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芹新札----平郡王、謝侍御和曹雪芹
本文想就題目中所列的這三人之間的關係試作一下探索。
平郡王自然是指雍、乾之間第六次襲爵的福彭。謝侍御指的是廣西人謝濟世，他是清代史上著名文字獄中的一位主角，他的事情是個「老話題」了，但從來沒有人設想他與曹雪芹可能有過些關係。
這三個人，像題目所列的那樣，放在一起，很有點兒不倫不類之感。我正是想從這個「不倫不類」之間窺測歷史的一些情狀，時代的某一側面。
在此，彷彿還該當對兩三個問題略作說明：一個是曹雪芹還需不需要研究?再一個是如果需要的話，這研究是否「差不多」了?第三個是如果不是「差不多」而是「差得多」，那麼我們又應該如何進行更多的研究?
這樣三個問題，在有些同志聽來，會覺得這問得實在好笑，多餘，無用。不過這是不曾深入瞭解情況的「觀感」罷了。
比如第一個問題，聽起來未免愚蠢，誰說過曹雪芹不需要研究呢?自然，你要問時，總會答說當然需要研究；但是實際上已經有了一種論調，說是「曹學」佔據了「紅學」的席位和領域，——彷彿二者是對立的東西，前者會「妨礙」後者。這種奇怪的邏輯，方興未艾，海內外都有學者教授這樣認為。那麼，可見這第一個問題問的既不可笑，也非無用。
再如第二個問題，說對曹雪芹研究得差不多了，也是一種公開過的意見。實質上就是主張不要再搞下去了，其見解和上列的那種論調，是一非二，只不過提法上各有千秋而已。這種見解，是對歷史的複雜情狀瞭解太少，而對己有的研究的成果又估計過高。這是犯了太不虛心的毛病。
如果上面兩題已算解決而落到第三問了，即如何進行更多的研究呢?那麼就又發生不同的方案的爭執。由於歷史的原因，有些人總是喜歡「直線邏輯」和「直接方式」，當這些成了條條框框時，當研究目標難以一步達到而必須紆曲行路時，也會招來非難的。比如，研究曹雪芹這種內務府旗人——漢族血統的滿洲旗人，皇家奴隸——不但本身資料奇缺，而且略有些關聯的線索、旁參也稀罕得很。在這種條件之下，我們怎麼能夠字字句句都那麼「直接」和「直截」呢?!有趣的是：有些同志，抱定了所有藝術典型都一概是「高爾基式」的觀察了幾十幾百個生活原型而集中概括造成的，誰要說也有「單一式模特兒」方法(魯迅明白提出的)那就是錯誤的；可是當研究者想要盡可能地多瞭解一些相關人物時，卻被批評為繁瑣枝蔓，儘是「親戚的親戚，朋友的朋友」了!這種「直線論」的後果，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導師們的教誨，他們早就指明：要想研究一個課題，應當掌握一切媒介。可憐的紅學，到了它這裡，連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原則都行之不通了呢，你說可異不可異?
我把這些，略表一表，不過是為了讓讀者莫要忘記我們現在要講的這些歷史人物、事態，是我們試圖瞭解曹雪芹的手段。我們的手段、辦法，本來就不多，有的是不得已而採取的「變通」之法。我們講曹雪芹，不能每個字每一句都是「曹雪芹本身」。研究他的事情，把我們的藝術眼界、歷史視野都盡量擴展些，把心胸器度放得寬廣恢寵些，是有必要的。講曹雪芹的交遊關係的，至今還是「二敦一張」的範圍圈。太狹隘了。想方設法，看看有沒有新一點的「境界」?
〔正文〕
我想提出一個看法：曹雪芹小時候可能見過謝濟世，並且聽過他講論學問或教授課業。
我的論證並不複雜，只有兩句話，即：一，平郡王福彭是雪芹的親表兄；二，福彭非常敬重謝濟世，以至令其子弟從謝先生受業，不是一般的情誼。因此之故，有很大的可能——雪芹得有機會䊻?學或「旁聽」。
看到這裡，如果已嫌間接、紆回了，那自然「不待終卷」而可告「觀止」矣；如果覺得這確實也是「一切媒介」之中的一介，那麼不妨且聽下回分解。
平郡王福彭，是曹寅長女的長子，生於康熙四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誕生後曹寅曾向康熙帝專摺奏報。福彭長大之後，早與弘歷(後來的寶親王、乾隆皇帝)感情密洽，因此是乾隆朝的重要軍政人物，——這些事情早在拙著《新證》中有所敘錄，今不多贅。這是曹雪芹家的第一門重要親戚。可是清代的宗室親郡王等人的檔案史料等最稱「慎密」——簡略得使我們無法對他們進行任何像樣子的考察研究。如今竟然「出」了一個謝濟世，竟與「平邸」有那樣不一般的關係，堪稱萬分難得的「媒介」了，再要嫌它不夠直接、不夠「確鑿」，只能是全然不懂得清史資料的歷史實際而憑空裡高懸一個「研究體例」罷了。
平郡王從打何時起與謝濟世有的交往?是否早在京城即已相識?未能詳考。但是他們在西北軍營中相與過從，卻是一清二楚的事實。謝先生怎樣到的西北軍中呢?因為他批了雍正的「逆鱗」。如今卻須就此略作交代。
原來，雍正謀父奪位之後，最得寵信重用的「大臣」有三，即鄂爾泰、李衛、田文鏡。這田文鏡，原是雍正「潛邸」(雍親王府)的莊頭(好比《紅樓夢》中的烏進孝)。他隸屬正藍旗包衣，後來因得「皇恩」抬旗，成了正黃旗——上三旗之一了，並且做了大官。大約由於「出身」的問題，曾被人瞧不甚起，於是就產生了一種變態心理：特別憎恨讀書人，知識分子，科名人士。這是他平生一大「特色」。
田文鏡的作風，具有極大的「代表性」，可說是雍正一朝政治的一種「標誌」。曹雪芹在小說開頭寫了第一個做官的角色，名喚賈雨村者，說他是「雖才幹優長，未免有貪酷之弊，且又恃才侮上，那些官員皆側目而視」，「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結虎狼之屬，致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這裡面就帶著概括雍正朝政官風的內容。那田文鏡恰好就是這種貪酷之吏的頭號標準榜樣。雍正所寵任的，正是這種有幹才，肆驕勢，嚴酷苛急，打著清明吏治的好名目的牌子，實行駭人聽聞的毒害人民的虐政之人。只論表面而替雍正抱屈的史論家，往往忘記了一個實際問題：「皇上」所寵者皆此輩人，天下官吏，望風希旨，一個跟一個學，於是那時候在「肅清」「整飭」康熙時期所遺積弊的名義下，推行的卻是一種虛偽的「清明」政治。其害民之酷，實過以前的積弊十倍。
田文鏡的「代表作」是什麼呢?就是他在河南巡撫任上的「墾荒」。
墾荒一事，用今天的表語來說，是擴大耕地面積，發展農業生產。這聽起來，不管怎麼說，都是好事，而不會是相反。孰知不然。田文鏡的墾荒(接連著他的繼任王士俊又以他為「學習榜樣」)，把河南的小民坑害得其苦無比。
拿當時名臣史貽直作例子，他曾有奏疏，論河南墾荒的實況，可以使我們略知梗概。他說：河南地勢平衍，沃野千里，民性勤樸，無地不耕，其不耕者大抵是鹽鹼砂磧之地。而厲行開墾的結果，竟報出了「數千百頃」之多，哪裡來的這麼些「荒田」?
「推求其故，不過替臣授意地方官，多報開墾。屬吏迎合，……造冊申報，督臣據其冊籍，報多者超遷議敘，報少者嚴批申飭，——或別尋事故，掛之彈章(參劾)。地方官畏其權勢，冀得歡心，詎恤日後官民受累，以致報墾者紛紛。……」
這樣的結果是，連墳墓、河堤都捏報成了「良田」。史貽直指出，目下還不過是枉費民力，不數年後，就要按畝升科，催逼賦稅了!到那時，小民必定要賣兒賣女，以納「錢糧」。
就是這種以善於「清厘積牘，剔除宿弊」，具有過人的「吏才」的田文鏡，代表著雍正朝廷的「清明善政」。當時誰敢來說他一個不字呢?那真是不想「好生活著」了。
哪知，就出了一個謝濟世。他竟然露章奏劾，陳列罪款十條，說田大人「營私負國，貪虐不法」!
謝濟世有什麼了不起?要從上面粗略介紹的背景中去體認一下，自然感到此人確有「奇致」。
謝濟世生於康熙二十八年(1689)。四十七年年方二十，鄉薦第一名。五十一年中進士。雍正四年(1726)改御史，劾田文鏡就是在到任後三日，時為三十七歲。雍正十三年(1735)冬，自塞外赦還復官，年已四十六歲。是時，雪芹〔依拙說實生雍正二年〕年方十二歲，正合從學或伴讀之齡。
謝濟世由翰林改官御史之後，「未浹旬」，就遞上了那分奏疏。雍正覽奏，龍顏大怒，用他一貫的刁詞惡語威脅，說：「我不在乎落一個殺諫官的壞名聲!」替田文鏡辯護，竟謂是有人結黨要傾害好官。令九卿等會審，要謝濟世供出受誰的指使。謝答：「我受孔子孟子的指使。」雍正下之於刑部獄。謝濟世自分必無活命之理，不想又釋放出來，充發到軍營效力。
於是他就充軍到阿爾泰大營，一住九年，方得生還。
謝濟世在西北軍營的經歷也不是平淡無奇的。他三遷住所，並且三次「陪斬」〔此據齊周華《獄中添髯記》〕。他的冤家對頭是振武將軍順承郡王錫保，而他的知音賞遇是定邊大將軍平郡王福彭。因為錫保，他幾乎塞外喪生；而由於福彭，他得以召還復職。
謝濟世初至軍中，地名陀羅海，位於杭靄山之西北，乃振武將軍營，所以直受錫保的管轄。至雍正七年，錫保命人搜查他的著作，有《古本大學注》者，見其註疏議論頗反朱熹之說，於是進聖書稿，參效他「譭謗程朱」(這是不許可的!)，請治其罪。雍正親閱時，又見「見賢而不能舉」兩節之注中有「拒諫飾非，拂人之性」等語，指謂此乃「怨望謗訕」(雍正對此異常「敏感」，可知心虛意怯的精神心理狀態)，下九卿等議罪。
這時，正好又有一個雍正瞧不入眼的工部主事廣西人陸生楠者，因引見時表現「傲慢」，竟將他也發至「同鄉」謝濟世一處去充軍效力。陸也在軍中撰寫了《通鑒論》十七篇，錫保也劾他「非議時政」。於是九卿、翰詹、科道議罪：謝是「詆訕怨望，怙惡不悛」，陸是「憤懣猖狂，悖逆恣肆」。雍正下令即於軍前正法!
陸生楠最不幸了——就這樣葬身塞外了(他自京充軍的旅程經歷，謝濟世有紀述。我總以為這些大可寫成小說，反映歷史種種情狀)。可是謝濟世卻獲得了戲劇性的處置：雍正密令，將陸真的處死，令同場待刑的謝親眼目睹之後，將他釋放。監刑官問著謝濟世：「(陸被斬決)你看見了嗎?」謝答：「看見了。」面不更色——然後錫保宣旨，說皇上特恩免死!用這種「滑稽」辦法來嚇唬他一下看看如何。
謝濟世在軍中，人緣是極好的，處斬的命令「勾下」後，要上大綁，他安詳地盥沐了，然後就綁，而守卒們卻到街上買辦香燭等物去了，要為謝先生「升天」一祭，——沒想到他從法場上又回來了!大家問他，怎麼你毫無懼色呢?……他作了解答。
謝濟世的為人，大約群眾是有評價的，再加上這種非同尋常的考驗和表現，大家自然對他是加倍地敬重。
說也奇怪，滿營中的滿洲將士們，也都禮敬謝先生。除了順承郡王振威將軍錫保是對頭，別的王公伯等對他都待以殊禮。為首的就是平郡王。其次有伯(爵)欽拜。還有很多人。他在軍中成了講學的老師，都向他求教聽課。這就說明謝濟世不僅品節可欽，又有真才實學，他對經史、性理(即哲學)、詞章，都有很高深的造詣，而且又喜歡探討科學，又精於小學(文字訓詁之學)，詩文也下筆道健。他貫通多方面，故能有問即答，這怎麼能不受上下人等的敬重呢。
以上背景大略可明。以下方好專就謝濟世與平郡王福彭的關係來看事情的意味。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一生只有二女一子。子即連生(顒)。長女是由康熙帝特為指配，嫁與鑲紅旗王子納爾蘇——清太祖之子代善(禮烈親王)的後裔。婚禮是康熙四十五年十月間的事，過門的禮數隆重，康熙賜宴，曹寅夫婦等皆進京辦喜事，是他家的一大典禮和重要政治關係。到康熙四十七年七月十五，曹寅的奏摺中已經敘及接到家訊，其女王子福晉已育世子；查《玉牒》宗譜，世子實生於六月二十六日卯時。是為曹寅的第一個外孫，雪芹的大表兄，後襲平郡王爵者是。他對將來的朝政以及曹家的命運來說，都是一位異常重要的人物。
我們所知於福彭的，實在是太簡略了，每當考察清代這種宗室人物的時候，輒令人興此歎恨。如今卻要重新「瞭解」他，這就還得從根本上說起。他的始祖代善，是太祖努爾哈赤的第二子；代善子八，長子岳托，岳托子七，長子羅洛渾；羅洛渾之子羅科鐸，順治八年始改封號為平郡王。康熙二十一年，其子納爾圖襲爵，至二十六年，以人命等罪削爵，其弟納爾福襲。至四十年，納爾福卒，其子納爾蘇襲——此人即曹寅的乘龍快婿了。
納爾蘇生了福彭，康熙帝得知後傳諭說「朕甚喜歡」，特命內務府總管和太子胤礽的附圖 (連結)附圖 (連結)爹(乳公)凌普(也作凌浦)議好如何送禮物。要知道，這是頭等的禮數，非同小可!凌普之於太子，正猶如曹璽之於康熙，是最親信之人。皇帝、太子、平郡王、曹寅，他們之間的密切關係，由這個小窗附圖 (連結)可以窺見一二。
福彭生後整整十年上，他父親就隨從撫遠大將軍允褆(按：這是雍正奪位之後給他新改的名子，本名胤禎)去收西藏，駐軍於博羅和碩，又移駐古木。這也是內有「天大關係」的事情——因為允褆是康熙密定的新太子，將來的嗣君，派他出外去歷練本領。康熙六十年，納爾蘇這位「太子副手」，權署大將軍事務，地位日益重要。
可是，一到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一件翻天覆地的大變故發生了!這就是關係著曹雪芹一家(及親戚)的命運的那件清代史上的異事：雍正(胤禛)的謀父奪位。他實際上是將康熙的傳位密詔中的「胤禎」描改為「胤禛」的。他一登上了寶座，就命令允褆回京。允褆倉卒之下，不知所為，遂被雍正尋個「由頭」，圈禁起來。這時，納爾蘇這位「副手」也一同回京；至四年，以「貪賄」的罪名，削去平郡王爵。其真正情由，不問可知。
福彭此時已將近二十歲了，大約因為他是個孩子，又與雍正之四子弘歷從幼是至近之同宗小友，於是雍正遂令這位少年公子承襲了郡王爵位。——這時不過是一個「安慰性」的空頭銜，也為了平息輿論。
雍正朝的「政治」，前半期主要是收拾政敵，殘忍毒辣。曹俯、李煦兩家倒霉，都在這個時期之內，最為顯明(可至今還有一種見解，認為雍正為人沒有一向評價的那麼壞，而曹家的獲罪是「純經濟〔虧空〕原因」雲)。這一朝的恐怖年代到九、十年間為分水嶺，這就是因為弘歷(寶親王)此時已然在幕後發揮重要作用，不贊成雍正繼續前期的政策，從此，朝野氣氛一變。如今不必多舉，只單看福彭：雍正十年正月，始授鑲藍旗滿洲都統；閏五月，授宗人府右宗歊?。十一年三月，充玉牒館總裁；四月，軍機處行走——已然是參預機要的身份了。而這年八月就成為定遠大將軍。弘歷從這時起以寶親王為名、以太子身份為實，已在朝廷措施上發揮其作用，福彭適在此際一步步得到重用，其間緣故，曉然可知。
福彭為大將軍率師外鎮，實有兩次：第一次是雍正十一年，次年召還。第二次則是十三年，也就是雍正忽然暴亡、弘歷繼位的這一年。頭一回師次烏里雅蘇臺，又赴科布多，以護北路諸軍；二次則率師駐札鄂爾坤，築城於額爾德尼昭之北。尋以慶復(隆科多之子)為代，復召還，——是為了授與協辦總理事務的要職。他已是副相的身份了。
我們按下福彭以後的事慢表，先說他與謝濟世的關係。
謝濟世改官御史、劾田文鏡、入獄、充軍的那年，就是納爾蘇因「罪」被削爵的那年。福彭雖然早早地成了「小平郡王」(這是當時人語，非我們今日之談)，想來他對雍正的所作所為未必一無感觸，謝御史的這種震動朝野的冒死犯顏的奇事，他自然深有印象，但是他那時是否即與謝先生相識往還?良恐未能。從那時起，謝先生就遠戍塞外了，當然更無機會交往。而謝在軍中幾三易其處：初至，在陀羅海振武營；及準噶爾入寇，乃徙往察翰叟糧餉營；居三年，乃又徙往無量蘇台大營；明年(乙卯)夏，隨火營徙鄂爾昆，同年冬，乃隨大將軍賜環歸京師(此凡用地名皆本謝氏自記，不與清史譯音盡同，但可以推比)。這樣看來，是謝濟世有可能在烏里雅蘇臺大營即與平郡王相會了，但是福彭第二次出邊，即雍正十三年的夏天，他們在鄂爾坤大營才是真正深交的機會。交契雖晚，福彭之久所敬重謝先生，這是沒有問題的。
但《清史稿》謝濟世本傳(卷二九三)說是「濟世至軍，大將軍平郡王福彭頗敬禮之，濟世講學著書不稍輟。(雍正)七年，振武將軍順承郡王錫保以濟世撰《古本大學注》譭謗程朱，疏劾，請治罪。……」疑敘次有誤，但是自從福彭一到軍中，謝先生才得到殊禮相待，這一點還是對的。考謝氏自述，平郡王曾向他請教學術問題，並「亟見論文」。《纂言外篇》是謝氏在軍中講學答問的紀錄，其「篇上」共二十章，第一章就是答平郡王問。(其餘問學者還有公博爾屯，將軍常色禮，伯欽拜，都尉恆德，伍世執等，都是滿洲軍人。另外還有從受《四書》的守卒十餘人。)平郡王問的是孔子的生年月日，「梅莊子」(謝之自稱)作了詳細的考論。今天看來，這似乎是一個單純的考證問題。那其實也不是孤立的，是另有背景內容的。看來，謝濟世很自重，不肯多稱引這些滿洲貴人以為炫耀，所以文集裡不敘他與平郡王的任何交往情況。倒是他的從弟謝廷瑜給他作的《梅莊小傳》中留下了寶貴的史料——廷瑜的官職是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吉州知州，品級是奉政大夫，他是聞見真切之人，不同於道聽途說的隨筆野史。
據廷瑜所記，謝梅莊當年上奏疏共有三項內容：錢法，鹽法，田文鏡。「公至軍台，讀書不輟，平郡王及公大臣博爾屯、伯大臣欽拜，皆遇以殊禮。欽伯則北面稱弟子。誇藍大以下受業者無僕數。其居室飲食皆王公大人為之營辦。」
「平郡王命嗣王從受業。商得二獵犬進奉，語次及之。公曰：進犬非王事。若能進一二賢臣，豈非千秋佳話?王顧嗣王曰：侍御良言，真古人箴規之義，不可忽也。」
「慎郡王聞公名，思一見。平郡王為諭意。公曰：曳裾王門，恐於義不可。卒不往。值朝會，廷臣咸集，平郡王指目曰：此謝侍御也。(慎郡)王乃前，握手，如平生歡。」
「比公外任，二王親書詩聯以贈行雲。」
試看這以上所敘犚?情景，——我說謝先生和平郡王的關係非同泛常，大約是可以為讀者所同意的吧。
我從很早就疑心曹雪芹會和慎郡王有某種關係，一直得不到旁證。這次見慎郡王因思念謝先生卻去煩托平郡王為之致意，而且臨謝出任湖南，他們兩家郡王一齊撰寫詩聯餞送，這就同時說明了兩家王府的切近的關係。這是值得注目的。
但是還有一件事情，倒是謝濟世自己說出來的：乾隆帝在雍正暴亡後繼位但未改元的時節，即下詔求言。那時還都在軍中的參贊大臣欽拜，因要應詔上書，就請謝先生捉刀，作了一道奏疏——這就是編在《梅莊雜著》中的第一篇《論開言路疏》，題下註明「雍正十三年十月軍中代某大臣」。這篇代人之作所以編入集子裡，卻有一段和平郡王有關的故事。原來，新皇帝乾隆看了欽拜所上之奏，十分讚賞；及乾隆元年春，平郡王這些有關人等連同大軍班師還京後，乾隆當眾稱讚欽拜的奉疏有「古大臣風」時，平郡王就說出了是謝濟世代撰的實情。乾隆聽了笑道：「果不出朕之所料!」過後，平郡王就向謝先生索看疏稿，謝辭曰：代人之作，不敢自存，稿在欽拜處。平郡王就又向欽拜索取。他看後，將稿交付謝時，對他開解，說：所以不便自收，是怕人知道；現在聖上都知道真情了，並且很加誇獎，您還顧慮什麼呢?完全可以收編在自己的文集之內了。可是謝濟世又交還給欽拜，欽拜不受，說昌黎、東坡集皆存代人之作，我得以附大集而傳名，不是更榮幸嗎?這樣，此文才得以流傳下來。這一節，也說明了平郡王幾乎成了謝先生的「權益保護者」。這早已遠遠超出了一般宦場相遭的那種俗交的性質範圍了。
以上的事情交代清楚了，便該對平郡王的「嗣王」——謝先生的受業弟子，敘上幾句。
「嗣王」一詞，是謝廷瑜在從兄梅莊亡後為之作傳時所採用的，雖然是事後追敘舊情時的稱呼，在實際上，從謝先生受業的，那時自然還未襲王爵。但是「嗣王」二字，無論是借稱虛用還是追敘實指，同樣恰合，因為平郡王福彭的這位從學於謝公的嗣王，就是他的長子慶明，——後來果然也是小平郡王了。他是雪芹的表侄。據《玉牒》宗譜所載，慶明生於雍正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實小於雪芹者僅八齡。
慶明如何跟謝先生受業?我不瞭解當時的習俗和禮儀。想來須是規定日期，由小王前往謝府聆教，似乎沒有把一位御史大人請來家裡教課的道理。有一點要說清的就是這一師生關係，應是從乾隆元年開始，到三年為止，——三年二月中，謝先生就上書請補外任，不久就到湖南去做糧儲道去了。慶明做謝門弟子，只有乾元、乾二這兩年的時光。而這時，雪芹正是十三、十四歲，恰好也是就學的年齡。因此雪芹受表兄之命，得表兄之力，隨從慶明去做伴讀，是極有可能的。
除了上述種種情由，使我發生這一設想之外，還有一些跡象，隱隱約約地說明了雪芹的思想當中受有謝先生的某些影響。
例如，雪芹在小說中借賈雨村之口而講說出一番「正邪兩賦論」，我一直想尋找它的真正的(即最直接的)來源，因為我不認為雪芹能會是像今天的「哲學系學生」那樣，主要是從某部中國哲學史而求得的知識見解，他應當是有更親切的傳道授業者，從他那裡聽來的才是。多年來沒有找到什麼線索(請參閱拙著《曹雪芹小傳》第十一章)。這回卻見謝濟世屢次在講學時觸及這種「氣稟」說。他至軍台不久，作有一篇《陀羅海兵馬營關侯廟記》，時為雍正五年十月初一，開頭就說：
「盈天地間者，氣也。有濁氣、戾氣、雜氣、清氣。清而且剛者可伸不可屈，可大不可小：是曰正氣。人秉天地之正氣以生，……不則利澤施於生民，功業垂於竹帛。」｜這種氣稟論，實質上正是在多種氣類的名色下而區分成兩大類：一是正氣，一是正氣之外的「邪氣」。曹雪芹用了「邪氣」一詞，看來有點相當於謝濟世的「濁氣」和「戾氣」；而「正邪兩賦」者卻彷彿就是一種「雜氣」。當然，雪芹對「雜氣」的價值論並不同於他人，我在《小傳》中已略有申論，但此刻我的目的只在說明一點：雪芹小時候第一次聽到這種有關的哲學理論的情由，或者說他的「正邪兩賦論」的念頭是從哪裡引端抽緒的?別的「源頭」如宋人明人之說，我們尚難確指，而目前能看到的這個謝先生的此種論點，卻是值得加以注意研求的重要線索。
曹雪芹對佛道兩種宗教迷信的部分，表示出很強烈的反對和譏嘲。比如對道教的長生不死的種種做法，他就拿賈敬做例，寫他與道士們「胡羼」，最後因服丹藥而被「燒」死了。他對「長生」看來持懷疑和不然的態度，比如他寫賈母與鳳姐二人說笑時，賈母就說：別人都死了，單剩下我們兩個老妖精，有什麼意思?這種「人生邏輯」，看似閒話，實質卻是不尋常的。謝濟世卻正說過類似的話，他的《纂言內篇》有「異端第五」章，強調駁貶出家、修煉、採補、輪迴等等世俗崇尚的風習。他說：「今日盡今日之事，有益也。今日述昨日之事，無味也。宜其家室，甚樂也。附圖 (連結)獨壽考，至苦也。佛話前生，仙歸上界，借曰非妄，亦不足貴矣。」我覺得，謝濟世這些突出的思想理論，都像是與雪芹的某一部分思想理論有其淵源關係。
我們的目的是從盡可能多的角度來探索和理解曹雪芹，包括他的成長與發展的各種經過、閱歷，而不是要尋找一個可以「說明雪芹思想全部」的什麼奧秘。某師長前輩給他以影響，這毫無疑問，但這不等於說那師長前輩的頭腦與心靈就是與雪芹一模一樣的了。當然沒有這樣的事。謝濟世這個歷史人物，與曹雪芹並不屬於同樣的類型。
謝濟世並不是一位詩人和藝術家，似乎「浪漫主義」不多，儘管他的手筆很高明，各體文字俱有造詣；他基本上是一個「醇儒」，他服從的是「孔孟思曾」，而主張「何必周張程朱」，意思自然是不以宋儒為然。要知道程朱的地位是清初以來皇家最提倡最尊崇的，是神聖不可侮慢的，而謝濟世敢於說他們的「壞話」。這彷彿都是「一丘之貉」，都是儒學罷了，有甚稀奇?但是在封建時代任何改革思想都得是「 詫古」，復「古」主義的當中往往包含著新的東西，是為「今」的。敢批評程朱，才敢彈劾田大人文鏡——觸動他的後台雍正皇上!他的這種大無畏、倡「異說」的精神，嚴正、戇直、不屈的骨鯁品格，才使得人們對他景仰敬重，也才是能夠影響於雪芹的那種不諧於世俗、不為當時社會所容的性格的一種因素。
謝先生這種人品，不但王公大臣們對之另眼相待，而且連老百姓也是特別欽仰的，據謝廷瑜記述，每逢謝御史路過，這一帶的人們都出來要看一看他，說是「已卯冬，召還入都，每出行，兒童婦女，填溢街巷，爭欲識面」。這樣的情景，絕不是偶然的，這正反映出人民群眾佩服敢於向雍正朝的施政提出不同意見的好言官，從雍正到田文鏡，是不得人心的這一重要歷史事實。
曹雪芹對於這樣的人，怎麼能無所「感通」呢。
謝濟世是一個學者，喜歡「格物」，有突出的科學精神，比如他承認地球是懸浮在太空中的，有人反駁他這樣地怎麼能「呆」在半空呢?他說是有「氣」足以「舉」之，說這不是西洋人的發現，黃帝問岐伯「地何所觥?」對曰：「大氣舉之」。早已說明此理了。他又喜歡《周易》之學，也深研「性理」，又對文學語言之學十分精通，非一般「讀書識字」的常流可比。也注意民俗風物的觀察、分析和記敘。例如他在西北大漠中見山石崩坍處內含蛤蚌，知其古為海域之理；少數民族釀造酒食之精，物產之異，河源、崑崙的實際，也一一加以考核記錄，極有價值。所以他確實學問淵博，又不同於那種只抱書本、不通業務的文儒陋士。
謝濟世極力反對佛道迷信。但他又相信「夢兆」「定數」，「遊魂」，甚至以為像他們這一「等級」的科名人士也上應「星象」。這就是歷史的現象，我們不必對三四百年前的謝先生的這種「矛盾」加之哂笑或以為奇怪，只有書獃子被形而上學弄糊塗了才會要求謝濟世「完善無疵」。
其實，就連對待曹雪芹，又何嘗不然——儘管他又大大不同於謝濟世，其叛逆於流俗的精神是要徹底得多了。
關於謝氏生平為人的一切，應當另有專文詳論才行，在這裡再加詳地列敘倒不是有什麼「體例」限制，只是考慮篇幅，決定從簡了。最遺憾的是我們對於像平郡王的嗣王、謝先生的高足弟子慶明這個人，竟然無從作出任何瞭解。我們只能找到他襲爵的年頭和一年後即早早亡逝的記載。至於他的為人，以及他與謝先生的關係，我們更是休想獲得半個字的知識。清代滿洲王公宗室等人的事情，向來缺乏重視和研究，至今也還是空白。這也大大限制了我們對雪芹的瞭解。
在此，我還要提到滿洲旗人的讀書科舉的問題。從本文這種「隨筆性質」的舉示，已然可見那些王公候伯，不拘文武，是如何地傾心向學，漢文化的熏陶是如何地濃郁，而他們拜求真師的心情又是何等地虔誠迫切。談到考取科名，後世論者則往往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比方，敦誠是閒散宗室，雪芹至交，到他挽雪芹詩中，都說出「三年下第曾憐我，一病無醫竟負君」的話。對此，有的研論者就表示詫異，認為這麼一來，連敦誠帶雪芹怎麼忽然都熱中於功名利祿了?這就不高明，不符合雪芹的性格人品了——甚至也許會這樣論判的：「敦誠這是歪曲、貶低曹雪芹，他不理解曹雪芹的痛恨科舉的叛逆思想，應予嚴肅批判!」這種口吻和姿態的影子，至今我們不時還可以遇上一二。敦誠且不必枝蔓，那雪芹能不能因為朋友三年下第而為之歎慨同情呢?難道就不能嗎?認為不能，那實在是對歷史的具體情況太不明瞭了。別的不說，單引禮烈親王代善的另一個子孫後代的話來看看：
「定制：內府人員唯充本府差使，不許外任部院。惟科目出身者，始許與縉紳伍。故國家百餘年來，內府大員罕有奇偉勳績可稱最者。」(昭槤《嘯亭續錄》卷四《內務府大員》條)｜這就是說：身隸內務府籍的，任你顯赫煞，在當時士大夫心目中，總是「另一號人」，大不了是「高級奴婢」，是不齒於縉紳的，坐在一起，他們也會「自慚形穢」的。今天的有些評家哪裡曉得這一層道理，而此理不明，便不能理解曹家一門——只少是從曹璽曹寅以來的一種心情：我們身隸奴籍，永不得與讀書人平列，除非家裡也出一個科甲高第之子弟，庶幾可以少洗此恥。這種心情，在曹寅的《楝亭詩鈔》中不難窺見，就是在雪芹的《石頭記》也還是不無「折光反映」——你只看那第二回冷子興的話「……次子賈政，自幼酷喜讀書，祖父最疼，原欲以科甲出身的。不想……(下敘代善亡後，賜了主事之銜，入部習學——這就斷了科甲之想)」再看第七十五回，賈赦的話：「想來咱們這樣人家，原不比那起寒酸，定要寒窗螢火，一日蟾宮折桂，方得抉?眉吐氣。咱們的子弟都原該讀些書，不過比別人略明白些，可以做得官時就跑不了一個官的。……」如果不明白上述歷史情由，必不曉雪芹寫出這些言辭的真正用意，當然就會認為雪芹既然鄙薄功名，那焉能為敦誠的下第而表示憐惜?
曹家的人，輩輩都有材器誕生，他們才華智慧，都傑出超眾，可是不得大展其所抱負，只得長為「走卒健僕，甘遭庸人驅制駕馭」(也是雪芹語，是《石頭記》第二回)。曹寅把一處亭館取名叫作「鵲玉軒」，是何所取義?這是運用典故，就是說，自家好比美玉良材，卻被用來當石頭塊去擲擊鳥鵲。他們自身不得成名，便盼望子弟脫穎而出，為門楣爭光。這種「爭口氣」的念頭，正是這種人家的世代的複雜矛盾的積痛心情的反映。懂得這些，便懂得了為何曹家向來對培養子弟是如此地「在乎」。——那麼，福彭的母親，納爾蘇的嫡福晉，曹寅的長女，「老一輩的姐妹」，當然深明這種「家世心理」，由她通過福彭而關切如何造就曹家後代，尋求良師受業學文，自是必然之理。
可是曹家真是所謂「奈運終數盡，不可挽回」，正將大用的平郡王，於乾隆十三年十一月便早早死去，年方四十一歲。次年三月長子慶明(《清史稿》作「慶寧」)襲了王爵。不想只隔一年，即乾隆十五年九月，也不幸早卒。「正支正派」是如此，再看福彭以外的雪芹的親表兄弟又怎樣呢?曹寅之女曹佳氏(雪芹大姑母)共生四子：福彭，福秀，福靖，福端。慶明卒後，無子，乃以福秀之子慶恆過繼襲爵(由他才改號克勤郡王的)——他只活到乾隆四十四年，也無後，此一支遂絕，以下的郡王乃是納爾圖之後代承襲，與曹氏毫無關係了。福秀本人，雍正八年才做三等侍衛，乾隆六年七月因病告退——中有事故。乾隆二十年七月卒，年四十六歲，煦貝子級殯葬。福靖呢，乾隆五年才做三等侍衛，十三年十一月因足病告退(適為福彭薨逝之時，必有事故)，二十四年四月卒，年四十五歲。至於福端，卒於雍正八年八月，年方十四歲。這都是雪芹的嫡親表哥，其「大運」如此。
我以為尤其令人注目的，是慶恆，他仍然是曹氏的親嫡系，在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閏五月，「緣事」降為固山貝子級，那一年，對雪芹來說，是生死搏鬥的一年，重陽節「索書甚急」，八十回後原稿由此「迷失」，煎迫交加，其臥病當自此始。單單這一年，他的重要的姑表親戚門中也出了事故，降了封爵，還要罰俸十年，非同小可〔注一〕。這裡面的情由，還大有探討之必要。
附帶一言：脂硯齋為何把雪芹的實卒於癸未除夕說成了「壬午」除夕?就是因為這一年，種種變故，風波險惡，雪芹運終命盡，皆由是而起，「壬午」二字，印象極深，過了十多年後作批語時，就把這個關鍵年頭的干支記成了雪芹次年逝世之歲的干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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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曹雪芹的考察研究，必須深入到歷史的各層內涵中去。這位特別偉大的文星，整個一生，處於一個特異的時代矛盾之中。這個時代的百般矛盾都集中在他身上，負擔奇重，考驗特多。滿漢的矛盾，主奴的矛盾，榮辱的矛盾，盛衰的矛盾，新舊的矛盾，行藏的矛盾，存亡的矛盾……統統聚集在他的身上和心上。康熙一朝六十年的文治武功，經營諦造，從歷史的標準來衡量，不但是清代的真正的盛世，就在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的過程中也是少見的幾個了不起的時期之一，國無離亂之憂，民有擊壤之頌，朝號「康熙」二字，真可以說具有代表這一甲子周數時間的氣氛境界的意味，——不想突然之間胤@４出來，整個破壞了這種六十年締造的結果，朝野一片恐怖?人人朝不保夕，詭計陰謀，苛虐酷烈，政治手段，社會風氣，都出現了與前迥異的巨大變改；謀父奪位，毒殺骨肉，迫害無辜，株連戚黨，把民族道德的「價值觀」從根本上動搖崩潰起來；言行的分離，真假的顛倒，給人的思想帶來了莫名的憤慨，無限的疑問。只要不是庸人壞人，都在這個特異的變故時期而有所思索，有所尋求，有所表達表現。曹雪芹和謝濟世，天南海北，旗漢分殊，身份迥異，他們在這個時期的遭遇、處境又是如彼之不同，似乎沒有必要聯在一起來看；但他們的精神上，思想上，做人上，立志上，卻於隱顯依違之間有其共同的歷史時代的特徵，為之聯通一氣。《石頭記》第三十六回，忽然出現了寶玉向襲人議論「文死諫，武死戰」的一段筆墨，顯得十分突兀，因而引起了不同的疑惑和評論，甚至有人說這很難與寶玉的思想諧調，乃是他人妄增之文字。但在我看來，「妄增」竄入之疑不能成立(因各舊抄脂評本都有此段，相互一致，顯屬原有)，玩其辭意，重點是「必定有昏君，他方諫」和「還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於天，他不聖不仁，那天地也不把這萬幾重任與他了」兩處，是巧妙地表述了一種隱含的意思：不聖不仁的昏君〔注二〕，本非「受命於天」而得踞寶座，何必為這種「不似人君」之人而死!倘若因諫雍正這樣的奪位不仁之「君」而拚死，是不值得的，應該另有死所——方為死的得地。但在雍乾年間，哪裡又有過什麼「文死諫」的歷史實例可以言涉斯義?所以我覺得要提文死諫，像謝濟世恐怕要算唯一的一個著例，雪芹到寫小說時，是有這樣的敢諫而幾乎送命的人存於意中的，否則他筆下的這些話便成為毫無意義的脫節之言，而雪芹是從無此種敗筆的。
謝濟世還舉了一個人物的事跡，也著實耐人深思，這就是與他同在御史台、同被充發到軍營的陳登海。這也是一個奇士，謝梅莊屢有文字記述於他，今亦不能詳述。只說一點：陳御史是與謝御史共同反對田文鏡的，——並且曾「托夢」給謝，告訴他田大人「已伏冥誅」!陳氏精通醫道，在軍中以岐黃之術為人救治疾苦。他慨歎說：當今之世，真正能對小民有些實際益處的，只有醫藥而已!這種話，是識透了當時政治本質，經邦濟世的宦途之夢破滅無餘的心裡話。我們從這些小的側面，窺見了雪芹所處時代的真情實際。
曹雪芹是歷史時代的先驅人物，啟蒙思想家，探討他的思想天地和精神境界的形成的複雜因素，還有大量的不同角度的研究工作要做；但在當時社會條件下，一切頭腦中的火花，不是憑「抽像體會」「書本研究」而來，首先要靠家庭、家族，親朋、師友和自身的遭遇和處境而觸發，而燃著，然後方有燎原之勢。離開觀測具體的人物、事情，而只用從旁借來的空洞的概念去研究，或者拒絕必須掌握的一切媒介，會使我們對曹雪芹的認識長期停留在一個不高的水平上，而那樣的話，侈談《石頭記》的偉大，也勢必成為空泛不實的、於人無所裨益的虛文了。
從本文也可以再次看得見：雍正奪位初期、中期、末期、乾隆繼位這幾個「政治分段」的巨大變化以及它們給很多人造成的命運影響，這點早已說明過，不再多述。曹家人壽多不永，連姑家平郡王府也多是四十歲一過即卒。雪芹得年剛剛四十，不得中壽，帶走了他的無比特異的才華智慧，沒有留下更多的心血結晶，這永遠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一項最慘痛的巨大損失。〔注一〕
慶恆此次不但降二級為貝子，而且罰俸十年。這是很嚴厲的懲責。罪名與西寧事有連，參看《新證》p744。〔注二〕
讀雪芹小說，常有異樣暗犬?隱義，必須細心領會。如「不聖不仁」，正是針鋒直對雍正而發，因為他所謀殺的自己的父親康熙帝，廟號正是「聖祖仁皇帝」。我常說《紅樓夢》確與其它小說不同，有它的很大的特殊性質，很多問題用讀《三國》《水滸》的眼光去看，是不能理解的。「紅學」之所以產生，端由於此。「真事隱去」，又故留蛛絲馬跡，以待明眼人識破，原是雪芹的構思設計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追記〕
雪芹為福彭親表弟，由拙著《新證》首次考核清楚後，文獻部門方重視福彭檔案。我執筆時在四十年餘前，當然還受資料上的限制。今小作補說。福彭於雍正暴亡後，乾隆剛一繼位，就成為協辦總理大臣。乾隆改元的三月，即管理正白旗滿洲都統事務，這就是曹家所屬之旗的最高權力官員，他的政治地位對雪芹家的命運有決定性影響。次年閏九月，兼管滿洲火器營事務。三年七月，擢授議政大臣。從四年五年之際起，忽不見敘於政事記載者數年之久，事與弘晰遞案有關，可參看《新證》所考。總之，曹家的命運起伏榮辱，是與他的升沈息息相關的，至為明顯。如今忽然追憶起一個小線索：約在六十年代，吳恩裕同志陪一女青年見訪，名吳德安，當時她在香山工作，聽到過一個當地人傳說，說是曹雪芹在西郊的住處是火器營一帶。(吳德安同志後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今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留學)。彼時找不到曹家與火器營可能發生的任何關係的線索痕跡，只可存此一說。現在看來，如果曹家真曾與火器營地帶發生過某些關係的話，其「渠道」恐怕也是由於福彭之故。附記於此，以供探索。〔按：無論健銳營，還是火器營，早已成為地理名詞，後世人是指地方，不是指那個「營」的機構的狹義語。〕
順便可以一提的是，四川大學原圖書館長趙衛邦同志根據某些實物線索，推斷雪芹拒絕「苑召」，應是傅恆主持紫光閣畫像時曾欲薦引入如意館的事。我以為此說極合。拙著《新證》p.738曾列明此一背景，但當時尚不敢作此推斷。現今又得知雪芹曾做明亮(傅恆之侄)家的西賓(詳見拙著《曹雪芹小傳》新版本)，於是除明琳、明義之外，他和富察家的關係更為值得深入考察了。我認為這都是很重要的新收穫。趙衛邦同志之說，聞已撰文，盼早日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