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家世考
（一）曹氏家世為何需考？
曹寅的門人郭振基為《楝亭詩鈔別集》作序，有「公家世華胄，位望通顯」之語；然而曹寅向康熙帝奏報公私諸事時，卻常常需要點出他先人是「包衣老奴」，自身是「包衣下賤」，「包衣」即滿語「奴僕」之音義。及雍正奪位，還罵曹頫\是「下賤小人」。以至曹雪芹，特在小說中托於賴嬤嬤之口而道出一句：「你知道那『奴才』兩個字是怎麼寫的？！」此之謂刻骨痛語。
這就是說：家世華胄的曹家，卻不幸淪為旗奴，——由先世的「位極人臣」而變為「其賤無倫」了（滿洲舊俗，待奴婢嚴酷之極，由家計、婚配、行止……，直到生命的處置，都由旗主一言決定，故無自己的「命運」可言）。
那麼，這種特異的家世實際，必然會影響到曹雪芹的思想感情，反激他的精神靈智。所以要對他的家世作一番討尋研索，理解認識，就成為我們文化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的課題。
（二）「家世華胄」的內涵
郭振基的這四個字，文詞甚簡，內涵至富。極其簡略而言，這門家世是由幾個大的歷史標記寫定的——
（甲）周武克商，分封諸侯，封六弟叔振鐸於山東濟水之陽的曹地，是曹家以國為氏的肇始。
（乙）傳至第二十代，有曹䘏，身列孔門七十二賢，位亞顏、曾，唐、宋皆有封號，配祀文廟。
（丙）由䘏再傳第八代，有曹參，是為漢代開國名相，「蕭曹」並稱的「畫一之政」的賢臣，有惠於民，封平陽侯（其後裔又曾八次襲侯），為十八元勳之第二位。
（丁）曹參的第四十代孫，名曹彬者，即是宋代開國元勳，官至樞密，封魯國公，追封濟陽郡王，卒謚武惠。世稱武惠王，河北靈壽人。
曹雪芹這一門，就是武惠王的後代。
這一史實，除了我早年所考，近年又發現了康熙間所修《江寧府志》與《上元縣志》（俱藏北京圖書館），兩者皆有寅父曹璽傳。前者云：「宋樞密武惠王裔也。」（卷十七《宦跡》）後者說：「其先出自宋樞密武惠王彬後。」（卷十六《人物傳》）
這一中古始祖的明確，是「家世華胄」的最切近而關鍵的一個歷史世系環節。
（三）武惠與武穆
要考曹雪芹家世，只知是武惠王之後，還是不夠的。我們還須知道武惠以下的世系傳流的史實。
現經考知，雪芹一門，乃是武惠之第三子曹瑋之後。
曹彬生有七子，前三名即璨、琮、瑋。瑋字寶章，官至彰武軍節度使，卒謚武穆——這是北宋的武穆公，而後世只知岳武穆了，岳以抗金不朽，曹以御羌建功。
曹瑋子孫數世單傳，至其五世孫名孝慶者，因知隆興府（南昌），遂落戶於府南之辟邪裡，再遷武陽渡（今日武陽村），人稱「武陽曹」。
是即雪芹上世在南宋淳熙年間的始遷祖。（以上所據為安徽池州、江西武陽二部曹譜）
（四）一條簡明的鐵證
這條鐵證，像「家世華胄」，只有四個字，卻屬青史不磨——這記載見於張伯駒先生所藏、現歸國家的珍稀文獻《楝亭圖》。此《圖》現存四巨軸，其第一卷中有飲水詞人納蘭性德的題記與題詞《滿江紅》，其起拍云：
「藉甚平陽，羨奕葉，流傳芳譽。」這與樸學大師閆若璩詩贈曹寅所云「漢代數元功，平陽十八中；傳來凡幾葉，世職少司空。」正相合符，詠的是曹參相國之後。
但納蘭名作之後，又有數家疊韻，包括名詞人顧貞觀、名曲家顧彩，而其間有一署名「古燕袁瑝」的，其起拍則大書雲——
「惠、穆流徽，朝野重，芳名循譽！」這就重要極了。此詞表明：當時朝野上下，人人盡知：內務府「包衣」旗奴曹氏，卻是宋初武惠王彬與武穆公瑋的後代子孫祚胤！
要想到，曹氏自己人以「奴才」（滿俗必須如此自呼）的身份，絕不可能（不敢）向旗主皇帝炫耀這樣的家世榮光顯赫；其情理，當是康熙帝曾問及此，才不敢不以實對，而康熙聞之大為驚奇（他想不到自幼撫養、教育他成長的保姆家，原來是如此了不起的「奇特奴才」！），便與近侍及大臣們話及，故此朝野方知，人人稱重了（清代皇帝對臣僚家世、戚黨關係極其留意諳悉）。[1]
（五）跟蹤「惠、穆」之嫡脈
要考雪芹家世，必須進而跟尋武穆的後人，這一層次已提到本題的「第一線」上來了。
到哪兒去找呢？天幸，江西武陽曹氏竟保存下一部珍貴的族譜（王家惠、王國華提供）。
在此譜中，我們尋到了由江西、河北輾轉入遼的真祖宗。
上文已敘：武穆數世單傳，只此一脈落於江西武陽。由此以後，世系也同樣分明。且摘述如下——
在江西豫章（南昌）武陽渡惠、穆後裔曹氏族譜中，記載著「入遼之始祖」，卻是一點兒也不含糊的。[1]須知，武陽渡這一支，乃是武穆曹瑋四代單傳的後代，可謂只此一門，別無淆亂。
據武陽譜，南昌始祖為曹孝慶，孝慶系瑋之四傳孫，皆是單傳，孝慶下又單傳兩代（孝慶實生二子：善翁、美翁；但美翁名下不載子孫），至子義，子義方生三子。其簡表如下：
曹彬（魯國公武惠濟陽王）→（七子第三）瑋（武穆） 侁（定州觀察使）→詁（渭州刺史）→寶（襲魯國公）→孝慶（隆興知府）
→（兄弟二人，但弟無後）
┌子義（兄弟三人）→瑞可、端明、瑞廣
善翁（景炎進士）→│
└子華（屬安仁一支之始，與本題已無關係）
這「端」字輩三人中，端明名下註明「豐潤支」，端廣名下註明「占籍遼左」。據此，我們乃能確立一個基點——
武惠、武穆之後代子孫中的唯一一位最早入遼者就是曹端廣。這是無可移易的譜系源流之真相。
那麼，我們已有一層理由，認為曹端廣即雪芹上世入遼之始祖。
（六）印證浭陽曹氏族譜
浭陽曹氏族譜是清初豐潤支的曹鼎望主持修成的，實際叫做「南北合譜」，即指江西武陽與河北豐潤的合編譜。而其成譜的原由，是藝為鼎望出任江西廣信知府，方才得到了親自與族人協作得機緣。
今存弓西武陽譜，卷端只存有這一系的九世孫曹觀源《武陽曹氏宗卻源流序》，序作於明代「正德十年歲次庚子」仲冬月。[2]其中有云：
……始祖孝慶公，蓋彰武節度使武穆公之五世孫也，官朝散大夫、知隆興府。因家省城之南（按另處雲曹家巷）。子善翁，卜居城南之四十里，地名武陽渡（按另處雲因不肯仕元，故避地隱居。又另處所載此四十里處名辟邪裡，再遷始至武陽），至今人稱武陽曹氏雲。圖書世澤，繼述綿延。視靈壽之族，雖天各使（按此「使」字疑有訛誤）方，而實一氣之流行也。然自孝慶公以來，世代既遠，子孫益眾，使譜法不立，則本源不清……
即此可見，江西一支，迄未能與河北「老根」復得聯繫，而武陽譜實自明正德間始創。[3]
再看曹鼎望在武陽譜中的《祭曹氏宗祠文》與南北合譜序，則皆作於康熙十九年歲次庚申（(1680)九月浭陽譜亦載此序，引者雲是「九年」，疑脫「十」字）。合二文而觀，所敘源流始末十分清晰。今不必照引，為了易曉，改成覆述，則其經過如下：
（甲）說祖父曹士直，在長汀作官時，曾坐船到江西求訪譜牒，不可得，悵然空返。
（乙）叔父曹繼參官袁州守，距南昌不遠，遣人尋訪故里，而時值兵亂，族眾遠避，只得作罷。
（丙）弟首望，「榷關在鳩」，武陽族侄文珩字楚白，水路來訪，出示了世系圖表，寶如「天球」！
（丁）鼎望自康熙六年出任徽州知府，三年之內，楚白攜子侄又一再為修譜相訪。
（戊）及鼎望又出守廣信，這才得至武陽，敘宗祭祖。這段經歷，說明了他們共同經營譜牒，而相互印證了南北兩支的世系關係。
族譜的資料記載的歷次修譜，最早可以追溯到元代至正五年(1345)，明代有正德十（五）年與萬曆四十三年兩次，而清代則順治九年(1652)又有修訂。那麼族人楚白出示的，或許即是順治本。而曹鼎望序《曹氏重修南北合譜》則在康熙十九年歲次庚申九月上浣。[4]其中敘云：
爰稽世系，蓋自明永樂二年始祖伯亮公（按即端明）從豫章武陽渡協弟溯江而北，一卜居於豐潤咸寧裡，一卜居於遼東鐵嶺衛。則武陽者洵吾祖發祥之地也。……
由此明確印證了上文所敘之要點：端明「協」（偕，攜）弟端廣北遷，端廣後又出關，卜居鐵嶺——此為武穆公之後裔入遼的第一人，已昭然無復疑義。
（七）政治婉詞與諱筆
有人評論別人是「只要（自己的）觀點，不要史料」。他卻不曉得，不懂得清初的歷史，連史料也是讀不明白的。比如曹鼎望在祭宗祠文中所敘的叔父繼參作袁州牧時曾遣人訪求族裡，而因「兵火之秋，族黨遠避」，這似乎平平而敘；實際卻是「時方定鼎之初，哀鴻甫集，族之人群然驚疑，——逡巡中止。」——在譜序中便又稍稍申明了一步。
你看，那實情原是江西族人聞得有「新朝」的官員來了，以為是要「查」他們的，大家警惕恐惶而遁逃躲藏了！這才使得他叔父不得不「中止」訪求。
那麼，為什麼曹鼎望在點明了「一卜居於遼東鐵嶺衛」之後，就再也一字不見提起了呢？其原因可以「思過半矣」。那是當諱不可明言的政治變故的大原委呀！
政治的「婉辭」還可舉出二例——
（甲）明末崇禎二年「隨清兵出口」的曹邦（鼎望的祖父輩兄弟三人，邦乃長房士淳系下的，為鼎望伯父輩），實為後金兵入關侵掠時被俘，而譜言邦後來歸旗，是由關外「族人」引薦。
那麼，請問：那關外者既系「族人」，也必須是武惠、武穆之後才能同族——此同族又是由哪兒來的呢？
對此為何不能明言細敘？政治避忌而婉辭諱之也。
（乙）曹鼎望在修譜作序時又特筆表示歎惜：「至遼陽一籍，闕焉未修，尚屬憾事！」
這就更「怪」了。這個遼陽一籍，上文從未提及，至此忽然「冒出」來了，前無交代，後無照應，——古人行文，都是有法度的，若無明脈，遂為曲筆，定有隱諱之情在內，可知這「遼陽一籍」的實在來龍去脈，是不便（不敢）明言的。
那麼，你就可以明白了：——
入遼之始祖端廣的後代，有一支變成了可以引薦同時歸旗的旗下人（那時只屬滿洲旗），而不稱鐵嶺籍卻稱遼陽者，是他們後來從鐵嶺已遷至遼陽宦寓了。除此而外，「族人」安在？
政治婉辭是不得已的文法，但它必然為讀者留下「書縫」。文史考證何以必要？正是因此而發生而建立的學術「工序」與「工種」。
（八）曹瑞廣自豐入遼的原由
曹氏端明、端廣兄弟二人，因江西大水災而逃荒北上，曾「百艱備嘗」，方達河北，流落而至於京東一帶，始能定居，當時幼弟斷無獨自又逕謀遠行之情理與可能。結合歷史情況而考察推斷，則其日後所以出關，也有跡象可尋，並非毫無緣故。今亦只簡敘要點如下——
（甲）永樂二年江西大水災，官府特賑，可看《明史·本紀六》。端明、端廣是因逃荒而又兼政府大移民的措施的影響而離鄉北上的，故端明之孫曹安還能知他祖父北上是「百艱備嘗」（見浭陽譜中曹氏墳碑記）！那實是一種死裡逃生的掙扎奮鬥。
（乙）曹鼎望所謂（端明）「協弟」的「協」字，用法太特別，應是音近誤寫（重印譜訛字不少），蓋不言「兄弟二人同行」而特表「協弟」者，實謂長兄攜帶幼弟（曹子義的第三子，年最小），此時端廣尚未成年，他們先是流落京東一帶，後定居豐潤。端廣長大成人，可以自立謀生時，適值政府為了交好滿洲女真（與東北蒙古族），在廣寧、開原開闢「馬市」，民族間貿易十分興旺（由「馬」而發展為一切生產生活用物的大市場），以後只有開原南關外四十里一市最盛，故關內經商與兵役等人紛紛前往。而鐵嶺者，即是開原之南接壤相鄰的地點——此即所以曹端廣離了豐潤前去作客（因而「占籍遼左」）的歷史原因。按馬市的情況而看，本來是永樂四年先開闢廣寧、開原共有三市以待蒙古與海西女真的貿易，但後來只剩開原南市（開原本有二市），即與女真貿易的這一集市特為興旺發展；而其形勢則逐漸向南展擴，是以到了後來乃又增設了撫順一市——而鐵嶺者，其地正處於開原與撫順之間。即此一點，可以推見，曹端廣之所以出關而落戶鐵嶺者，其時當在永樂中後期（馬市事可看《明史》成祖本紀）。
是以端廣居住豐潤，已有一段時間。四十年代的鐵嶺、撫順的曹姓，還都知道「祖上是河北豐潤來的」。此事如今已有文獻可征了。[5]
（九）武穆後代入遼者只此一支
江西武陽譜的《敦本堂八錄》，其一題為《遷徙錄》。其中載有——
敬之，客遼東。
以渼、以繕、以龍、以簡、以恢、均客遼東。
這兒，有兩點頗饒意趣：
（甲）此錄敘列移往他方者，曰「占籍」，曰「因家焉」，曰「卜居」或「居」，獨於遼東則皆書「客」字。
（乙）查譜表，敬之下注云「客遼東」，他是端可的次孫孔方之子。端可即端廣的長兄。
以渼、以繕二人順列，繕下注云「偕兄同居東京。」此二人，乃孔方之六傳孫（父名日玉）。
以龍、以簡，二[4]人名下無注。此二人亦皆孔方之六傳孫（父名日璧）。
以恢，名下注云「客遼左」。此人恰亦為孔方之後（父名日昭）。
我們看到的是十分清楚而有趣的：所列赴遼的六人者，無一例外，都是曹子義之長子端可的後代。
這一現象，表明了一個事實，即端可本人雖未能在永樂之初與兩弟端明、端廣一同北遷（其原因當然可以有種種可能，年齡、體力、病恙、職務……也能是原因，甚至其時已不在世），但他的後代，亦即次子孔方的子孫們，都還知道有一位族叔祖一繫在遼左，而為了謀生路投奔關外去了。
這一事實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這充分證實了，凡明代由武陽到遼左的曹姓人，掃數是武穆曹瑋之後，略無差互，不容詭辯。
但我還要贅言一點：以□、以繕兄弟二人，以繕是「偕兄居東京」。這「東京」在明代無有著落，也不可能是「遼東」的誤字，字形字音都不致混。最合理的解釋是：他們客居的並非「東京」，而是「京東」，排印的譜上二字不過是互倒了。「京東」者，實亦豐潤一帶地方也。這個可能十分值得考慮。
另一可能是：先投奔了京東，然後順路又出關找鐵嶺一系的族人去了，是先後層次，而非歧異。
至於由武陽赴遼的，為什麼都是孔方一支的後人？原來，端可只生孔直、孔方兄弟二人，而孔直及其子斌之，皆歿於戰役中，而斌之所生二子已到雷州卜居去了。這在譜中有傳可稽。所以，這個自武陽投奔族祖端廣一系後代族人的，只有孔方的子孫了。考之史實，處處吻合。
總之，所有這些入遼之人，都出於武穆之後的曹孔方一支，別無任何混淆，而他們又都沒有「越過」豐潤這根據地的可能。
（十）結語
曹雪芹是武惠、武穆之後。
武穆之後幾世單傳，落戶在江西南昌以南四十里武陽渡。
到第八世端明因水災攜幼弟端廣北遷，卜居在京東豐潤（譜中猶書曰「順天豐潤」，是明初遺語也）。
永樂中後期，由於「北關」馬市日益興旺，端廣成人後隨眾到關外謀求發跡，遂占籍開原南關馬市以南的鐵嶺衛。
他是曹家入遼之始祖。以後江西武陽族人還有投奔而至者。
端廣後代的曹錫遠（世選）於明末後金陷鐵嶺而被俘，成為滿洲旗中皇族的「包衣老奴」。
曹錫遠一支，後隨宦累遷遼、沈，諱言鐵嶺之事，只報遼、沈為籍貫。[6]
錫遠之後代誕生了曹雪芹（名霑·字芹圃）。
曹雪芹在明清時代的祖籍實為河北豐潤，已由種種文獻綜合證明，脈絡的清晰度已充分昭顯。
附說
（一）目今曹氏家世有二說，曰「豐潤說」，曰「遼陽說」。前者來源甚早，海內外專著、傳略等，皆著錄明晰，但一般論者皆以拙著《紅樓夢新證》(1953)為代表。後者則專指馮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中之主張（1980，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
（二）「豐潤說」的概念內容是：明代祖籍為河北豐潤，寄籍為遼、沈（見《新證》所設《豐潤縣人》與《遼陽俘虜》兩專節）。「遼陽說」的概念內容是：曹氏祖籍只能是遼陽，與豐潤斷然不存在任何關係。
（三）「遼陽說」的根據是：１《遼東五慶堂曹氏宗譜》內載有雪芹上世諸人；２遼陽發現的石碑上刻有曹振彥（璽之父，雪芹之高祖）姓名。以為「石證如山」，「不可移易」。
（四）「遼陽說」的「致命弱點」是：此說主張者始終無法證明「五慶堂」曹與武惠、武穆有任何世系關係；其後造出一個「定陶說」（由江西遷定陶，由定陶再遷入遼），純屬假想。但此假想卻由五慶堂譜藏主曹儀簡臭弟駁糾，毫無此事，（見《文藝報》1995.3.11王家惠撰文揭示）。至於遼陽石碑鐫名，可以表明的不過是宦地寄籍，而根本不能逕於「祖籍」牽合。
（五）「遼陽說」的另一依據是：康熙《上元縣志》記曹氏「著籍襄平」，遂解襄平為遼陽，著籍為「祖籍」。實則俱誤。蓋襄平乃古郡名，概指遼東，非謂某一城邑。著籍即占籍，其義皆與寄籍無殊，可看新版《辭源》有關釋義。所謂「著籍襄平」，亦即江西譜中所云之「占籍遼左」，不過前者措詞古雅而已。復次，《縣志》原謂「其先出自宋樞密武惠王彬後，著籍襄平」者，正與康熙《江寧府志》所記「宋樞密武惠王裔也；及王父寶（按寶則即世選之又一異名，皆明末時之滿洲旗奴漢姓人隨宦易名之政治原由），宦瀋陽，遂家焉。」核以《白山詞介》載曹寅曰「瀋陽縣人」，而《上元縣志》正言世選「令瀋陽有聲」，可證努爾哈赤攻下遼沈，尚未遷都瀋陽之前，瀋陽一度設縣，而以曹世選為瀋陽地方行政官員。則更可證「著籍襄平」者，不過即是因宦而「家瀋陽」的變詞而已。參互鉤稽，一切曉然在史，本無疑混。執此以為「祖籍遼陽」，自難成立。
（六）後金初時盡殺讀書士子，見《明季北略》。所留者技藝、工匠、醫士而已。晚至皇太極天聰三年(1630)，始立「文館」，記政事，試儒生——此時已知儒士（知識分子）之有用矣。而曹振彥正是天聰四年石碑上鐫名任「教官」，考振彥為「遼陽貢士」，見《新證》所引；足證振彥系以新貢士而教導「漢兵」（明之炮兵。其時尚無漢軍旗之制也）。一切若符契之合。是則執石碑鐫名即可證「祖籍」，其為臆說，亦無待更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