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的時代、家世和創作

曹雪芹的時代、家世和創作

曹雪芹

偉大的革命導師列寧曾經說過：「如果我們看到的是一位真正偉大的藝術家，那末他就一定會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質的方面。」[1]

我國十八世紀的偉大小說《紅樓夢》，是一部寫階級鬥爭的書。它的作者曹雪芹，以他極其敏銳的觀察力和極其動人的筆墨，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他的時代，反映了他的時代的某些本質的方面，為封建地主階級唱出了一曲絕望的輓歌，為剛剛處在萌芽狀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透露了某些歷史要求。

故宮博物院保存的不少有關曹雪芹的家世檔案資料，是我們瞭解曹雪芹的家世和研究曹雪芹的創作的十分有用的材料。本文就想談一談讀這些材料後的幾點初步的認識。

曹雪芹的時代，是康、雍、乾的時代，他的一生剛好處於明末李自成和清末太平天國兩次農民大革命的高潮的中間[2]，是清代封建政權相對穩定的時期。康熙在中國歷史上曾經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在他統治的六十來年中，在政治和軍事上，消滅了分裂割據勢力，維護了國家的統一，打擊了覬覦我國的殖民主義勢力和侵略者，鞏固了祖國的版圖，形成了一個屹立於世界的強大統一的封建國家；在經濟上，採取了一些措施，如興修水利，獎勵墾殖等，對當時生產的恢復和發展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當然，我們不應該忘記，康熙是一個封建皇帝，他所代表的是地主階級的利益，他所加：強的也是地主階級的政權，他的一切措施都是為了鞏固他的統治，他不過是在某些方面順應著歷史發展的趨勢，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而已。因此就在康熙統治時期，封建社會固．有的種種矛盾和病創是不可能消除的，社會的各種矛盾，特別是階級矛盾也在迅速地發展著。

由於清初官僚地主階級的大量掠奪土地，形成了土地的高度集中，廣大農民則失去土地，流於貧困。這種土地集中的情況，從曹雪芹家庭本身也可以得到證實。雍正五年曹頫\被抄家的時候，江寧織造隋赫德在《細查曹頫\房地產及家人情形折》裡講到當時已經衰落的曹家，尚有「住房十三處，共計四百八十三間．地八處，共十九頃零六十七畝」，另外還有放出的銀子「連本利共計三萬二干余兩」。按雍正時期的土地價格來算，這三萬多兩銀子，還可以買一萬多畝上地[3]。由此不難想見，當曹家興盛的時候，該擁有多少土地了。

與地主階級瘋狂地掠奪土地緊緊聯繫在一起的，是他們窮奢極侈的豪華生活。他們「膏腴萬頃」，「一日之餐費至十餘萬」[4]，曹寅時代的曹家，也是這樣的大官僚地主家庭。康熙南巡六次，由他接駕招待了四次，實際是南京、揚州、蘇州各四次，共十二次。曹寅招待康熙，當然是極盡其豪華闊綽的場面的。請看康熙在李煦的奏折上的這段批諭：「朕九月二十五日自陸路看河工，去爾等三處，千萬不可如前歲伺候」。這裡所提的「前歲」，就是指康熙三十八年第三次南巡，當時康熙住在曹寅的織造署裡，曹寅曾奉母陛見，康熙並親書「萱瑞堂」三字賜她。這次曹寅的接駕，竟然使三年以後的康熙還要叮囑「千萬不可如前歲伺候」，則其「伺候」的水平可以想見是十分可觀的了。諸如此類的事情，在曹雪芹的家世檔案史料裡．還保留有很多。例如多次修建行宮，打造巨船準備接駕等等。地主階級這種花得像淌海水一樣的銀子，其來源沒有別的，只能是對農民的慘重剝削。

地主階級殘酷地剝削農民和瘋狂地掠奪土地，必然要激起廣大人民的反抗，這在曹寅給康熙寫的奏折裡也有所透露。康熙四十七年三月初一日曹寅《奏報自兗至寧一路聞見車宜折》說：

臣聞得四明山通福建，歷來盜賊之巢穴。此輩皆在別省行劫，歸藏山中，形跡幽秘，其來已久，以前未嘗不犯．問官只向眼前現在之案，不株連根柢，故四明山巢穴，人皆不知。……

實際上曹寅在這裡報告的是一個農民反抗的根據地，這反映了當時在四明山地區農民反抗的情況。可以說這種農民對地主階級的反抗鬥爭，從康熙到乾隆愈演愈烈，以至於在曹雪芹死後十來年，就爆發了山東臨清的王倫起義，為清代封建政權的滅亡敲響了喪鐘。

清代前期的另一重社會矛盾，就是由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及其發展，逐步興起了新的手工業、商業城市，逐步形成了市民階層。這樣，在封建社會內部，又增加了一種反對封建專制統治的新的社會力量，從而在封建社會農民與地主階級的這一主要矛盾之外，又增加了一重新的矛盾。

由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和發展，手工業、商業城市的興起，市民階層的逐漸形成，在中國歷史上，從明代後期起，市民運動便不斷發生，到康、雍、乾的時代，從未間斷。康熙五十一年，擔任蘇州織造的曹雪芹的舅祖李煦在奏折裡就向康熙報告「江寧、鎮江、揚州等府百姓」因為拒絕新督撫而於「二月十八、十九等日連日罷市」[5]。雍正四年，福州曾發生過城市貧民因缺米而在巡撫衙前示威[6]。乾隆時期，蘇州和杭州也先後發生過商人罷市、拆毀公堂和聚眾萬人的大示威。上面這些情況，說明當時的市民運動不僅是連綿不斷的，而且也是頗具聲勢的。這些事實，正是封建末期這一新的社會階級矛盾的反映。

康、雍、乾時代的另一重社會矛盾，就是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實際上就是圍繞著爭奪皇位的鬥爭。這場鬥爭，先是表現在皇太子胤礽的廢立問題上，接著就是雍正奪得了皇位以後打擊和消滅異己勢力，連他父親一朝的大臣，凡是不利於他的都不放過，曹雪芹的家就是在這一場鬥爭中敗落下來的。統治階級內部這場權力和財產的再分配的鬥爭，不僅使一大批貴族官僚敗落下來，並且促使他們在思想上發生分化，有的轉向消極的佛老思想，有的轉向於對這個政權及其統治思想進行批判，偉大作家曹雪芹就是屬於後一種情況。

清代的統治者為了鞏固他們的統治，大力提倡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學。乾隆上台以後，就一再跑到曲阜去「朝聖」，並吹捧孔老二和他的思想是：「日月經天，江河行地。五百年聞知之統，獨衍心傳，七十子悅服之誠，長垂師表」[7]。由於清初統治者這樣大力提倡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學，在清初思想界，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學又大肆氾濫。

然而，有壓迫就有反抗。正當清代統治者大力提倡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學的時候，卻先後湧現出了一批具有樸素唯物主義和初步民主主義思想傾向的思想家，其中比較著名的有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唐甄、顏元、戴震等等。他們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對儒家正統思想，對程朱理學，對封建專制的君主制度，對科舉制度，對土地制度以至對婦女問題、民生問題等等，都提出了猛烈的批判。

曹雪芹的《紅樓夢》就是在這樣激烈的社會階級鬥爭和意識形態領域裡的鬥爭中產生的。在《紅樓夢》中也同樣反映著激烈的社會階級鬥爭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特別是貫徹著對儒家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學等封建正統思想的猛烈批判，和透露了正在萌芽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某些歷史要求。

曹雪芹之所以偉大，不在於他用動人的文筆寫出眾多的人物和場面。曹雪芹之所以偉大，最根本的一點，正是他對於那個時代和對他的本階級的認識，他能透過乾隆王朝的表面強大和繁榮，尖銳地指出那個時代不是什麼「盛世」而是「末世」，是「內囊卻也盡上來了」，他能敏銳地預感到和尖銳地揭露出封建地主階級已經不配有更好的命運，等待著它的，只能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的結局。曹雪芹在《紅樓夢》裡是接觸到了封建社會裡的主要矛盾——農民與地主階級的矛盾的。小說第一回寫的「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盜蜂起，無非搶田奪地，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准以安身」，顯然是寫的農民起義。七十八回的姽嫿詞，直接地描寫了農民起義的聲勢，弄得「天子驚慌愁失守，此時文武皆垂首」,簡直是勢如破竹，銳不可擋。儘管這首詩所反映的曹雪芹對待農民起義的態度是有問題的，他並不贊成農民起義，但這首詩客觀上卻反映了農民起義的聲勢和威力，反映了封建地主階級在農民起義面前的束手無策。五十三回寫二地主烏進孝交租，更是直接揭露了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剝削。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在一開始就寫了一個中小地主甄土隱的破產過程，然後又集中筆力寫了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的沒落，重點是寫了賈家的沒落。這樣就告訴我們，在這個時代並不是偶然的個別地主家庭的敗落，而是從中小地主到貴族大地主都已經面臨著沒落的命運，所謂「運終數盡」。自從曹雪芹在《紅樓夢》裡為地主階級唱出了「忽喇喇如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芒大地真乾淨」，這樣悲涼絕望的輓歌以後，地主階級的所謂「盛世」就再也沒有了。

尤其可貴的是，他用自己獨特的方式(用所謂「假語村言」來寫小說)來對當時正佔據統治地位的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學等封建正統思想，進行猛烈的批判，在批判中表明了自己的理想(要求個性解放，要求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反對封建的包辦婚姻，反對科舉制，反對皇權主義等等)，從而透露出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某些歷史要求。

這些，我認為正是這個時代的本質的方面，而曹雪芹在《紅樓夢》裡，卻對它作了深刻的描寫。歷史發展的進程，令人信服地證實了他對他的時代和階級所作的預言。

曹雪芹的家庭，是一個貴族官僚家庭，但又是一個奴才家世，因為他的上世很早就入了旗籍，屬正白旗包衣[8]，後來屬「內務府」[9]，是奴隸身份。曹家自從他的遠祖曹世選跟隨多爾袞入關以後，經過曹振彥、曹璽、曹寅和曹顒、曹頗兄弟這五代人，始終是封建皇帝的忠實奴才，但同時又是皇帝的親信。曹家與康熙還有一重特殊關係，即曹寅的母親孫氏，是康熙的奶媽，康熙南巡時曾稱她為「吾家老人」，曹寅小時又曾當過康熙的伴讀。所以曹家自曹璽開始，一直到曹頫\抄家為止，先後曾當過六十多年江寧織造。曹家在江南是有相當大的家產的，由於康熙的特殊照顧，所以康熙五十一年曹寅病故後，康熙即降旨：「曹寅在彼處居住年久，並已建置房產，現在亦難遷移，此缺著即以其子連生補放織造郎中。」[10]後來康熙五十四年連生即曹顒病故後，康熙又說：「現在若遷移他的家產，將致破毀」，因此又命將曹荃的第四子曹頫\過繼給曹寅「並補放曹顯江寧織造之缺，亦給主事職街」[11]，可見康熙對曹家是何等的關切。曹寅是一個頗有文采的封建官僚，因此在江南結交了不少著名的文人。康熙把他放在江寧織造任上，是有特殊用意的。與其說曹寅的江寧織造署是一個皇家派駐在南京的專管織造及採辦等事的機構，倒不如說，它是康熙派駐在南京的一個聯絡機構、情報機構來得更符合事實些。實際上，曹寅給康熙寫的奏折，內容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例如在政治方面，曹寅密報了四明山區農民反抗鬥爭的情況(見前引)，康熙批諭：「知道了。已後有聞地方細小之事，必具密折來奏。」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廢皇太子胤礽的事件以後，曹寅立即報告了江南地區的動態。康熙五十年的江南科場案，曹寅竟一連寫了六次報告，康熙則一再批諭「再打聽，再奏」。連批四次。經濟方面則更是從織造事宜到兩淮鹽課、江南米價、平糶、承辦鋼觔、地方災情、天氣晴雨、收成好壞等等，無一不報。文化方面主要是瞭解文人們的動態和拉攏他們。例如關於熊賜履的情況，康熙四十八年三月的奏折說：

打聽得熊賜履在家不曾遠出，其同城各官有司往拜者，並不接見。近日與江寧一二秀才陳武循、張純及雞鳴寺儈看花做詩，有《小桃園雜詠》二十四首，此其刊刻流布在外者，謹呈御覽。因其不交遊，不能知其底蘊。

康熙四十八年九月熊賜履病故後，曹寅寫了奏折，康熙批諭，「再打聽。用何醫藥?臨終曾有甚言語？兒子如何?爾還送些禮去才是。」於是曹寅再報告，「已送奠儀二百四十兩祭過，其子已收。再探得熊賜履臨終時，感激聖思，……」。甚至到康熙五十五年，曹頫\繼任江寧織造後，康熙還命令曹頫\去照看熊賜履之子，曹頫\除親自去照看外，又送去二百兩銀子，「為其家盤費之資」。除了這種方式以外，康熙還讓曹寅通過刊刻《全唐詩》，纂修《佩文韻府》等工作，結交了一大批文人。現存四卷《棟亭圖》是最好的見證，據統計在這四卷《棟亭圖》上作畫和題詩的共有六十多人[12]，幾乎包括了康熙時代的大部分著名的詩人、學者和畫家。可見曹寅結交之廣，曹寅的這些活動，當然有利於康熙的統治。

正是因為曹寅在江南起到了別人所不能起的作用，所以康熙對曹寅是十分信任和倚重的，曹寅一有病，康熙就親批。「爾病比先何如?」「疥不宜服藥，倘毒入內，後來恐成大麻瘋症。出海水之外，千方不能治。小心，小心。」等等，以示關切。特別是康熙五十一年七月十八日曹寅病重的時候，康熙在李煦《奏曹寅病重代請賜藥折》上批諭說：

爾奏得好。今欲賜治瘧疾的藥，恐遲延，所以賜驛馬星夜趕去。但瘧疾若未轉洩痢還無妨，若轉了病，此藥用不得。南方庸醫，每每用補濟(劑)，而傷人者不計其數，須要小心。……若不是瘧疾，此藥用不得，須要認真。萬囑，萬囑，萬囑，萬囑。

從這些批諭裡，可以看到康熙與曹寅的關係是何等密切!不久以後，曹寅的兒子曹顒又死了，康熙也表示了極大的惋惜，後來曹頫\承嗣曹寅為江寧織迭，康熙在五十七年六月初二日曹頫\的請安折上批道：

朕安。爾雖無知小孩，但所關非細，念爾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雖不管地方之事，亦可以所聞大小事，照爾父密密奏聞，是與非聯自有洞鑒。就是笑話也罷，叫老主子笑笑也好。

以上這些批諭，都十分真實地反映了曹家與康熙的關係。

康熙對曹家是極力照顧和矜全的，所以一再讓曹家的後代繼職，又讓李煦、李陳常代還巨額虧空，目的是想維持曹家不使敗落。

那末曹家對待康熙以至清王朝的態度是怎樣的呢?從他們留下來的這些奏折來看，可以說曹寅、曹顒、曹頫\父子兩代三人對於清王朝是無比盡忠的，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粉身碎骨，亦難報高深於萬一」(曹寅)，「父病臨危，頻以天思未報，垂淚諄諭，命奴才盡心報國」(曹顒)，「奴才惟有矢公矢慎，遵守成規，盡心辦事，上以圖報主恩」(曹頫\)。很明顯，這父子三人對於康熙以及清王朝，是「肝腦塗地」地報效的，他們是清王朝的忠實奴才。

我們知道，曹雪芹的生年，離開曹寅的死，首尾只有三年，到雍正五年抄家時，雪芹已經是十三歲了，因此他對於他的祖父曹寅在江寧的豪華生活，即所謂「秦淮舊夢」，應該是十分熟悉的。然而雍正五年的抄家，使他的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他的思想，影響到他對清王朝的態度。我們只要認真看一看《紅樓夢》對待這個封建王朝及其統治思想的態度，對待貴族官僚地主階級的態度，我們可以看到曹雪片對待以上問題的態度，是與他的家庭截然不同的。

一、曹雪芹通過他的小說人物，尖銳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皇帝及其權力。第十六回元春省親，在極度熱鬧繁華的場面之下，作者竟讓元春說：「當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田舍之家，雖虀鹽布帛，終能聚天倫之樂；今雖富貴已圾，骨肉各方，然終無意趣。」清代有一位評論者說：「絕不及皇家一語，而隱然有一專制君主之威在其言外，使人讀之而自喻」[13]，顯然，這個評論者看出了曹雪芹的反對皇權的思想。還是這一回，作者讓趙嬤嬤與王熙鳳在議論到康熙南巡時，竟把這件「當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說成是「虛熱鬧」，這表現了作者何等的膽量!「虛熱鬧」三個字，把當時所謂的「南巡盛典」徹底揭穿。前面已經提到，對待康熙的南巡，作者的祖父曹寅是竭盡全力並且把它作為無上光榮來接待康熙的，曹寅至死未能清理的大量虧空，與康熙的南巡是有直接關係的，這也成為後來曹頫\被抄家的一個重要原因。曹雪芹對待南巡的評價和曹寅當日對待南巡的態度，恰好成為鮮明的對照。特特應該注意的是，在曹雪芹癸未除夕去世前，乾隆已經進行了三次南巡，在十六回殘本(甲戌本)《石頭記》以前，乾隆也已經進行過了第一次南巡(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這時，正是曹雪芹繼續寫《紅樓夢》的時候，此回書首見於十六回殘本《石頭記》，則被曹雪芹評為「虛熱鬧」的南巡，雖然寫的是「二、三十年」以前的康熙的事，實際上也完全可以包括乾隆的首次南巡在內，不過曹雪芹只是「眼前有景道不得」，故爾只提「二、三十年」以前的事而已。還是這一回，作者竟讓林黛玉把「前日聖上親賜」後來又經北靜王轉贈的「𦵾苓香念珠」說成是「什麼臭男人拿過的」。這句話，表面上看，是寫林黛玉的孤癖和嬌氣，骨子裡卻是把封建皇帝和王爺加以一筆抹倒，統統成了「臭男人」。四十六回作者寫鴛鴦抗婚時，竟讓憤怒已極的鴛鴦發出了這樣決絕的話：「我是橫了心的。當著眾人在這裡，我這一輩子，別說是寶玉，便是寶金、寶銀、寶天王、寶皇帝，橫豎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著我，我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從命。」如果說，上面幾條在字面上還迴避了「皇帝」的話，那末，在這裡連這種迴避也取消了作者讓作品中的人物直接喊出了「寶皇帝」這個各字，並且聲明連寶皇帝要娶她，她也不嫁。這是對皇權的大膽蔑視。我們知道，乾隆在未做皇帝以前，曾封為和碩寶親王，那末，做了皇帝以後，這個「寶親王」也自然成為「寶皇帝」了。曹雪芹如果不願意讓自己的文字去幹犯皇帝的，「尊嚴」的話，那末，在清代文字獄那樣嚴酷的情況下，他不會不懂得這三個字應該迴避，他之所以不迴避，決不能看作是他的無知，而只能看作是他的有心。

根據以上這些例子，我們說曹雪芹在《紅樓夢》裡提出了反皇權的思想，是一點也不勉強的。這與他的父祖輩對皇帝的極端馴順的態度簡直是判若水火。

二、曹雪芹通過他的小說人物，提出了反孔孟之道、反儒家正統觀念的反封建思想。

《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是儒家的經典著作，孔孟之道的理論基礎，康熙自己就說過，他八歲登極以後，就熟讀四子書到能夠背誦。《紅樓夢》寫賈寶玉上學的時候，賈政吩咐：「什麼《詩經》、古文，一概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可是賈寶玉對這「最要緊」的四書，卻「大半夾生」，「斷不能背」，而偏偏喜歡「雜學旁搜」。當他讀到了被禁止的「小說淫詞」，「異端邪說」《會真記》以後，卻如同「得了珍寶」一樣，「從頭細玩」，還向黛玉推薦說，「真是好文章，你要看了，連飯也不想吃呢!」而那個林黛玉呢，也是「從頭看去，越看越愛，不頓販工夫，將十六出俱已看完。自覺詞藻驚人，餘香滿口，雖看完了書，卻只管出神，心內還默默記詞。」前後對照，我們可以看到，賈寶玉對於宣揚孔孟之道的四書，儘管賈政對他施加了壓力，仍然是「斷不能背」，而對於具有一定程度的反封建思想的《西廂記》，卻喜歡得如醉如癡。賈寶玉對待這兩種不同思想內容的書的不同的愛儈，實際上就是作者自己的愛憎的表露。

曹雪芹反封建正統的思想在《紅樓夢》裡是多方面的。他讓賈寶玉說出了「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還說：「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鍾於女兒，鬚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這些話，正好與封建正統思想的「男尊女卑」倒了個格，彷彿變成了「女尊男卑」。物極必反．應該承認，在封建社會裡講出這樣的話來，是具有強烈的反傳統精神的，是階級社會裡婦女長期受壓迫的必然反映，它的精神就是要求男女平等，就是對封建夫權的否定，這種要求平等的思想，還表現在賈寶玉對待兄弟、對待丫環奴僕等等方面。賈寶玉的這種思想與封建正統的等級觀念、與封建社會裡的等級制秩序是完全對立的。

與這個問題相聯繫的是曹雪芹通過他的藝術形象，提出了反對封建包辦婚姻，主張姻婚自由的思想。

特別是曹雪芹以極大的筆力，描寫了賈寶玉與賈政的尖銳衝突，任憑賈府裡的孔老二賈政的板子打得多麼重，賈寶玉始終投有屈服，這反映了賈寶玉與賈政之間兩種思想、兩條政治道路的衝突是不可調和的，同時也反映了封建父權制的破產。

三、曹雪芹通過他的小說人物，堅決否定了封建地主階級的政治道路——仕途經濟。

「學而優則仕」，這是儒家對於「學」的一個根本態度，根本目的，也就是說讀書就是為了做官。地主階級一直用這一思想來培養它的下一代，特別是封建統治階級設置的科舉制度，既是宣揚孔孟之道實行思想控制的一種強有力的辦法，也是牢籠天下知識分子的一種手段。曹雪芹通過他的小說人物，對這種貫徹「學而優則仕」的精神的科舉制度進行了猛烈的攻擊。他把這種孜孜於「仕途經濟」的人罵為「鬚眉濁物」，「國賊祿蠹」，他認為「八股時文」不過是「餌名釣祿之階」。他反對封建階級「君子殺身以成仁」這類的話頭，認為「文死諫，武死戰」不過是「鬚眉濁物」們的「沽名釣祿」的把戲，甚至他把薛寶釵、史湘雲等勸他留心「仕途經濟」的話都看作是「混帳話」。賈寶玉堅決反對走「仕途經濟」的道路，也就是曹雪芹對科舉制的批判和否定，這反映了封建社會末期，封建地主階級用來牢籠知識分子的這種思想(「學而優則仕』)和這條道路已經瀕於破產了。

四、曹雪芹的《紅樓夢》是以第四回四大家族為其總綱的，是寫政治鬥爭的書。作者以賈家為中心，旁及史、王、薛三家，極其深刻地揭露了地主階級對廣大勞動人民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揭露了幾十條人命案的真相，歌頌了奴隸們的反抗和鬥爭，揭露了統治階級內部的尖銳矛盾，特別是他用極其真實生動的描寫，揭露了地主階級日常生活的奢侈浪費和享樂腐化，揭露了這個階級政治上的沒落、經濟上的枯竭、精神上的腐朽和崩潰，從而宣告了這個階級的不可避免的沒落的命運。

曹雪芹精心描寫的這個封建貴族大家庭的沒落命運，是有極高的典型意義的。清代的一個評論者說：「雪芹紀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假語村言，不啻晨鐘暮鼓」[14]。「包括千世家」，當然就不是個別的或少數幾家貴族地主家庭的問題，而是整個地主階級了，應該說這個評論者在這一點上是說對了的。但是，曹雪芹為地主階級敲響的，根本不是什麼為地主階級起警鐘作用的「晨鐘暮鼓」，而是宣告它們的死亡命運的喪鐘!

《紅樓夢》所包含的思想當然遠不止這幾個方面，我們僅僅舉出這些以與曹雪芹的父祖輩的思想對照，我們不能不承認：曹雪芹決不是這個奴才家世裡培養出來的封建地主階級的忠實奴才，而是封建地主階級的叛逆者!《紅樓夢》極其深刻地反映了封建思想體系已經腐朽無力和日趨瓦解，而反映資本主義萌芽的新的思想，已經不可遏制地突破重重阻力成長起來

1921年，胡適在他的《紅樓夢考證》裡提出了《紅樓夢》是作者的自傳的說法。胡適說：「我們看了這些材料(按：指曹雪芹個人和他的家世的材料)，大概可以明白《紅樓夢》這部書是曹雪芹的自敘傳了。」俞平伯先生接著在1922年寫出了《紅樓夢辨》(1923年出版)，他說：「我們有一個最主要的觀念，《紅樓夢》是作者的自傳。」他們的自傳說有許多說法，概括起來，不過就是兩點：一，《紅樓夢》是作者的自傳，曹雪芹就是賈寶玉，曹頫\就是賈政。二，《紅樓夢》不過是「平淡無奇」，「破悶醒目，避世消愁」的「閒書」，「不得入於近代文學之林」。

胡適派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在古典文學領域內，毒害青年達三十餘年之久，一直到1954年，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自領導和發動下，才得到了認真的清算。偉大領袖毛主席是十分重視意識形態領域裡的鬥爭的，毛主席對於《紅樓夢》的深刻的馬克思主義分析，使我們能夠正確地認識這部偉大小說的政治歷史內容，掃除了那些唯心主義的迷霧，也使我們更加能夠看清楚自傳說的反動性。

胡適聲言他的自傳說是建立在「曹雪芹的個人和他的家世的材料」的基礎上的。這完全是欺人之談。事實上，胡適僅僅看到一部分「曹雪芹的個人和他的家世的材料」，故宮保存的大批有關曹家的檔案材料，他根本沒有看到過。何況即使根據他所見到的那些材料，也根本不能成為他的自傳說的根據。

實際上，自傳說本身就是矛盾重重，不能成立的：

一、《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十六回殘本(甲戌本)及脂京本(庚辰本)的開頭，明明寫著：「作者自雲，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來，以慌人之耳目哉。故曰『賈雨村』云云。」

這裡，作者開頭就聲明他寫的《紅樓夢》已經將「真事隱去」，而是「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來」。既然是「真事隱去」，「假語村言」，怎麼還可能是自傳呢?難道有「假語村言」的自傳的嗎?

二、按照胡適的說法，曹頫\就是賈政，則毫無疑問，曹寅就應該是賈代善，而賈母就應該是曹寅的妻子李氏。《紅樓夢》一開始，賈代善已死，就剩下賈母。我們知道曹寅死於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二十三日，死前鹽政虧空達到五百二十餘萬兩。李煦在奏折裡說：「無貲可賠，無產可變，身雖死而目未瞑，此皆曹寅臨終之言。臣思曹寅寡妻(請注意，這就是胡適心目中的賈母)幼子，拆骨難償，但錢糧重大，豈容茫無著落。」請再看看曹顒奏折裡的這段話：「自奴才父故後，奴才母子孤苦伶仃，孑然無倚，且又錢糧虧欠，粉身莫贖．乃蒙萬歲破格天恩，俾錢糧得以清補全完，不特奴才母子身家性命得荷矜全」。請看看這裡的李氏，與《紅樓夢》裡的賈母，難道有一絲一毫聯繫得上嗎？

三、《紅樓夢》裡寫到元妃省親。元妃是賈政的女兒，寶玉的姐姐。按照胡適的自傳說，元妃就應該是曹頫\的女兒，曹雪芹的姐姐。但是至今還沒有材料能證實曹雪芹有這樣的一個姐姐。我們知道曹寅的長女嫁給鑲紅旗訥爾蘇郡王，倒是一個「妃」，但這仍舊幫不了自傳說的忙。因為：一，這樣一來，這個「妃」就不是雪芹的姐姐，而是雪芹的姑媽了，因而也就不是寶玉的姐姐，也就不應該用「春」字來排行，而應該是寶玉的姑媽了。二，曹寅的長女嫁給訥爾蘇郡王，是康熙四十五年十月，離曹雪芹的出生還有八年[15]，按自傳說的說法，也就是離賈寶玉的出生還有八年。可是《紅樓夢》裡卻說元春在未出嫁前，就已對寶玉「手引口傳，教授了幾本書，數千字在腹內了」。一個還沒有出生的人，怎麼能夠接受教育，並且「數千字在腹內了」呢？

四、根據脂批，我們知道曹雪芹《紅樓夢》的後三十回原稿的情節，在賈家被抄家後，賈赦、寶玉、王熙鳳等都被捕入獄，寶玉最後的結局是出家，即「懸崖撒手」。按照自傳說的說法，那末，曹雪芹還得進監獄，並且還得當和尚。然而，我們知道曹家抄家以後回到北京，曹雪芹並沒有進監獄，倒是在宗學裡面任過事，後來也只是貧居西郊，閉門著書，並沒有當和尚。

胡適說：他的自傳說，是建立在有關曹雪芹個人和他的家世的材料的基礎上的，我們翻檢了這些材料，卻證明，胡適派的自傳說所侈談的「基礎」，在這些材料面前，只能宣告徹底破產。

自傳說的創始人的直接目的，是為了妄圖抵制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自傳說本身的要害，是在於反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典型論，從而抹殺和掩蓋這部作品的強烈的思想鋒芒，他們妄圖把經過作家典型化的並且具有鮮明的思想傾向性的作品，還原為瑣瑣屑屑的生活素材，從而取消作品的思想性，取消《紅樓夢》所反映的極其深刻的階級鬥爭的內容。只要看一看主張自傳說的人對《紅樓夢》的結論就可以明白其用意了。胡適從反動的政治立場出發，說什麼《紅樓夢》是一部「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的小說。其妄圖一筆抹倒《紅樓夢》的用心，不是昭然若揭嗎？

《紅樓夢》是一部寫階級鬥爭的書，是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我們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真閱讀這部書，徹底批判地主資產階級歪曲這部書的各色各樣的謬論。圍繞著《紅樓夢》的評論的鬥爭是不會止息的，我們必須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原則，繼續戰鬥!

[[1]《列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列寧選集》第二卷264頁。

[2]關於曹雪芹的生卒年，歷來有爭論，我們認為說他生於康熙五十四年乙未(1715)，卒於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4)除夕，較為合理。按照這個生卒年來計算，則他的生年上距李自成的大順政權(1644年建於北京)七十來年，他的卒年，下距太平天國(1853年建於南京)八十多年，剛好處於兩次農民大革命的高潮的中間。

[3]錢泳：《履園叢話》，卷一。

[4]昭槤，《嘯亭續錄》卷二，「本朝富民之多」條。

[5]見《蘇州織造李照奏折》第27頁。

[6]《雍正朱批諭旨》第四十五冊。

[7]《南巡盛典》卷六十七：《祀典》。

[8] 按「包衣」是滿語的音譯，意思是「家裡的」「家下人」，也就是家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給康熙的奏折裡曾反覆說「臣系家奴」「包衣老奴」等等。他的伯父曹顒和父親曹頫\也同樣經常這樣自稱。

[9]按清代的內務府，是專管皇家的財產、收入、飲食、器用、玩好和各項日常生活瑣事、各種有關禮儀的「管家衙門」。

[10]見《內務府總管赫奕等奏：為江寧織造曹寅病故，請補放缺額折》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十五日。

[11]見《內務府奏請將曹頫\給曹寅之妻為嗣，並補放江寧織造之缺折》，康熙五十四年正月十二日。

[12]參見周汝昌《紅樓夢新証》第四節，少文，《記楝亭圖詠卷》，《文物》1963年第六期。

[13]俠人：《小說叢話》。

[14]俠人：《小說叢話》。

[15]按曹雪芹的生年康熙五十四年(1715)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