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曹雪芹的研究
《紅樓夢》這部書，膾炙人口已經整整兩個多世紀了。認真進行對曹雪芹的研究，從一九二一年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到現在，也已經有了半個多世紀的歷史了。１無論對於《 紅樓夢》的研究和對於曹雪芹的研究，應該說，建國以來的三十五年中：是有了長足的進展，取得了豐碩成果的。我們成立了專門研究《紅樓夢》的學會，創辦了研究《紅樓夢》的專刊，連續開了四屆全國性的紅學討論會，還出席了在美國召開的國際紅學討論會，特別是廣大的研究者，發表了不少專著和論文，提出和解決了許多問題，使得紅學的研究，大大推進了一步。最近又創辦了《曹雪芹研究》專刊，並在香山成立了曹雪芹紀念館，這是紅學史上又一次重大的進展，是值得慶賀的一件大事。
應該積極開展對曹雪芹的研究
曹雪芹的《紅樓夢》贏得了崇高的國際聲譽，在國內外贏得了千千萬萬的讀者。曹雪芹的名字，已經成為我們偉大祖國和偉大民族的驕傲。在世界文學史上，像《紅樓夢》這樣具有永久性的廣泛讀者的書，是並不多見的，除了莎士比亞、哥德、巴爾札克、托爾斯泰等一流作家的著作外，一般的作家，恐怕很難與他比擬。我國二千多年以前的思想家孟軻(前385? ——前304?)曾經說過：「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２後來的司馬遷(前145——前87?)也說：「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３「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４孟軻和司馬遷，都講到了「讀書知人」的問題，事實上，這種思想和要求，是古往今來千千萬萬讀者的共同要求。對於偉大小說《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來說，廣大讀者的這種要求，可以說尤為迫切。僅僅就「讀書知人」這一點來說，我們對於曹雪芹的研究也是刻不容緩的，這是紅學研究者們對廣大讀者應負的一項責任，應該看到，我們對於曹雪芹的研究，比起國外對於莎士比亞、哥德、巴爾札克和托爾斯泰的研究來，還有很大的差距，這就使我們更不能安於現狀。
然而，必須進一步開展對曹雪芹的研究，還有另一方面的帶有根本性的原因在。這是由於這部書自身的特點所形成的。眾所周知，曹雪芹的《紅樓夢》主要是取材於他自己的封建官僚大家庭和他自身經歷，他是以他身經的時代、家庭和個人的生活遭遇作為他的小說的主要生活依據的。無論是小說情節的典型化以及小說人物的典型化，都在不同程度上，與他的家庭和生活經歷有關，這正是曹雪芹之與《紅樓夢》不同於吳承恩之與《西遊記》、羅貫中之與《三國誌演義》的地方。當然，研究《西遊記》和《三國誌演義》，也不能不去研究它的作者，因為讀者同樣要「讀其書，想見其人」，那麼，讀《紅樓夢》，研究《紅樓夢》就更不能不去認真研究曹雪芹了。由於《紅樓夢》的內容與曹雪芹的生活經歷有著如此密切的關係，因此，對曹雪芹的研究，也就成為對《紅樓夢》的研究的一個重要的方面。這裡無須顧慮什麼「自傳說」和他傳說的問題，這裡的實質性的問題就是作家的生活和作家的創作的關係問題。胡適的「自傳說」 ，是把已經被作家典型化了的藝術典型形象和典型環境，仍舊把它當作原始形態的生活，從而取消了藝術的典型意義，所以他把這部小說看作是自然主義的作品。我們今天要研究曹雪芹的生活經歷、是為了研究曹雪芹把原始形態的生活加以典型化的過程，從而闡發曹雪芹的創作思想以及他所創造的這些藝術形象所包含的思想內涵。所以這完全是兩種不同的研究目的和不同的研究方法，兩者完全是背道而馳的。因此我們在作這方面的研究的時候，可以根本排除與「自傳說」的糾葛，可以放手作我們的研究，更何況「自傳說」也並不是沒有合理的部分。
有的同志感到在開展對曹雪芹的研究的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問題很多。首先是缺乏有關曹雪芹的直接資料，而前幾年發現的一些資料，似乎又存在著分歧，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有的同志直接加以否定了。這樣，對開展這方面的研究就感到有些信心不足。我個人認為說有關曹雪芹的直接資料不多，因而研究工作存在著相當的困難，這確實是符合事實的，也確實是進一步開展研究曹雪芹的一個重大的難題。但是，我認為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問題的另一方面是：學術研究的經驗告訴我們，每當你研究的一個課題還未突破以前，總是處在黑暗中的，總是感到看不見光明的前途的。愈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愈是要堅持下去，而且也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打開新局面，開闢出新的研究道路來，這才具有特殊的意義，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這兩種情況，往往是並存的。如果遇到前一種情況的時候就失去信心，那末後一種情況也就不可能出現了。學術研究，難能可貴的是能在絕望中看到希望，在困難中看到前途。
目前有關曹雪芹的直接資料確實是不多，但誰能說這是永遠不會改變的現實呢?我看誰也不能這樣說。回顧一下近年來紅學研究的情況，也可能有助於我們思考這個問題的。當著己卯本是怡府抄本的真面目未被揭開以前，這個本子寂寞地躺在北京圖書館的善本室裡，無人問津，正是「一臥滄江驚歲晚」。雖然有個別同志作了研究，但是因為沒有揭開它的真面目，因此仍然未能引起普遍的注意，更未能引起普遍的研究興趣。但當前幾年吳恩裕先生和我一起發現了此本「曉」字、「祥」字的避諱，接著在北圖又借到《怡府書目》原抄本，查出抄本上有同樣的避諱，同時又查出北圖原藏己卯本和歷博所藏三回又兩個半回的抄本具有同樣的避諱，抄寫筆跡、行款完全相同，因而撰文揭示了己卯本為怡府抄本的真面目以後，很快就引起了人們的注意，研究此本的文章就日益多起來了。特別是拙著《論庚辰本》一書出版以後，在更大的程度上引起了人們的討論，這不是把「山窮水盡疑無路」的境界變成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了嗎?
儘管我並不同意有些同志的看法，並擬在我有時間重新進一步作研究以後給予答覆，但我對這種熱烈討論的現象是極為歡迎的，這是紅學興旺發達的一種新氣象。然而，在此以前，誰能預料到己卯本和庚辰本會引起一場大討論，會對它們作出新的結論來呢?這種盛況，在事先是不可逆料的。再如一九六三年發現的《五慶堂重修遼東曹氏宗譜》，其真偽一直未有定論。除朱南銑同志寫過一篇文章在內部討論外，迄未正式發表文章，這個抄本也一直沉睡了十多年，甚至一度「 迷失」了，經我認真追索以後，才由有關單位將它追回。一九七五年開始，我對這個《五慶堂重修曹氏宗譜》進行了連續四年的研究，在研究過程中，又發現了一系列的重要歷史文獻：一，發現了康熙二十三年和康熙六十年的《曹璽傳》，此兩傳提供了曹家的世系、祖籍、家史以及曹顒、曹頫\等人的表字等等，為研究曹氏家世揭開了新的一頁；５二，發現了孔有德的降金書滿文本，從而弄清楚了五慶堂曹氏上祖曹紿中是孔有德的部下，並且是降金書的投遞者；三，發現了康熙抄本《甘氏家譜》，與《五慶堂譜》對證，從而弄清了五慶堂上祖曹權中女適甘體垣確係事實，因而五慶堂上祖曹氏與甘家確係姻親關係；四，發現了孔有德降金時的隨從名單，其中確有五慶堂上祖曹氏；五，發現了五慶堂曹氏上祖在河北津水縣沈家庵村的墓地和墓基界石，從而確切無疑地證實了《五慶堂重修遼東曹氏宗譜》的可靠性，證實了曹雪芹的上祖確與五慶堂是同宗，證實了他們的祖籍確是遼陽；六，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張書才同志等連續發現了曹振彥、曹俯等的歷史檔案，進一步為曹雪芹研究提供了重要歷史文獻；七，在遼陽發現了曹振彥、曹得先、曹得選、曹世爵等人名字的《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玉皇廟碑》)《彌陀寺碑》等重要碑刻，為曹雪芹家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歷史文物資料；八，發現了《清實錄》裡關於曹振彥的重要史料，弄清了早在天聰時期，曹振彥已是多爾袞屬下的旗鼓牛錄章京，因而弄清了曹雪芹上祖與後金統治者之間的關係和他們的旗籍。
由於這一系列的重要發現，使我們對曹雪芹家世的研究和瞭解，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為今後進一步的研究開闢了道路。然而，在此以前，我們怎麼能預見到將會有這一系列的重要發現呢? 由此可見，目前關於曹雪芹本人的直接史料的暫時的缺乏，並不能證明以後永遠不可能再有任何發現或進展。問題在於我們要孜孜不倦地去努力發掘和探索。最近南京發現了曹家在任江寧織造時的花園遺址，並從遺址上發現了一批織造府時的用物以及曹家花園的地基和假山石，這只能說明有關曹家的歷史文物是有可能繼續發現的。特別是近幾年來從故宮檔案中陸續發現的有關曹家的重要檔案，使我們對曹家歷史的認識，又有了極為重大的進展。這更使人相信。有關曹雪芹及其家庭的史料，是大有希望繼續有所發現的，關鍵仍在於我們繼續努力。至於過去發現的一些傳為有關曹雪芹的文物資料，目前仍存在著分歧的意見，甚至有的已被否定，有的則尚在討論中，或者持否定性的意見比較多。凡此種種，我覺得都是學術界常見的現象，因而也是正常的現象。關鍵的問題是不論是肯定的意見還是否定的意見，都必須是符合客觀歷史實際，才能經得起今後的歷史考驗。凡是符合客觀實際的意見，總是能夠經得起歷史考驗的，那怕暫時被否定了，終歸還會有否定之否定。文革前郭老對《蘭亭敘》的否定，不是由於近年來大量出土文物的證明，又來了個否定之否定嗎?反之，在今天被眾口一詞地肯定下來的東西，只要這種肯定是違反歷史事實的，那末，被肯定下來的東西，到頭來也得被否定。這是必然的規律，一個科學工作者，就要堅信這個規律，才能具有科學的信心和勇氣，才能在任何困難的情況下堅持真理。
從這個角度來看，那末，圍繞著某些文物的辨偽存真的爭論，就是大大的好事，它可以使我們聽到各種不同的意見，開闊我們的眼界，也可以更為歷史地辨證地正確認識和判斷事物。使我們少犯片面性的錯誤。至於對於近幾年來有爭論意見的那些資料，我個人都先後發表過意見，到目前為止，我認為還沒有修改自己意見的必要。曹雪芹研究與家世研究的關係曹雪芹研究，當然首先是對曹雪芹本人的研究，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問題往往並不那末簡單。曹雪芹是一個偉大的作家，同時更是一個社會的人，而不是生活在真空裡的人。因此，研究曹雪芹，我們不能眼睛裡只有一個曹雪芹，其他什麼也看不見。如果這樣形而上學地來研究曹雪芹，那就會什麼也研究不出來，因為即使有了大量的直接關於曹雪芹的材料，也還必須與其他有關方面的材料結合起來，才能展開研究，否則就寸步難行。曹雪芹作為一個社會的人，他首先不能脫離開他的時代而存在，也不能不受這個時代的影響和約束。即使曹雪芹站在先進思想的行列裡對當時的社會採取一種憤懣和不合作的態度或者甚至是對抗的態度，他也不可能脫離那個時代。因為脫離了那個時代，也就無從對抗那個時代了，何況曹雪芹對他的時代，未必完全是處在對抗的狀態。因此，對曹雪芹的研究，我個人認為首先離不開對他的時代的研究。
曹雪芹具體生活的時代，通常點說，一般認為是康熙五十四年(1715)到乾隆二十八年癸未除夕(1764)。雖然在這個問題上還有幾種不同意見，但那也無關大局。然而要研究曹雪芹的時代，那決不能死扣住曹雪芹生卒的這幾十年。因為一個人所受時代和社會的影響，不僅僅是他本人的感觸和身受，他還必然會受到他的上輩或更上好幾輩的影響，曹雪芹在《紅樓夢》裡寫到康熙四次南巡６就是最好的證明。因為曹寅所經辦的康熙四次南巡，都在曹雪芹出生以前，如果不是先輩對他有所講述，並且對他產生了深刻影響，他是不可能把它寫入自己的小說裡的。因此我認為在研究曹雪芹的時代的時候，不妨注意到從一六四四年順治入關一直到一七六四年曹雪芹逝世這一百二十年間的歷史(甚至更往上溯一段時間的歷史)，注意到這一段時間內複雜和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注意到政權的兩次轉移，注意到清政權建立以後依然激烈的政治鬥爭，意識形態間的鬥爭和社會經濟結構變化所帶來的新的矛盾。
總之，這個時代，從外表來看，似乎主要是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結果所帶來的統治民族的轉移和政權的轉移以及經濟方式的某些重大的變化，但是更深一層地看，是這個社會內部新的經濟因素的產生以至於導致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逐漸矛盾和變化(這種變化是至少在明代中葉就開始的)。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正是由於這種物質性的經濟因素的變化所必然造成的。曹雪芹正好處在這樣一個大衝突、大變動的偉大歷史時代，他不可能不受這個時代風雲的激盪和感染。所以，對曹雪芹的研究如果忽視了對他所處的整個大時代的研究，那末，這種研究將是極為狹窄和不可能很深入的。
當然，給予曹雪芹以影響的，不僅僅是那個人人都會受到影響的大時代，孕育這個天才式的偉大作家的，還有他賴以生活和成長的封建大家庭。特別是他的不朽巨著《紅樓夢》的創作，主要是以他的封建官僚大家庭的興衰悲歡為主要的創作素材的，這樣，研究曹雪芹和他的《紅樓夢》就不可能撇開對他的家世的研究。這不僅僅是因為曹雪芹生活在那個封建大家庭裡，他的創作的激情只能從這個家庭的土壤中吸取，而且是因為我們必須懂得，古人是十分重視自己的家世的，決不能用我們今天對家世的觀念來想像古人，這我們可以舉出一系列的例子：例如屈原在《離騷》裡劈頭就說：「帝高陽之苗裔今，朕皇考曰伯庸。」他在敘述自己的父親之前，就必須說一說自己是遠古高陽帝的後裔。太史公司馬遷在敘述自己的先世的時候，也一直追溯到渺茫的重黎氏。庾信在《哀江南賦》的《敘》裡則說：「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風；陸機之辭賦，先陳世德。」而此賦的正文開頭幾句就是：「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為族；經邦佐漢，用論道而當官。」直陳自己的家世是從周代開始。而詩聖杜甫在敘述自己的家世的時候，也沒有忘記要追溯到晉代的杜預。那末，曹雪芹的時代是否還是這種風氣呢?毫無問題，依然如此。只要讀一讀我在一九七五年十月間發現的康熙二十三年和康熙六十年的兩篇《曹璽傳》，就是以證明了。７這兩篇《曹璽傳》開頭都是這樣說的：「 曹璽，字完璧，宋樞密武惠王裔也。」(康熙二十三年於成龍纂修未刊稿本《江寧府志》)「曹璽，字完璧。其先出自宋樞密武惠王彬後。」(康熙六十年唐開陶纂修《上元縣志》)那末，這個「宋武惠王彬」，究竟是何許人呢?他就是幫助趙匡胤下江南滅南唐俘虜大詞人昏皇帝李煜(後主)的宋代開國功臣曹彬。
曹彬的時代，我們姑且以北宋開國的紀元公元九六○年算起，到曹雪芹出生的康熙五十四年，公元一七一五年，其間相差七百五十五年。按三十年為一世的話，那末整整相隔二十五代有餘。也就是說曹家一提到他家的老祖宗時，就提到二十五代的老祖宗。這比起屈原和司馬遷來，要差得多了，但比起十七、八代的老祖宗來，則還要遠出七、八代。這當然是古人的意識，但我們今天在研究古人的時候，如果不是按古人的意識來研究他而是按我們自己的意識來研究他，那是永遠也說不清楚的。８ 由於古人的家世觀念如此之深，所以我們在研究曹雪芹的時候，決不能忽視對他的家世的研究，更何況他的創作素材是取自自己的封建大家庭的。然而，這樣豈不是又要遭到物議，又會有人來指責把「紅學」變成了「曹學」了嗎?其實，如果真有這樣的指責的話，非但不應該加以拒絕，而且還應該表示歡迎。因為平心而論，《曹雪芹研究》這個刊物和「曹雪芹研究」這個學會，簡要點說來，不就是「曹學」兩個字嗎?我們自己已經揭示出了「曹學」，那末別人說是「曹學」，這又有什麼不可以呢?至於有的同志用「曹學」這兩個字來加以諷刺嘲笑，那也算不了什麼。世界上一切新事物的出現，總免不了要被某些不喜歡新事物的人所鄙棄的。但是歷史往往會嘲弄人們，到頭來被鄙棄的往往適得其反。所以對於一切諷刺和鄙棄，皆可作如是觀。
說實在話，曹雪芹這樣一位偉大作家，因為研究他而形成一門專門學問，這又有什麼不好呢?應該瞭解，社會是不斷往前發展的，例如敦煌千佛洞早已存在了一千多年了，但在這漫長的歲月裡，並沒有產生什麼「敦煌學」，直到一九○○年敦煌石寶的秘藏被發現，敦煌文物逐漸受到世界學人的重視，形成了研究的熱潮，因此也就出現了「敦煌學」。儘管這個「 敦煌學」過去是沒有的，但有什麼理由不讓它存在和發展呢?再如小說史和戲曲史，在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和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發表以前，社會上也是沒有這兩門學問的，但是自從他們發凡起例以後，這兩門學問也就誕生並為世人所承認了。就是中國文學史這門大學問，在近人謝無量先生的《大文學史》出版以前，也沒有文學史這門專門的學問，但自從謝著問世後，這門學問也就誕生了。到了今天，上述這許多專門性的學問都已成為當世之顯學，再也無人懷疑它們是否可以存在了。在今天世界已進入到了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在中國研究《紅樓夢》的歷史，少說點，至少也有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歷史了，現在從中又專門產生了一種研究它的作者曹雪芹的學問，稱之曰「曹學」，這究竟有什麼不好呢?因此我主張不管稱「曹學」的人用意是毀是譽，我們只以善心對人，努力工作，以期不辜負人們的期望。隨著時代的前進和發展，我國在各個領域裡還要增添很多新的專門學問，例如目前在文學領域裡，不少人對魯迅、郭沫若、茅盾、老捨、巴金以至於當代的作家都進行了認真的研究，寫了不少專著，難道許多同志對魯迅、郭沫若、茅盾、老捨、巴金等人所作的這種專門研究和所寫的專著，就不算作是一種專門學問嗎?或者就不會進一步逐漸形成一門專門學問嗎? 我認為不必作如此狹隘的看法。
我們從古以來就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和偉大的國家，我們有萬里長城，我們有奔騰膨湃的黃河長江，我們有漫長的海岸線，我們有聳立成世界屋脊的崑崙山，我們民族的胸襟從來就是偉大、寬廣和崇高的，我們應該拋棄由於長期閉關自守而造成的狹隘觀念，隨著我們偉大祖國的日益繁榮富強，我們的新學問將層出不窮，我們應該努力尋求新學問、新知識，對於一切新事物，我們應該虛懷以待! 當然，我們應該警惕的是，我們不能辜負我們的朋友，也不能辜負我們的旁觀者，假如我們研究曹雪芹而不能有所成就，不能成為一種學問，即所謂「曹學」，那我們是應該引以自責的。因為真正的學問不是靠喊出來的，而是靠做出來的，只要做得對，即使不喊也不會失去它的存在，如果做不出什麼成績來，那麼憑你怎麼喊，怎麼宣傳，也毫無用處。從這一點來說，我們應該戄然自驚，努力鞭策自己。但是，在紅學的隊伍裡，早就有先驅者在，在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其尤著者就有胡適、俞平伯和顧頡剛，在抗戰時期就有王崑崙，到了新中國誕生以後，就有已故的何其芳、吳恩裕和現在仍在作不懈的努力的周汝昌、吳世昌、張畢來、李希凡、藍翎、蔣和森、周紹良、端木蕻良等同志，以及其他許多老年和中年的同志，他們都對曹雪芹及其《紅樓夢》的研究，作出了重大的成績。所以，我認為「曹學」是有前途的，不論人們對它是真心鼓勵還是揶揄譏笑，我們都應該把它當作一種積極推動的力量，鞭策的力量!因為只要是真學問，就能經得起歷史的嚴峻考驗，不必去計較其他種種。
曹雪芹研究和《紅樓夢》研究的關係
《紅樓夢》是曹雪芹的不朽巨著，除此之外，曹雪芹再也沒有留下別的沒有爭議的作品了。這種情況，在中國歷史上並不是孤立的現象。例如司馬遷，除了他的不朽巨著《史記》外，其他著作就寥寥無幾了；再如施耐庵，除了他的《水滸》以外，其他著作也就不大為人所知了。那末，我們研究司馬遷難道可以拋開他的《史記》嗎?我們研究施耐庵難道可以拋開他的《水滸》嗎?當然不可以。那末研究曹雪芹，同樣的道理，也決不可以拋開他的《紅樓 夢》。因為拋開了《紅樓夢》的研究，雖然我們還可以作大量的關於曹雪芹的時代的研究，關於曹雪芹的家世的研究，關於曹雪芹本人的研究，其中包括有關他的一些有爭議的文物的研究等等，但是歸根到底，如果把《紅樓夢》排除在對曹雪芹的研究之外，那末試問，我們作以上的種種研究，究竟是為了什麼呢?豈不是成了無目的的遊戲了嗎?由此可見，如果把《紅樓夢》的研究排除在曹雪芹研究的範圍之外，那我們對曹雪芹的研究就將一無依歸，就將失去目標。
我這樣說，當然不是要求每一個研究曹雪芹的人都必須既研究曹雪芹，又研究《紅樓夢》。我只是說曹雪芹的研究不能把對《紅樓夢》的研究排除在外，研究曹雪芹的人當然首先必須熟悉《紅樓夢》。在這個原則下，我主張在紅學的研究上，必須分工，各有專精，只有這樣，對曹雪芹的研究和對《紅樓夢》的研究才能真正深入下去。特別應該清楚，無論是對於曹雪芹的時代的研究也好，家世的研究也好，對於曹雪芹個人的研究也好，也無論是對於《紅樓夢》的思想的研究也好，人物的研究也好，小說情節結構的研究也好，小說主題思想的研究也好，語言研究也好，風俗制度的研究也好，版本的研究也好，等等等等，這許多方面，都是有著無比豐富的內容的，都是需要我們用巨大的力量去對付的，決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因而這種分工是大勢所趨，是紅學研究發展和深化的必然趨向，我們不應該去限制它束縛它，在輿論上也不應該加以責難而應該加以支持。當然在我們的隊伍中，也完全有可能出現可以囊括以上一切方面的研究的人才。對於這樣的人才，對於有志於此的同志，我們當然歡迎之不暇，更不應有任何非議和限制。我認為在進一步開展對曹雪芹研究的時候，應該重新明確一下上述這許多問題。也就是明確一下我們研究的總目標。我認為開展對曹雪芹的研究，很自然地應該包括對《紅樓夢》的研究，而不應該把對《紅樓夢》的研究排除在曹雪芹研究之外。我認為為了紅學研究的長足進展，紅學研究的必然趨勢是要有所分工的，不必對研究者們求全責備，更不應該用各種輿論的繩束去捆縛住他們，不讓他們放手深入地去研究。對於紅學研究來說，只有一個檢驗標準，即他的研究成果是否科學，是否經得起歷史的考驗，是否在紅學研究的領域裡作出了有益的新的貢獻。除此以外，不應該有任何別的檢驗標準，更不應該有任何框框。
當前在我們的紅學研究的隊伍裡，仍然需要大聲疾呼。共同起來提倡實事求是的學風，提倡互相尊重，互相團結的好風氣。與此同時，也要提倡與人為善，互相切磋，互相商討的好學風。隨著《曹雪芹研究》專刊的誕生，我們的紅學隊伍必將進一步大團結，我們的紅學研究必將進一步大發展!
一九八四年國慶之夕，寫畢於京華寬堂。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