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賈雨村的出場談起
賈雨村在《紅樓夢》中屬於我們通常所說的反面人物。他野心勃勃，善於鑽營，是一個庸俗而又陰險的封建官僚政客典型。按曹雪芹的原來構思，他後來終至於劣跡敗露，枷鎖加身，自食惡果[1]。然而，作者塑造這樣一個人物形象，寫法上卻完全打破了流俗小說所慣用的老一套。最明顯的是賈雨村的出場。
在小說中，剛出場的賈雨村給人的印象並不是很壞的。作者是這樣開始介紹他的身世的：
這賈雨村原系胡州人氏，也是詩書仕宦之族，因他生於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盡，人口衰喪，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鄉無益，因進京求取功名，再整基業。自前歲來此，又淹蹇住了，暫寄廟中安身，每日賣字作文為生，故士隱常與他交接。……[2]
流俗小說寫一個原來出身於書香門第，而後來家道衰落．潦倒窘困的書生，通常是為了引得人們的好感和同情；而看慣了那些「千部共出一套」的才子佳人書的讀者，也容易憑著老經驗猜想這可能是一個正派人物，雖然暫時貧困，將來總能「出山」，會有一番作為的。看了作者對賈雨村儀表容貌、舉止言談的描寫，這一印象就彷彿更有根據了。
賈雨村有著一表堂堂的長相，而且它還是通過一個丫鬟的十分驚奇的眼光反映出來的：
那甄家丫鬟掐了花，方欲走時，猛抬頭見窗內有人：敝巾舊服，雖是貧窘，然生得腰圓背厚，面闊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權腮。這丫鬟忙轉身迴避，心下乃想：「這人生得這樣雄壯，卻又這樣襤褸，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說的什麼賈雨村了。每有意幫助周濟，只是沒甚機會。……怪道又說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來，不免又回頭兩次。
如果依照《麻衣相法》一類書來論相，賈雨村無疑是非常標準的貴相。這樣難得的面相，將來也就注定會有如他自己詩中所說的「人間萬姓仰頭看」的顯赫前程。即便讀者一點也不懂得面相，也會受到舊小說傳統寫法的影響，而覺得這確實像一個正派人的模樣，因而自然會以為賈雨村是一個淪落風塵的英雄豪傑之士了。
賈雨村與甄士隱見面時總是彬彬有禮，但卻不阿諛諂媚。士隱具酌邀飲，他也「並不推辭」，而是笑著說：「既蒙謬愛，何敢拂此盛情!」態度不亢不卑，何等豁達大方；席間乘醉吟詠，氣振興豪，更毫無侷促拘謹之態。甚至，當甄士隱為了替他功名前程開闢飛騰之途而慷慨相助時，他也「不過略謝一語，並不介意，仍是吃酒談笑」。這樣的行事，頗像歷史故事中所常見的俠義之士，他們懂得小恩可謝、大恩不可謝的道理，而且總是在受恩之際，已默然有誓在胸了。這樣，讀者也就以為雨村將來對士隱必定是有以厚報的。雨村沒有等到士隱為他選擇的「黃道之期」，就連夜啟程進京了，他托人留下話說：「讀書人不在黃道黑道，總以事理為要，不及面辭了。」這也會使人覺得賈雨村這個人讀書明理，辦事決斷，不拘虛禮，不信時憲書上那套「黃道黑道」的無謂的話。
至於賈雨村為嬌杏丫頭的兩次回顧而動心，並因此繾綣相思，吟詩詠懷，希望有朝一日能志酬願遂，這就更是看慣了佳人才子故事的人所喜歡的了。賈雨村既然才貌雙全，再加上如此多情，那麼，接著要寫的故事，無論是英雄美人的奇遇或者是風流才子的韻事，都已完全夠條件了。
這就是曹雪芹在塑造賈雨村這個人物形象時，給人們留下的最初印象。
當然，隨著故事情節的發展，作者對賈雨村的刻劃逐漸深化了，我們對這個人物的性格、品行和思想本質的認識也越來越清楚了。原來以為賈雨村真會把甄家丫頭當作「風塵中的知己」，作者寫這一情節也許是要編一個有浪漫氣息的愛情故事。可是事實不然，賈雨村一旦烏帽猩袍加身，也便有了妻室，只是偶然過路看見嬌杏丫頭，才又動了念頭，化些銀子將她買來作了二房。原來以為賈雨村將來會大大報答甄士隱的。事實也完全相反，他明知薛蟠「最是天下第一個弄性尚氣的人」，家裡「姬妾眾多，淫佚無度」，英蓮被劫掠而去，必然不幸，但他仍舊置其大恩人的唯一女兒的命運於不顧，讓她落入狼窩，以此作為干謁四大家族的進見禮。原來以為賈雨村是個知書明理的正派人物，不料他進入官場後，徇私枉法，奸詐貪酷，亂判葫蘆案，逼死石呆子，連平兒都罵他是「沒天理」的「野雜種」。原來以為賈雨村日後必定大富大貴，前程無量。又誰知這個幾經宦海浮沉、總算飛上高枝、得以補授大司馬、「協理軍機參贊朝政」的新貴暴發戶，結果還是「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槓」，落得個身敗名裂的下場呢?
曹雪芹肯定對千篇一律的淫濫作品是深惡痛絕的。在那裡，沒有生活，沒有真實，沒有藝術，有的只是為迎合「市井俗人」口味或者為了不背於名教，而胡編而湊的、大不近情理的老一套。所以，他在小說中，通過各種形式，不止一次地嘲笑過它。在對賈雨村這個形象的出場描繪上，他那不同於傳統的、出人意料的寫法，實在也嘲弄了那些趣味庸俗、見解淺陋、頭腦僵化而又自作聰明的讀者。
當然，曹雪芹並非為了追求新穎、奇特，而故意寫得與眾不同的。他在創作上所堅持的美學原則只是「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徒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者」。在現實生活中，本來，為什麼壞人不可以有好的長相而非要長成獐頭鼠目不可呢?為什麼一個人的品質好壞、靈魂美醜，非要處處露在面上，讓人一眼就看清不可呢?為什麼寫一個好人要完全都好，壞人要完全都壞呢?現實並非如此。那末，是為了更集中、更強烈、更典型和更具有傾向性嗎?然而，離開了生活的真實性，哪裡還談得上什麼集中、強烈和典型呢?難道我們今天韻文藝，就必須作者自己出面，來直接表明傾向嗎?為什麼不從豐富多彩的生活中擷取精英，塑造有血有肉的「真實的人」呢?
由此，我們想到魯迅的話：「至於說到《紅樓夢》的價值，可是在中國底小說中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點在敢於如實描寫，並無諱飾，和從前的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敘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總之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確實，《紅樓夢》可供借鑒的藝術經驗很多，「敢於如實描寫」，寫真人，寫活人，而不是寫「完人」、寫小丑，恐怕是很重要的一條，它對我們今天的文藝創作仍然是非常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