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曹雪芹的創作思想
一
史求真同志在《論〈紅樓夢〉的人的主體意識》１文中，從人是《紅樓夢》的美學和歷史意蘊的主要載體、主體對象，和作家及其人物的主體意識，以及「人性的深度」和人物性格，等等方面，論證了《紅樓夢》的主要美學意蘊是：「在作品所創造的人物形象體系及其人的主體意識的描寫中，表現出人性的縱貫歷史的深廣度和橫貫當時現實的豐富度，從而使作品充滿了人性的魅力、充滿了百讀不厭的美學的魅力。」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見解，它抓住了當前《紅樓夢》內容爭論中的關鍵所在和癥結所在。^
本來，構成歷史的主體是人，社會的主體也是人；文學藝術描寫的對象是人，這應該是個淺顯而又明白的道理。文學被稱作「人學」，已喊了很久，也沒有聽到有力的反對意見。作為語言文字的手段描寫人的社會生活面貌和人的心靈世界的文學作品來說，衡量它的成就大小、高低的標尺，只能是它所創造的人物形象的「人性的深度」和人情魅力的強度。恩格斯指出：「充分的現實主義」是「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２——這個著名的論斷，有些同志往往只注意到「典型環境」這個用來修飾「典型人物」的定語，而忽略了「典型人物」這個主語——恩格斯所強調的是「人物」，而不是「環境」，這是很為明白的。不錯，我們所說的「人」，是體現了「社會關係的總和」的具體的、社會性的「人」，而不是抽像的、純生物性的「人」。但是，體現「社會關係的總和」的短語同樣是作為形容「人」的定義用的，主體仍然是「人」。我們同樣不應該只看重「社會關係」而不看見「人」，作輕重倒置的理解。^當然，一部成功的文學作品往往反映出某個特定時代的全息的社會生活圖畫，它所提供的「社會的全部歷史」，往往要比「從當時所有職業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裡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３。《紅樓夢》被稱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也正是如此!正如恩格斯從社會的、歷史的觀點看待巴爾札克的《人間喜劇》那樣：對《紅樓夢》我們同樣可以從政治歷史的、哲學的、倫理的、文化的、風俗的……等等不同側面看待它、探討它、從而獲得所需要的資料。然而，如果我們從文學的，而不是其他的角度看待它的話，就不能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離開了作為作品主體對象的人的載體，它的美學和歷史意蘊將無所附麗；離開了人的主體意識的描寫，人物性格就將失去活力，缺乏光采。張天翼先生把講得出故事、寫不出人物的小說看成是「次等貨」４。現代派的作品在未來的發展中將出現何等面目，這裡不打算妄加猜測，但古往今來中外文學史上的一切偉大的作品，莫不以所塑造的典型人物見稱——我們是因哈姆雷特想起莎士比亞、唐‧吉訶德想起塞萬提斯、奧勃洛摩夫想起岡察羅夫……同樣，我們是因為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王熙鳳……等等一系列「各自一心，各自一面」(脂硯語)的人物而愛好《紅樓夢》，想念它的作者曹雪芹不已的。史求真同志指出何其芳同志在《論紅樓夢》中提出典型「共名」的理論，並用了四個專節著重論述了四個典型人物的美學的和歷史的價值，「在當代紅學史上，是帶有『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的意義的，可惜這一點至今還未得到公正的論定。」——這意見也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在紅學研究中，有些同志往往追求著意想天外的「突破」，好像《紅樓夢》真是一個「謎」、一個「夢魘」，像哥德巴赫猜想一類數學難題那樣地有待著後代的紅學家來「突破」——摘及–那紅學皇冠上的明珠。實際上，正如皇帝的新衣一樣：它是不存在的，並無特別奧秘的地方。魯迅早指出《紅樓夢》是打破了傳統思想寫法寫出了「真的人物」的「人情小說」，並許曹雪芹「知人性之深」，已經作了極為中肯的評價；何其芳、蔣和森等同志，在《論紅樓夢》和《紅樓夢論稿》中，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對《紅樓夢》作了實事求是的分析，將紅學研究推上了一個新的階段。但是，這些正常的、正確的聲音，被來自「左」和右的兩個方面的噪音所淹沒了。「左」的方面，從庸俗社會學的觀點，離開作品的主體對像去尋所謂「階級鬥爭」或「政治鬥爭」，發展到所謂「三十八條人命」說，「形象的階級鬥爭史」說，至文革中「評紅熱」而達到鼎盛；右的方面，則繁瑣的考證和「微言大義」的索隱之風又再度興盛起來，發展到一物一名之爭，經年累月，直到被嘲為「紅水氾濫」，紅壇已「掘地三尺」……。值得注意的是：恰恰在「階級鬥爭」，「政治鬥爭」的調子塵囂日上的時候，那早已退出歷史舞台的「索隱派」又借屍還魂了，而且得到了前者的支持，說是「索隱有理」雲——恰恰又是那些大批「胡說(適)」的論者，不厭其煩地從事著繁瑣的考證和無稽的索隱。這難道是偶然的嗎?從極左走向極右，並且兩者合流起來，在紅學研究中也出現了這樣的現象。
在黨的三中全會路線的指引下，撥亂而反之正。今年學術界又重新評價了五十年代的評紅運動，給胡適、俞平伯的新紅學家在紅學研究發展史上的積極作用和地位作了正確的估價。這就為進一步研究《紅樓夢》這部偉大作品掃清了道路。因此，我們應從「左」和右的種種干擾中解脫出來，不是回到新紅學家的原地，而是要由此前進，在魯迅、何其芳、蔣和森等同志開闢的道路上繼續前進。史求真同志的研究《紅樓夢》的人的主體意識的文章，對於堅持和發展這個正確的方向，提出了有啟發性、建樹性的意見，這就不能不引起了我們探討這樣一個問題的興趣：即曹雪芹何以能創造出這一系列有著人的主體意識的「真的人物」?——他是在什麼樣的思想境界中才有可能創造出這些體現著歷史、美學意蘊的人物的?
二
曹雪芹和中國的古代作家、同時代的、甚至後於他的時代的某些作家相較，均顯出了如下的特色：即他在《紅樓夢》裡創造的人物，都是有著人的主體意識的獨立精神個體的「真的人物」。這些人物和神話、傳說，或史傳中帶有「神」性或「鬼」性的英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固然不同，——這些人都是高出平常人一頭，並且「完全是好」或「完全是壞」的模式化的人物——即和那些描寫普通平民的作品，如《三言》、《二拍》及其他話本小說裡的人物相較，也有很大的不同：《紅樓夢》裡的人物既是平常、普通的，為我們生活中常見的，但又都有著一種照人的光采：那就是具有獨特個性、獨立人格的人情美、人性的光輝。《金瓶梅》的人物也是普通、平凡的，甚至是各有個性特色的。作者之於世情也是「誠極洞達，凡所形容，或條暢、或曲折，或刻露而盡相，或幽伏而含譏」５，達到相當成功的程度，《紅樓夢》受它的影響頗深。但是，《金瓶梅》裡的人物卻缺乏這種人的自我意識所產生的人情的美、人性的光輝。《儒林外史》是中國說部中罕有的「足稱諷刺之書」６，它的正面人物，迂腐的虞博士、莊徵啟之類，固然缺乏與自我意識俱生的光采，即杜少卿、沈瓊枝這樣叛逆性的人物，雖也有個性、有膽氣、有獨立的人格，但相對地說，也缺乏《紅樓夢》人物身上的那種斀·有人的主體意識的抒情性的氣息，即人情的美和人性的光輝。其他如《歧路燈》、《醒世姻緣》、《兒女英雄傳》……等等作品裡的人物，相差就更遠了。^造成這個差別的原因無他，只因為曹雪芹「知人性之深」——他對生活、人生，有著獨特的、異乎尋常的發現：這個發現就是在自己所接觸的，特別是女性的人物中，她們不是如傳統思想那樣地將她們看成「婦者，服也」、「從人者也!」——只是一種「傳種接代」的工具，而是和自己一樣，甚至勝過自己的有人的自我意識的、作為獨立的精神個體的活生生的人。應該說，這是一個驚人的發現，是曹雪芹對社會、對人生的一種新感受、新認識、新探索的結果。這個發現是和他對自己的戀人、親人、友人的無私的愛、赤忱的關懷聯繫在一起的；又是和他那自我反省，自我懺悔的精神聯繫在一起的。正因如此，在那「風塵碌碌，一事無成」的「大無可如何之日」，他才有可能念念不忘那「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的「或情或癡、或小才微善」的「幾個異樣女子」；才有可能認為自己是「愧則有餘，悔又無益」，是不足道的，只是不能讓那些「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的她們「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而「一併使其泯滅也」７。他這種「獨於自身、深所懺悔」的精神，實際上是一種人的自我發現。人能夠重新發現自我，在他眼前的世界，就會變成嶄新的、陌生的天地。文學藝術是創作主體的心智的偉大的創造。沒有創作主體，就沒有藝術的靈魂。正因為曹雪芹自己的主體意識的覺醒，他在撰寫《紅樓夢》創造他所經歷、並為自己所心愛，或者寄以深切同情的人物群像時，就注入了一種生氣、一種詩情、一種靈感，因而，它就顯出了一種和一般作家不同的智慧的風貌和人性的美。如果說《金瓶梅》的作者「描寫世情，盡其情偽」８，終受「明小說之宣揚穢德者，人物每有所指，蓋借文字以報夙仇」９影響，《儒林外史》的作者「秉持公心，指摘時弊」十，側重於暴露士林醜態，因而他們都能站在比較客觀的立場上，對所創造的人物保持比較冷靜的態度的話，那麼，《紅樓夢》的作者不同：他不只是冷靜、客觀地觀察生活、描寫人物，而且是將自己的生命注入其中，醮著自己的血液和膽汁來寫的。那是心臟的搏動、熱情的噴發，從自己生活感受中提煉出來的精華和作家主觀內心生活，即被稱為「內宇宙」迸發出來的火花。脂硯說他所作是「一字一滴淚、一字一滴血」；他自己也說是「字字看來皆是血」——這是一種醮著生命的血淚書寫的文字。如《人間詞話》所說：「尼采謂『一切文字，余愛以血書者。』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⑾——曹雪芹創作的《紅樓夢》正是如此：是「淚書」，是「血書」。王國維說後主「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⑿，這不免有誇大之嫌；因為李煜詞感歎的雖然不僅僅是身世之感，但和曹雪芹一片深情傾注在「千紅一哭、萬艷同悲」的一代不幸少女的身上，嘔心瀝血地撰寫這部「懷金悼玉」的《紅樓夢》，還是頗為不同的；因此，《詞話》將二者說成一是「主觀之詩人」，一是「客觀之詩人」⑿。但是，在性情率真、嘔出心血這一點上，曹雪芹和李煜有相似、相通的地方，他們所作的確都是「血淚之詞」、「血淚之書」。不過，曹雪芹是「客觀之詩人」，同時又是「主觀之詩人」，就「如實描寫、並無諱飾」來說，他是「客觀之詩人」；但就嘔心瀝血、字字血淚來談，他又是「主觀之詩人」。這二者在曹雪芹的身上達到了水乳交融、化而為一的最集上的表現和最完美地統一的境界。而這二者之所以能夠包容地結合、統一起來，是曹雪芹創作思想的根本特徵，也是《紅樓夢》達到如此完美程度的奧秘所在。這絕非如某些論者所說那樣：曹雪芹念念不忘的只是因「政治鬥爭」導致的自己家族之敗亡；只是憎恨抄他家的胤楨「四太子」；著《紅樓夢》的目的就是借個「四」字或者「臭男人」之類「微言大義」罵一下洩憤。據新發現的有關曹雪芹家世的檔案資料，曹家是因曹俯「騷擾驛站」⒀犯罪的，和所謂「奪嫡」鬥爭無關；連「奪嫡」事件的有無，也是「宮幃流言」，無可稽考的⒁。——曹雪芹如果只是私心慼慼於自己家族之衰亡的話，只不過寫出嫂叔鬥法、舅姑勃豁之類所謂「暴露小說」而已，絕對寫不出這部千古絕唱《紅樓夢》的。曹雪芹不可能沒有家族敗亡之痛和個人身世之感——這在作品裡有所反映——但是，決定曹雪芹創作這部偉大作品的根本動力不在此，而在於他那「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的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的精神。只有這樣，曹雪芹才不僅是「客觀之詩人」，而且是「主觀之詩人」；因為只有這樣，曹雪芹才能「獨於自己，深所懺悔」，達到自我的發現；才能將自己的一往深情、一片心血傾注在自己「半世親睹親聞」的當時的一代不幸少女的身上，達到發現人，寫出了人的主體意識，賦予以智慧的風貌和人性的光輝。^當然，曹雪芹將無限深情寄托在一代不幸少女身上的涵義不僅僅局限在此，還有他的「托興寄寓之旨」，但這不是指什麼「雍正奪嫡」之類的「政治鬥爭」，而是指「見得裙釵尚遭逢此數，況天下之男子乎?」⒂——這「天下之男子」，則是指在漫長的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統治下被「屈死」的「英雄」、「忠臣孝子」、「仁人志士」、「詞客騷人」……等等。脂硯所說的「誰謂獨寄於一情字耶」⒃正是指的這種「寶玉題之以石，貞士名之以誑」⒄的是非顛倒的社會現象，而不是其他，意思是很為明白的，並沒有什麼含混的地方，想從這裡「索隱」出什麼「雍正奪嫡」之類的「政治鬥爭」，是徒勞的。^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在作家主體意識上的對生活的迷戀、熱愛和執著，從而達到某種意義上的自我發現與人的發現，是曹雪芹能夠創造《紅樓夢》裡如此眾多的具有人的主體意識的「真正的人物」的根本性的原因，也是他的不滿封建的叛逆思想情緒表現得最強烈的地方。
三
這就可知：《紅樓夢》中噴薄欲出的一股強烈的「不滿封建責王侯」的叛逆精神——無與倫比的摧陷、廓清封建倫理道德的力量，正反映出曹雪芹這種自我意識的覺醒接近了近代啟蒙主義的人的發現的高度。^作為被封建統治集團排擠出來，貧居西郊的曹雪芹，從飫甘厭肥、錦衣紈褲的豪華生活中墜入「舉家食粥」的困境，就會在這人生路途中看見世人的真面目和封建禮法的不義和荒謬。他的不滿情緒會如風水雷電那樣地在胸中「掀搏激發」，像火山爆發那樣地從字裡行間傾瀉而出、呼嘯而出地發出了從來罕有的那個時代的反封建的最強音。^
我們知道，自宋以來，中國封建王權集中再集中，加強再加強，至明、清而達到了無以復加的高度嚴密、極度殘酷的「一元化」統治的地步。應運而生的程朱理學，也將儒學的封建禮法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在意識形態領域裡強化了思想統治，起著替封建帝王「治心」的作用。就在這個十三、十四世紀到十六、十七世紀，西方的文藝復興運動蓬勃發展，新興的市民階級對封建王權、教權發起了猛烈的衝擊，人的發現和人的自我意識的覺醒，櫳‡志著人類進入了一個「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的「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⒅的時代。世界規模性的經濟衝破了中世紀的封建桎梏而得到了飛速的發展，「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⒆但是，作為世界之整體構成之有機部分的中國，儘管社會上市民經濟有了迅速的發展，市民階層逐漸形成，市民意識開始萌芽，但是，在封建帝國閉關鎖國的政策下，一再強化自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直到經濟基礎的全面統治，將那「風水雷電」、「搏擊掀發」欲出的社會勢力遏制、窒息在母胎之內，形成一種特別苦悶的局面。這種時代的苦悶不能表現在「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結充塞於深溝大壑之內」，而「偶因風蕩，或被雲摧」地「一絲半縷誤而逸出」⒇，在不同領域中反映出來。無獨有偶，在最敏感的文學領域內，正如《西遊記》的那個神通廣大的孫悟空一條金棒，打遍三界，鬧翻天宮，仍然逃不出西天如來的手掌，終被套上禁咒箍不得不皈依佛門一樣，那個《紅樓夢》裡「古今不肖無雙」的賈寶玉，上下求索，毀僧謗道，將天下男子——自當包括他的列祖列宗和父兄在內——一律看成可有可無的「蠢物」、「鬚眉濁物」，而將一切科舉上進之士一律斥為「國賊祿鬼」之流，自己的「一生事業」則寄托在「贏得」女人們「眼淚」上面。吳承恩讓他的書中主人公孫悟空在水簾洞內作了「美猴王」，曹雪芹則將書中的主人公賈寶玉作了「絳洞花王」註釋(21)；也正如「美猴王」不得不被迫皈依佛門那樣，賈寶玉這個「絳洞花王」也不得不「懸崖撒手」地遁入空門。——這之間難道是偶然的巧合嗎?否!這種令人驚異的富有特徵性的人物，往往正是社會發展過程中某種質變的轉折點、凝聚點。在這裡，歷史與未來相交，個人與社會、時代相通，現象與本質相合。——這是傑出的文學藝術家「發現」並及時將其「創造出來」的「當代的典型」註釋(22)。這是苦悶時代在文學藝術魔鏡中的反射，在吳承恩和曹雪芹這兩位偉大作家靈台上的顯像。四十年代中，曾有個描寫賈寶玉題材話劇名作《郁雷》註釋(23)——賈寶玉這個「今古未有之一人」的出現，確實有如沉睡在封建統治午夜裡的中國大地深層發出的一聲鬱悶的春雷。它的內涵的多向性和包孕性「載荷著非常豐富深厚的信息和能量，顯示著事物內在的有機性、整體性和生命力。它雖然還比較原始、粗糙、朦朧、模糊，但卻躍動著一種生機、一種氣韻、一種靈性，是形成於生活之中的藝術生命的原始形態。」註釋(24)蔣和森同志在《賈寶玉論》裡說：這個人物是中國歷史上特別顯得停滯和沉悶的年代裡吹來的「一陣新生活的微風，他的出現，有如世紀最初的星辰，閃爍在歷史的夜空。雖然它的光亮還顯得很微弱，還顯得閃爍不定」，但已提供我們一種「微微覺醒的，但還顯得睡意朦朧的社會意識。」註釋(25)——當然，我們不能將賈寶玉完全看成曹雪芹，但正如福拜樓所說：「作家寫的每個人都是他自己。」——從作家所寫的每個人的身上，都可以窺探出他自己思想、心靈中的某些隱蔽的東西。別林斯基說得好：「作家，作為一個人、一個性格、一個天性——總之，作為一個人格，難道能夠不反映在作品中嗎?當然，不能夠。」——主人公賈寶玉這個「今古未有之一人」的身上反映出作者更多自己的血肉、氣質、愛與恨、淚與笑、嗜好和怪癖，那也是事有必至、理所固然的。庚辰本第十七回在寫寶玉見到賈政要躲避時，有脂硯側批云：^不肖子弟來看形容，余初看之不覺怒焊‰，蓋謂作者形容余幼年往事，因思彼亦自寫其照，何獨余哉!……^這裡清清楚楚地說作者是「亦自寫其照」，足夠有力地證實在這個形象的身上可以看出作者自己的某些面影。應該說，賈寶玉那種不滿封建、上下求索、所謂「不肖無雙」的精神，正是曹雪芹的初步民主主義、人道主義精神的折光反射。賈寶玉被警幻仙姑評作「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並且將這種「淫」稱作「意淫」時，甲戍本有側批云：^按寶玉一生性情只不過是『體貼』二字，故曰意淫。^這是最恰切的評語。第十九回庚辰、己卯、戚本均有一條評語說：^後觀《情榜》評曰：寶玉情不情。^這個「情不情」正是說他以自己的「癡情」去體貼一切「不情」(無情)的意思。作者並將他評作「開闢鴻蒙」的唯一「情種」。——這是一種對生活、對人生執著、認真的態度，它是曹雪芹將心比心地寫出《紅樓夢》的人的主體性的根本奧秘之一。儘管有人將這「情」依照佛教經典《大智度論》解釋作「佛性」註釋(26)。不能說這種解釋毫無根據，但如果依照這樣理解的話，曹雪芹在開卷時說的「大旨談情」和「兒女真情」的「情」，也應解作「佛性」嗎?顯然，那是難以說得通的；只有將這種「情」理解為兒女的「情」、人情的「情」，才能理解曹雪芹這種執著人生、血淚著書的真實心意。也只有如此，他才能在那「舉家食粥酒常賒」，甚至「日望西山餐暮霞」註釋(27)的困境中，仍然孜孜不倦地作這部「知人性之深」並寫出人的主體意識的「淚書」、「血書」。如果真的悟破「佛性」，法執我執俱破，達到「一片月生海、幾家人上樓」境界的話，又何必「十年辛苦不尋常」地作這部「血淚之書」呢?
實際上曹雪芹的所謂「悟破」，是他將這個人生命的短暫和宇宙時空永恆的現象，濃縮鈾樣地集中到「霽月難逢，彩雲易散」——一切美好的東西難以留駐這個焦點上來。好像在他看來，隨著時光的流駛、生命的消逝，固然是可悲的，但最可悲的還是「明媚鮮妍能幾時，一朝飄泊難尋覓」——即韶華的流散、青春的消逝——人的一生中還有比花樣的韶華、火樣的青春更寶貴，更美好的東西嗎?他的著眼點和著重點是人——人的最美好的東西。他像托爾斯泰的「一生都在尋找著美」註釋(28)一樣，曹雪芹也在渴慕美、嚮往美。世界上最美的是人；人最美的是他(她)的韶華和青春；曹雪芹最惋惜的是人的最美好的時光難以留駐。所以，他寫書中的女主人公黛玉「葬花」，而且題自己的「軒」名為「悼紅」。他並沒有如書中賈寶玉那樣看破紅塵，懸崖撒手而遁入空門。相反，他是因「子殤，因感傷成疾」註釋(29)，「書未成，淚盡而逝」註釋(30)的。他沒有悟破，而是異常執著。他寄無限深情於飄灑的紅雨，殞落的黃花——一切被毀滅的美好的事物，特別是美的人，直到最後一息。^
所以，曹雪芹儘管作大徹大悟的好像把一切都「悟破」的樣子，實際上並沒有「悟破」，而是非常「執著」的。悟破只是執著的另一種表現形態。正因為執著，才能對眼前所經歷的人生用全個的心靈去擁抱，全個的生命去熱愛，方可看得深、看得透，看得真切。這樣，才能愛其所愛、憎其所憎，產生出明確的是非觀念和熱烈的愛憎情感，對那個千紅一哭、萬艷同悲的可詛咒的時代表現出深惡痛絕。^又正因為執著，故能「入乎其中」——洞察生活的底蘊，知人性之深，瞭解人的心靈的激盪、情感的千變萬化，因而塑造出了一大群具有人的主體意識的「真的人物」，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精神個體，本身就是一個完整的世界；每個人都是一上ª完滿的有生氣的人，而不是某種孤立的性格特徵的「寓言式的抽像品」註釋(31)。所以，曹雪芹的「悟破」實質上是他對自己所經歷人生的一種反思，儘管他作出了一些傷感的、虛無的、宿命的解釋，但對《紅樓夢》的創作也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即使他能夠相對地「出乎其外」，拉開生活的距離，把具像人物放在宇宙時空的巨大背景中，從豐富奇特的感覺和聯想，暗示著生命存在的普遍聯繫，在其創造的具有人的主體意識的人物中，在表現人的社會屬性的同時，還表現出特定的社會制約中超越制約的生命情致，以具體的人生世相為媒介，寄托自己對生命的價值與人生的理想的沉思，從而超越了同時代乃至後時代的一般作家的作品，成為一部反映十八世紀中國社會生活全息面貌的無與倫比的百科全書。
四
上述可以看出，人的主體意識描寫表現出來的人性的縱貫歷史、橫貫當時的深廣性和豐富性，是《紅樓夢》的令人百讀不厭的魅力產生的淵源。封建道德的最大禁忌，就是人的自覺和人性的復甦，所以《紅樓夢》這種人性的魅力是摧陷廓清封建道德的無可抵禦的力量。無怪封建文人一片驚呼，斥為「傷風教」的「誘壞身心性命者，業力甚大」註釋(32)的「誨淫之甚者」註釋(33)，必欲焚燬、禁絕之而後快。同時，人是歷史的主人，社會的主體，人類不滅絕，人性的魅力就將永存。所以，《紅樓夢》人性的魅力也就能夠風靡百代而不衰。
當然，《紅樓夢》的人的主體意識的精采的、成功的描寫，又是和曹雪芹的創作主體意識分不開的。如果他不是對人生、對藝術的如此執著，就不可能在痛苦的思索中發現自我、發現人，——不如此，他就不可能「知人性之深」，不可能血淚作書，在人的主體意識描寫中達到如此逼真又如此超越的比現實更美好、更昇華、更生動、更迷人、更空靈、更超脫的化境。——這是藝術家創作主體心智的偉大創造，是曹雪芹的心靈和智慧賦予日常生活、日常經驗的新的生命和藝術的靈魂，是他所創造的「第二宇宙」。^如果說，我們在人的主體意識的描寫中可以窺探出《紅樓夢》的不朽的魅力產生的消息的話，那麼，與此同時在《紅樓夢》的人的主體意識的描寫中，難道不也能探聽到曹雪芹血淚作書的主體意識——他的智慧和心靈發出的內心的聲音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