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和《女才子書》

曹雪芹和《女才子書》

曹雪芹

 曹雪芹「博學強識，疏通知遠」，從《紅樓夢》裡，可以窺知他幾乎無所不通，無所不曉。研究曹雪芹者，都認為他得力於「雜學」。

《紅樓夢》對文化的繼承是多方面的，幾乎牽扯到所有的姐妹藝術。《紅樓夢》問世後，便有人指出它是「反《金瓶梅》」。為曹雪芹寫評語的脂硯齋，曾經透露《紅樓夢》與《金瓶梅》及《女仙外史》有關的一些消息。但對這項研究工作，不管從縱的方面，還是從橫的方面來說，都僅僅是個開始。

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研究》、《紅樓夢簡論》及其他論文中，曾指出《金瓶梅》這部明代長篇小說，對《紅樓夢》有直接的影響。孫遜和陳詔同志，也認為《紅樓夢》「首先在題材上繼承了《金瓶梅》所新辟的境域，繼承了它所深化了的現實主義傳統」。並說：「《金瓶梅》只是一部駭人聽聞的封建階級的罪行錄，而《紅樓夢》才是一首無比深沉優美的從生活中抽出的詩。」

專家們、評論家們，對《紅樓夢》和中國長篇小說的繼承關係，已經做了一些可喜的工作。但《紅樓夢》與中國古典短篇小說的關係，還沒有觸及到。

現在，就我個人的看法，略談一些《紅樓夢》和《女才子書》中間的關係。

《女才子書》作者，自署「鴛湖煙水散人」。鍾斐序文中，說作者是徐秋濤。從書中內證，可知徐秋濤是吳人，平生未曾離吳，寫書的地方是泖上(松江)之蜃閣。據林辰考證，成書約在順治十六年。其中還有一段公案，尚待解決：徐秋濤是否如他自己所說，寫成《女才子書》即擱筆，未寫其他作品？他如此說是否故作「狡猾」，施展障眼法？又如《賽花鈴》、《夢月樓情史》等書，是否也出自他的手筆?這些問題一時都很難作出結論。

我以為：《女才子書》是受《唐才子傳》的啟發而寫的。《唐才子傳》是元代西域詩人辛文房撰寫的唐詩人傳記。傳成凡二百七十八人，又附錄一百二十家。見於正史的，只有百人，其餘都是由他採集得來。妓女、道士等也收入。不過《唐才子傳》是小傳性的，《女才子書》則是以小說筆法來寫的。

在卷首，辛文房交待：他認為「天下英奇，所見略似，人心相去，苦已不多」。因而希望別人在他成書以後，也能廣收博采，「庶乎作九京於長夢，詠一代之清風。後來奮飛可畏，揚激百世之下，猶期賞音也」!用這話，描繪出他寫書的動機和目的，還對後來者寄予希望。

「賞音」也就是心靈共感的意思。千年之下，「賞音」對促進寫作還是很有魅力的。不難看到，喚起徐秋濤寫《女才子書》，「賞音」也不失為一個因素。辛文房曾提到過「上漢仙侶，幽閨綺思」等篇，要「別總論之」，而刻行諸本，人們發現，其中「隱逸仙釋及名媛諸傳，仍依時次」。這也很可能觸動徐秋濤，按辛文房的體例，要為自身所處的時代名媛「別總論之」具體化。他出示給鍾斐時曾說：「這是我的近作《名媛集》……」足可說明這一點。

至於「體例」，確乎是和《唐才子傳》也幾乎一脈相承的。這就不去說它了。

現在，讓我們來談談《女才子書》和《紅樓夢》的某些關係，這只是我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女才子首卷》，作者道：「余夙負情癡，頗酣紅夢。雖淒涼羅袂，緣慳賈午之香；而品列金釵，花吐文通之穎。仍近世所聞，得十二女子，無慚閨秀，足抒芳毫……」

徐秋濤，以「情癡」自命，以「紅夢」自許，又以「夢亦可憑」自況。但他明白告訴讀者，他品列金釵，十二女子，是他親聞，不是親歷。這和那些自命風流，賣弄幾首艷詩俚曲的「說部」，有極大的不同處。可惜我們對他的生平所知太少，一時很難對他的思想、成就作進一步的探討。

《女才子凡例四則》很可能是徐秋濤自擬的，說這書「足使香閨夢寂，可醒閒愁」，「以軼事幽蹤，點次成編」。這與曹雪芹的自敘，說「只願世人當那醉余睡醒之時，或避世消愁之際，把以一玩」的口氣，頗為相似。本來這種平常文字，人云亦云，誰都可能隨手拈來，但和「金釵十二」、「夢亦可憑」等聯繫起來看，就給人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徐秋濤說他年輕時，曾乘白雲，到了高山「園嶠」，躡而窺之，則從瓊樓桂殿看到玉函金筒之文，乃袖之而歸。當即《女才子書》了。

人聞此說，未免既妄且誕。但作者自云：「顧以五夜藜窗，十年芸帙，……豈今二毛種種，擾侷促作轅下駒，不猶之乎遐想仙境，而十洲三島，有必不能已者。回念當時，激昂青雲，一種邁往之志恍在春風一夢中耳。」如今「弦冷高山，於期未遇，弊裘踽踽，抗塵容於圜闠之中，遂為吳儂面目」。於是援筆作書，「乃得為風月主人，煙花總管，檢點金釵，品題羅袖」。

《紅樓夢》緣起青埂峰下一塊女媧補天遺石，上面字跡分明，編述歷歷，抄下來便是一部《石頭記》。又曾數次改名：《情僧錄》、《風月寶鑒》、《金陵十二釵》等，都是它的別名。而《女才子書》也曾有過《閨秀佳話》、《美人書》、《情史續傳》等幾個書名。這能說是一種巧合嗎?

兩書都想使閨閣昭傳，又都著眼一個「情」字。在這方面，他們都有相通相承的蛛絲馬跡供我們索尋。《女才子書》對「閨閣名媛，已經載之史傳者，雖美弗錄，唯以軼事幽蹤，點次成編」。並稱「稗史至今日，濫觴已極，唯以唐人筆墨，另施面目。海內巨眼，自應賞鑒」。「以彫蟲余技而譜是書，特以寄其牢騷抑鬱之慨耳」。他的生活經歷，當然不能和曹雪芹相比，由於未能平步青雲，拘拘於「轅下駒」的命運，驅使他用藝術來發洩自己的思想感情，用小說寄托胸中塊壘，這創作動機，便和曹雪芹有相同的地方。

《女才子書》作者自稱為「情癡」，「然於桃葉之下，未嘗涉跡」。在這裡，他表明自己的「情」，不是卑俗的「情」，所歌頌的「情」，則是和「才、識」聯結在一起的。他對於紅拂、文君的行為，極口稱讚。分析他們「行權私匹，固難與道學言，即歆慕之者，亦不過重其情而已矣，而不知其奔也，以才識而佐其情也」。這些論點，不難看出他思想的一個方面。特別是對他所處的時代來說，具有不容忽視的價值。

在卷八《郝湘娥》中，記湘娥詠《虞美人》詩：

莫笑重瞳霸業湮，

漢家遺跡已無存。

寧知不及原頭草，

直到於今喚美人。

這和《紅樓夢》六十四回中，黛玉寫的《五美吟》中詠虞姬詩來對看：

腸斷烏騅夜嘯風，

虞兮幽恨對重瞳。

黥彭甘受他年醢，

飲劍何如楚帳中?

兩詩都是歌頌虞姬不單重情，而且有膽有識，勝過項羽、黥布、彭越等「鬚眉人物」千萬倍。

湘娥的詩，不能即斷為徐秋濤的手筆，但他欣賞她的見解，是無可置疑的。通過這些，我們進一步理解到，徐秋濤願做風月主人，絕不是為了玩弄女性；願做煙花總管，絕不是為了逞「一時之欲」。他提倡愛情要以才識做基礎，所以他為自己的書定名為《女才子書》。他認為配得上「美人」稱號的，也不能單以貌做唯一標準，必須有內在的東西，才能進入他所評選的美人行列。他在《鄭玉姬》中，借王百彀之口，為「美人定案」的標準：「夫所謂美人者，有情、有才、有韻，三者缺一不可，而豈一端之美，足稱絕色」!

從這方面，也看到曹雪芹在創作《紅樓夢》時，是融會不少前人的作品，以為己用。並且根據他的認識，重新作出適當的估價，才能超邁前人。

當然，如果僅從這些方面來考察《紅樓夢》和《女才子書》，兩者有某種相通的地方，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從作者思想的影響和發展，來加以考察。

釣鰲叟對《女才子書》卷九《王琰》的評論說：「自世風日下，而賢能才節往往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在以男性為中心的宗法社會中，能發這種議論，能寫這樣的小說，自然不可等閒視之。徐秋濤還有個觀點，認為史家異口同聲說，因為西施而使吳國傾覆，因為昭君而殺畫工。這都是為亡國解嘲罷了。後來曹雪芹把這思想大大發揮，並且成了曹雪芹一生的「偏頗處」。

對婦女問題，明代李贄，最稱卓識，他為婦女講道，士紳誣告他男女混雜，有乖禮法。有司以此定他為「淫僧」。這不但壓服不了他，他反而大聲疾呼道：「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人之見盡短，又豈可乎?」他站在卓文君這邊，認為「使當其時，卓氏如孟光，必請於王孫，吾知王孫必不聽也。嗟乎!斗筲小人，何足計事，徒失佳偶，空負良緣，不如早自抉擇，忍小恥而就大計。《易》不雲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明相照，同類相招。雲從龍，風從虎，歸鳳求凰，安可誣也!」他為卓文君辯護，而自己卻為人所誣，投獄而死，但他視死如歸，至死不悔。

徐秋濤借幻庵評語，表現出同樣的見解，認為：「苟奉倩謂：婦人，才智不足論，當以色為主。此語陋甚!」他評點古來美人，「有足思慕者，共得二十六人。卓文君、崔鶯鶯、關盼盼、步飛煙、霍小玉、朱淑貞」等人，都名列「同榜」。這些人都是觸犯道學家尊嚴的，都是名教的罪人。而徐秋濤對她們寄以「思慕之情」。他認為：「古來名妓，有足當美人之目者，共得六人。古來婢妾，有可為美入主次者，共得四人。」這對《紅樓夢》中寶玉「家鄉的」金陵十二釵「正冊」、「副冊」、「又副冊」，是否也有某些影響呢?因為我們看不到曹雪芹的「情榜」，但這正、副、又副的三段分法，恐怕多少也有些關聯吧?

徐秋濤借友人月鄰之口，來評《女才子書》道：「膽識和賢智兼收，才色與情韻並列。雖雲十二，天下美人，盡在是編矣。」這可以說是該書的結語。他把婦女的品格，分為三種。依他看來，賢、智為上，膽、識次之，情、韻又其次。「兼是數者，而又才色並絕，斯則希世而不能一見，所謂聖之時也。」就這點來說，對曹雪芹也不無影響。《紅樓夢》中，稱紫鵑為慧，湘雲為憨，探春為敏，平兒為俏，晴雯為勇，尤三姐為情，香菱為呆，迎春為懦，寶玉為情。在未寫完的稿中，對黛玉的判詞，則是「情情」，也

是以才情等做標準來劃分明。不過，我認為徐秋濤也有其局限性，比如，他把賢、智列為第一等，而對才、智的內涵成分，因襲的觀念又佔了很重的比例。曹雪芹則把比重放在情、韻上面，把賢、智也給予更複雜的內容，如許襲人為賢，以寶釵為智。對賢、智有他獨特的評價，決不把賢、智奉為最高標準。道學的賢，他更是深惡痛絕。和徐秋濤的標準也大大不同。徐秋濤的賢，譬如包括「不妒」之類的內容，還未曾擺脫舊思想的羈絆。曹雪芹則和他相反。寫黛玉硬是善妒，所以授人以「小性子」的話柄。可是黛玉的個性，也正在這裡突出得最鮮明。

李贄說：「求豪傑必在於狂狷，必在於破綻之夫。若皆鄉願之徒遂以為聖人，則聖門之得道者多矣。此等豈復有人氣者，而盡指以為聖人，益可悲矣夫。」把這種觀點借來，用在分析《女才子書》和《紅樓夢》的人物形象及精神世界上，就可看出曹雪芹和徐秋濤也有這種認識。他們所描繪的藝術形象，也大都符合這個標準。但是，徐秋濤的筆墨未曾放開，這正反映出他的思想也未曾放開。可是，表現在曹雪芹身上，就不僅是放開，而是超邁前人，獨步古今了。

我們知道，曹雪芹可以稱得上雜學家。本來中國古代思想分類上，就有「雜家」這一流派。明清之際，「雜學」這一門，又極突出。曹雪芹的「雜學」實際上是和「時文」對舉的，並不能用字面來測度它。那樣就會造成錯覺，以為駁雜不純就是雜學。雜學家既是對抗時文的，當然也必然無意科舉了。他們的精力也必然轉向另一方面，用各種知識來豐富他們的精神世界。

徐秋濤大概是個落第舉子，紫袍朝服對他已經無緣，因此，他也追慕屈子之後，以香草美人來寄托自己的情懷。在明末清初，蘇杭一帶，紡織業甲冠全國，市民思想正在抬頭，對徐秋濤亦必有所推動。當時，湯顯祖的劇目頗為盛行。小青這個人物，是湯顯祖引為知音的，名流學士，浩如煙海，而湯顯祖獨矚目於小青。徐秋濤說：「情之一字，能使人死，即不死，亦使人癡，大都閨閣尤甚。」小青並非情死，而是以死向舊禮教拋擲了投槍。因為杜麗娘是想像中的人物，而馮小青則是現實中人物。《女才子書》把小青列為第一，表現了作者的卓越才識，否則也就寫不出《女才子書》了。書目次第，是他自己擬定的。後來的版本，有的把郝湘娥放在首位，看來也絕非作者本意。

無獨有偶，小青在曹雪芹心目中，也佔有重要地位。他和脂硯一點兒都未曾迴避《紅樓夢》曾直接受到《牡丹亭》的影響這個事實。

曹雪芹和徐秋濤對馮小青的態度，得到一個交點，也就是他們在「賞音」方面，起了共鳴。

在對小青的評價上，徐秋濤認為：「千百年來，艷女、才女、怨女未有一人如小青者。」他把小青的遭遇，比作屈原，說：「馮生之前身似楚懷王，妒婦之前身似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姬病日苦，益明妝靚衣，又似當年汩羅將沉，猶餐英而紉蕙也。……三閭求之於世人，不得，而索之於雲中之湘君。湘君女子也，因想輪結還現女子身而為小青。……」

他把小青比作雲中君，使我們不能不想起晴雯來。晴雯的嵌宇格，又恰巧有個「青」字。寶玉對晴雯之死，也是把她的遭遇比之於屈原、賈誼，而使晴雯化為芙蓉女神，將和日月同輝!

《女才子書》作者對婦女充滿同情，他把封建桎梏下女性的身世，有意和自己的遭遇聯繫起來，對男人主宰的世界著實看穿，才執意作書，寫出「吳儂面目」，實際上也是為自己畫像。他用「十年」寫成《女才子書》，也是為「結一天極想於無何有之鄉」。至於個人「雖既蓬頭攣耳，躑躅泥犁，可以無憾」。全然不怕傖父含譏屠沽起誚。「當將若輩置於煙濤孤島之間」，「而使排激澎湃之聲以移彼之冥悟」。這種憤世疾俗的「宣言」，振聾發聵的氣勢，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精神，應使《女才子書》在我國文學史上得到應有的地位。

目前，我還沒有掌握曹雪芹讀過《女才子書》的直接材料，僅從內證發現一些有關聯的印證。曹雪芹會看到很多前人的作品，但他無須向讀者交待他曾看過什麼人的作品，受過什麼人的影響。不過，就我看了《女才子書》的感受來說，總甩不開它們有某些繼承關係的聯想，這就引起我非要把這點出來不可。我想不妨再舉一例，以做本文的結束。

小青臨死之前，召畫師為自己寫照。寫畢：「攬鏡細視曰：『得吾形似矣，猶未盡我神也。』故置之。畫師遂又凝神極巧，重寫一圖。小青又注目熟視曰：『神是矣，而豐態未流動也，得非見我目端手莊故爾。』矜持如此，乃令置之。覆命捉筆於旁，而自與老嫗指顧語笑，或扇茶鐺，或撿書帙，或自整衣褶，或代調丹碧諸色，縱其想會。須臾圖成，果極妖纖之致，笑曰：『可矣!』」

但是，那真正畫出神采流動的第三幅，竟然未曾傳世，人所得見的，只有第二幅。「但不知第三幅更復如何!」

這種藝術表現手法，在造成懸念的同時，觸動人的想像力，使人們在想像中，得到小青活脫脫的形象……因為「意態由來畫不成」，讀者只得在自己心目中把人物塑造出來。

在《紅樓夢》中，有脂硯一條眉批，說他多年訪求名手，欲得林黛玉畫像，可惜都未成功。忽然，有一天，有人攜來一幅畫，他見了認為滿意，但因索價太昂，深悔沒有買下，不知已流傳到何處了!

這種批語，也起到增強正文藝術感染力的作用，使人看到此處，不由掩卷遐思，在想像中，為林黛玉畫出既真實又理想的形象來。

１題解：《女才子書》是春風文藝出版社根據大連圖書館藏本，由馬蓉同志校點於]983年9月出版的，本文即以此版本為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