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作家與解析作品
讀書要知人論世，古人早就提出了這個命題。從作家的生平經歷、思想性情來解析其作品，也早就成了一種常用的、甚至可以說是習慣性的研究方法。中國如此，外國亦然，稱作傳記式文學批評。可能是由於受傳統的經學、史學的影響較深，在中國表現得更為突出，至今在文學史研究中，許多研究者對考證作家的生平事跡，懷有濃厚的興趣。
本世紀以來，這種古老的研究方法受到了挑戰。西方出現了幾種文學批評流派，強調文學的本體批評，認為文學批評主要關注的應該是作品，對作家生平思想的研究是不重要的，甚至是不必要的，因為那樣會使注意力從作品本體轉向作者，對作品的解析變作對作家意圖的探究，而探究作家的意圖往往是不可靠的，即便是可靠，那也只是說明了作品的起因和創作過程，還沒有觸及作品的本體結構，還不能算是對作品本體的批評。在中國，一些青年文學研究者也久已對文學史研究中充溢著考證性的研究頗有意見，西方的這種理論的傳入，就使他們更為不滿了。
應當怎樣看待這個問題，須要做些認真的研討。這裡我想走個捷徑，就是只就《紅樓夢》研究中有爭議的「自傳說」問題做個舉例性的討論，雖然不可能很全面、深入，但也或許不無裨益吧！
自《紅樓夢》問世200多年來， 「自傳說」一直伴隨著它經歷了那麼長的並不平直的路程，看來好像是整整地轉了兩個大圈子。
第一個圈子是魯迅先生勾畫出來的。他在《中國小說史略》裡，對《紅樓夢》「自傳說」的形成和被確定，做了這樣的評述：最早是嘉慶初年，袁枚在其《隨園詩話》裡曾經約略地講到，康熙間曹寅做江寧織造，「其子（應為其孫）雪芹撰《紅樓夢》一書，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中有所謂大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他說得雖然有點矜誇意思，「但已明言雪芹之書，所記者其聞見矣」。後來，說者「每欲探求深意，揣測之說，久而遂多」，主要的有「納蘭性德家世說」、「清世祖與董鄂妃故事說」、「康熙朝政治狀態說」。「迨胡適作考證，乃較然彰明，知曹雪芹實生於繁華，終於零落，半生經歷，絕似『石頭』」，「《石頭記》實其自敘也。」概括起來說，就是「自傳說」之出「實最先，而確定反最後」。
第二個圈子是我們所經見的。「新紅學」的「自傳說」確定後，流行了30年，其間雖然也有人有微詞，但信而不疑者也頗多，並且依據其導向，進行補證和發展，最突出的是卷帙頗巨的《紅樓夢新證》。1954年開展起了一場《紅樓夢》問題的大討論，「新紅學」被判定的主要錯誤之一就是其「自傳說」，理由是它混淆了小說和歷史，把《紅樓夢》的豐富內容和深邃意義縮小為作者曹雪芹個人家世的實錄和哀怨。可是，此後儘管從文學批評的角度來評論《紅樓夢》的風氣大開，論著層出，但不少的研究者並沒有丟掉對曹雪芹及家世的考證興趣，先後又出現了曹雪芹卒年的考辨，大觀園「原址」的探尋，曹氏祖籍和世系的研討，曹雪芹畫像真偽之辯論，其中還有莫名來自的曹雪芹遺著《南鷂北鳶考工志》等之「發現」，繼之，「曹學」也作為「紅學」的一支應運而生，差不多又是一個30年，「新紅學」的「自傳說」又被說成是本來說得不錯，完全正確了。「自傳說」豈不是又經歷了一個從肯定、經否定、再肯定的一大圈。
造成《紅樓夢》「自傳說」的這種歷史命運的，自然還有著不言而喻的非文學研究的因素。因為可以不言而喻，為了避免囉嗦，也就不去涉及了，只從本文的題目所限定的角度、範圍，觀察一下研究作家對解析、評論作品的意義和限度的問題。
首先，我們可以從中看出，在《紅樓夢》這種小說對人們還是陌生物的時候，注意不注意它的作者，瞭解不瞭解它的作者，能不能聯繫它的作者來解析作品，是頗為關鍵的一著。「索隱派」諸家不瞭解、也無意去瞭解曹雪芹是何等人，面對《紅樓夢》這部小說，就只能是憑著個人的某種並非實際的感悟，進行聯想、比附、臆斷。既然是並不需要作實證的檢驗，那就由著他們自己把臆斷當作認識，什麼樣的說法都可以創造得出來，所以會如魯迅所說的那樣，「揣測之說，久而遂多」。不能認為他們全都是見識鄙陋，信口而談，並不認真，不是那樣，其中就有象蔡元培先生那樣的大學問家，他作《石頭記索隱》是「旁徵博引，用力甚勤」的。問題在於他們既沒有與小說創作的新發展相適應的文學批評觀念的引導，又無視可以作引導的與小說有著實在的聯繫的作者情況，所以，所做出的臆斷只能是與小說風馬牛不相及的無稽之論。
如果說，袁枚只是就其所知，信筆云云，並無意立說，那麼「新紅學家」則是首先注意到了作家，為此而有意識地去搜求有關曹雪芹的文獻資料，並搜求到了確鑿無疑的文獻資料，由之而瞭解了曹雪芹的家世和生平的一些情況，看到了曹雪芹之家世頗與《紅樓夢》所敘寫的賈府相似，原來曾經是一派榮華富貴，後來卻被抄沒敗落了下來。他們所看到的這種作者與作品、小說所展現的內容與作者所經歷的生活之間的聯繫，是實在的，而不是臆造的、虛假的，其「自傳說」自然是接近了小說的實際。這樣，其說一出來，自然很容易為人所接受，各家使人摸不著頭腦的索隱影射之說也就無立足之地，連當時正在研究中國小說史的魯迅也欣然認同，稱之為「實是最可信的一說」（《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說得更遠一點，後來的許多「紅學家」，儘管並不認同「自傳說」，專意從文學批評的角度評論《紅樓夢》，闡釋其主題意蘊，但也少不了借助「新紅學」所提供的有關曹雪芹的文獻，以及由之而得出的對曹雪芹「生於繁華，終於零落」之身世的瞭解，從這一點講，又何嘗不可說是受其所惠！
作家是文學作品的創造者，是作品的最直接、最明顯的生成之本原。瞭解一部作品的作者，正是從本原上去接近它，對認識、把握其本體，顯然是必要的，否則，雖不必然但卻難免發生誤解。上述《紅樓夢》的情況，豈不正說明了這一點。
然而，研究者對作家生平及其經歷的生活只能做到粗略的、局部的瞭解，特別對過去時代的作者，由於可見的文獻極少，往往是只能識其生平大略，或者偶能見其鱗爪而已。即使是能夠瞭解得比較充分些，作家與作品、作家所經驗的人生與作品所表現的人生，兩者之間的關係也是多種多樣、錯綜複雜的。瞭解了作家的生平事跡、思想個性，還是要進行審慎的觀察、分析，否則，仍然可能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誤解。「紅學」中的情況也正是這樣。
「自傳說」雖然初出之際，曾經為人們所接受、認同，但後來也遭到了非議、反對。 最先表示異議的恰恰又是曾經公開在著述中贊同「自傳說」的魯迅。 他在30年代寫的題為《〈出關〉的「關」》的雜文中，便諷刺了胡適以考據取代文學批評，將「賈寶玉的模特兒」曹雪芹與小說人物賈寶玉混在一起。魯迅既精通中國小說史，又有小說創作的實踐。僅此一點，也就應該進一步地審視一下「新紅學派」的「自傳說」。1954年開展起來的那場大討論，雖然還有別的因素，但是，當時對「自傳說」的批評，就事論事地說，也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新紅學家」掌握了有關曹雪芹的確實的文獻資料，瞭解到了曹雪芹的家世和個人遭遇的一些情況，由之來解析《紅樓夢》，這自然走上了正當的探究這部文學巨著的途徑，但是，還未進行認真的考察、分析，就匆忙地做出了判斷：《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書中的「賈政即是曹頫\」，「賈寶玉即是曹雪芹」（《紅樓夢新證》）。這顯然是將小說中的賈府和作者生長於其中的曹家，將小說人物賈寶玉和創造了這個小說人物的曹雪芹，中間畫了個等號。
實際上，《紅樓夢》中敘寫的世界與作者經歷的現實世界之間的關係，比「新紅學家」所擬想的要複雜得多。這一點，最早批評《紅樓夢》的脂硯齋就比較清楚。脂硯齋何許人，現在還搞不清楚，研究者還在研討，有一點卻是大家的共識，就是其人與曹雪芹非親即友，對曹雪芹非常熟悉。其評語多是談筆法的，有一些類似「非親身經歷不能寫出」的話；也有由書中一句話（如「樹倒猢猻散」）、一器物（如飲酒用「大海」）引起的傷逝語；有的是就書中所寫之事說那是「大家常情」，「近情近理」，「必有之事，必有之言」；也有一條是明白地說：「若真有一事，則不成《石頭記》文字矣。作者得三昧在茲，批書人得書中三昧亦在茲。」（甲戌本第二十八回眉批）關於大情節的，對賈元春省親，說是「借省親寫南巡，出脫心中多少憶昔感今」（甲戌本第十六回總批）；對秦可卿喪殯，說是「此回將大家喪事，詳細剔畫，如見其氣概，如聞其聲音，絲毫不錯，作者不負大家後裔」（庚辰本第十四回總批）。綜合起來考慮，實際情況應當是這樣：曹雪芹確實是寫他自己親身經歷、體驗過的生活，其中也確有與其家之事相同、相近者，故而寫得十分真切，但並不是、至少不全是自敘其家事，是小說而非實錄。特別是有一段評賈寶玉的話：「按此書中寫一寶玉，其寶玉之為人，是我輩於書中見而知有此人，實未曾親睹者。又寫賈寶玉之發言，每每令人不解；寶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獨於世上親見這樣人不曾，即閱古今所有之小說傳奇中，亦未見這樣的文字。」不獨沒有將賈寶玉看作是曹雪芹自己的寫照，而且十分中肯，比「自傳說」者說得中肯，比現代某些文學評論家評論賈寶玉的文章說得也中肯。200 年前這樣一位不見經傳的文人，竟然能夠對賈寶玉這個小說人物說得如此中肯，豈不也可以歸因於他十分熟悉作者，也比較理解作者的心靈，看出了小說中所寫的和他與曹雪芹共存於其中的現實生活的微妙的關係。這又可以看出瞭解作家對評書之必要了吧！當然，後世的紅學家誰也不能夠象脂硯齋那樣的熟悉曹雪芹，「新紅學家」不能，我們也不能，這就須要在有限的瞭解的基礎上進行審慎的研究分析了。
對「新紅學」的「自傳說」恐怕只能是做如是觀：「新紅學家」瞭解到了曹雪芹的家世生平的一些情況，並同《紅樓夢》聯繫了起來，撥開了影射說的種種迷霧，接近這座藝術殿堂，這是一次飛躍，功不可泯，但他們卻未能捨筏以登岸，略一觀瞻，便遽然斷定為「曹雪芹的自敘傳」，也就又給自己封閉了進入這座藝術殿堂之門。如果說在「新紅學」的第一批論著中，「自傳說」還只是有待證實的判斷，還容有迴旋的餘地，譬如由於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中查不出有姓曹的妃子，便說「大概賈元妃是虛構的人物」（胡適《重印壬子本〈紅樓夢〉序》），那麼，後來者沿著其導向，盡力要坐實其說，證明《紅樓夢》裡的人物、情節，乃至若干細節，無一不是有事實的根據，它確是「精細剪裁的生活實錄」，這就不能不又由「新紅學家」所標榜的實證，轉而為「舊紅學家」的比附、索隱，「自傳說」的謬誤的一面也隨之由隱而顯了，譬如說，《紅樓夢》裡有個大小姐元春，入宮邀幸，晉為貴妃，「元妃省親」是小說中的一大關節。胡適查無實據，說大概是虛構的。那樣於「自傳說」豈不有礙，於是便以史書上查不到也不一定必無其人為由，硬是派定曹雪芹有這樣一位「大姊」，列入他家的幾門親戚中。又，《紅樓夢》裡寫賈母有兩個兒子，一是賈赦，一為賈政，這與曹雪芹的父輩情況是不一致的。怎麼辦？那就由小說中賈赦住的是獨門獨院，而推定賈政如曹ｆǔ＠２一樣是過繼的兒子，賈赦「根本就不是賈母的兒子」，書中那樣交代是另有隱情的。「自傳說」的命運只能是這樣的：越精細越具體也就越流於謬誤，越沒有意思。
有人說，西人有言：「一切的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傳。」《紅樓夢》是曹雪芹就其親歷親聞的生活創作出來的，他在小說的開頭是這樣說的，大多數「紅學家」也都是這樣認為的，為什麼不能說是「自敘傳」呢？是的，西人確有其言，但是，他所說的那個「自傳」，如果不是翻譯上有點歧義的話，那也不應當理解為漢語中嚴格意義上的自傳，和「新紅學家」所說的「自敘傳」也不是一個意思。自傳是作者自述其生平經歷的一類文章，內容應該是曾經發生過的真實的事情，不能或基本上不能羼入虛假的事情，屬歷史文獻的範圍，自然也不妨寫得深細入微，生動形象。「新紅學家」所說的「自敘傳」，照他們對《紅樓夢》所做的評論看，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自傳，而是改了姓名，也有所增減，但基本上還是據實敘寫的。「一切的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傳。」那位西人的意思不過是說，一切文學作品都是作家個人經驗的產物，其中或多或少、或直或曲、或隱或顯地包含著、凝聚著作者經驗過的生活內容。如果不是這樣理解，這句話便成了無視古今文學實際的瞎說，怎麼能夠將但丁的《神曲》、薄迦丘的《十日談》、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斯威夫特的《格列佛遊記》等等文學作品，說成是「作家的自傳」呢？在中國，在「詩言志」的傳統詩說的約制下，詩歌大都是詩人就所履所遇、所游所事，隨事吟詠，雖要有所誇飾、形容，但還是反映著詩人的行跡、遭遇，以及對現實社會的態度。所以，現代的文學史家為詩人作傳，詩人的詩篇便成了重要的文獻依據，基本上是可信的，哪位作傳記者也不會將諸如「遊仙」、記夢、寓言之類的虛幻的內容，當作真實的事情。然而，戲曲、小說就不同了。戲曲作品中，幾乎不見有一部是作家自寫其事的。小說中以記述神仙怪異故事的志怪傳奇小說，經過長時期的演化過程而形成的歷史演義小說、神魔小說、英雄傳奇小說，顯然也與「作家的自傳」的概念，相距極遠，無法掛起鉤來。《紅樓夢》與上述各類小說自然不同，曹雪芹確實是就個人的切身經歷來寫的，其中自不免寫進自家的一些事物，烙印著自家生活的跡象，更浸透著他個人的「一把辛酸淚」，但也並非僅只是改名換姓地實錄其家事，與「自傳」的概念很合攏不起來。僅就其主要人物賈寶玉說，便絕對不像自傳作品中的傳主所應有的樣子，賈寶玉與寫他的曹雪芹也絕對不是自傳作品的傳主與自傳者的那種關係。賈寶玉從娘胎裡就帶來那一塊「通靈寶玉」，一旦離開了它，他就神不守舍，失去了靈性；他登場不久，於經歷紅塵之先，便「神遊太虛幻境」，超前聆聽了他將要經歷的生活之「哲理」。試問，現實中的曹雪芹能夠有這樣的奇跡嗎？更何況還不僅是只有這種事！
魯迅曾經以他創作小說的經驗，從小說人物與其生活原型的關係的角度，批評過「新紅學派」固執「自傳說」。他說：「縱使誰整個的進了小說，如果作者手段高妙，作品久傳的話，讀者所見的就只是書中人，和這曾經實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紅樓夢》裡賈寶玉的模特兒是作者自己曹霑，《儒林外史》裡馬二先生的模特兒是馮執（應為「粹」）中，現在我們所覺得的卻只是賈寶玉和馬二先生。只有特種學者如胡適之先生之流，這才把曹霑和馮執中念念不忘地記在心兒裡。」（《〈出關〉的「關」》）美籍「新批評派」的雷奈·韋勒克和奧斯汀·沃倫合著的《文學理論》中也有類似的論述：「即使文學藝術作品中可能具有某些因素確實同傳記資料一致，這些因素也都經過重新整理而化入作品之中，已失去原來特殊的個人意義，僅僅成為具體的人生素材，成為作品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三聯書店中譯本第72頁）這都是強調文學作品中的人物、情節，與其生活原型、素材是不能混同、不能等同的，現實中的人和事都是客觀的社會存在，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和情節則是作家的創作，是在作家特定的意向和思想情趣的導向和約制下重新複製出來而「化入作品之中」的，性質和意義也就不同了。曹雪芹就是曹雪芹，而書中的賈寶玉是曹雪芹創造的一個小說人物，並且是一個如脂評所說的於世間不曾看到、實則也不會看到的人物。賈寶玉與曹雪芹的關係是被創造者和創造者的關係，其中雖然寄寓著創造者的心跡，反映出創造者的部分生活內容，他的憂憤和憧憬，但卻經過文學特有的、特許的方法改制過而發生了變形。如果懂得這一點，就不會為作品和原型之間的差異而驚詫，即使賈政的原型是曹頫\，那也不必為在《紅樓夢》裡賈政是賈母的親生兒子而狐疑重重。曹雪芹的事是他個人的事，曹頫\依然，但到了《紅樓夢》裡，賈寶玉和乃父賈政的性格、言語，就具有某種人生意義，衡量其價值的標準不是看其與原型一致的程度，而是看其是否藝術地體現著有一定意義的人生問題。這後者才是文學批評所要闡釋、評論的。
不過，也不能由此而像主張本體批評論者那樣，可以不重視、甚至放棄研究作家，瞭解作家。讀者閱讀《紅樓夢》自然不必把作者曹雪芹「念念不忘地記在心兒裡」，而研究者就不同了；研究者固然也不必總是把注意力放在曹雪芹及其家世上，但卻也不應無視曹雪芹的情況，正確的做法應當是研究作家不停留在只是瞭解其家世、生平的限度內，還要循之觀察他是如何創作的？前面曾說過「新紅學家」未能捨筏登岸，後繼者又循之陷入誤區，意思就是還應當聯繫作品，從作家和作品、作家的實際的經驗生活和作品所表現的內容的關係上，進行考察、分析，避開「新紅學」的誤區，遵循著文學創作的規律，從更深的層面上揭示《紅樓夢》的基本特點。這大概是把握這部小說的本體結構的一條比較實際、行之有效而又有意義的途徑。
譬如賈寶玉的形象，不能把他看作「即是曹雪芹」，不能混為一談，但也不能無視與曹雪芹的特殊關係，不能僅只是看作一般小說人物與其作者的關係。《紅樓夢》開頭「作者自雲」此書是據「親歷親聞」之事撰成；旋即又有個「緣起」，虛構了個「神話」，謂此又是那塊「無才補天」的「石頭」「誤入紅塵」的一段「經歷」；正文中的賈寶玉帶著一塊與生俱來的「寶玉」，意味著他就是紅塵中的那塊「石頭」。這就是喻示給讀者：小說是作者依據自己的經驗生活經過虛構而成的有實有虛的生活圖像。賈寶玉在其中一方面身受那種生活環境所加予的不幸，成為《紅樓夢》悲劇的主角，另一方面又觀照著在那種生活環境中的諸種人的不幸，用魯迅的話說，「他看見許多死亡」，獨自「呼吸而領會」到了「悲哀之霧，遍被華林」（《〈絳花洞主〉小引》）。作為《紅樓夢》的一個人物形象，雖然不是故事情節的敘述者，卻是小說的多種敘述視角中的一個重要的敘述視角，也同整個的小說畫面一起，顯現著小說的中心意識——作者曹雪芹在經歷了那種人生之後所意識到的：原來奉之為天經地義的實則是荒謬不合理的，原來視為榮耀幸福的實則是令人痛苦的。這是《紅樓夢》的本體結構的基本特點。如果不把握這樣一個特點，擺脫了「新紅學」「自傳說」的羈絆，固然不再會進入那樣的誤區，但也難免發生另外的誤解，或者說不能確切地做出解析和評論。這並非妄自生疑，《紅樓夢》評論中發生的「賈寶玉是否新人」的爭論，有的拈出賈寶玉喜歡與女孩子廝混是思想不健康，有的鄭重其事地從小說中賈寶玉的地位處境諸如為賈母、王夫人所鍾愛，賈政的管束鞭長莫及等方面，探究其「叛逆性格」之形成和發展，豈不都是照著寫實小說的理論觀念，把《紅樓夢》當作一般樣式的寫實小說，從而也把賈寶玉當作一般寫實小說的人物，像對待現實的人一樣地來鑒定其言行，而忽視了這部小說的基本特點的後果！
自然，文學作品有多種多樣，小說也有多種多樣：有個人的創作，也有非個人性的創作。作家個人的創作，有的是就其個人的切身經歷寫的，有的是就對周圍世界的冷靜客觀地觀察而寫，也有的是取材於已經逝去的歲月，乃至遙遠的歷史。這樣，研究作家、瞭解作家，對解析、評論各種類型的作品，作用和意義不會是一樣的。然而，儘管如此，也不能認為研究作家只是對解析《紅樓夢》這樣就自身家世和經驗生活創作的作品有意義，而對別的類型的作品就不見得有用了。因為所有的作品都有一個和作者的經驗生活的關係問題。譬如歷史題材的作品，單就題材而言，與作者的距離較遠，同其經歷和生活狀況好像沒有什麼聯繫，但是，作家為何寫這個歷史事件而不寫另外的歷史事件呢？這就有個選擇問題。更為重要的是題材不等於作品，同一歷史材料曾經有過多種作品，這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不罕見的。作品不僅是再現客觀的歷史事件，而且表現著作家對那一歷史事件的理解、態度，作品中包含著作家對它所作的詮釋，原來的歷史記錄，經過作家的處理，必然要有所側重，有所強調，有所取捨，也與原來的歷史文獻記載不同，甚至是很不同了。就近取譬：魯迅曾經選用古代的歷史傳說創作了《故事新編》，如果不瞭解他當時對政治文化環境所持的批判態度，小說的主題和小說中的若干調侃式的隱喻，便難以理解。郭沫若在50年代末寫了一部歷史劇《蔡文姬》，與《故事新編》比較，堪稱醇正，並無隱喻性的情節，然而，他卻在劇本序言中提示說：「蔡文姬就是我。」如果不知道他當時正為歷史人物曹操作翻案文章，不瞭解他也曾有過象蔡文姬那樣的流落異國數年的經歷，也難於理解這句話究竟是什麼意思，也就難於理解這部劇的深層意蘊了。像這樣的一些作品，單從其文本，是做不出確切的解析、評論的。
應當承認，批評家最關注的對象是文學作品。因為，優秀的文學作品並不隨著其作者壽終而終止流傳，現在人們還在閱讀，須要進行新的闡釋、評論，並且文學的歷史是由文學作品的系列構成的，只有解析作品才能顯示出作家的成就和歷史地位，從某種意義上說，作家是從屬於作品的。所以，關注作家，研究作家，不否認有象研究和撰寫其他各方面的傑出人物的傳記一樣的意義，使人們知道他們的高尚的人品、卓越的貢獻，以及取得成功的途徑和經驗，但是，更為重要的還是為瞭解析其作品。這樣，研究作家就不應當遠離解析作品這個中心點，否則，研究就變得沒有意義了。
我們關注曹雪芹，研究曹雪芹，就是因為他是我國的文學名著《紅樓夢》的作者。如果他沒有創作這樣一部文學名著，肯定早就被歷史遺忘了。因為要對這部文學名著做出正確的解析、評論、探究其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傳承關係和歷史地位，所以才如本文所強調說明的，要瞭解他的家庭情況、生平經歷、思想性情，乃至有關的歷史背景。由於那個時代小說家是不被視為儒林或文苑偉人，他又沒有留下有關自己的敘述，研究者便不得不費力搜求一切可藉以瞭解他的文獻資料，稀有的幾種真實文獻資料自然受到重視和珍貴。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新紅學派」有開拓之功，後來的許多研究者也有一些新發現，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原先幾乎被完全埋沒了的曹雪芹，現在多少已現出了面目。但是，這裡面也有一些問題，探究江寧織造曹府的榮辱升沉、曹雪芹在其家敗落後的境遇，都是有益的，即使曹雪芹生卒年之考辨，雖相差不數年，也是有點意義的，至於考證祖籍究竟是遼陽還是豐潤、曹雪芹三世祖以上的情況，就與他創作《紅樓夢》關係不大了，無限度地延伸到說明他原來是曹操之後裔，更是風馬牛了。自然，也不能完全認為研究遼陽曹氏之變遷毫無意義，將其作為明清之際的歷史現象之事例，不為無益，但是，那已經是歷史學的範圍；不排斥那種研究可能會提供一些對《紅樓夢》研究有益的東西，但畢竟與《紅樓夢》分離了。作為一個歷史研究的課題，是可以進行的；如果獨立為一門學科，名之曰「曹學」，就由於其課題的具體、狹窄，而無法保持其生命之長久，也不必掛在屬於文學研究性質的「紅學」之中。至於曹雪芹的遺著、遺物，自然應當珍視，特別是遺著，更加寶貴。但是，這要做慎審的鑒別，把來歷不明的可以暫且存疑的東西當作真實文物，就欠妥當了。而且還應明白，即使是真實的曹雪芹的遺物，也只是可以寄托後人對他創造了這樣一部文學巨著的敬重之情，而對解析、評論這一部文學巨著，說明他在文學史上的貢獻，並沒有或者很少實質性的價值。
最後說明一點，將兩個不同的問題結合在一起談，顧此失彼，或者兩個方面都談不清楚，至少不夠全面，是很難避免的。但是，既然已經這樣不適宜地做了，那就只好如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