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故居的疑問
一
黃震泰先生《曹雪芹故居之發現》一文(以下簡稱《黃文》)的發表，很令人感到興趣。其實此文的內容，還不限於曹氏的「故居」，正如文首副題所說—一「還有他的手跡、他太太的詩、他的死因、他的塑像、漆箱等等……」，這些資料雖然零碎，但若可信的程度相當高的話，則研究《紅樓夢》的專家，當可由此發露許多曹雪芹的未知身世。至於筆者，只不過以《紅樓夢》讀者的身份，對這些資料提出粗疏的意見而已。
二
《黃文》一共列舉了十五項論點，以支持他們這一組研究者(包括黃震泰先生，舒成浚先生及舒夫人陳燕秀女士)的見解，認為「北京香山地區臥佛寺東南一公里左右健銳營正白旗的西南角路北門牌三十八號」，即「極可能就是曹雪芹最後的居所，也就是撰寫《紅樓夢》的地點」。
這組熱心的研究者，從1971年4月開始探索，至今已前後七年，其鍥而不捨的精神很令人感動，但可惜私人研究，所能搜羅的資料畢竟有限，而且有些資料又彼此間缺乏聯繫，不能用來作為「互證」。在這種情形下，《黃文》所提的地點究竟是否真的便是曹雪芹的故居，筆者認為應該存疑。
三
我們首先看看，究竟是因為什麼，才觸發起這組研究者認為上址是曹雪芹晚期的故居?不用說，自然因為是那些題壁的詩詞韻語。這些韻語，本來也毫無跡象可顯示出與《紅樓夢》或曹雪芹有關，但其中卻出現了一個「笏」字，黃先生他們由此「笏」字觸發，因而想起《紅樓夢》脂批中有「畸笏」的署名，由是對題壁的韻語詳加細究。依照他們的觀點，認為其中有些韻語與《紅樓夢》中的詩詞，在意境上相通，甚且連《葬花詞》與《桃花行》等在《紅樓夢》中寫得最好的詩詞，亦是壁上題句的延續與發展。既有了這先定的結論，更加上歷來有曹雪芹晚期居於北京西郊的說法，遂使他們認為三十八號即是曹氏故居。
由是他們查對筆跡，遍作訪問，便陸續發現了木匠張行先生家的板箱，又聽到一位孔祥則先生的許多報道，因而才成就了十五點論證。——大概這即是研究「曹雪芹故居」的經過。
下面，筆者試循這個過程，向黃先生他們提出自己的疑問。
四
在十五點論證之中，其實最主要的一點，是需要證實「笏」即是「畸笏」。
本來光證實這點還不夠，因為縱使「笏」便是「畸笏」，也還要再進一步論證，畸笏是與曹雪芹同住一問屋子，才能假定這有畸笏題壁的房屋，是曹雪芹的故居。
為什麼我們說「假定」不說「肯定」呢?因為即使畸笏與曹雪芹同住一間屋子，也不能排除畸笏本人，跑到另一個熟人的住宅去喝酒聊天，然後於興會淋漓之際揮毫題壁的可能。——這其實並不是筆者故作挑剔，事實上一看到《黃文》所附的「牆上墨跡(按原位置抄錄)」的圖片，我就想到一位朋友家的「藍室」，覺得二者的「塗鴉」性質一樣。說句笑話，若數百年後，有人發現這一「藍室」的題壁，很可能又會誤認它是筆者的「故居」。
當然，從另一角度來說，黃先生他們也可以反問：為什麼畸笏就不可以跑到曹雪芹的住宅去題壁呢?因而便避免了提供他們兩人同住一間屋子的證據。那麼我們就姑且讓步，只尋問「笏」與「畸笏」二者的關係。
照牆上墨跡過錄的圖片看來，「笏」這一署名，是緊附於「有花無月恨茫茫，有月無花恨轉長，為人臨月境，照花香」一段韻語(「黃文」稱之為「不全之絕句」)的後面，也就是說，「笏」便是這個韻語的題句人。
如今我們且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為據《黃文》的說法，這「有花無月」兩句，的確與《紅樓夢》七十回的《桃花行》，「在意境上有若干相似之處，後者很可能就是根據前者延長髮展而成的」。《桃花行》在《紅樓夢》中，雖然被派是黛玉的作品，總不成我們會相信「有花無月」兩句是林黛玉的詩，因此，其實《黃文》的意思，是暗指它是曹雪芹的詩句，所以他們這樣強調——「有花無月」兩殘句，其重疊用字法與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所作的詩詞相同。
那我們就承認這「相同」好了。可是一經承認，這「笏」卻有更大的可能是曹雪芹而不是畸笏。除非黃先生他們有更好的解釋，說這「笏」的題署另有特殊意義，不屬於「有花無月」這「不全之絕句」。
研究《紅樓夢》的人，至今對於「脂硯」以及「畸笏」兩位讀書的「大批家」，仍未能撥開雲霧，找出他們(或竟是「她們」!)的真正身份。
五
周汝昌先生對此曾下過很深的功夫，他的初步結論，認為「脂硯」與「畸笏」是二而一。這結論頗有說服力，周先生復在他的《紅樓夢新證》中，給我們列了一個關於「脂批」的簡單年表，其情況是這樣的——
自乾隆二十四年己卯與二十五年庚辰以前，批語多「脂硯」的署名，但由乾隆二十七年壬午起，「脂硯」的批語不再出現，重要的批語主名都屬「畸笏」。
因此周汝昌先生認為，這是由於自壬午年起，「脂硯」改換了用「畸笏」這別署的緣故——對他的意見，我們或者可以否定，但我們卻不能否定一項事實，即畸笏的出現，是乾隆二十七年以後的事。
但在《黃文》引錄的牆上墨跡中，卻有一段排成扇面的題壁，其末題記云：「歲在丙寅清和月下旬偶錄於抗風軒之南幾。」這段墨跡，依據原位置過錄的題壁文字圖片來看，也緊貼著「笏」字。但丙寅應是乾隆十年，此時連脂硯都還沒有出現，更難說得上畸笏了。
或者說，這「笏」字實在跟扇面形的題壁毫無關係，那麼，卻仍然不能排除「丙寅」跟「笏」的關係。因為據過錄的題壁位置來看，這段扇面形的題壁，出現的時間應該較晚，倘其時已為乾隆十年丙寅，那麼「笏」的出現，至少不能比丙寅過遲(我們甚至可以據題壁的位置來推測，認為「笏」的署名有極大可能早於這段扇面形題壁)，然而，這卻是與脂批的主名情況矛盾的事。
除非牆上的墨跡，是由乾隆十年丙寅稍前起即已題上，然後迤邐至乾隆二十七年壬午而尚未休，前後經過十八年以上的時間。這才有「丙寅」與「畸笏」同時出現在牆上的可能。還不止這樣，還要壬午之前的題壁人，早預先留下位置，到壬午年畸笏這別署出現之後，讓他妥妥貼貼地題上一「不全之絕句」。無如這卻等於天方夜譚。
六
除了這「笏」字之外，其實《黃文》也就沒有更大證據，可以證明三十八號是曹雪芹的晚期故居了。雖然他們花了很大的力氣，想證明另一些牆皮上的墨跡是曹雪芹的手跡。
其實，這些牆皮上的墨跡本身就有疑問，因為據圖片看來，他們分明不屬於那些被按原位置抄錄下來的韻語之內。那麼我們就禁不住要問——
(一)究竟三十八號的牆上題壁情況是怎麼樣?除了《黃文》已公佈的題字外，究竟還有一些什麼題字?
(二)為什麼這些灰皮上的題字，當時競沒有「按原位置抄錄」呢?是認為它們不重要?
據舒先生報道，他們是在1971年4月4日下午三時開始發現這些題壁的，至1971年底，北京文物管理處將灰皮揭下，其間總有半年的時間(《黃文》後來又說，1971年春天文物管理處把山牆上帶字跡的灰皮起走，此中的「春天」，當為「冬天」之筆誤，因為在「春天」時他們還未發現有題壁)，既然他們一開始對這些題壁就發生興趣，以半年之久，當已有牆上墨跡是曹雪芹手跡的見解，為什麼卻不會將這段墨跡，與牆上詩詞韻語的墨跡再作一比較，以肯定其中有那些詩詞是出自曹雪芹之手呢?——假如他們這樣做了，就省得像現在那樣，要憑主觀見解去說它們與《紅樓夢》中的意境相似。
七
因此，《黃文》中所提供的資料，還不完全。而且裡面還有缺乏實證的報道。
譬如說那位孔祥則君，既知道「曹公生前，為曹公塑雕的弟子共兩人(按，是曹雪芹的弟子?)，是親兄弟。十數年間，曾多次為曹公塑像，可考的有七個(按，是那七個?)每次都經曹公本人指正改塑」。又知道「曹公繼室有文學基礎，能詩有詩稿。與曹公結合在乾隆二十四年或二十五年……，現在只知道她的外婆家姓顧，本姓尚待考查。她原來是秦淮河畔的風塵中人物。……在癸未中秋死去的曹公獨子，年十歲，為前妻所出。她與曹公結縭僅三載，曹公去世後，有人說她返常州為尼」。
孔先生知道有關曹雪芹的歷史真不少，而且每一項都極其珍貴，但可惜卻沒有說出來源與根據。
《黃文》引用孔先生的「報道」，其實目的無非是想坐實那所謂「曹雪芹雕像」，以及板箱內那首「曹夫人悼詩」的真實性。那塑像的真實程度如何，我們很難討論，但那首「悼詩」，發句便言「不怨糟糠怨杜康」，「糟糠」只能用來指妻子，所謂「糟糠之妻不下堂」，豈有妻子悼念丈夫競作此語之理?因此漏洞，遂使人疑「乩諑玄羊重克傷」之句，也太過神秘。「玄羊」自然是癸未，因癸屬水，色主黑(玄)，未於十二生肖為羊。但何來—個有「玄羊」字樣的「乩諑」呢?
現在這個板箱應該還在木匠張行君的手裡，北京文物管理當局，真應該把這板箱找來，一驗它的真偽。因為「悼詩」的內容實在關係重大。同時周汝昌大概也一定可以查到，乾隆二十八年癸未，北京是否因流行痘疾而有過「乩諑」。
八
對於黃先生他們熱愛曹雪芹的感情，筆者異常欽佩，無奈他們的證據還不夠，而且充滿了類乎無據之談的「報道」(如說「曹雪芹之墓」的碑石被棄於北山，那是一個很不可靠的流言。姑無論碑題的格式可笑，便是北京當局，亦決無任曹氏的墓碑棄置山丘之理。)同時出於主觀的「假設」，亦不少，因而，筆者也就提出主要的疑點如上，希望得到令人滿意的答覆。——至於次要的疑點實在太多，且先不提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