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的時代
曹雪芹是生活於十八世紀上半期的作家。當時雖然還是封建社會，但已經有了日益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紅樓夢》的出現和明清之際許多進步思想家的著作一樣，都是「天崩地解」時代的早期民主主義思想潮流的產物。這部標誌中國古典小說發展到高峰的文學巨著所以出自曹雪芹之手，同作家在康熙和雍正政權交替時期遭遇的重大政治變故直接相關。他是懷著「新愁舊恨」、飽含著血淚進行創作的。《紅樓夢》開頭引錄的關於「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一段「作者自雲」，是理解創作緣起的一把鑰匙。
一、曹雪芹時代的歷史趨勢
偉大的作家從來都是他所屬時代的產兒。
《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生活於十八世紀上半期。當時，在世界上，國際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階段即將結束，隨著織布機、紡紗機的相繼發明和使用，許多先進國家掀起了規模巨大的產業革命運動。中世紀形成的狹隘的市場壁壘已不復存在，英、法、荷蘭、比利時、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為瓜分和掠奪殖民地的人力和財富，展開了激烈地爭奪海外貿易的鬥爭。正當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時候，伏爾泰、狄德羅、孟德斯鳩等啟蒙學者和他們的「百科全書派」的著作紛紛問世。法國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如同待爆的火山一樣，在劇烈面有節奏的醞釀之中。曹雪芹逝世那年，北美十三個殖民地燃起了熾烈的群眾反英鬥爭的怒火。世界歷史正在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中國歷史的發展相比之下顯得有些緩慢。從周秦以來地主階級獲得統治地位到清王朝建立，封建社會延續了兩千多年，它經歷了上升、發展、下降、衰落的歷史過程。封建社會持續的時間長和發展緩慢，是中國歷史的特點。關於中國歷史的具體分期問題，現在史學界的意見還有分歧，但周秦以來中國已經建立了封建社會，漢魏六朝是它的發展和上升時期，至隨唐發展到高峰，宋以後開始走下坡路，明清之際特別是清朝已進入衰落階段。這個對封建社會歷史發展的總的輪廓性認識，多數學者的看法是一致的。至於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緩慢的原因，除了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宗法封建制度造成的農民階級的極端貧窮落後和眼界狹小，以及保守的儒家思想的長期禁錮和束縛之外，生產尚處於落後狀態的比較野蠻的民族的入主。尤其元朝和清朝的蒙古族和女真族的兩次大規模入主，對生產力的破壞極大，我認為也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緩慢的原因之一。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談到經濟發展和暴力作用的關係時，曾這樣寫道：「每一次由比較野蠻的民族所進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礙了經濟的發展，摧毀了大批的生產力。」１正是這樣，元朝和清朝的統治，都曾程度不同地打亂了封建社會發展的正常秩序，阻礙了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雖然在長期的征服中，比較野蠻的征服者「不得不適應征服後存在的比較高的經濟情況，他們為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還不得不採用被征服者的語言」２。曹雪芹生活的時代，就是滿清入主中原並經過順治、康熙兩朝之後的雍正和乾隆統治時期。乾隆在中國歷史上和康熙有相似之處，也可以算作一個「英主」，在位六十年，文功武略，成績相當顯赫；但他的統治，嚴酷有加，寬柔不足，基本上是守成，而不是悉心創業，中期以後，即現出衰敗景象。就清朝而言，乾隆時期還享著「盛世」之譽，而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事實上已進入了封建社會的末期。《紅樓夢》中許多地方提到「末世」字樣，如第五回鳳姐判詞的第一句就是「凡鳥偏從末世來」，探春的判詞中也有 「生於末世運偏消」的句子，直接針對的對象固然是書中的封建貴族世家賈府，但其典型概括意義卻不限於此。應該承認，《紅樓夢》中賈府為代表的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衰亡過程及其顯示出來的種種徵兆，在一定意義上確可以看作是整個封建社會的一個縮影。
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及其反映
我們說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清朝已經到了末期，它的最主要的標誌是什麼呢?當然，社會形態是非常複雜的現象，判定一個社會形態處於什麼樣的歷史階段，需要根據各方面的因素作綜合的研究和探討；但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社會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獨具特徵的處於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因而社會生產關係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３。這裡起決定作用的是生產力發展的一定水平和社會生產關係與它相適應的程度。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道：「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是從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中產生的。後者的解體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４反過來說，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在封建母體中的孕育和發展，是封建社會開始解體並進入末期的最根本的標誌。
大量史料表明，早在明朝的正德、嘉靖年間，即公元十五、十六世紀，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就產生了，至萬曆年間有較大的發展。當時城市經濟日趨活躍，出現了許多規模宏大的手工工場，有的城市僅織染工人就有近萬人，（5）大都是從農村逃離出來的，這正是資本形成的第一階段，即農業勞動和手工業勞動在農村市鎮中的分離。另一方面，適應商品經濟的發展，土地的私有化和商業化程度有所提高，萬歷時流行「以田為母，以人為子」（6）的說法，可見買賣土地已相當普遍了。同時，商業資本的發展，使國內外貿易額迅速增加，故《天下郡國利病書》有「吳中風俗，農事之獲利倍而勞最，愚懦之民為之；工之獲利二而勞多，雕巧之民為之；商賈之獲利三而勞輕，心計之民為之」（7）的記載。儘管這些生產關係中的新的因素當時還比較弱小，且發展之初便受到了封建專制制度的重重束縛，但它對封建經濟畢竟有一定分解的作用，從發展看，它代表著歷史前進的方向。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8）只是到明末崇禎時期，農民大起義暴發，隨後滿清入至，連續不斷的社會動亂，對生產力破壞甚大，當然也阻礙了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但到了清中葉，康熙末年以及雍正和乾隆統治時期，隨著生產力的恢復，資本主義萌芽又有了明顯的發展的趨勢。（9）尤其曹雪芹童年和少年時期生活過的南京、蘇州一帶，商品經濟所佔比重顯著增加，某些工業部門，如絲織業、陶瓷業、冶鐵業、煮鹽業，以及制糖、造紙、印刷等行業，生產規模和組織生產的方式，不少已具有早期資本主義形態的若干色彩。據雍正十二年(一七三四年)十二月江南長洲縣(屈蘇州府轄)所立《奉各憲示禁機匠叫歇碑記》載，當時機匠叫歇即罷工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勒加銀」，即要求提高工資，達不到目的便不復工，致使「機戶停織，機匠廢業」。（10）這比明末的鬥爭方式又前進了一步。又據《蘇州織造局志》載，僅蘇州織染局所屬織機的數字，就由明朝的一百七十三張增加到清康熙時的四百張；機匠人數從六百六十七名增加到二千三百三十名；供應範圍也由只供給宮廷變成同時供賞賜大小官員之用；而花色品種之絢爛奪目，更屬前所未有。鑒於明代蘇州織局的建立和發展情況，文征明在《重修織染局記》中寫道：
蘇郡織染之設，肇創於洪武，鼎新於洪熙，載於郡志，雖簡略未詳，而碑文所記，歷歷可考。京師惟尚衣監所司其事，然織染惟建局於蘇、杭者何?夫大江之南，蘇、杭財賦甲他郡，水壤清嘉，造色鮮美；矧蠶桑繁盛，因產絲纊，迄今更盛。局之舊規，歲造常課杼絲一千五百三十四匹，遇閏月該造一千六百七十三匹。往年惟用本局匠役織造，本用民間機戶，到府領職。現在各色人匠，計六百六十七名，每名月給食糧四斗。惟蘇衛軍匠一十三名，每名月給本衛公糧八斗，在局工作。局之基址，共計房屋二百四十五間，內織作八十七間，分為前、後、中、東、西六堂，又大堂兩旁東西廂房等處，機杼共計一百七十三張。掉絡作二十三間，染作一十四間，打線作七十二間，大堂並庫廚府局二廳等房五十間。後有避火園池。真武殿、土地堂、碑亭各一座。古井二口。牆堵四立，俱在大堂之左。外局衙二，在局東官街巷。（11）
這是明嘉靖丁未(公元一五四七)年的記載，可見當時的蘇洲織局規模已經相當可觀了。而萬曆二十九年(公元一六○一年)蘇州織染工人示威遊行時人數竟達二千餘人（12）打死貪官，趕走了織造太監，其洶湧之勢不可阻遏。清順治三年(公元一六四六年)，重新修建蘇州織造局，「鼎新廨宇」，六、七年後，便有機房二百十四間，圍牆一百八十七丈（13）；到康熙年間，規模更大了。這說的是蘇州織造局，至於明清兩代均為紡織工業中心的南京以及杭州織造局，就更不待說了。
我們較詳細地徵引上述資料，是為了說明曹雪芹童年和少年生活過的南京、蘇州一帶，到康、雍、乾統治時期，紡織業已經相當發達，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又有了新的發展；而這，對偉大作家的成長和他後來的文學創作，不會不帶來這樣那樣的影響。《紅樓夢》中寫了那麼多市井俗人，沒有生活依據是不堪想像的。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璽、祖父曹寅、父輩曹和曹俯，祖孫三代四人前後任江寧織造達六十年之久，而蘇州織造李熙則是曹寅的內兄。這種聯姻的關係，把南京和蘇州的紡織業聯結在一起，互相照應，榮損與俱。康熙三十九年(公元一七○○年)十一月，玄燁還專門指示江寧、蘇州、杭州「三處織造會議一人往東洋去」（14），與國外進行交流。這或許就是《紅樓夢》第十六回王熙鳳和趙嬤嬤說的：「那時我爺爺單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的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養活，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這番對話的歷史依據。
社會經濟基礎的變化，總要在上層建築包括思想文化領域反映出來。明朝的中、後期，文人創作的白話小說和雜劇的大量出現，就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城鎮工商業的繁榮以及市民階層的壯大，有著直接的關係。明末清初是我國歷史上思想最活躍的時代，黃宗羲稱之為「天崩地解」，是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的。彷彿歷史的必然性在尋求偶然的表現方式方面發生了撞車現象，一時間學識淵博而又經歷豐富的大思想家、大學者、大文學家層出不窮，僅明萬曆三十二年(公元一六○四年)至四十七年(公元一六一九年)短短十五年的時間，就有陳確、縛山、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五位進步的思想家和學者先後出世；（15）又過十年左右，李、唐甄、顏元又相繼誕生了。（16）這種情形，只有春秋戰國時期和盛唐或後來「五四」時期才能夠相比並。恩格斯曾熱烈讚揚歐洲的文藝復興是產生巨人的時代，我想明清之際的中國也具有某些相似的歷史特徵。而且，這些思想家大都具有進抭?的政治理想，一般是站在唯物主義傾向的立場上，勇敢地向封建宗法制度的種種弊端以及維護封建制度的腐朽的意識形態(當時主要是程朱理學)，展開猛烈的衝擊。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的「原君」篇中痛斥封建君主制度，說：「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王夫之提出了「天下亦變矣」的命題；顧炎武提出「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17）唐甄更進而提出：「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18）他以不容置辯的口吻論證道：「殺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猶謂之賊，殺天下之人而盡有其布粟之富，乃反不謂之賊乎!」（19）他還把矛頭指向封建官僚制度，說：「天下難治，人皆以為民難治也，不知難治者非民也，官也」（20）顏元注重民生，主張「天地間田，宜天地間人共享之」，（21）反映了平均土地的思想，等等。立論大膽，令人耳目一新。儘管明末清初的這些思想家由於時代和階級的限制，還帶有很大的局限性，他們看到社會的弊端，卻不能準確地找出造成弊端的真正社會根源，而且反對封建正統思想還不得不到古代儒家的思想武庫中去尋找武器，因而常常是穿著古人的服裝，說著古人的語言，來表達實際上具有時代特點的新內容；他們的基本思想傾向已不是封建主義的思想體系所能包容，無論其政治思想和哲學思想，都帶有一定的新因素，應該承認他們適應了經濟領域中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的發展，反映了新興市民階層的一些歷史要求。許多思想史家稱這一時期的思想運動為啟蒙運動，我以為不無道理；遺憾的是，這種正確的研究中國歷史和思想史的觀點和方法，並未受到史學界應有的重視，相反卻遭到排擊，實為學術界的不幸和損失。
《紅樓夢》的出現，特別是它所反映的一定程度的要求婚姻自由、主張男女平等以及反對束縛個性等思想，就是明清之際進步的思想潮流的繼續和發展。和《紅樓夢》同時出現的還有吳敬梓的《儒林外史》（22）蒲松齡的《聊齋誌異》（23）繪畫方面的揚州八怪（24），以及稍後一些的李汝珍的《鏡花緣》（25），都從不同的側面反映了當時的思想趨勢。換句話說，十七世紀的啟蒙思想到了十八世紀又獲得了文學藝術的形式。不管康、雍、乾時期思想統治何等嚴酷，文字獄多麼盛行，歸根結底都阻擋不住早期民主主義思想的潮流。和明清之際的進步思想家們一樣，《紅樓夢》等文學作品表露出來的思想，也是帶有很大局限性的，它們反封建並不徹底。這種情況，如同恩格斯評論空想社會主義的理論觀點時所說：「不成熟的理論，是和不成熟的資本主義生產狀況、不成熟的階級狀況相適應的。」（26）《紅樓夢》等作品的思想弱點，毋寧說也是與十八世紀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發展得不充分有關，因為當時還是封建社會，新的東西和舊的東西相比，顯得十分弱小。但是，我們能由此苛責《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和他們的前驅者嗎?恩格斯在上述同一部著作中在指出聖西門、傅立葉、歐文學說的空想性質的同時，熱情洋溢地寫道：「讓著作界的小販們去一本正經地挑剔這些現在只能使人發笑的幻想吧。讓他們以自己的嚴謹的思維方式優越於這種『瘋狂的念頭』而自我陶醉吧。使我們感到高興的，倒是處處突破幻想的外殼而顯露出來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而這些卻是那班庸人所看不見的。」（27）我想這些論述對深入理解《紅樓夢》的作者和他同時期思想家們的貢獻和不足，具有極大的啟示意義。
三、作家的不尋常的經歷
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紅樓夢》產生於十八世紀中葉不是偶然的，正在轉換著的歷史時代為作家的創作準備了客觀杊?件。但是，《紅樓夢》這部作品為什麼出自曹雪芹之手而不是出於其他人，這就是由他個人條件包括他的不尋常的經歷所決定的了。
我們迄今為止對曹雪芹本人的行狀所知甚少，紅學家們辛苦搜求的大都是關於他的上世的材料；當然，曹家上世政治上的浮沉與《紅樓夢》的創作直接相關，因而聯繫曹雪芹的家世敘述他的生平是十分必要的。曹家祖孫三代四個人連住江寧織造達六十年之久。織造官職是很特殊的，一方面它是設在江南的專門供應皇室的經濟辦事處，具體負責織造各種宮廷需要的綢緞織料，採辦什物，另一方面又負有政治使命，隨時探聽江南一帶的社會動向並及時奏報。我們從故宮明清檔案部編的《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一書所收的曹璽、曹寅、曹、曹俯的奏折中，可以看出他們對所負使命是十分盡心盡職的，完成得極為出色，因此深受康熙的寵信。康熙六十年刊刻的《上元縣志》卷十六《人物傳》中關於曹璽有這樣的記載：「康熙二年，特簡督理江寧織造。織局繁劇，璽至，積弊一清，干略為上所重。丁巳、戊午兩年陛見，陳江南吏治，備極詳剴。賜蟒服，加正一品，御書『敬慎』匾額。甲子卒於署，祀名宦。」（28）據說曹璽死時，康熙曾「親臨其署，撫慰諸孤，特遣內大臣以尚尊奠公」，讚揚曹璽「是朕藎臣，能為耿惠此一方人也。」（29）康熙的贊語中已包含著對曹璽在江南所負特殊使命——籠絡、聯繫江南一帶的知識分子——的高度評價。而在這方面，曹寅比起他的父親來更為得心應手，因為他有更多的天賦，能詩善文，兼擅詞、曲，《全唐詩》、《佩文韻府》等都是由他主持刊刻的；他周圍聚集了一大批著名的文學家和學者，如尤侗、朱彝尊、閻若璩、施閏章、葉燮、趙執信、洪升等，常出入其左右，成為康熙懷柔政策的忠實執行者，為穩固清朝的統治效盡了犬馬之勞。康熙四十七年(一七○八年)三月初一日，曹寅向康熙遞了一份封建朝政史上頗為少見的奏折，奏文中談到：
一、平糶事。臣至江寧問領差六員官尚在淮安，候總漕桑格回日商議截漕米至。臣訪得江寧上白米價一兩二三錢以下不等，平常細米價一兩以下不等，糙米價九錢以下不等。各米行聞有平糶之恩，凡有積貯，預先爭賣，二月之價，比正月一石已跌價一錢有零。漕船一到，則米價必更賤。臣已向總督邵穆布將聖訓如價賤商以增減平糶之旨傳諭，總督邵穆布欣忻遵領，於初四日赴杭州審事，恐其回日尚遠，已選賢能官員在江寧料理。臣衙門米現貯倉廒，即可平糶，俟皇上所遣官至日，臣會同商議，價定即出示平糶矣。所有漕米，俟總漕回日，截漕會商，隨時斟酌增減平糶，再當詳細奏聞。
一、百姓情形。臣一路自山東至江寧，俱安全樂業如常，不知何以閭閻下賤盡知皇上平糶之恩，凡臣過處，男女老幼，無不感頌皇仁。行至滁州，聞六合縣陳家橋，有鹽販侉漢與百姓爭鬥，地方官隨即遣人擒捕五名，其餘盡行逃散。聞總督已嚴飭汛兵巡拿，此系細小之事，事關鹽務，故敢據聞。臣到江寧，訪問有自浙江、蘇州來者，俱雲百姓安堵如常，米價亦不昂貴。無不知皇上為百姓憂水旱，為百姓誅盜寇，宸衷焦勞，恩澤壘沛，盡皆感激，淪肌浹髓。臣隨雲汝等受皇上如此之恩，知皇上如此為汝等焦勞，何以不踴躍爭上錢糧，謹守法度。前年山東饑民，感激皇恩，雲寧餓死不做賊。去年之旱，未甚於已前，汝等何以謠言紛擾，不遵法度，以至上干天聽，內外不安。汝等如此報答，可謂極盡忠孝矣!所有蘇浙之人，盡皆愧悔無語。臣聞得四明山通福建，歷來盜賊之嬰?穴，此輩皆在別省行劫，歸藏山中，形跡幽秘，其來已久。以前未嘗不犯，問官只問眼前現在之案，不株連根柢，故四明山巢穴，人皆不知。去年為百姓有買米下海之謠，又巡撫中軍令兵披甲拿人，致令上下紛擾，故問官詳據口供。今蒙皇上差各大臣嚴審，將來自可窮絕根窩，永無夜警。至於奸僧一念委給札付之事，即如響馬賊歃血拜盟一類，皆由於地方官員柔懦懶惰，誠如聖諭不勤不慎所致。當此天下富強之時，大臣靜安任事，小吏勤慎奉公，何務不辦。瑣細小事，動輒上聞，或借此掩飾，見其勤勞。或借此密奏，見其親近，亦未可定。安能逃皇上洞徹萬里之明，終於自誤而已。所有百姓情形委細，未免字逾常格，臣謹具列奏聞。
一、臣二月十四日過河間府，夜間大雨，是日驚鷙即聞雷聲。京畿麥甚好，山東、江南皆於是日同時雷雨。山東麥長五、六寸，江南麥已長一尺。臣伏思聖諭一字，斷絕千古，歸語眾人，無不驚歎。臣來時蒙聖諭令臣存問原大學士臣熊賜履，已於二月二十日往湖廣拜掃，俟其來時傳旨。
臣擬於初四日赴揚州會同李煦商議鹽務、織造，及分奏六員官折事宜。臣回日再當奏聞。（30）
通篇奏折從天氣晴雨、小麥長勢到白米、細米、糙米的價格，到民情動態、吏治情況以及兩淮鹽務，涓滴不漏，無所不包，曹寅自己也感到「未免字逾常格」。但康熙對此非但不怪罪，反而格外嘉許，立即批道：「知道了。已後有聞地方細小之事，必具密折來奏。」可見曹寅所處地位和所負使命的重要和最高統治者對他是何等信任。對於曹寅的內兄李煦，康熙也是信任有加的，也曾密令他：「近日聞得南方有許多閒言，無中作有，議論大小事。朕無可以托人打聽，爾等受恩深重，但有所聞，可以親手書折奏聞才好。」並再三告誡：「此話斷不可叫人知道。若有人知，爾即招禍矣。」（31）當康熙得知曹寅和李煦任上有虧空的時候，表示極為關切，批道：「風聞庫帑虧空者甚多，卻不知爾等作何法補完?留心，留心，留心，留心，留心!」（32）在另一道朱批裡又說：「兩淮情弊多端，虧空甚多，必要設法補完，任內無事方好，不可疏忽。千萬小心，小心，小心，小心!」（33）對曹寅的健康狀況，康熙也至為關切，多次垂問「爾病比先何似」（34），甚至像太醫院的醫師似的，大講病理和藥理，說什麼「惟疥不宜服藥，倘毒入內，後來恐成大麻瘋症，出(除)海水之外，千方不能治。小心，小心」云云。（35）曹寅於康熙五十一年七月初一日得了感冒病，後轉成瘧疾，李煦代求聖藥，康熙批道：「爾奏得好。今欲賜治瘧疾的藥，恐遲延，所以賜驛馬星夜趕去。但瘧疾若未轉洩痢，還無妨。若轉了病，此藥用不得。南方庸醫，每每用補劑，而傷人者不計其數，須要小心。」康熙賜的是治瘧疾的名藥金雞拿即奎寧，讓曹寅「連吃二服，可以出根」，並再三叮嚀：「若不是瘧疾，此藥用不得，須要認真。萬囑，萬囑，萬囑，萬囑。」（36）不料曹寅「福分淺薄，聖藥未到，遽爾病故」，時為康熙五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患病到亡故僅二十二天。
曹寅的遽死，使康熙失去了得力的臂膀，同時也給曹雪芹家族預伏下了危機。曹寅死時留下了三十二萬兩的大虧空（37），不能不是致禍的根源之一，康熙為此煞費了心機。當李煦奏請代理鹽政一年以彌補虧空時，康熙立即准許，批道：「曹寅於爾同事一體，此所奏甚是，惟恐日久爾若變了，只為自己，即犬馬不如矣。」（38）李煦代任鹽差一年以後，得到余銀五十八萬六千兩，補上了曹寅的虧空，康熙不勝歡喜，認為這是曹「母子一家之幸」（39）然而不久，曹因進京得了急病，於康熙五十四年正月病故，使康熙甚為痛惜，說：「曹系朕眼看自幼長成，此子甚可惜，朕所使用之包衣子嗣中，尚無一人如他者。」又說：「看起來生長的也魁梧，拿起筆來也能寫作，是個文武全才之人。他在織造上很謹慎，朕對他曾寄予很大的希望。他的祖父，先前也很勤勞。」並指示內務府總管「務必在曹荃之諸子中，找到能奉養曹之母如同生母之人才好」（40）。於是才有曹荃第四子曹俯過繼並續任江寧織造。真是關懷備至，無以復加。對曹俯，康熙也很垂憐，一次批道：「爾雖無知小孩，但所關非細，念爾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雖不管地方之事，亦可以所聞大小事，照爾父密密奏聞，是與非朕自有洞鑒。就是笑話也罷，叫老主子笑笑也好。（41）」通過這些細微末節，可以看出曹家同康熙的關係確實不比尋常。當然，事物的因果關係是極其複雜的，後來的事態發展證明，康熙的恩寵既給曹家帶來了「簪花著錦之盛」同時也為曹氏家族的敗落埋下了禍根。
康熙晚年，統治集團內部爭鬥激烈，特別圍繞太子的廢立問題，諸皇子「鳩聚黨與」，各不相讓。康熙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一六七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冊立皇子允祁為皇太子，至四十七年九月初四(一七○八年十月十七日)廢掉，四十八年三月初九(一七○九年四月十八日)再立，五十一年十月初一(一七一二年十月三十)又廢。封建社會再沒有比立儲事關重大了。何以如此反反覆覆?是像康熙所說，始廢太子是因為允礽「語言顛倒、競類狂易之疾」，再立是因為「雖被鎮魘，已漸痊可」，再廢是因為「狂易之疾仍然未除」嗎?誠如王鍾翰先生所考，（42）問題的征結在於允礽曾有與索額圖結黨「窺伺朕躬」之舉，而再立者，系由於「當時『太子黨』外，尚有皇子諸黨，其最著者為『皇長子黨』、『皇四子黨』、『皇八子黨』是已，彼此勾心鬥角，互相傾軋，無有已時。不有太子，無以阻諸阿哥之野心。」（43）在諸皇子奪嫡的爭奪戰中，勢力最大而又最善於老謀深算的是皇四子允禛，經過周密策劃，他終於戰勝敵手，於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繼位登極，（44）是為雍正皇帝。雍正上台後第一件大事就是整治敵黨，剪除羽翼，誅殺、幽閉、流放、抄家，多管齊下，無所不用其極（45）。曹家三、四代人都是康熙的心腹奴才，曹寅的長女又嫁給了協助胤禵奪嫡的多羅平郡王訥爾蘇，曹俯還曾為皇九子允禟(被雍正改名為塞思黑)貯藏高五尺六寸的鍍金獅子一對，曹寅的至親李煦也曾為皇八子允祀買女子和送銀兩，更不消說織造任上的長期虧空，雍正豈能輕易放過。實際上雍正早在登極之前就已確定好打擊對象了，只不過是分批處置而已。雍正元年，即抄了李煦的家，後定為「奸黨」，流放到黑龍江，凍餓而死。這對曹家不啻當頭一棒，就像《紅樓夢》中江南甄府被抄實是賈府被抄的先兆一樣。當曹俯於雍正二年正月初七日題奏，表示用三年時間彌補虧空時，雍正嚴厲地批道：「只要心口相應。若果能如此，大造化人了!」（46）接著又在曹俯賀年羹堯剿滅羅卜藏丹垂折上批道：「此篇奏表，文擬甚有趣，簡而備，誠而切，是個大通家作的。」（47）曹俯當時不過是二十幾歲的青年，雍正的話顯然是一種諷刺，裡面藏著殺機。不久，即將曹俯交給了怡親王允祥傳奏。雍正在一條特諭中寫道：
你是奉旨交與怡親王傳奏你的事的，諸事聽王子教導而行。你若自己不為非，諸事王子照看的你來；你若作不法，憑誰不能與你作福。不要亂跑門路，瞎費心思力量買禍受。除怡親王之外，竟可不用再汊?一人托累自己。為甚麼不揀省事有益的做，做費事有害的事?因你們向來混帳風俗貫了，恐人指稱朕意撞你，若不懂不解，錯會朕意，故特諭你。若有人恐嚇詐你，不妨你就求問怡親王，況王子甚疼憐你，所以朕將你交與王子。
主意要拿定，少亂一點，壞朕名聲，朕就要重重處分，王子也救你不下了。特諭。（48）
雍正和怡親王允祥是一種特殊關係。當諸皇子奪嫡時，允祥嚴守中立，竭力避免牽連，而當雍正繼位後，他又千方百計納忠效信，以此得到了雍正的信任。這在康熙諸子中實屬個別現象，看來這樣做的結果，既可保全自己，另一方面在雍正看來，對鞏固自己的地位也是有好處的，因為要想誅殺更多的手足就必須不惜寬宥極個別手足，以博「友愛」之名，來換取人心，正因為如此，雍正才百般褒揚怡親王，並親書「忠、敬、誠、直、勤、慎、廉、明」八字扁額，列其勳跡，頒示朝廷，予以表彰，號召諸大臣向怡親王學習。（49）以此看來，將曹俯交與怡親王傳奏，並不包含有關照曹家的意思，倒是覺得怡親王比別人更可靠。因此終於在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罷免曹俯，並於十二月二十四日下令查封其家產，表面理由是「江寧織造曹俯，行為不端，織造款項虧空甚多，朕屢次施恩寬理，令其賠補，伊倘感激朕成全之恩，理應盡心效力；然伊不但不感恩圖報，反而將家中財務暗移他處，企圖隱蔽，有違朕意，甚屬可惡」（50）實際上還是早年埋下的政治原因，是康熙和雍正交替時期統治集團內部政治鬥爭的繼續。曹家被抄家沒產之後，於雍正六年(一七二八年)自南京返回北京，從此結束了鐘鳴鼎食的「繁華盛世」，曹雪芹當時約十三歲左右。
曹俯一家回到北京以後的境遇和行狀，現存資料中渺無所聞，看來曹俯即使未被治罪，也不過落得曾經犯過事的一介平民而已。與曹家同時犯事的，還有前面已經提到的蘇州織造李煦，很可能兩案互有牽連；同時曹俯的姑丈傅鼐也於雍正四年被革去戶部侍郎職務，遣放黑龍江；曹俯的姐夫平郡王納爾蘇也以軍前受賄的罪名被削職，顯親貴戚落得個同樣的命運。難怪《紅樓夢》第四回中借「護官符」說出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的關係是「一損皆損，一榮皆榮」，如不是感同身受，作者是斷乎寫不出概括如此深刻的話來的。至於回到北京後曹雪芹的經歷，我們只能根據敦誠、敦敏以及宗室詩人張宜泉等人詩文中的片斷記載，勾勒一個大致的輪廓。他大約在北京城內住過相當一個時期，可能也入過學校讀書，於詩詞繪畫造詣很深，高談雄辯，倜儻不群；中年以後，生活發生困頓，晚年則流落到北京西郊，過著「舉家食粥酒常賒」的貧窘生活。研究者如俞平伯、周汝昌、吳恩裕諸先生，根據敦誠《寄懷曹雪芹》詩中「當時虎門數晨夕，西窗剪燭風雨昏」句，推測曹雪芹曾在右翼宗學內做過事。俞平伯認為是和敦誠同學讀書，吳恩裕主張或為捨夫，周汝昌開始解釋為和敦誠同為宮門侍衛，後改從吳恩裕說，但認為可能是宗學中的雜役人員（51）。這些推斷的可靠性究竟如何，就很難說了。前些年吳恩裕先生發現的《廢藝齋集稿》殘篇（52），紅學界有爭論，如果這一發現可靠的話，則為我們瞭解曹雪芹提供了許多意義重大的新材料。我個人認為作偽的可能性不是很大，至少現在就斷定為偽作尚缺少足夠的證據。關於曹雪芹生活的其它側面，所知就更少了，甚至連他是誰所生也是一件懸而未決的公案。自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提出曹俯是曹雪芹的父親以來，紅學界基本上已予公認；但是如果追問一句：究竟有什麼證據可以證明這一點?恐怕任何真憑實據都拿不出來。我同意戴不凡同志的意見（53），說雪芹是曹俯的兒子是沒有根據的。那末曹雪芹是誰的兒子呢?我有個大膽的想法：曹雪芹就是遼東曹氏宗譜上的曹天祐，因此名沾，和天祐同一含義；只是曹氏被抄家以後，他改換了名字，因為已失去「沾恩」、「天祐」之感。曹俯到北京以後不是也隱姓埋名了嗎?如果這一推斷可靠的話，則雪芹即曹天祐不是別人，就是康熙五十四年曹妻馬氏所生的那個遺腹子，他卒於乾隆二十八、九年，活了四十八歲左右，恰好與張宜泉詩注中說的「年未五旬而卒」相合。而曹俯根本不是雪芹的父親，而是他的叔父，也就是化名畸笏叟的那個經常抒發盛衰之感的批書人。（54）這樣，裕瑞《棗窗閒筆》所謂「曾見抄本卷額本本有其叔脂硯齋之批語，引其當年事甚確」云云，就有了著落了。只是裕瑞所記，系據「前輩姻戚有與之交好者」的傳聞，而他看到的抄本則是脂硯齋「定稿本」《石頭記》，因而便以為脂硯齋是雪芹的叔父，忽略了畸笏叟的存在。我暫記這個看法在這裡，容日後作專門探討。
總之，曹雪芹的家族是在康熙和雍正政權交替過程中，由封建統治集團內部的傾軋而受到株連敗落下來的，使他從百年望族的嬌生慣養的貴公子一變而為罪囚的後代，真正是「喜榮華正好，恨無常又到」、「歎人世，終難定」。曹雪芹的這種不尋常的生活經歷為後來創作《紅樓夢》提供了生活素材，並且成為他飽含血淚著書的真正動因。
四、飽含血淚的創作
關於《紅樓夢》的創作緣起，所有各早期抄本以及後來的各種刻本，都在第一回寫下了一段自敘性質的文字，這段文字不是《紅樓夢》正文，各脂評系統的版本文字微有出入，抄寫款式亦不盡相同。甲戌本的這段文字在第一回回目之前，成為書前「凡例」的第五條；其它各脂本均抄在第一回回目之後、正文之前，具有題解的性質。但這段文字中所引作者的話，看來是可靠的，對於我們瞭解《紅樓夢》的創作緣起意義非常重大。
這段文字實際上包含兩部分內容：「作者自雲」至「故曰『甄士隱』云云」，為第一部分，主要說明創作的緣起；「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到最後，為第二部分，著重介紹「書中所記」的人和事及在作者看來記敘他們有什麼意義。兩部分內容是互相關聯而又有所區別的。許多研究者經常引用第二部分的文字，於第一部分則有所忽略。殊不知，第一部分更其重要，實為理解《紅樓夢》創作的一把鑰匙。作者說他「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其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那末作者經歷了一番什麼樣的「夢幻」?難道他真的做了一個什麼有趣的夢嗎?我們從前面所述曹雪芹的生活經歷中知道，他一生中經歷的最大事件，莫過於康、雍政權交替過程中自己家族所受到的株連，被抄家沒產，因而落得個家敗人亡各奔他鄉的悲慘局面。這一政治上的大變故，對於身受其害的曹雪芹來說，確如夢幻一般，既感到不可思議，又不能不予以正視；這樣的「真事」，他能夠不「隱去」嗎?敢不「隱去」嗎?敦誠詩所謂「揚州舊夢久已覺」（55）、「廢館頹樓夢舊家」（56），敦敏詩所謂「秦淮舊夢人猶在」（57）、「秦誰風月憶繁華」（58），甲戍本書前題詩所謂「古今一夢盡荒唐」，以及脂硯齋在第四十八回寫下的一條批語：「一部大書起是夢，寶玉情是夢，賈瑞淫又是夢，秦之家計長策又是夢，今作詩也是夢，一併風月膉(鑒)亦從夢中所有，故紅樓(樓)夢也。余今批評亦在夢中，特為夢中之人特作此一大夢也。」這些對於「夢」的種種描述和說明，能夠看作是等閒之筆或僅僅理解為對往昔繁華生活的回憶而不包括對「家事消亡」的悔恨嗎?實際上作者所說的「歷過一番夢幻」，指的就是曹氏家族政治上的不幸遭遇，同時也就是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真正緣起。但是，「書中所記」的具體的人和事，則不得不是「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的「當日所有之女子」，通過她們的活動，加上對自己「背父兄」、「負師友」的往昔的回顧，來「敷演出一段故事」，這就是作者認為的《紅樓夢》所寫的內容。所以前一部份的內容稱為「甄士隱」(即真事隱去)，後一部分內容叫作「賈雨村」(即假語存)。當然這是作者自己的概括，至於書中展開的具體的藝術世界，則要複雜得多，未免真真假假，真中有假，假中有真，如太虛幻境的那副對聯所標示的：「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庚辰本第二十一回前面有一首七律，全詩八句是：自執金矛又執戈，自相戕戮自張羅。茜紗公子情無限，脂硯先生恨幾多。是幻是真空歷遍，閒風閒月枉吟哦。情機轉得情天破，情不情兮奈我何。
這首詩被批書人稱為「深知擬書底裡」，稱讚是題《紅樓夢》的「絕調」。為什麼給予這樣高的評價?看來這首詩的第五句「是幻是真空歷遍」，是點睛之筆，道出了《紅樓夢》創作的難言之隱，所以批書人說寫這首詩的「客」「深知擬書底裡」。我們今天閱讀和研究《紅樓夢》，也應注意到這兩方面的情況，既要弄明白什麼是作者「隱去」的「真事」，它對《紅樓夢》的創作起了什麼作用，書中有沒有這方面的描寫?同時也要懂得曹雪芹在藝術表現上採取了哪些特殊的手法，他怎樣以假語村言來敷演故事的，這方面的描寫和隱去的「真事」有什麼關係，等等。第十二回賈瑞死後，眾人架火燒風月鑒，結果「鏡內哭道：『誰叫你們瞧正面了，你們自己以假為真，何苦來燒我!』」我疑心，這也是作者的點醒之筆，對正確理解《紅樓夢》這部書，具有啟示意義。難怪作者在開卷第一回意味深長地寫下了這樣四句詩：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
很明顯，如果把《紅樓夢》僅僅理解為是一部描寫男女愛情的小說，忽視書中的深刻的政治含義，或者雖然不否定反封建的政治內容，但卻不把它和作者經歷的政治大變故聯繫起來，就不能說是已經知道了「擬書底裡」，作者便不會認作知音。
《紅樓夢》絕不是一般的文學創作。曹雪芹是飽含著血淚來寫這部書的。甲戍本《石頭記》前面的那首題詩，其中有兩句是：「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這首詩雖不是作者所寫，但對創作過程的描述是完全符合實際的。中國向來有發憤著書的說法，許多大作家的經歷都證實了這一點。司馬遷在《報任安書》裡說：「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危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曹雪芹創作《紅樓夢》，也是由於不幸的生活遭遇使他「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所以才發憤著書，回憶身世，抒發感慨，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述往事，思來者」，雖然《紅樓夢》是經過典型概括的文學作品，不是作者簡單的自傳，不獨曹雪芹、協助他創作《紅樓夢》的脂硯齋、畸笏叟等人，也是聲淚俱下、血淚交湧地為完成這部作品而辛勤勞動著；甚而，他們的感情色彩比作者本人還強烈，經常在批書時失聲痛哭，「可傷」、「哀哉傷哉」、「字字傷心」、「讀之令人酸鼻」、「放聲大哭」、「將批書人哭壞了」、「令人腸斷心摧」、「令余悲慟，血淚盈腮」這類批語比比皆是。試想，如果《紅樓夢》的創作沒有反映曹氏家族政治上的悲慘遭遇，作書人和批書人不是對這種遭遇感同身受，書裡面以及批語中，能夠有如此強烈的感情色彩嗎?敦敏《贈芹圃》詩的最後兩句是「新愁舊恨知多少，一醉酕醄白眼斜」，這說明他是知悉曹雪芹當時的不平常的心境的。雪芹自然有所愛，《紅樓夢》裡的許多描寫都反映了這一點；但同時他也有所恨，或者說他是懷著「新愁舊恨」來寫作《紅樓夢》的。敦敏的《題芹圃畫石》云：「醉余奮掃如椽筆，寫出胸中塊壘時」，不單是指繪畫，同時也可以看作是雪芹整個人格特別是他創作《紅樓夢》時的精神狀態的寫照。
曹雪芹開始寫作《紅樓夢》的時間，已不好具體確定。己卯冬月定稿的《石頭記》，第一回的正文中，已有「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的說法，那末從己卯年(一七五九年)上推十年，是為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年)，可能是開始寫作的時間，當時曹雪芹三十四歲左右。在《紅樓夢》之前，雪芹曾寫過一部《風月寶鑒》（59），《紅樓夢》極個別回次，如圍繞賈瑞死亡的一些文字，不排除仍保留有《風月寶鑒》內容的痕跡，但從根本上說，《紅樓夢》是作者重新創作的作品，無論命意、人物和寫法，都不能與《風月寶鑒》混為一談。我們推想，《風月寶鑒》寫於雪芹比較年輕的時期，他還沒有後來的更加廣泛得多的社會經歷，消極成份可能多一些，但到了《紅樓夢》創作時期，他的這些消極的思想成份就不佔主要部分了。他對人生、對社會的認識，越來越深刻，因此揭露起來常常是毫不留情面。敦誠、敦敏寫的涉及和曹雪芹往還的一些詩作透露出，雪芹是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寫作《紅樓夢》的。敦誠《寄懷曹雪芹》云：「勸君莫彈食客鋏，勸君莫叩富兒門；殘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書黃葉村」，以及《贈曹雪芹》詩中所說的「滿經蓬蒿老不華，舉家食粥酒常賒……何人肯與豬肝食，日望西山餐暮霞」，就反映了作家的困頓狀況；甚至雪芹得了重病，也不能請醫生診治，故敦誠詩有「一病無醫竟負君」。（60）裕瑞《棗窗閒筆》中記載，雪芹曾這樣開過玩笑：「若有人欲快睹我書，不難，惟日以南酒燒鴨享我，我即為之作書。」雖系戲言，卻也藏著辛酸。種種跡象表明，曹雪芹寫作的進度並不是很快，時有中輟，固然可以說是寫作態度嚴謹，精益求精，但也未嘗不是與衣食之累有關。當然，就像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重性一樣，這不利的一方面反而加強了晚年的雪芹同普通人民群眾的聯繫，他獲得了新的創作源泉和力量，反過來促進並堅定了他的反封建正統主義的思想的發展。《紅樓夢》中寫了許多社會下層人民的活動和遭遇，作者對他們傾注了巨大的同情。第一回通過石頭口吐人言，還寫下了這樣一段話：「今之人，貧者日為衣食所累，富者又懷不足之心，縱然一時消閒，又有貪淫戀色、好貨尋愁之事，那裡有工夫去看那理治之書。」對「世人」面目的揭露可謂入木三分，並且是由自己的生活經歷得出這樣深刻的認識的。這也可以看出，曹雪芹決不是象封建社會的某些無聊文人那樣，因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才去弄花草、吟風月，而是骨鯁在喉，不吐不快。唯一令人感到遺憾的是，《紅樓夢》還沒有最後整理完成，曹雪芹就被貧病奪去了生命，使得標誌中國古典小說發展到高峰的偉大作品，竟是一部殘缺的未完之作，可謂「千古文章未盡才」。儘管如此，《紅樓夢》以它深刻的思想內容和高度的藝術成就，仍然贏得了後世人們的衷心讚美和傾倒，曹雪芹的名字，將同他用血淚澆灌的作品一起，在中國乃至世界文學之林中永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