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學」新書
古歷乙亥小寒節後，正當「玉梅花下交三九」，河北省社會科學院的王暢先生不遠數百里，驅車來叩柴門，寒不及暄，坐定即出示一部書稿，視之其厚幾乎「盈尺」。驚喜之下，詢以何書，如此巨著？他指著首頁說：就是曹雪芹祖籍考論！
問話的，答話的，聽話的，都很高興，而這時寒齋之中頓時充滿了暄意——這暄意氤氳著一團喜氣。
他將書稿留下，謙虛地要我看後提提意見，並以序言見委。我不假思索，欣然答應下來。我為本書作序，捉筆之先，即感思緒百端；臨到落墨之際，更覺千言萬語湧向筆底，——這並非我的「文思泉湧」，而是所感者與欲言者都不是一樁簡單浮淺之事。正因思緒太繁語文反覺不濟。於是我決定；此序不一定像篇「序」，寫成雜感隨想，也未嘗不可，以下便粗述我因本書的完成與付梓而發生的一些癡想，學一學雪芹的「試遣愚衷」。
第一，這本書的題名與內容，有很多人能感興趣而拿在手中一讀嗎？我看是有的。這不但是因為大家對《紅樓夢》親切而連帶對雪芹的身世十分關心欲求瞭解，還更由於全國讀書界的水準和眼力識力日益提高了，更加趨向學術探研，尊重真理歸著。他們已不滿足於那些花拳繡腿、徒炫耳目的「熱鬧兒」，要求給他們拿出「真格的」來了。
如果你對「紅學」與「曹學」本來就有興趣，那你該看此書是無待多言的；即使你對它們並不曾「迷著」，而只把這冊書當作一種學術入門的「抽樣示範」來認真閱讀一過，我十分相信你會欣慰地承認：這番讀書功夫沒有徒費，這番讀書經驗是很可珍貴的——因為你從中獲得了大量的教益與啟牖，並且明白此誠學術真理討論審辯之大事，而絕不是只限於「紅學」「曹學」的個別問題。
第二，我更願乘此指出：與讀者為什麼會來讀這本書之向，正好連著一個著者為什麼要來寫這本書的問號。這事就更饒意味，著實有趣得很！
原來，王暢先生是一位文學理論家，他已有好幾部專著出版，都沒有離開他的研究事業中心課題。他從未想到要涉足「紅學」或「曹學」，更未對文史考證這個「行當」發生過興趣與關懷。忽一日，他因瀏覽報刊而見到若干對雪芹祖籍討論以至爭論的文字，其內容、資料、論證方法、學風文風，在在都引起了他的注目，——同樣也就喚起了他的求知尋真的天賦良知，從內心深處萌生了一段強烈的激動：我要「走進去」細看看這到底都是怎麼回事，誰是誰非，何長何短？
說到這，讀者必當與我同所感歎：對著者王暢來說，「紅學」「曹學」可以
不干他事，但學術真妄、是非淆亂，以至歪曲歷史，貽誤後人，這卻是最干他事的更大主題。只因此故，他推開原先致力的業務暫存一旁，而一心一計地投向了這個「干卿甚事」的工作。
這就是我所尊敬的一位真正學者的不負天職與無愧人事的崇高表現。
第三，他給自己招來的這份「任務」，並不是一件「好玩」（古曰好耍子）的事，那是很麻煩很討厭的一團亂麻，一般人縱然不是「敬鬼神而遠之」，也都「視為畏途」。「君子不立乎嚴牆之下」，誰沒事肯來惹這個「馬蜂窩」。
他沒有這麼些「明哲」的考慮，他毅然不知反顧地坐下動起筆來了。
大約從他正式經營締造到現時，不過寒暑兩三易，就拿出來這麼一部原稿紙多達１２００多頁的論著。我們不禁要問一句：是一種什麼力量，促使推動了他，使他如此勤奮而虔誠地為此主題而耗費精魂心血的呢？
這個問句的答案，就在本書的深層意蘊之間。
第四，這團「亂麻」，他不是用刀一斬了事，他徹底理好了，任你千頭萬緒，他都能還你一個一清二楚。
他把全部書分為六章，從此一主題的根本意義與考論緣由說起，一直精神貫注到最後的結穴，神完氣足，理備義充。每章分為若干節，每節下，又分為若干「副節」，多的達到十餘「副」。這種粲若列眉的組構章法，就反映出他的思維的精度，審析的深度，方法的科學性。這並非形式的事情。這需要目如燃犀之明，心似紉絲之細，把大量的正誤雜糅、黑白顛倒的現象與實質，一一予以理順了，擺清了，使之昭然赫然顯示於我們的眼底與心頭。
就是由於上述種種，我才說縱然不與「紅學」「曹學」相干的學人士子，肯分些時力來讀讀此書，敢說是定必獲益受教多多的。因為，這能夠作為一個「治學示例」嗎？它僅僅是一位清代小說作者的家世的一部分的祖籍問題，這太小了，能具有多大的意義？這個疑問自在情理之中。但是當你看到這麼一個「小」問題裡面竟然會「包藏」著如此複雜而混亂的「內容」（即各種不同方法、見解、態度、品格……）時，你就會十分之驚訝而震動：原來在這個學術領域內的「實際」竟然是這麼樣子的！
孟子早就提出了「知人論世」這一條要義了。佛家也早提出一粒芥子可納須彌，展示三千大千世界。原子也就是一個小宇宙。這比「解剖麻雀」的意義大得多，是不得以「小」目之的呢！
看看這裡的內容「情節」，真合了榮府趙嬤嬤的話：「比一部書還熱鬧！」那「書」是指「說書唱戲」的書。因此我倒想，假如著者把本書不當學術論述之體來撰作，而改為「報告文學」甚至「小說」體來寫，自然就會更有吸引力。這裡面包含了種種的色相，種種的風氣，種種的手段，種種的內幕。從學術視角看，他所剖析揭示的，除了本題所涉諸家（所謂紅學家）之中有些心眼明暗之分，思維清混之別以外，還有一項特別值得學人注意的，就是有的人並非由於心眼不明、思維傷亂，而是有意地在有目的地以「手法」充代學術論證。
通過王暢先生的揭櫫，我們才恍然於這個「手法現象」已是到了如何嚴重的地步。學術論證與論辯論爭，目的只在尋求真理與實際，而有的人每逢無法用正當的科學的方法與人辯爭時，自知理不足而說難圓了，便「窮則思變」，變出一個運用「手法」來掩飾與惑亂他人耳目的「策略」來。
這種「手法」問題在本學科目下已經漸成「氣候」。解釋史料，以「利己（觀點）」為「正解」：徵引書文，明目張膽地任意刪割「省略」，以達斷章取「義」之「效應」。強詞奪理，歪話罵人，近日竟成了某些人的撒手鑭—一種異常不道德不光彩的「武器」。
以「手法」來代替嚴肅的科學研究，以無法成立的「結論」來蒙蔽學術界、文化界與廣大讀者，這一情形在某個別人的文字或書冊中不止一次地出現，已屬異常現象；而如本書第三章所揭示的，此一畸形現象竟也出現在「辭典」裡（請參看本書第三章第二節）。辭典中有關條目，竟是將《八旗滿洲氏族通譜》與康熙間《江寧府志》《上元縣志》中兩篇曹璽傳等史料施以「手法」，歪曲事實而成——正如本書著者的用語，是「恣意改制」的！
我們對此，不得不為之指出：作為個人的寫作撰著，其中出現這種異象，還是他個人的責任；如今竟然「延伸」到了辭典的內部去了，就更難容忍。須知，辭典已不再是個人的事情，它的性質是迥然不同而要向全世界每一個查閱、運用、徵引者負德與法的責任的。
以上種種令人駭愕的「手法」，畢竟還有原始文獻鐵案難移，細心的學人肯花些功夫，尚能覆核而得其真相。更有的則是「不勞改制」，只需「掩過不提」就「若無其事」了。若說那是「視而不見」或「見而不悟」，實在情有可原云云，——那又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因為這些「不提」是專門用以瞞過學人讀者的。與此同類的則還有「一語帶過」之術，貌似「論」及了而實是玩弄魔術「手彩」。
例如，本書所舉諸例中，單是我在「序」中只能用最簡單的話來說一下的，就有兩個典型的佳例：一是雪芹之令祖父曹寅詩文集裡留下的豐富的詠題與記敘，用十分親密痛切的文詞表達了他與豐潤曹家的骨肉關係，為了兩位亡兄而寫出「平生感涕淚，蒿里幾淒愴」的句子，而且諄囑僅存的一兄（曹鋡）要「門戶慎屏障」……在《東皋草堂記》裡直接表示曹完全有權代他管理曹（寅）家的圈地、教訓「莊頭」……。這一切，都被解釋為「官場習氣」「同姓聯宗」（即本無血緣同祖關係），憑那四個字「了」了那麼多的文獻史實。又有人說，豐潤曹姓不過有如賈雨村，為了投靠榮府權勢之門而自稱「宗侄」那樣攀附而已，云云。對此二「解」，王暢先生在書中都有精闢的評議。
事實上，豐潤曹是用不著攀附的，他家出了好幾位與曹寅同輩而出任江南地方官的，如曹鼎望任徽州知府，出善政，興文教，宣城派大詩家施閏章（愚山先生）對鼎望及其二子（釗、鈖）極為欽重，譽為「三曹」，為之作詩序、撰上世行狀、作懷慕詩……而鼎望的知交等後來也就都是曹寅的知交，曹寅日後以幾千兩銀為施閏章刊刻了全集，以致施之文孫施瑮就跟隨了曹寅，感念至於切骨之深……。
試問：到底是誰「攀附」了誰呢？難道曹鼎望受施閏章那般欽重是因為攀附了內務府包衣曹姓的「關係」嗎？既雲治學，就不能信口胡柴，把自己尚未弄清的史實亂加歪曲。
王暢先生不僅僅功在破妄，而更在立真。他對這個主題所涉的資料作了全面的掌握，並且又作了自己的「開發性」的研究工作。這一方面的貢獻，更是值得大書一筆。
我素來的主張是作序應該是「務虛」之事，即以敷陳「大義」為主；一實了就要與書的正文相「犯」而喧賓奪主。故原不擬多涉實例。但這次也想協助讀者以窺豹一斑為快。我舉書內的「兩個曹俊」這一問題為例。
原來，雪芹祖籍有兩派主張：一曰河北豐潤說，一曰遼東遼陽說。前者實謂明初此一曹氏支派由豐潤遷往遼東之鐵嶺，而後遞遷遼、沈地區；而後者則謂祖籍只在遼陽，與豐潤斷然無涉。不過，它除了以此為由而否認「豐潤說」之處，卻又承認還是有個「入遼」的始祖——此已自相矛盾。它尋「著」的這個始祖就叫曹俊。依據是遼東五慶堂曹氏家譜載有第二代祖中有一曹俊，而舊年遼陽出土過一塊「壙記」，中有「曹俊」之名，其女嫁於孫門。於是「遼陽說」者的主要代表人物著書立說，便執此以為「確據」，宣稱那個遼陽曹俊即是雪芹上世「入遼」之祖，——而且還以為此曹俊曾任瀋陽指揮使，此乃考證雪芹家世的「一大重要發現」，云云。
可是一看本書時，王暢先生卻把事情梳理得宛如涇渭秦楚一般分明——
（一）「五慶」曹俊是瀋陽人，「壙記」曹俊是遼陽人，沈地者無一字及遼
，遼地者無一字及沈。
（二）「五慶」曹俊任過指揮使，職位非低；「壙記」曹俊並無職銜（一個指揮使是當時必當書明的文例）；
（三）兩個曹俊的年代輩份，前後相去了兩三世（即譜牒中所謂的「世」代）之多，依一般常情來說，相差兩三輩就是相距大約六七十年以上的光景了。
王暢先生在考列了以上三點之後，方才下結語說：這樣兩個同名者（中國歷史上同姓名之例那是太多了）被「考」成是一個人，誤認了一個「入遼始祖」，而自以為巨大成果，並以此來否定別人的考證。那麼，僅僅就此一點來論，「遼陽說」的立中基點，又究竟何在呢？
即此一例，嘗臠知味足矣，不必再問全鼎了——全鼎中類似這樣的架空的、混亂的、完全不能成立的「考」「論」，在在皆是——構成了本書糾駁的主要篇幅。
這樣看來，在本書這座「秦鏡」的鑒照之下，那種自號「百世不可移也」與人號「石證如山」的祖籍「遼陽說」，十數年來煊赫流行的，原來就是這樣子一個訛謬多層、破綻百出的考證，是經不起像王暢先生這樣的學者出來一加核訂的。
本書是亦破亦立，即破即立。破立之際，廣徵博引，言必有據，其設注之精密，全依國際學術著作的通例，一絲不苟，供人覆按，以昭信實。這本身即是學術的道德與品格，說明著者的學力之深厚與忠誠。而且無論是破是立，看他運用文獻史料，真如李光弼來將【動詞：統帥，指揮】郭子儀軍，一經號令，精彩十倍，令人折服。
然而我也念及司馬溫公曾歎《資治通鑒》成後，能耐心通讀一過者，竟無一人。若拿本書比《通鑒》，自然不必（但同屬史類），不過我也要說，恐怕真能耐心肯予卒讀，也是件不易之事。正因此故，我方不避絮煩，在此多說了一些雜感，其中用意之一端也正有喚起讀者興趣與耐心，望他竟卷而卒讀的心情。
粗結一下我對本書的觀感，認為至少有以下幾大優點：
一、翔實的確，並無空談虛論。「一步一個腳印」，斑斑留與讀者學人覆按、細審、嚴比、深思——此即示人以治學之正道的極好範本。
二、條條項項，一概憑的是擺事實，講道理。花招巧辯，詭辭奪理，絕不許其存在惑人欺世。這於端正學風，大有裨益。
三、破就破得搜根兜底，淋漓盡致，是非真妄之辨，決不含渾首鼠，使人眼目光明，胸懷洞徹。
四、立就立得細緻周詳，光明磊落。著者確立「豐潤說」時，不但列舉直接力證，而且還作出新的線索之發掘，例如考察康熙保母、曹寅萱堂孫氏夫人究為誰家之女，首先提出了正白旗包衣人孫得功的家世與曹氏的種種密切關係的問題〔（１）〕。又如豐潤曹與內務府曹同時參與山西平叛而得陞遷的史跡，並且考明瞭力薦豐潤曹的是當時順天府巡撫（例駐遵化州，即豐潤之北鄰，亦轄豐潤）宋權——其子宋犖即與曹寅為詩文友而又同在江寧做官。（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繼續深入研尋，還會發現兩曹之間各種公私關係與血緣聯繫，）
五、立說與考辨，必引史料依據原文，交代出處，決不厭繁。除了一點耐心也無有的人不願盡覽者外，凡屬學人都會感到這種徵引是一種自己辛苦、與人方便的學術功德，令讀者有一編在手、無假他求之樂。
六、文風的醇正。著者在論辯之際，不管對象的論點與文字是多麼超出學術範圍，多麼可笑可訝，他也不會「光火」「動意氣」「以牙還牙」，而總是一味講理立證，此外絕不見一字一的雜言穢語，譏嘲諷刺。這是表明一位真正學者的可貴品德的標誌，老實忠厚的仁人君子的本色（足使有些人對之反省生愧的吧？）。
末了，畫蛇不妨添足，我還真盼望這部書能引起學者思索：「紅學」的生命是「學」，而不是別的，這一學科的諸多課題，內涵豐富，若都能在本書的「總結性」帶頭之下，提醒大家都仿此體例而各佔一個題目，作一次到目前為止的總梳理，總展示，那將是造福「紅學」、嘉曹士林的一大功德勝業。或者，若一時無人響應，就由王暢先生再接再勵，計劃一套這樣的叢書，那就更好了。
不知此意當否？企予望之矣。
「是為序」。序者，引也。「引而不發，躍如也。」其能「發」者，端屬王暢先生的椽筆，請君矚目。
周汝昌
草訖於乙亥十一月二十日燈下
註：
（１）康熙時平定噶爾丹叛亂之戰役，延及雍、乾時期，為清史上一件大事，而曹家本身與其重要親戚，莫不與此役曾有密切關係，即在《紅樓夢》中亦有曲折反映（可參看《燕京學報》１９９５年第１期拙文《曹雪芹〈紅樓夢〉之文化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