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王岡繪曹雪芹小像——駁胡適謬論

論王岡繪曹雪芹小像——駁胡適謬論

論王岡繪曹雪芹小像——駁胡適謬論

曹雪芹

 一九六一年二月,我在英國牛津,收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蔣彝教授寄來有關《紅樓夢》的一篇短文:《所謂「曹雪芹小像」的謎》,作者胡適,登在號稱「紐約出版」,而其實在香港印行的一個刊物《海外論壇》第一期(一九六一年一月)。胡適在文中說:「大陸上」出版的一些刊物中所說到的或附印的(「曹雪芹小像」是假的。這個寡薄的月刊,在它浮誇的英文名稱《World Forum》之下有一行小題:「留美學人討論問題發表意見的刊物」。不消說,胡適在所謂「留美學人」中,在當時也還有一些偶像作用。因此,我不久又收到哈佛大學楊聯陞教授來信,問我有否見到此文,對它有何意見。我當時即簡略地復了一信,駁斥胡適文中一些謬論。並指出胡適作此文動機,完全出於妒忌。他自己搞了幾十年「紅學」,卻未能利用此像;現在反而被共產黨的書刊印行流傳,那就非加以搗亂不可。他在文中自怨自艾地說,「我至今懊悔三十年前沒有請祖韓把全卷題詠都抄一份給我做參考材料。」因此現在他只好寫一點東西來擾亂《紅樓夢》愛好者和研究者的視聽,貶損「大陸上」研究工作的價值。我在結語中說:如果胡適今日也在北京躬與校印《石頭記》抄本之事,此圖便真而又真。現在此圖由共產黨出版物流通,他非加以搗亂不可!此人會說歷史上並無屈原其人:他自己的《石頭記》殘本中明明有乾隆丁亥(1767)和甲午(1774)的年代,他卻硬說這是「海內最早」的「甲戌」(1754)本。(這和說「明版康熙字典」差不多。)這位博士可以這樣顛倒黑白,還有什麼話他說不出口?

    這是整整兩年前的事,我當時曾想就胡適的謬論加以批判,寫一短文,但因別的事擱置了。現在胡適雖然已經死了一年,但其「屍居餘氣」仍可能蕩漾於某些角落裡,偶然碰著他的徒子徒孫,仍可能借體還魂,放出些邪氣。則補作此文以肅視聽,似乎仍有必要。

    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記於北京

    胡適論曹雪芹小像的短文共三頁。他先引用了《紅樓夢新證》、影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和《有關曹雪芹八種》各書所述曹雪芹小像的材料和圖片後,便說周汝昌,文學古籍刊行社編輯部,和吳恩裕、俞平伯、張國淦是「三批受欺的一群人。」「欺者」是誰呢?照他的文字次序看來,是一九四九年向周汝昌報告此畫的陶心如,為此畫作「大段跋語」的葉公(原文)綽,為吳恩裕抄寄「曹雪芹畫像照片附識」的人民文學出版社某君,以及原圖收藏者上海李祖韓——因為他沒有刊布畫上的題詠。

    在開完了「受欺者」和「欺者」的名單以後,這個以聖人自居的洋博士,居然擺出一副又神氣、又慈悲的洋相:

    可憐這些富於信心的人們,他們何不想想收藏這幅畫像的李祖韓君,為什麼始終不肯抄寄那許多乾隆朝名人的題詠呢!

他的意思是說,李君不肯抄寄題詠,顯然是作偽。(下文他還說李「等於有心作偽」。)而那些「可憐」的「受欺者」又不旨用腦筋「想想」他這個「聖人」早巳知道了的理由。應該指出:胡適這話是硬欺騙瀆者,是違反學術道德的行為。第一,他在這些話的上文引用了吳恩裕先生《有關曹雪芹八種》中《考稗小記》和《敦誠、敦敏與曹雪芹》兩文中前後七段文字,最長的一段多至十行(吳書第七七——七八,八七——八八頁)。而他所引用的吳氏原文中本有「陶心如先生云:此像已由藏主運往香港」,(第八七頁)一句。這正說明李祖韓無法抄寄題詠的原因。但胡適在引用吳氏原文時卻故意刪去這關鍵性的一句,以便羅織李祖韓的罪狀。第二,胡適既把「俞平伯」也算在「第三批受欺的一群人」之內,證明他是看見了一九五四年三月三十日俞氏在香港《大公報》發表的《讀紅樓夢隨筆》中第二十八篇《曹雪芹畫像》。俞氏在此文中引錄李祖韓致葉遐庵原函說:「曹雪芹像卷昔年曾經鴻題,後為友人久借不歸,致無法抄錄……近時又經樊樊山、朱彊村、馮煦、褚德彝、葉恭綽等題跋,尤為可貴。」胡適既已知道李祖韓無法抄寄畫上題詠的原因是原畫不在手頭,他卻故意從所引吳恩裕文中刪去。此像……已運往香港」一句;並且隻字不提俞氏之文及其所引李氏原函中所說「友人久借不歸」之語,以便一方面蒙蔽讀者,一方面譏諷那些「何不想想」的「可憐的人們」。同時又可誣蔑李祖韓「有心作偽」。他大概還以為這種下流手段是「一石打三鳥」的妙計。

    其次,在「說明這幅畫的真相」中,他說,(1)畫中人別號「雪芹」,又稱「雪琴」,「但別無證件可以證明他姓曹」。(2)李祖韓買得此畫在三十多年前。(3)這幅很長的手捲上題詠者不止吳恩裕氏書中所述錢大昕、謝墉、皇八子(宜園)等八人,他還記得有陳兆侖、秦大士和別的人。(4)他三十年前對畫主人說:「畫中的雪芹大概是一位翰林前輩,可能還是『上書房』的皇子師傅,所以這畫有皇八子的題詠。」下文他又說:「這個人大概是一位翰林先生,大概還做過『上書房』的皇子師傅。」(第四頁)

    關於這些「真相」之(1),「雪琴」之「琴」顯系筆誤,不能算作「又稱」。吳氏所舉八人題詠中,七人作「雪芹」,只有一人作「雪琴」。胡適自己在文中即把葉恭綽誤作葉「公」綽,也不能說葉譽虎「又稱公綽」。想用畫中人「又稱雪琴」來暗示或旁證他不是曹雪芹,是毫不足以取信的。至於說「別無證件可以證明他姓曹」,胡適自己難道「別有證件」可以證明他不姓曹?(2)李買此畫在何時,詳下文,這裡從略。(3)這手捲上題詠者既不止八人,則與吳氏書中(第八七頁)所述相符。但吳氏書中說到張宜泉的《題芹溪居士》一詩,分明在《春柳堂詩稿》中。胡適對此未加稱引,亦未能否認。吳氏考定此詩即為題王岡所畫雪芹像,我以為其說可信。而張氏詩注,明明說:「姓曹,名霑,字夢沅,號芹溪居士,其人工詩善畫。」(《詩稿》第四七頁上)(4)胡適硬指畫中人「大概是翰林前輩」,「可能還是『上書房』的皇子師傅」云云,則全是主觀猜測之詞。胡適四十年前搞「紅學」,以反對蔡元培先生的「猜謎」索隱起家,而現在他自己也只能用猜測來「索」畫中人之「隱」。但他用一個「可能」,三個「大概」的「小心的假設」,造成了這樣一個「大膽的結論」:

    總而言之,這位(指畫中人)掇高科,享清福的翰林公,決不是那位風塵碌碌,一事無成,晚年過那「蓬牖茅椽,繩床瓦灶」生活的《紅樓夢》作者。

這簡直是用相面算命的方法做考據文章。但相面尚須看見本人,算命也還得知道生辰八字,而這位洋博士卻只憑一張畫像,連八字也不要,居然能相出畫中人有「掇高科」的好運,還算出他有做「翰林公」的洪福。上文的「可能」、「大概」,至此都變成了「事實」、「真相」。胡適以為做「皇子師傅」是「享清福」,而自謙為「風塵碌碌,一事無成」的「《紅樓夢》作者」,便沒有資格坐下來給人替他畫像,自然也沒有這「清福」可享。

    胡適用一個「可能」、三個「大概」肯定了這位「雪芹」是「上書房」皇子「師傅」,「所以這畫有皇八子的題詠」。他反對此畫為《紅樓夢》作者之像,老氣橫秋地問道:「難道『皇八子』題『曹雪芹小像』,上款也稱『兄』嗎?」(第三頁)我征兩年前答覆哈佛大學楊聯陞教授說:「一個皇子對於一個世家子弟(那怕已經沒落)、詩人、畫家、小說家,倒可以稱『兄』。但對於自己的師傅,即使是皇子,也決不能稱『兄』。世有對自己的師傅稱『兄』者,當自胡博士始。」我們平日若說胡適不懂中國的舊文化傳統,必有人替他辯護,說未免言之過甚。但在這些地方,卻完全暴露了他自己對中國文化修養之低,甚至遠遠低於別人對他從低的估計。

    胡適說他第一次看見此像在民國十八年(1929)教育部在上海開的書畫展覽會中,還仔細讀了那些題詠。他記得「那些題詠的『口氣』都是稱讚一位翰林前輩的話。皇八子的題詠更是絕對不像題一個窮愁潦倒的文人小照的話。」胡適以前評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中《道德經》的年代問題,說文體不能作為判斷標準,曾舉李商隱詩的一聯:「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為證例。文體既不能作為判斷標準,難道「口氣」更能作為判斷標準嗎?並且,一個皇子題一個文人的畫像,為什麼一定要描寫他的「窮愁潦倒」?為什麼別的名士的題詠,也一律不許稱讚畫中人,一稱讚,他便變成了「翰林前輩」?曹雪芹不是翰林,但卻是貢生,而且當時已是近五十歲的人(據張宜泉詩注);他不是「上書房」的皇子師傅,但卻是為皇室子弟設立的宗學的「司業」,則題他的小像之詩,如果有些「桃李崢嶸」、「化雨春風」,或自稱「侯芭」,稱他為「邊讓」之類頌讚師傅的客套語,也毫不足奇。而那些詞句,也很可以被淺學之流如胡適博士也者認為是「稱讚翰林前輩」的話。胡適當時雖然在搞「紅學」,卻並不知道曹雪芹是貢生,是宗學的「司業」,因此他見了題詠之中有些尊師的詞句,不免大驚小怪,以為一定是題「翰林公」的像,他便武斷地告訴李祖韓道:「這個『雪芹』不姓曹。」彷彿他方才親口問過畫中人「您貴姓?」似的!

胡適又說他三十多年前看那畫時,不記得畫上有畫家的簽名和圖章、年月。因為他自己「不記得」,這一切都成為別人「偽造」的罪狀了。所以

很可能(又是一個「可能」)的是他(指李祖韓)和他的朋友們……你來添上一行畫家王岡的題名,他來添上兩顆小印章,你又記得曹雪芹死在「壬午除夕」(這裡用上了他自己的錯誤的考證),也不妨在畫上添上「壬年春三月」五個字。

照他的說法,李祖韓的朋友們都是些造假古董的專家,害得俞平伯、吳恩裕這些「可憐的人們」至今「受欺」!我想,只有自己懷著鬼胎的人,才覺得別人都在作偽、欺人。一幅畫的主人,(即使畫中的「雪芹」不姓曹而是一個「翰林公」)何至於讓他的朋友們個個都伸出手來在畫上耍些作偽的花樣?這豈不是把一幅有十多個大名士題詠的珍貴手卷給白白地糟蹋了?而且,王岡並不是什麼知名的大畫家,遠沒有那些題詠者的名望顯赫。李祖韓那些專長「作偽」的朋友,既要題假名,刻假印章,為什麼不找一個名望大些的畫家,把這幅畫的身價抬得更高些,而卻要冒充一個不大知名的王岡?    其次,關於李氏得此畫的時間,胡適在這裡又表現了一次他在學術上的不誠實。他說民國十八年(1929)他未見畫上有畫家之名。可是此畫前面褚德彝的題籤,明明用篆書寫著:「王南石寫悼紅軒小像」,下面楷書小字是:「左盦先生秘玩  甲子二月褚德彝〔題〕。」〔1〕「南石」是王岡之號,「左盒」即「祖韓」之字,「甲子」是一九二四年。褚德彝也精於鑒賞,他在一九一九年曾印行《金石錄續補》二卷,《拾遺》一卷,補李遇孫,陸心源二書之未備,頗見學力。若以鑒別字畫而論,他要比洋博士胡適高明得多。這且不說。現在的問題是:如果畫上王岡的題名和印章均在一九二九年胡適看過之後由李祖韓的朋友們偽造加上,則褚德彝在甲子年(1924)豈能未卜先知五年以後有人要偽造王岡之名而預題此簽?胡適在當時(1929)當然也見到褚德彝這個題籤,因為如果他沒有見到,又要說連這個題籤也是李氏那個「作偽團體」所偽造的了。但他故意不洗這個題籤及其年月,又是上述用隱瞞證據以欺蒙讀者和誣蔑他人的老法子。如果說,這個自誇「有歷史癖」的胡博士連「甲子」在「民國十八年」之前五年都算不出來,那是不能令人相信的。實則褚氏的題籤即根據畫家王岡自己的題名而來。其作畫年月「壬午三月」亦為畫家自題。褚氏在甲子年即已見到畫家自題之名及年月,其時那個十六回殘本《脂評石頭記》尚未發現,他如何能未卜先知殘本中記錄脂評說雪芹卒於「壬午除夕」而預題此。壬午三月,j?並且,據上文說到的俞平伯文中引李祖韓原畫,褚德彝在卷後也有題跋,其題跋之前已經先有樊樊山、朱彊村、馮煦的題跋,可見褚氏題籤是與其題跋同時,則樊、褚、馮諸人題跋更在一九二四年褚氏題籤之前,更不可能預知若干年後會出現一個殘本《脂評石頭記》,其評語中有「壬午除夕」等等以及胡適的考證諸後事。

    其實胡適雖然繪影繪聲地把李祖韓的朋友們怎樣「作偽」無中生有地描寫了一通,但他心裡畢竟有點虛。在結論時,他不敢肯定說那幅像不是曹雪芹,只好希望李祖韓把不在他手頭的畫像上的題詠全部影印出來,「讓大家有機會可以平心判斷他們題詠的對象是不是《紅樓夢》作者曹雪芹」。這一著退步之棋,他自以為表示了謙虛和謹慎的「學者風度」。但這些漂亮話接在上文痛斥李祖韓「有心作偽」之後,卻顯得他始則色厲,繼而內荏,真是令人「如見其肺腑然」。他的全篇文字反覆說這畫不是曹雪芹像,末了卻透露了真意:恐怕畫中的雪芹畢竟還是姓曹。這樣一篇東西,不是存心搗亂是什麼?

    現在要簡單說一說我個人對於這幅畫的意見。

    我認為此畫是王岡所繪曹雪芹像,毫無可疑。第一,手卷後有乾隆時名士題詠,其年代與作畫之年「壬午」相符。第二,題詠現在既不可得,其內容即便如胡適所說,是一些稱讚師傅的套語,也與曾為宗學。司業」的曹雪芹身份相符,不必武斷為指某一「翰林公」。第三,雪芹之號並不普通,古今來用此二字為名號者並不常見,怎能在乾隆年間同一時期,在北京這同一地點有此同號的兩個知識分子,而此二人又都與當時的名士、詩人為友?用胡適自己的話:「天下哪有這樣奇巧之事?」若此「雪芹」果為一「翰林前輩」、「上書房師傅」,其交往又都是當時大名士,其中三人(錢大聽、錢載、陳兆侖)又都是他「上書房」的先後「同事」,何以這樣一位「掇高科」而字「雪芹」的「翰林公」,其姓名反而湮沒無聞?

    但是最重要的是這幅畫像本身的客觀證據。即畫中人的形貌完全和裕瑞在《棗窗閒筆》(第二三頁)所描寫的曹雪芹容貌相符〔2〕。此點在上述俞氏文中已比我先說了,並且說:「可以幫助證明此畫像的真實性。」但俞氏未指出裕瑞所謂「前輩姻戚有與之(雪芹)交好者」一語中的「前輩姻戚」是誰。實則裕瑞是指他的舅父明琳和明義。二人都是雪芹好友:明義曾有二十首絕句題雪芹給他的初稿《紅樓夢》;明琳的「養石軒」是雪芹高談痛飲之地。今按這幅畫像,正是明義等所謂「身胖頭廣;其年齡四十餘,不足五十」,亦正與雪芹另一好友張宜泉所記相符。

但我覺得此像的真實性,尚不僅在其形貌與年令和明義等所述者相符,而尤其是畫中人開朗、瀟灑、豪爽、樂觀的風度神情,與雪芹的好友們在詩文中所描寫的大致相合。例如敦誠說他的神情:  「接醒倒著」,〔3〕,「高談雄辯」,「大笑稱快哉」,「擊石作歌聲琅琅」;敦敏說他的性格:「賣畫錢來付酒家」,「一醉𣯀sx毛匋白眼斜」,「隔院高談」,「相見驚呼」,以及明義弟兄講給他們的外甥裕瑞聽的雪芹的風趣:「善談吐,風雅遊戲,觸境生春」,「奇談娓娓,令人終日不倦。」

又引他的玩話說:「若有人欲快讀我書,不難。唯日以南酒燒鴨享我,我即為之作書。」這些生動真實的記錄,都表明雪芹並沒有因窮困而現出愁苦的可憐相,或減少他的開朗、瀟灑的氣概,豪爽、詼諧的風趣。胡適以為只有「上書房」的「翰林公」,才有畫中那種「享清福」的神氣,一個窮困的小說家,便應該愁眉苦臉,連別人替他畫像時也不許略帶喜悅的神情!這種勢利、庸俗、膚淺、幼稚的見解,除了令人齒冷以外,是既不值一駁,也不足為奇的:因為洋博士想像中的曹雪芹,當然不會和敦誠、敦敏、明義、明琳所熟悉的曹雪芹相同的。

    據上四點,此圖為王岡所繪悼紅軒小像,毫無可疑。胡適雖存心搗亂,最後也不敢堅稱不是曹雪芹之像。他的別的猜測之詞都不可信,具如上述。

    最後,還有兩點須要解答。

    第一,有人由於對雪芹的景仰,想像他一定是個清膛瀟灑的人物。因而對於王岡畫的廣額豐頰的形象,主觀地認為不是他理想中的雪芹;也就以此為理由,懷疑此幅所繪是否即《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其實這種想像之不合客觀情況,看了裕瑞的記載即可瞭然。但此種憑想像以構造古人「理想形貌」,後來見了古人的畫像形貌不同,便覺失望或懷疑的例子,也是「古已有之」的。司馬遷以為善於用兵的張良,應該有「魁梧奇偉」的英雄氣概。「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但司馬遷畢竟是好樣的,接著就作了自我批評,承認自己的主觀錯了,沒有懷疑張良的圖是誰。作偽」假造的(《史記·留侯世家》)。清初顧復在他的《平生壯觀》(卷九)論元人王繹為倪雲林畫的小像,大為驚訝說:「雲林高尚士也,詩、書、畫皆絕煙火氣,其形容必清古雅。茲圖中所見,肥而且俗,殊未解也。」顧復畢竟不如司馬遷,自己錯了不肯立即承認,還要喧呶不休:「讀其詩,窺其字,觀其畫,更聞其有潔癖,意其人必眉宇疏落,秀出天外,否則顴抓頤削,骨格清,無一點煙火氣。及展其像,則盤其面,瓠其身,塵俗溢瞳,有不可解者!」〔4〕實則顧氏所謂「不可解」,也沒有什麼難解之處,只是他自己的唯心主義先驗論在作怪而已。王繹是有名的肖像畫家,又是倪雲林的好友,有時和雲林合作畫圖。例如北京故宮博物院現藏的《楊竹西小像》,即為王、倪合作:王畫肖像,倪補松石,王氏所畫楊竹西,倒是清古雅,可見他畫倪像「盤面瓠身」,確是寫真,並非故意歪曲好友的形象。顧復也知道這一點,所以他雖然表示「不可解」,卻並沒有懷疑王繪倪像的真實性,硬說這畫中人「不姓倪」。

    第二,又有人從王岡畫像的服裝來表示懷疑,說這種沒有領子的大褂,(北京本地人所謂「二褡褳」)是嘉慶以後的服裝。這條理由頗似專家的內行話,看來十分重要。其實這是靠不住的猜測,全與史實不符。嘉慶以前文人穿這樣服裝者很多,只消舉兩個例子就夠了。1.傳世納蘭成德(1655—1685)的畫像就是如此。2.一九六三年春天有人在鄭州博物館發現的一幅畫像,上面有尹繼善(1696—1771)的題詩,畫中人穿的也是無領大褂「二褡褳」,與王岡畫的服裝相同,則所謂此種服裝在嘉慶(1796—1820)以後才有云云,全是冒充內行的無稽之談。

    這裡不妨順便談一下鄭州博物館的那幅畫像中有關的材料。此像有畫者陸厚信(艮生)題記,稱畫中人為「雪芹先生」,稱此畫為「小照」,形貌較為清瘦年輕,大概三十左右。像的另一邊是乾隆時兩江總督尹繼善的兩首七言絕句,其第二首云:

    久住江南別亦難,秋風送我整歸鞍。他時光景如相憶,好把新圖一借看。

這位「雪芹先生」,據陸厚信題記,是「尹公督兩江」,時「羅致幕府」,專管「案牘」(即起草公文的所謂「師爺」)。尹繼善自雍正九年 (1731)起曾兩次「署兩江總督」,一次實授,但三次都不久,每次只在任年餘。第四次任兩江總督從乾隆二十一年到三十年(1756—1765),  歷時九年(《國朝先正事略》卷十六)。上引絕句他自己說「久住江城」,又說「秋風送我整歸鞍」,正指他在乾隆三十年九月被召回京「充經筵講官、國史館總裁」等職,是這年九月初六日在南京告別他的幕僚時所作。這一年(1765)已是曹雪芹卒後一年多,所以陸氏所畫之像乃另外一人。此人在當時只三十左右,比曹雪芹小二十歲上下,而也別號「雪芹」,可知他也許仰慕《紅樓夢》的作者而自號,正如司馬長卿慕藺相如而自名「相如」,不足為奇。尹繼善題這幅畫像的兩首絕句收在《尹文端公詩集》卷十九,原題為:《題俞楚江照》〔5〕,證明陸厚信所畫的是俞雪芹〔6〕。

現在我們再回到王岡繪的曹雪芹像和題詠,還有一點須要解說。有人認為錢大昕和錢載的集子中並不見有題曹雪芹小像之詩,故對此畫表示懷疑。今按錢大昕等在此畫卷後面題了許多詩,則是事實;連胡適也不得不承認見過,且約略記得其內容大概,措辭「口氣」。早年為此卷題長跋的葉恭綽,更可作證。今若因錢大聽集中未收其題此畫之詩而表示懷疑,則應根本懷疑此畫此詩之是否客觀存在,而不應懷疑其畫中人姓曹不姓曹,為小說家抑為「翰林公」,為宗學「司業」抑為「上書房師傅」。若此畫果為某「翰林公」之像,並且是錢大昕在「上書房」的老同事,則他更有理由要在集中保存此題像之詩。故知錢等不收此種應酬題像詩,完全是以詩的好壞為去取。而且這些名人學士,多半有西席先生(如近世秘書),親友慕名請他們題辭,其應酬詩詞,壽啟,輓聯,墓誌,序跋之類,常由西席代筆,非其己作,自然不宜收入集中。詩人非有特別理由,一般都不願在其集中收存應酬作品。但不能以此證明他不曾做過某些敷衍的應酬詩。即如高鶚的詩集《月小山房遺稿》中,並沒有收高氏贈麟慶的那首七絕(「終賈暫教遲侍從……」),我們也不能因此就懷疑麟慶的母親惲珠說高鶚有詩贈其「大兒」是。作偽」〔1〕。何況在那些題詠之中,張宜泉的七律畢竟還收在他的《春柳堂詩稿》中。我們今日,至少還有一首題曹雪芹此像之詩——而且是一首比較有內容的詩——保存下來,使這幅畫像更有意義。當然,從畫像本身,看不出張氏詩中所謂「門外山川供繪畫,堂前花鳥入吟謳」的情景,所以他覺得有必要在詩題下特別註明:「其人工詩善畫。」

1963年3月初稿

1972年9月重訂

〔1〕影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附圖及吳恩裕《有關曹雪芹八種》封面上此像均將褚氏題籤略去不印。但原畫是有題籤的。在拙著《紅樓夢探源》英文本卷首所附此像,即保存褚氏原有題籤。

〔2〕有人因畫像有上髭,而裕瑞未說此點,也表示對此像有所懷疑。其實古人沒有保安剃刀,不能經常刮臉,大都留有鬍髭。但除非是美髯(大鬍子)如陳其年者,一般描寫都不及其髭。《紅樓夢》中男人沒有一個說到有髭,但不能以此證明賈家無人有髭。

〔3〕此用《晉書·山簡傳》故事,不是說雪芹當時真的戴那種頭巾,並且倒過來戴,只是說他酒後不拘形跡,通脫任性的風度。

〔4〕其實歷來文人以為肥者俗而瘦者雅,所謂癡肥瘦狂,都是主觀臆斷,毫無科學根據。連「雅俗」這個概念也是不科學的。

〔5〕《隨園詩話》卷十三:「紹興布衣俞楚江,名瀚,久客京師,金少司農輝,薦與望山尹公,公稱其詩有新意,卒無所遇,賣藥虎丘而亡。」據尹詩,則尹離南京時末攜俞同去,故至虎丘賣藥而亡。

    〔6〕周汝昌先生認為此畫是曹雪芹年輕時的畫像,尹繼善的詩不必指同一人(見香港《大公報》「藝林」一九六四年四月五日)。此說殊為牽強。因為曹雪芹即使在兩江總督的「幕府」中,似乎也不至於管「案牘」。管案牘是熟讀大清律和判例的專門職業。且尹詩內容為將離別久住的江南,其時曹雪芹已死一年多了,還要題他年輕時的畫像嗎?

【附錄】  《王畫余聞》

魏  紹  昌

    一九七四至七五年間,我與徐恭時同志為追查王岡所繪《獨坐幽篁圖》之下落,曾數次訪問過原藏主李祖韓的長子李名正等。現將訪談和調查到的一些情況記錄如下:

    (一)李祖韓生前從未將原畫出售,更沒有托人帶往國外。他放出這種空氣,出於不欲示人,杜絕來訪的意思。李祖韓當時曾對家裡人講過舊劇《一捧雪》的故事,說家藏寶貝弄不好是要惹出大禍來的。

(二)解放初,當胡適任台灣國民黨「駐美大使」時,曾幾次通過李祖法(時在香港,與胡適為「清華」同學),寫信給國內的堂兄李祖韓,說胡適要李祖韓出讓此畫,徵求其同意。李祖韓推說早已出售作答。李祖韓為此事還在家裡發過一次脾氣,罵祖法「這個時候還寫這種信來,太糊塗了。」(按:胡適於一九六一年在港、台發表文章說王畫不是曹雪芹像,卻在此前欲高價收購此畫,真是一隻吃不到葡萄便說葡萄酸的狐狸!)

    (三)此畫連同李家其他藏畫均在一九六六年運動初期「掃四舊」時失去。當時來「掃四舊」的有李名正的上海牙膏廠、其妻沈以祥的第五繡品廠,其未嫁的姑母(祖韓之妹)李秋君的上海國畫院等各單位,此畫不知道是那一家拿去的。我在一九七五年請上海畫院初步查過市的文物抄家物資,沒有查到。第五繡品廠曾將抄到李家的書畫多件轉交上海畫院,其中也無此畫。

    (四)據方行同志告我,說李秋君曾臨摹過原畫。一九六三年北京開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週年展覽會之際,她交給方行。由方行送北京齊燕銘同志處。後因畫展未用,就還給李秋君了。當時李還有信給方,寫自己如何臨摹等事情,信已遺失。李之臨本我已於一九七五年四月在上海畫院查到,系一手卷,畫心長五十九公分,高三十三點五公分(見照片)。可惜原畫後面的題跋一篇也沒有抄錄。

    (五)我將臨本手卷請李名正過目,他不知道姑母生前臨摹過此畫,也從未見到過。其子李唯一也仔細察看了此一手卷,說他見到的原畫,紙質較為黃舊,決無如此嶄新。唯一記得自己在癸卯(一九六三)年開始學畫,約在次年(一九六四)有一天從一本評紅的書上(估計是吳恩裕《有關曹雪芹八種》)看到自家藏有曹雪芹畫像,便向祖父問起此事,李祖韓便出示原畫給他看過。

    (六)李名正指著臨本手卷說:李秋君摹畫紀年戊子二月,即公元一九四八年三月,當時張大千、陳小蝶早巳出國,即據此點,也可證明原畫(一說由張帶往美國,一說由陳帶往法國)出國之說不確。李名正還說,原畫的題跋,不但有已知者十餘人,他記得還有蔡元培、胡適的題跋,因為蔡、胡兩人均有紅學著作,且與祖韓素識,所以他父親也曾請他們在手卷中題寫過的。

    (七)李祖韓名光新,別號左盒,浙江鎮海人,是五代居滬的富商。素好收藏書畫,與張大干友善,張出蜀來滬,即居住李寓。祖韓妹李秋君從張習畫。李祖韓生於一八九三年,卒子一九六四年。李秋君生於一八九九年,卒於一九七一年三月。祖韓有兩子,次子患精神病,長子即李名正,生於一九一一年,上海牙膏廠資方,現已退休,他一貫經商,對書畫無興趣。其獨子李唯一,生於一九三七年,現在上海益民食品四廠工作。

(八)王畫原為清末山水畫家顧若波藏物,畫面左上角鈐有「雲壺」顧,兩小印。顧號雲壺,又號雲浦,江蘇吳縣人,生於一八三五年,卒子一八九六年。身後家道中落,此畫及其他書畫多件,遂為李家購得。李得此畫已在辛亥革命之後。顧若波之孫女顧青瑤,亦工山水,作畫有「若波女孫」一印。顧青瑤在滬時與李秋君頗友好,且同為張大乾弟子。顧家此畫後歸李家所有,顧青瑤必知其詳,或者尚可記得畫後之題跋等情。顧青瑤現還健在,但已是八旬老婦,且僑居加拿大,可惜難於當面請教了。

〔1〕惲珠語見紅香館本《國朝閨秀正始集》卷二十頁三上《高儀鳳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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