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重遊南京考
南京，這座著名的古城，是我國十八世紀最偉大的天才作家曹雪芹的誕生地。他在這裡度過了飫甘饜肥的童年時代。後來，雍正皇帝窮治政敵，查抄江寧職造曹家，將曹頫\逮京問罪，十二三歲的雪芹便作為罪臣的家口，押回北京了。他在皇帝的眼皮底下，熬過了三十多年的坎坷歲月，不足五十歲，就在北京西郊的茅屋裡貧病而歿。
曹雪芹以他南京時期的生活為主要素材，為我們偉大的祖國留下了一部世界最輝煌的小說《紅樓夢》，然而卻沒有在南京為自己留下一點可資紀念的遺跡，也沒有在其他地方留下一篇傳記或一塊墓碑，致使我們今天想紀念他的誕辰或忌日也無法確定日期。一代才人之厄若此，思之愴然!也正因此，有關這位作家的斷簡殘篇，便成了後人鉤稽他生平行跡的珍貴史料。本文就是想在現存的吉光片羽般的資料中，設法弄明白一個問題：雪芹定居北京後，晚年是否曾經重遊留下他「秦淮舊夢」的地方——石頭城南京?關於這個問題，六十年代初就已有紅學家提出。當時還在國外的吳世昌先生說，敦敏詩似乎暗示曹雪芹曾經離開北京一年許(見1961年牛津版《on the red chamber dream》)。次年，周汝昌先生撰文指出，曹雪芹曾重至南京(見《曹雪芹與江蘇》，《雨花》1962年第八期)。後來，吳恩裕先生在介紹河南省博物館收藏的《雪芹先生小照》時，據畫上題記認為，曹雪芹與兩江總督尹繼善應有「通家之誼」(見《有關曹雪芹十種》1963年版)。這些結論很對。可惜他們都只是在論及其他議題時順筆點到這個問題，未曾有專文對此展開全面的論證。另外，這個問題在《紅樓夢》研究中有多大意義也未及闡明。所以，關於曹雪芹晚年曾離京南遊一事，儘管早在二十年前即已有人提出，但似乎不為讀者和評論家所注意。直到近年，史樹青同志以及陳毓羆、劉世德同志分別著文考辨《雪芹先生小照》的真偽，這個問題才又重新提起(史文見《文物》1978年第五期，陳、劉文見《學術月刊》1979年第二期)。由於他們都斷定這幅畫是偽作，也就同時否定了曹雪芹晚年曾赴南京為尹繼善幕。
本來，一位作家是否曾於某年月日到過某地，弄清楚了，未必能增其光榮，弄不清楚，未必會損其價值。記得十數年前看到一篇文章批評某專書將魯迅先生在西安講學時的日常生活開了一篇流水賬，連先生患腹瀉是在哪一天都考證出來了，一時傳為笑談。那自然應為考證家戒。然而我以為，「這鴨頭不是那丫頭」(史湘雲語)。魯迅先生那次腹瀉可以不考，雪芹先生這次南遊卻應該弄個明白。因為這個問題不僅關係到曹雪芹的思想性格、過從行藏，而且直接關係到《石頭記》版本考證中的大問題，以及小說成書過程中的某些重要環節。近年來，我在撰寫《己卯定本〈石頭記〉初探》和《甚矣才人之厄也》二文的過程中，深感曹雪芹是否曾一度離京南遊的問題非解決不可，才著手對現已發現的史料進行一次全面的調查。現將這些資料放到一起進行綜合的分析推考，看看能否對這個問題得到一個較為合理的說明。
一、己卯年(乾隆二十四年，1759)春以前，曹雪芹在北京。
七十年代初，在北京發現了一批有關曹雪芹的重要文字資料。其中包括曹雪芹佚著《廢藝齋集稿》的殘卷《南鷂北鳶考工志》、《考工志》自序、董邦達為它作的序，以及敦敏的《瓶湖懋齋記盛》。從這批資料中，可以找到如下史實：一、寫於丁丑年(1757)清明前三日的自序稱：「曩歲年關將屆」，故人於叔度家貧無告，來訪雪芹；雪芹遂授以扎糊風箏的技藝，助其自養。「數年來老於業此已有微名」，所得亦芶?贍家。曹雪芹感而著述《考工志》，以使廢疾無告者有自養之道。二、戊寅年(1758)春間，雪芹曾過敦敏捨，臘月二十四日應邀鑒賞字畫。三、董邦達於次年(己卯)正月為《考工志》作序。這些材料合起來可知，從丁丑(1757)之前「數年」，直到己卯(1759)春間，雪芹在北京。如果我們再結合考查脂京本上的批語「乾隆二十一年五月七日對清」、脂詮本上的正文「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仍用《石頭記》」，則又可推知，甲戌(1754)前數年到己卯(1759)這六、七年間，曹雪芹都在北京活動。這期間，他除了完成《石頭記》的兩次修改定稿的巨大工程而外，還多次離開西郊住地，到城內於叔度等處扎糊風箏，傳授技藝，助人過活。此外，又還花很多時間為北京的廢疾無告者撰寫工藝專書《廢藝齋集稿》。光是這些，就可以看出曹雪芹付出的勞動是何等巨大。看來，這段時期他確乎是沒有閒暇離京遠遊的了。
二、己卯(1759)夏秋，雪芹離京遠遊。
敦敏的《懋齋詩抄》中有一首詩，以序為題：《芹圃曹君(霑)別來已一載余矣；偶過明君琳養石軒，隔院聞高談聲，疑是曹君；急就相訪，驚喜意外!因呼酒話舊事，感成長句》。此詩作於庚辰年(1760)秋天，題中既明言「別來已一載余矣」，可確知他倆至遲在己卯秋天就分手了。這次闊別，有三個可能：一、兩人都在北京，因各忙於自己的事務，致一年餘未見過面。以曹雪芹與敦氏兄弟的親密關係，同住一個地區而經年不見，是說不過去的；並且詩題一曰「驚喜意外」，詩中再曰「忽漫相逢頻把袂，年來聚散感浮雲」，都是遠別重逢的情緒，所以，這種可能不存在。二、敦敏本人離家年餘，返京後適偶遇雪芹。但敦敏從戊寅年(1758)夏天從錦州返京後便未再出門，所以這種可能也應排除。三、曹雪芹出門他往。這由兩點可推知：一點是此詩的內容和題目表明，這次偶然相遇，感到意外的是敦敏而非雪芹，那就是說，外出年餘不期而歸的是雪芹而不是敦敏自己。倘若是敦敏自己遠遊，在外地時常懷念北京的故人，則從踏上歸途之日起，與雪芹相會就已屬意料中事，何「意外」之有?第二點就是敦敏略早一些時候寫的另一首詩《閉門悶坐感懷》，最後兩聯是：「故交一別經年闊，往事重提如夢驚!憶昨西風秋力健，看人鵬翮快雲程。」這是敦敏在庚辰秋天「悶坐」於北京家中思念遠遊的故人。將這些話同上首詩互相印證，更明白敦敏這一年餘未離京；一度離京他往的是「故人」，是「別來已一載余矣」的「芹圃曹君(霑)」。
能證明曹雪芹曾離京他往的，還有一條材料：張宜泉的《懷曹芹溪》。全詩如下：似歷三秋闊，同君一別時。懷人空有夢，見面尚無期。掃徑張筵久，封書畀雁遲。何當常聚會，促膝話新詩。｜這首詩本來是大家早就熟悉的，但由於張氏的《春柳堂詩稿》是按體編排的，光從《詩稿》本身去看，無法確定寫作年代，所以人們便不好將它與雪芹此次南遊的事聯繫起來。但是，倘若我們把目光從《詩稿》拉開，聯繫其他材料來加以考查，那就不僅可以大體推定此詩的寫作年代，而且它與曹雪芹南遊的關係也可看得明白了。
今據敦敏的《瓶湖懋齋記盛》得知，曹雪芹是在戊寅年(1758)才在白家疃修築土屋，從香山遷去那裡的。那麼曹雪芹結交白家疃的私塾先生張宜泉，自然是1758年移居那裡以後的事。倘非如此，而是他們早年就已相熟，那麼雪芹這次恰巧到白家疃築屋定居，則張宜泉之欣喜當莫可名狀。但他的集子中卻絲毫沒有詩作反映出這種情緒，甚至在有關雪芹的篇章裡，連一般故人重逢的話也沒有。既如此，這首詩的寫作年代自不能在他倆相識的戊寅年(1758)以前。前面又說過，從《記盛》可確知，戊寅年春到次年己卯春，雪芹並未離京，故又知張詩也不是戊寅年內的作品。但是，也不能晚於庚辰年(1760)秋天，因為前引敦敏詩證明，此時雪芹已回到北京了。這樣看來，張詩當是己卯年(1759)春至庚辰年(1760)秋之間所作。再從「張筵久」、「畀雁遲」等詩句看，張宜泉因懷念友而提筆作詩時，雪芹已經離家遠行相當長一段時間了。在當時交通不便、郵路多阻的情況下，這類詞句所表現的，起碼是分別半年以上的情景。所以可推此詩當寫於庚辰年上半年雪芹返京之前。
此外，張詩還說明雪芹這次離京他往，一是路程遠，二是歸期不定，非行前可以預擬者。這兩點，正又與前引敦敏詩所敘吻合：雪芹於庚辰秋歸來，是敦敏預料不及的，所謂「急就相訪，驚喜意外」，所謂「年來聚散感浮雲」，恰是一種不僅久別重逢，而且遠別重逢，相逢難得的情調。張、敦的詩互相印證，可信他們所說的雪芹遠遊是同一回事。
三、雪芹遠遊之地是南京。
丁丑年(1757)秋天，敦誠有《寄懷曹雪芹(霑)》，勸雪芹「莫彈食客鋏」。他說：「揚州舊夢久已覺，……不如著書黃葉村。」這裡提到揚州。庚辰年(1760)秋，敦敏與雪芹驚喜相遇，「呼酒話舊事」時，話題是：「秦淮舊夢人猶在。」這裡提到揚州。次年敦氏兄弟走訪雪芹後各有詩一首(敦敏的是《贈芹圃》，載《懋齋詩抄》；敦誠的是《贈曹芹圃(即雪芹)》，載《四松堂集》)。一個說「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風月憶繁華」，一個說「衡門辟巷愁今雨，廢館頹樓夢舊家」，說的都是有關揚州的話。這裡所憶的「秦淮風月」，所見的「廢館頹樓」，所夢的「舊家」，自然只是雪芹一人的事。因為二敦在江南無家，並且連去也沒有去過，根本談不上「憶」和「夢」，談不上由他們來向曹雪芹「話舊事」。他倆涉及雪芹遠遊的這些詩，一次再次地提到揚州，難道僅僅是把「揚州」當作一般繁華之所的代稱?不可能。否則，他們兄弟的詞藻也太貧乏了。而且他們既然都不曾與揚州發生過關係，偏要一次再次地賣弄，豈不也太寒酸了嗎?何況還是在一位生在、長在揚州的貴族後裔面前!所以，他們詩中的「揚州」、「秦淮」、「舊家」之類都是確指，不是比喻、借代。雪芹遠遊甫歸，與敦敏初次相遇，話題就是揚州；翻過年後，與敦氏兄弟見面，話題還不離揚州。這樣頻繁地重複有關揚州的話題，是為了什麼呢?當然不是曹雪芹到這時候才首次向兩位老友披露家史，也不是這半年間他突然被天外飛來的今昔之感所籠罩，要向故交大嚼老婆婆舌頭。唯一合理的解釋是：他剛剛去過了自己的「舊家」——南京(揚州乃古州名，今華東江南各省皆屬，州治南京)。現在再回過頭去看敦敏在雪芹遠遊未歸時寫的那首《閉門悶坐感懷》，便更能明白其中的滋味了：「近砌吟蛩侵夜語，隔鄰崩雨墮垣聲。」——是寫景，恐怕也是寫情。「故交一別經年闊，往事重提如夢驚!」——想起遠遊的雪芹，何事如此驚心?不正是江寧織造曹家被政敵殘害的歷史嗎?不正是由於曹雪芹此次南遊才使得三十年前的那段「往事」被「重提」的嗎?可見，曹雪芹這次離京遠遊，真是去那處處可以勾起他的「憶」和「夢」的地方——石頭城南京。
四、曹雪芹返南京是去做幕賓。
敦誠在丁丑年(1757)隨父司榷山海，居喜峰口時，寫有一首詩：《寄懷曹雪芹(霑)》(《四松堂集》影印本卷一第二葉)。全文如下：少陵昔贈曹將軍，曾曰魏武之子孫。君又無乃將軍後?於今環堵蓬蒿屯。揚州舊夢久已覺，〔自註：雪芹曾隨其先祖寅織造之任。〕且著臨邛犢鼻。愛君詩筆有奇氣，直追昌谷破籬樊。當時虎門數晨夕，西窗剪燭風雨昏，接䍠倒著容君傲，高談雄辯虱手捫。感時思君不相見，薊門落日松亭樽。〔自註：時余在喜峰口。〕勸君莫彈食客鋏，勸君莫叩富兒門：殘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書黃葉村。
這首詩中的句子，評家常愛引用。但大都只限於用來說明曹雪芹的貧困、詩才、傲骨以及創作《紅樓夢》時的艱辛。但這首詩實在不是泛泛的懷舊和稱賞故交之作，故不能作泛泛解。否則，有兩點不好解釋。一是詩的內容雜亂：一會推測家譜，一會說揚州，一會憶早年宗學裡的生活，一會贊雪芹的詩才、傲骨，頗有東扯西拉之嫌。二，尤不可解的是，既然前面是一片高度稱賞之辭，怎麼後四句突然急轉直下，寫出「勸君莫彈食客鋏」的句子來呢?把「步兵白眼向人斜」、「傲骨如君世已奇」的曹雪芹與為了「出無車」、「食無魚」而長歎的食客馮歡相提並論，豈非大不敬!這樣的話，怎麼會出自一向景仰雪芹文章人品的敦誠之口?有人認為後四句詩並非不敬，實是前面稱賞之辭的繼續，講的是雪芹傲岸，不向權貴乞求殘羹剩飯。倘若敦誠的原意真是如此，詩句就應改為「喜君不彈食客鋏，喜君不叩富兒門；鵷鴝５豈戀鴟鵂鼠，我自著書黃葉村」之類，才說得過去。事實上，只要不曲為辯解，應承認敦誠這後四句詩不是稱賞而是規勸。生活常識告訴我們：一個人要正二八經地「勸」友人別做有損體面的事，總是由於已經獲知對方要想去做那件事的緣故。否則，有什麼好「勸」的?要硬去「勸」，輕則叫無的放矢，重則是門縫裡看人，那是交友之道所不允許的。敦誠生在封建道德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這一點當比我們清楚。然而他竟然「勸」開了!那麼，「勸君莫彈食客鋏，勸君莫叩富兒門」的背後，不正是有著「聞君欲彈食客鋏，聞君欲叩富兒門」的內容在嗎?所謂「不如著書黃葉村」的前面，不正是有著「與其折腰事權貴」的「潛台詞」嗎?可見，這首詩實在不是泛泛之辭，而是有所為而發的。從詩中應該鉤稽出這樣的歷史事實：丁丑年秋天，敦誠在喜峰口得到了一個消息——曹雪芹打算應某達官貴人之招，去做幕賓。後四句詩的謎底一經揭曉，全詩的立意、構思就粲然了：原來這是敦誠煞費苦心編織成功的一封勸阻信。
你看，敦誠的本意只在勸阻雪芹去做幕賓，卻偏偏從高度稱讚他的家世地位、人品詩才講起：您不是高貴的將門之後嗎?您的祖先何等顯赫、榮耀!現在您雖然潦倒了，但那算得了什麼!您看透世情，從來傲骨嶙峋；您安於貧困，始終保持著自身的高潔。您才氣橫溢、風流倜儻。回想當年我們在右翼宗學的時候，慷慨激昂，糞土權貴，您又是何等傲岸!今天我遠在喜峰口聽到您打算接受招請，去做幕賓。面對北京的落日，我濁酒自斟，心中很不是滋味，恨不得立即來見見您。我勸您還是不要去叩富兒門吧，與其折腰作幕賓，成天看人家臉上的「德色」(以施主自居的驕矜之色)，不如仍在窮山村裡寫您的偉大作品《石頭記》，那才符合您一貫的性格，也才不辱沒您的祖先和您這樣的人傑!這裡面，特別值得注意的還有那兩句詩：「揚州舊夢久已覺，且著臨邛犢鼻」，以及那條自注。敦誠勸阻曹雪芹去過彈鋏生涯的一個重要理由不正是這樣嗎：您是當年赫赫揚揚的江寧織造府裡的貴公子，如今卻打算以一個食客的奴僕身份重返故里，那是怎樣糟糕的事呵!千萬去不得!
這是敦誠的看法。他哥哥敦敏又不同一?雪芹成行的第二年，敦敏吟道：「故交一別經年闊，往事重提如夢驚!憶昨西風秋力健，看人鵬翮快雲程。」對雪芹此行，頗覺快慰，歎為美差。他們兄弟二人志趣性格不一樣，這只要讀讀他們各自的詩集，就可以感覺得到的：弟弟敦誠才高氣粗，睥睨「大人」、「群小」；哥哥敦敏則比較熱中，性格穩重而實際。瞭解這一點區別，可使我們更相信敦氏兄弟的詩，各從一個立場出發，所談的實際上都是一件事：雪芹要去作達官顯貴的幕賓。正由於敦敏把這次遠遊視為美差，看成是潦倒半生的才人得以鵬舉的大好機會，所以不久雪芹即棄權貴歸來，才使他感到「意外」，慨歎「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見此支離」(《題芹圃畫石》)。敦誠對雪芹的拂袖歸來，卻是另一種心情：「司業青錢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贈曹雪芹圃》)表示十分稱賞和贊同。也正由於雪芹這次出門不是辦自己的事，而是應招去作門客，到底會去多久，事前不能預擬，所以他走後，張宜泉才有「懷人空有夢，見面尚無期」之歎。至此，我們對於曹雪芹曾於己卯秋至庚辰秋離京遠遊，並且是到南京一個權貴門下去做幕賓，似不應有懷疑了。(敦誠當年勸阻雪芹赴幕，那是由於他對門客這個職業有偏見。我們今天自不應再抱這種偏見，將雪芹赴幕看作他政治品格上的「污點」。現在有同志竭力否認雪芹作過幕賓，恐怕與這種偏見的影響有關。當然，這些同志的出發點是可以理解的：為了愛護這位偉大的作家。但我想，只要我們今天對封建時代的幕賓不採取一竿子打滿船人的做法，而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那麼，曹雪芹到南京作幕賓的事，也是可以從積極方面找到解釋，而不至於損害作家人品的。)那麼，招雪芹赴幕的那位南京權貴是誰呢?
五、招雪芹赴幕的是尹繼善。
河南省博物館藏有一幅《雪芹先生小照》，為乾隆年間江蘇畫家陸厚信所繪。畫上有題記云：雪芹先生洪才河瀉，逸藻雲翔，尹公望山時督兩江，以通家之誼羅致幕府。案牘之暇，詩酒賡和，鏗鏘雋永。余私忱欽慕，爰作小照，繪其風流儒雅之致，以志雪鴻之跡云爾。
尹望山名繼善，一生中曾四督江南，最後一次是乾隆十九年八月至三十年三月，兩江總督幕就設在古揚州治所南京。前面說過，曹雪芹離京南遊為人做幕，是在己卯(乾隆二十四年)、庚辰(乾隆二十五年)之際，正當尹繼善第四次督兩江任期內。此畫像是一個單開冊頁，對臉頁上有尹繼善的兩首題詩。第二首是：「久住江城別亦難，秋風送我整歸鞍。他時光景如相憶，好把新圖一借看。」這裡，明確告訴我們：畫中人離開南京返回，是在秋天。這與前引那些材料說曹雪芹離北京遠遊一年許，於庚辰秋始歸的情況正相吻合。
尹繼善生於1696年，比曹雪芹長二十歲左右，比雪芹之父曹頫\略長幾歲。曹頫\落職時，尹三十二歲，正做著怡親王允祥的記室。而怡親王允祥便是雍正二年受御命「照看」並負責「傳奏」曹頫\情況的人。因此，這個尹繼善認識曹頫\，從而知道頫\子雪芹，並非不合情理。尹繼善又是一個愛才的著名文士，他知道並賞識曹雪芹的才華而「以通家之誼羅致幕府」，也不是一件十分費解的事。若非尹繼善，揚州的一般官僚，大約不會到北京去請曹雪芹這樣的真才；若非尹繼善，別的無文之輩，大約曹雪芹也未必願去做他的幕賓(至於去了以後，由於種種原因，雪芹「步兵白眼向人斜」，擲卻「留客醉」的「司業青錢」，拂袖而歸，那是另一回事)。
尹繼善第四次實授兩江總督在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十月間。推想他招請曊?雪芹赴幕就在這次實授總督之後不久。尹再督兩江而網羅人才，應屬必然。正由於雪芹權衡利弊，打算應招，故次年才有敦誠由喜峰口寄詩給他，勸他「莫彈食客鋏」(曹雪芹欲赴幕的打算，很可能是曹自己函告敦誠的)。
總上所述，己卯(乾隆二十四年，1759)夏秋至庚辰(乾隆二十五年，1760)秋天，曹雪芹曾經離京遠遊；遠遊之地是古揚州治所南京；到南京是應尹繼善之招去作幕賓。——這就是本文的結論。肯定這一點，有關曹雪芹的那許多詩文資料都可以得到統一的說明；倘若不是這樣，我感到若干史料的內容都不好找到合理的、前後一致的解釋。
最後，再附帶談一個問題。陸厚信所繪的《雪芹先生小照》自1963年發現後，吳恩裕、周汝昌先生即加以肯定；前兩年有人著文證其為贗品；1979年第四期《山西大學學報》發表宋謀瑒先生的意見，此不贅述。這裡，只是想對持《小照》「贗品說」的同志進一言：若要論證畫上的人不是曹雪芹(霑)，而是俞楚江或某個八桿子打不著的「張雪芹」、「李雪芹」，除了對畫頁本身進行各種考辨外，能否也從曹雪芹的行跡方面找一些反證?比如證明曹雪芹晚年未離開北京，未南遊，未作過幕賓，與尹繼善不相識，等等。若這些問題都得到堅實的證明，則我將欣然放棄本文中的結論。果爾，持《小照》「真品說」的同志也將願意重新考慮自己意見的吧，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