共奔前程了，然後花團錦簇，崢嶸日上，把恢復大觀園的傳統的任務，很自然地擔負起來了。
基於這種政治分析，他們毫無考慮地把一個不負他們的政治使命的林妹妹處死，而把一個負有他們的政治使命的寶姐姐做了賈寶玉的新婦。在這一個總動員的大規模的襲擊之下，林黛玉自然要失敗了。
一般的看法，都以為賈寶玉之所以非林黛玉不可，是因為他倆從小在一起，已經彼此暗中有意了。是因為他倆的關係經過了賈母老大同意的，是受過欽定了的，所以不可分開。又有人以為這兩人都是天生一片驕癡，一片下流胚子，所以自然應該聯合。……其實在他們兩個中間，有著一個不可分離的因素，都還在於他們兩個的政治聯合。這一點曹雪芹也不止一次地在書中指出。賈寶玉每次看見薛寶釵的帶著使命的面孔，他就恐懼，使他不敢向她來親近，不敢向她的政治理想來親近。薛寶釵向賈寶玉的愛情進攻，聰明如賈寶玉者，豈有不知的道理，只是他每一想到她的附加的條件，那種受了整個封建貴族的政治委託的政治進攻，賈寶玉就只有和寶姐姐相遠了。薛寶釵是拿愛情做政治的交換，這一點賈寶玉感覺得分明，有一次薛寶釵又拿大道理向他諷勸，賈寶玉就說：「林妹妹從來不說像你這樣的混賬話!」薛寶釵急著道：「呀呀!我們這混賬話!」 (原書未在手邊，大意)寶姐姐說的未免都是聖賢話，而賈寶玉斥為混賬話，足見他倆的政治觀點距離之大。政治不能聯合的男女絕做不到愛情的聯合，這一點薛寶釵也完全明白，所以她在和賈寶玉講愛情的時候，她是把政治觀點當作先決條件來解決的。
其實在大觀園裡面，待賈寶玉最好的不是林黛玉，而是花襲人、王鳳姐、薛寶釵。襲人服侍他可以說無微不至；而王鳳姐在賈府中權勢最大，可以處處給他以便利；薛寶釵有美貌，對他注入以最大的暗示。但是《紅樓夢》在「堪羨優伶有福，可歎公子無緣」、「王鳳姐巧設相思局」、「寶釵撲蝶」那些地方，把她們的冷酷、沒有信義，一點都沒加掩飾地揭露出來。因為賈寶玉終於認清了她們這一夥之所以對他好，都是附加著政治的說教的，對他好是一種手段，達到政治進攻是最終目的，賈寶玉看到了這個，轉過來想不顧一切地和林黛玉來聯合的時候，可惜已經遲了。賈寶王就用死來完成它。賈寶玉沒有對於薛寶釵的愛情加以承認，是賈寶玉拒絕對她的政治進攻加以承認。賈寶玉反抗的不是薛寶釵的愛情，而是反抗她的政治使命。貿寶玉從來沒有考慮對於這種政治使命的妥協，所以他對於薛寶釵的哀憫，不能緩和他們政治的敵視，賈寶玉的這種不能妥協，使他們之間的愛情沒有得到挽救。林黛玉做了封建貴族社會政治進攻的炮灰，薛寶釵像一個獻身的女間諜一樣，來執行封建貴族社會的命令而犧牲了一切。賈寶玉從來沒有妥協，把眼淚哭干死了，身殉了林妹妹的愛情，說明他始終和林妹妹是一夥的。固執地反抗著封建貴族社會的政治囑托，絲毫沒有考慮到和市儈主義妥協，作成賈寶玉和林黛玉中間的反市儈主義的唯一的聯合，這才是一部悲金悼玉的《紅樓夢》真正的意義所在。
高蘭墅從來沒有瞭解過曹雪芹，所以他續的那一半是把曹雪芹糟蹋了。曹雪芹窮困而死，是十分顯然的，是一個人的死亡。高蘭墅使賈寶玉披著大紅腥氈、光著腳板去成仙，對著自己的父親還拜了四拜，這是使賈寶玉皈依了賈政了，是把賈寶玉對於他父親的政治鬥爭很巧妙地取消了。高蘭墅終於使賈寶玉中了他最反對的科舉，使賈寶玉沒有死在繩床瓦牖之中，而成仙得道去，是代表著御用文人的市儈主義的政治觀點而作的，他是有意地在歪曲著的。他是有意識地繳了賈寶玉的械，使他完成了對於帝國的責任，中了舉，合於「忠」，使他盡了兒子的責任，對父親拜了四拜，合了「孝」，而後使他仙去，走回到他的命運的主宰大神那裡去，對於人類講了和，這是高蘭墅的惡毒的曲解。對於曹雪芹這樣的歪曲而來續他的書，真是對曹雪芹做盡了最大侮辱。高蘭墅用他的市儈主義把曹雪芹的反市儈主義輕輕地模糊了。這使《紅樓夢》差不多成了一部難懂的書。高蘭墅實在是千古罪人，這樣大膽而不負責的入，我還很少見過。高蘭墅對於曹雪芹的政治觀點的歪曲是基於他的市民階級的市儈主義而作的，高蘭墅的對於曹雪芹的情節的沒有理解，則是由於他的文學才能的低能。這可以從他對於小紅的處理的失敗上看出。曹雪芹對於「紅」字的處理是何等慎重，豈可隨便地安排在一個丫頭的身上。分明是因為小紅的體態模樣像林妹妹，這一點是最大的關鍵，大概情節是這樣的，是在林妹妹死了之後，賈寶玉百無聊賴，偶然之間，發現了小紅有幾分和林妹妹相像，於是把他向林妹妹的過失和情愫，都一古腦兒地傾注在她的頭上，小紅是天生伶牙俐齒、驕虛好勝，是個典型的小市儈，並不瞭解賈寶玉的真正痛苦，就利用這個機會，把賈寶玉捉弄一通，依著他的勢，把他凌辱了一通。這裡更加強了《紅樓夢》的悲劇的質素。也許原來情節不這樣，但是小紅在後來一定有一段大故事，是一定的，高蘭墅看不出就漏去了。高蘭墅的對曹雪芹的沒有理解，使《紅樓夢》的一致性完全失卻了。
賈寶玉的走向真的這面，而且殉了真，是他經歷了一個市儈的階級之後，是他看破了紅塵之後，他看破了這個市儈的集團，一切的齷齪醜惡，害人害己，喪盡天良的行為，戕傷人性的道統，才更反映出林妹妹的一片真情的可貴。而在林妹妹活著的時候，他並沒有發覺到林妹妹處境的可怕。林妹妹是孤立無援的，伊是孤軍作戰，在禮教的圍剿之下，沒有人給她做主，她要戰鬥，她要揭示她的心底的真正的聲音，所以，她就孤僻、高傲，針刺別人的短處，解救別人對賈寶玉的包圍，用種種的姿態表達自己的痛苦。林黛玉清楚明白地看穿大觀園裡的鬼魅們對她是絕對不利的，自己的母親又死得很早，她是明白自己的處境的，她甚至要和薛姨媽聯合，但是薛姨媽哄騙了她的眼淚之後，就捨棄了她，而且為著自己的女兒佈置了進攻的陣線，是林妹妹最大的敵人。在林黛玉清楚明白地看清了這些個現實的時候，賈寶玉不但不來積極地援助她，而且他還糊里糊塗地自安於現狀，態度模稜、意志薄弱，結果給人乘機而入的機會。林妹妹面對著整個的市儈集團孤軍作戰。不能夠得到援軍，終至「以身殉之」了。在林妹妹死了之後，賈寶玉越想越看出環境的可怕，越想越覺得林妹妹的可憐，越想越覺得自己當時的糊塗。市儈主義的集團終於把「反市儈主義」的聯合戰線拆散了!這是《紅樓夢》悲劇的頂點。
林妹妹沒有錯，她貫徹了她的主義。賈寶玉徘徊瞻顧，不決然地和市儈主義者宣戰，也正是他的市儈的特色，而終於作了市儈主義的犧牲。
1所好的他還能正視現實，所以終能看出這悲劇的本質，而站到反市儈主義者這面，終於完成了反市儈主義的聯合。
在托爾斯泰時代，俄國出現了很多懺悔貴族，許多偉大的文學家們差不多都是。尤其是在屠格涅夫的篇章裡，他表現著一種對於農民的含著眼淚的眷愛。他差不多把所有的家財都還給農奴。這些中國的羅亭，外國的曹雪芹，他們都是在最後的一瞬間，放棄了維護市儈主義的立場，而宣言了自己明澈的態度。他們施捨了財產，固然不能解決問題的本身，但是卻對封建貴族的統治的完美作了一個大破壞。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俄國的男女青年「到民間去」的運動，風起雲湧，像中國的「一二·九」運動一樣，他們到烏拉爾去、伏爾加去、南方去、頓河去，號召農民和工人起來反抗殘暴昏庸的政治。在落後的俄國，這種莊嚴的感情成了一種民族的痛苦的象徵。
貴族的懺悔，就是在於他們應接受了新的號召。為什麼俄國十九世紀會出現了許多懺悔貴族，是因為農業社會的秩序的變更，喚醒他們對於新興工業社會秩序的服從。他們意識到他們已經不是「自然」的寵兒，神權主義已經是淡薄了。貴族的懺悔是在人力已經開始足以控制自然的時候，才能夠發生。
像俄國的那樣的懺悔貴族，在中國是沒有的，像托爾斯泰，最後放棄了他的堡邸，出亡在西伯利亞的荒村，在風雪裡悄悄地死亡，對於中國的封建貴族是不堪想像的事。因為中國的封建貴族並不願意放棄自己的市儈主義。這個原因很複雜：第一，因為清朝的統治是一個帝國主義征服下的統治，旗人的貴族是異族，民人的貴族，對滿洲帝王也是奴才，他們對於人民的感情是絕對的。第二，是中國儒教的思想，儒教是一種市民宗教，還比不上俄國的正教是農民社會的宗教，儒教是一個「沒有信仰」的宗教，這一點正說明它是一個市儈的說教，所以儒教教得人寡廉鮮恥、男盜女娼了。第三，中國的農業社會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歷代的學者都是為了這善良的秩序而歌唱，認為這個制度本身是沒有罪惡的，永遠不會倒的，所以更用不著為迎接新興的制度來懺悔。第四，中國人對什麼都沒有執著感，有人派定這是黃老的彌天大罪，那是儒家的栽贓。其實，這是暴君專制的結果。因此中國人對什麼都沒信仰，所以懺悔的心情也薄弱。由於這種種原因，中國沒有懺悔貴族。五四運動是開蒙了，「一二·九」運動是深人民間了，救亡的青年男女在風沙裡奔馳著，中國的貴族在酒吧間裡向舞女懺悔，他們在××買好了地皮，讓兒子取得了外國國籍，他們準備了自己的白俄的命運了。中國的解放是中國現在每個人的責任，因為中國是一個民族解放的運動，中國的命運的完成是在於統一戰線的完成。殖民地次殖民裡，「人的覺醒」和「硬骨頭」的性格是最可珍貴的。幽囚在明代古屋的張學良的執著，由於他是農民的兒子，他有著土地的執拗的緣故。蕭伯納說他是一個「很爽快的男子漢」，蕭的太太說他是「×××的人」，有人告訴我，延安方面要求放他出來。在中國貴族的懺悔是不可以的，要一懺悔便有藏之古屋而不得出來的危險，因為取得了反市儈主義的戰鬥的聯盟的緣故。釋迦牟尼說：「眾生皆可成佛!」耶穌基督說：「真理的門永遠開著!」魯迅說：「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