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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祭祖說到祖籍
我自幼在外祖家長大, 每年春節祭祖時, 除祖宗堂常年安置的外曾祖以下的照片與神主外, 還要把平日收捲著的一幅立軸張掛起來, 那上面畫的是再上三代的先祖。這個不大的祖宗堂雖比不得「寧國府除夕祭宗祠」一回描繪的「上面正居中, 懸著寧榮二祖遺像」,「兩邊還有幾軸列祖遺影」那麼神氣, 但恭筆重彩的畫像一張掛, 加以燭光閃爍香煙繚繞, 頗能渲染起一重禮樂氛圍, 讓我這個小孩子感到頗具神秘色彩。掐指一算, 當年外祖家僅祭了上四代祖先。
從日本友人處得知, 日人也祭祖, 但只祭自己見過的祖先, 他們以行禮、上供、擦洗墓碑來寄托思念之情。對沒見過的祖先既無從思念, 當然也就不在祭祀之例了。
祭祖, 祭到哪一代為止?不僅中國和日本不同, 同是中國人, 也各家有異。我想那個「瞪著眼睛道: 我們先前——比你闊得多啦! 你算是什麼東西! 」的阿Q 先生, 他祭祖時, 一定是從那個最闊的祖先祭起, ——如果他真的姓趙, 無疑要從趙公元帥(趙公明) 祭起了。
由此可見, 祖宗原是個外延可以無限延伸的概念, 天外有天,祖上有祖, 一無止境。祖宗的外延既不確定, 祖籍當然也漫無邊際。查了查幾部常用的詞書, 祖籍詞條下的釋義分別是:
「原籍」
——《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73 年版
「祖先居住占籍的地方」
——《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 年版
「清制, 凡入籍他省者, 以其原籍為祖籍, 而以入籍之省為寄籍。出仕者, 祖籍寄籍一體迴避。」
——《辭源》商務印書館1915 年版
以上三部辭書對「祖籍」一詞的界定, 都反映了「祖籍」一詞的內涵具有相對性與可變性。「祖籍」的前身是「寄籍」, 寄籍日久便轉化為祖籍, 因而「祖籍」的詞義概念具有極大的模糊性, 不確定性。其所以不確定, 首先是「祖籍」中的「祖」的外延不確定, 它可以上溯至明清, 也可以上溯至唐宋以至殷周。其次「祖籍」中的「籍」也是個模糊概念;《辭海》對籍的釋義是:「籍貫。如原籍; 寄籍」。而對籍貫一詞的釋義又是:「一個人的祖居或出生的地方。」「祖籍」一詞既然是由一個外延不確定的「祖」和一個外延不確定的「籍」集合而成,「祖籍」一詞就從先天上帶來了模糊與不確定。
斷定一個人的祖籍在哪裡, 其前提是先要把「祖」確定在哪一代上, 再把「籍」定在哪一義上。再者,「原籍」與「寄籍」也都是不確切的相對概念, 如果從北京猿人的家鄉周口店算起, 那麼只有今天仍舊住在周口店的人的祖籍與寄籍是一致的, 或者說只有祖籍沒有寄籍。你遼陽也好, 豐潤也好, 都只能算個寄籍。可你要再上溯到元謀猿人, 那就連周口店也只能算作寄籍了。
具體到曹雪芹, 如果把他的「祖」定在曹寅這一代, 祖籍當然就是遼陽(千山) , 再上溯到曹璽、曹振彥、曹錫遠, 也還是遼陽。不過要上溯到宋初的曹彬, 那祖籍就成了「真定靈壽」, 再上溯到漢末的曹操, 便又成了「譙」(安徽亳縣) , 再上溯到漢初的曹參, 又成了江蘇「沛」縣。１
祖籍, 祖籍, 飄忽不定的祖籍, 你引出了多少無味的是非, 又耗用了多少寶貴的紙張, 多少人為你橫眉怒目, 多少人為你激發肝火, 又使多少個旁觀者投以白眼, 發出笑聲, 到頭來, 它竟是一道擁有無窮多解的不定方程!
二、托爾斯泰傳與曹雪芹的祖籍
托爾斯泰傳與曹雪芹的祖籍可謂風馬牛不相及, 可一談曹雪芹的祖籍, 我立即就聯想起那本十多年前看過的《托爾斯泰傳》, 因為當年看這本書時曾經聯想起曹雪芹, 和見記於《遼東曹氏宗譜》的曹錫遠、曹振彥、曹璽、曹寅、曹..與曹 , 這幾代曹雪芹的先世。這記憶至今仍刻印在腦海裡, 久久不忘。
這本《托爾斯泰傳》的作者是英國人艾爾默·莫德(Aylmer Maude 1858—1938) ２, 他是列夫·托爾斯泰的生前友好, 小托翁30 歲。他是「幾乎全部」托翁著作的英文譯者, 因此他寫的《托爾斯泰傳》具有極大的權威性。《托爾斯泰傳》的第一章「祖先與家世」,是從托翁上世第五代祖先彼得·托爾斯泰談起的。生於1645 年的彼得·托爾斯泰深得彼得大帝的寵信, 獲封伯爵,「擢升為樞密院的首腦」, 是「實際上統治俄羅斯的最高樞密院的七個大臣之一」。他後來在彼得大帝死後的1727 年的一場權利鬥爭中失敗, 被撤職削爵, 流放到白海中一個島上的修道院中死去。直到1760 年, 他的孫子安德魯·托爾斯泰恢復了伯爵稱號, 安德魯的兒子伊利亞也承襲了伯爵稱號, 但為時不久伊利亞即在一場政治傾軋中被撤職。伊利亞生下的尼古拉則先任軍職, 後以中校軍銜退役改任文官, 列夫·托爾斯泰就是這位退役軍官在1828 年生下的最小的兒子。
當我們把托爾斯泰的上世和曹雪芹的上世加以對照後, 就會發現這兩個家族存在著一定的共性, 首先是他們的上世都有過「呼吸通帝座」的輝煌, 其次是也都有過宦海沉浮翻觔斗的經歷。現將曹、托兩家的世系排比對照如下:
曹錫遠——彼得·托爾斯泰
曹振彥——E E ·托爾斯泰
曹 璽——安德魯·托爾斯泰
曹 寅——伊利亞·托爾斯泰
曹..、曹 ——尼古拉·托爾斯泰
曹雪芹——列夫·托爾斯泰
《托爾斯泰傳》言及托爾斯泰的上世至彼得為止, 言及彼得之前有一段不到200 字的彼得以上的先祖的傳說, 但作者認為:「這個故事是否真實還是一個疑問。但無論如何, 彼得·托爾斯泰生於1645 年, 是一個俄羅斯人, 在政府中擔任過顯要的職務, 卻是實實在在的。」
該書的第一章「祖先與家世」的最後一節, 還對托爾斯泰的上世做了如下描述:「現在把我們所知道的托爾斯泰的長輩總結一下: 他父母兩家的人, 都既不同情於繼亞歷山大一世初期的自由主義傾向以後的反動的君主專政的統治, 也不贊同對待農奴的殘酷的辦法。..」「在托爾斯泰的父母和祖父母家裡, 都瀰漫著強烈的家庭的愛, 甚至他們死後, 托爾斯泰的性格還是在富有濃厚的愛的氛圍中成熟的。他的很多最強烈的愛憎都不是他自己所獨具的, 而為這個家庭的旁的成員所共有。」
從以上兩段引文來看,《托爾斯泰傳》的作者艾爾默·默德所以將托爾斯泰的上世寫到彼得為止, 一在求其真實性, 二在求其有的放矢, 因此只談與作家思想、性格形成和與作品的主題思想、創作方法、藝術風格形成有關的祖先與家世, 不冗述枝蔓, 不搞沾不著邊的煩瑣考證。應該說, 此一做法是世界通行的研究作家與作品的正道, 既適用於托爾斯泰, 也適用於曹雪芹。
曹雪芹出身於內務府包衣世家, 開始歸旗的是他的五世祖曹錫運(原名寶, 字世選) , 明末任職瀋陽中衛指揮使, 後金天命六年(1621 年、明天啟元年) 努爾哈赤攻破瀋陽城, 曹錫遠及其子振彥投降後金, 從此歸入包衣旗籍３。周汝昌先生的《紅樓夢新證》第二章第二節「遼陽俘虜」談到這段歷史, 並論證了滿洲包衣並非漢軍。就在這一節中, 當他談到「曹家由『包衣老奴』如何漸漸有了出身」以後, 隨即寫下了這樣一段話:「關於曹家的出身, 至多能說到這裡。再想深求, 恐怕就要作成一篇『八旗起源考』了, 而且那於曹家反要離題更遠罷」。
我非常同意周先生的不要離題更遠的主張, 不僅有關八旗起源之事無庸枝蔓, 曹雪芹的家世也無須追到曹錫遠以上; 搞清楚曹錫遠何時歸旗, 緣何歸旗, 以及如何從包衣老奴漸漸有了出身, 這便足夠了。如此則《遼東曹氏宗譜》、《八旗滿洲氏旗通譜》和幾部「地方志」所記的「世居瀋陽地方」、「奉天遼陽人」、「著籍襄平」, 已經明確地指示曹雪芹的祖籍是遼陽。如果誰要再往上窮追, 追上十代八代以至百八十代, 甚至一直追到周口店, 要麼他有著生就的考據癖, 要麼就是目的並不在研究《紅樓夢》與曹雪芹, 另有其不好意思說出口的打算了。《紅樓夢》第一回中跛足道人解說《好了歌》時說:「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 便不好; 若要好, 須是了。」曹雪芹祖籍問題要有一個好的了結, 就是應了結在曹錫遠這一代, 從地點上說就是應了結在遼陽。誰要想一路窮追到周口店, 也將一任其便, 因為如此窮追實已超過了紅學範疇, 進入家譜學、種姓學領域, 成為一種越界錯位的走火入魔, 這便有如錢鍾書先生在《釋文盲》一文中引聖佩韋(Sain te2Beuve) 在《月曜論文新編》第六冊中說的:「學會了語言, 不能欣賞文學, 而專做文字學功夫, 好比向小姐求愛不遂, 只能找丫頭來代替」。不過從某一角度來說, 丫頭也確有可代替小姐之處, 可對曹雪芹祖籍的一路窮追, 追出了紅學的邊, 那也就沒有任何「紅學」價值可言, 連丫頭都不如了!
三、為什麼說「早有定論」
1996 年第3 期《作品與爭鳴》刊載王屋山的《紅學研究的新波瀾——關於「新豐潤說」的爭論》一文, 未指名的對我在1996 年3月29 日召開的「關於曹雪芹祖籍、家世和《紅樓夢》著作權問題」研討會上的發言興師問罪, 先將我列入「並不失一個正直學者」之外的「與會者」, 說我的發言只是「罵幾句街, 再引用幾句名人的話, 或玩弄一點『雜文筆法』, 而無任何一點學術研究內容。」因而必須開除我的「學者」籍和「正直」的人籍。
這位王君極其憤怒地斥責和質訊我, 寫下了長長的一段責難之詞:
說什麼「曹雪芹的家世、祖籍」等「都已早有定論」, 是哪家的「定論」? 自封的「定論」能算作「定論」嗎? 請這位先生翻一翻《辭海》, 你那「定論」是否與之相符? 其實誰都知道, 曹雪芹祖籍問題至少有「豐潤說」與「遼陽說」兩說爭論不休, 迄無定論, 不知此說「早有定論」早自何時?這種「早有定論」說是否也是「出於對紅樓夢研究史的無知」或「也是對於文史領域裡的常規知識的無知」? 如果這位先生不肯認賬的話, 那麼又究竟是誰「導出了一場人生的笑劇」? ⋯⋯又究竟是誰在「向壁虛構、信口雌黃」? 把一些名人的話驢唇不對馬嘴地附會在自己的輕薄上, 看似俏皮、機智, 卻實在令人脊骨冒涼氣。嗚呼, 哀哉! 這是「學術研討」? 如果說這只是一種「喬張致」的模仿魯迅「雜文筆法」, 卻可惜是用錯了地方。學術研究如果只是罵幾句街, 再引用幾句名人的話, 或玩弄一點「雜文筆法」, 而無任何一點學術研究的內容, 那麼這種「學術探討」實在是「等而下之」的了。中國的學術研討搞到這種境地, 豈不悲哉! ４
面對這老大一頓斥責, 我當然要正面給予回答。雖然日前已與王君在北普陀影視城幸會一面, 彼此道過寒暄, 但當時我並未見到他這篇大作, 所以千萬別誤以為我的握手寒暄是對「早有定論」說的「不肯認賬」, 是以握手言歡的方式打馬虎眼開溜。以下我便鄭重地回答我為什麼說「早有定論」? 定論又「早自何時」?
首先要加以說明的是王君並未參加3 月29 日的會, 他之所以斥責我, 只是針對我的那篇刊登在95 年第3 期《紅樓夢學刊》上的《漫談紅學考據》一文, 這篇文字是以我在會上的發言加以整理、補充後寫成的。我在會上發言一開頭就聲明了「同意各位已講過的,不想再做重複」, 這句話在整理時並未納入。我之所以要補敘這一句, 原因即在會上老友劉世德也發了言, 他的發言後來以《學術研究要尊重事實, 尊重材料》為題, 和我那篇遭王君怒斥的文章登在同一本《紅樓夢學刊》上, 想必王君也是看過的。在這兒我要大行文抄公之技, 引一段劉世德兄的文字, 談說一段三十多年前我們一起在文華殿行走, 籌辦紀念曹雪芹逝世200 週年紀念展覽會時的往事:
對紅學家來說, 我談的可能都是一些常識性的問題, 但這些問題在新聞界老是解決不了, 所以我認為有些話還非講不可。我認為曹雪芹祖籍是遼陽。一九六二年, 我參加籌備曹雪芹逝世二百週年展覽會的工作, 展覽會上的說明文字是我寫的,材料上明確地寫著曹雪芹祖籍是遼東。當時展覽會展出了《遼東曹氏宗譜》。為了尊重學術界的意見, 展覽會籌備過程中還就曹雪芹生卒年問題舉行了討論會, 並在展覽會上將兩種意見都擺了出來, 而在祖籍問題上大家意見是一致的,認為是遼東人。我認為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現在又提出豐潤說,而且電視片中還說「豐潤說」一提出, 各種辭書都寫上了, 這完全不符合事實。說此話者請舉出, 在文化大革命前哪一部辭書接受了這種觀點?
在五六十年代,在各大學的教科書和辭書上,沒有一家接受豐潤說。甚至連周汝昌先生當時工作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在書的前頭有一個關於本書作者的介紹,也沒有接受豐潤說。說什麼「豐潤說」被普遍接受,一直到馮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出版才有不同意見, 我認為說這話的人根本不瞭解情況。什麼時候接受豐潤說呢? 有, 是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紅樓夢新證》被印成大字本, 這個消息傳出去, 周汝昌先生的一些看法才開始流行, 於是一些學校印的內部資料裡說曹雪芹是豐潤人。那時傳出一句最高指示, 說毛主席不知在什麼場合對吳德同志說了一句, 曹雪芹是你們豐潤人。從這以後,「豐潤說」被重視起來。」(以上引文詞句下的著重號系筆者所加)
以上所引除足以說明遼東說「早有定論」外, 也回答了王君的「早自何時」的質訊, ——遼東說是早在1962 年便已成定論了。只是到了那黑白顛倒的史無前例的大革文化命的時代, 連文化都可以被革掉了命, 紅學界一般臭知識分子間議出的定論當然可以推翻, 更何況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一句話抵一萬句」呢! 就是因為有了這麼一句最高指示, 文革期間編纂、1979 年出版的新版《辭海》的「曹寅」詞條下有了「原籍豐潤」之說,「曹雪芹」詞條則僅言「滿洲正白旗『包衣』人」。
以上所引劉世德兄的文字, 已可充分解答「早有定論, 早自何時?」的質訊。在此我不禁要反問一下王君, 你既看過這期學刊, 何以還要就此已有明晰解答的問題向我提出質訊呢? 至於接下來向我質訊的「究竟是誰『導出了一場人生的笑劇』?」「又究竟是誰在『向壁虛構、信口雌黃』?」我想對這兩訊我已無須再做正面回答了,看過上文都能明白「導出了一場人生的笑劇」和「向壁虛構、信口雌黃」的都不是我, 也不是主張遼東說的人。是誰? 紅學界內外的廣大公眾自會給他一個公正的對號入座的。
世界上已有定論之事多矣, 譬如地球是圍著太陽轉的, 人是由古猿進化來的, 但不相信這定論的人仍然有, 今天仍舊有人相信太陽圍著地球起落, 仍舊有人相信上帝造人。因此, 王君之怒斥「早有定論」之說是有社會基礎的, 他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宣告並無定論, 你雖有定而我無定, 我尚未投認定票, 你憑什麼說「已成定論」呢? 反正你擺出了再多的證據, 我還只認定曹雪芹祖籍在豐潤、豐潤, 除了豐潤還是豐潤。
我在提交』96 遼陽全國紅樓夢學術研討會的論文《談模糊紅學》一文中曾說:「『豐潤曹』之說雖謬, 但終歸不在反動之數, 因而即使你開來一台推土機, 它也仍會賴地不走的。更何況現代人尊奉的信條已是『一不犯法, 二不犯傻』, 只要不觸犯刑律, 管它什麼道德良心。於是笑罵任他笑罵,《曹雪芹祖籍在豐潤》一類的書還將一出再出, 一版再版, 曹雪芹家酒也仍然照賣照喝。我不犯法, 爾等奈我其何?! 」
對於此等人, 我當然無可奈何! 王君盡可以高呼勝利, 至少是精神勝利了!
四、關於「雜文筆法」
王君以「雜文筆法」和「無任何一點學術研究內容」為我戴上了一頂「等而下之」的桂冠。我想, 有無學術研究內容應由學刊的廣大讀者去判定, 我無須做答, 至於「雜文筆法」, 倒是一則好話題。近年來, 年逾花甲的我仍被挽留在崗, 這便使我多了一點倚老賣老的本錢, 得以偷閒讀書, 尤其是多看了些我所欣賞所偏愛的魯迅先生、知堂先生、默存先生之作, 自覺受益匪淺。我生性痛惡為聖賢立言的八股, 一貫主張講自己的話, 因而絕不想模仿任何人。但看得多了自然會受到影響, 一如知堂先生在《國粹與歐化》一文中說的:「模仿都是奴隸, 但影響卻是可以的。」王君斥責我「引用幾句名人的話」,「不錯, 話是引了, 只是我的出發點並不在其是否名人,而在那些話的確講得明白、透徹、痛快淋瀝, 我又何樂而不引呢?一如知堂先生在《永日集》的序中說的:「文字本是由我經手, 意思則是我所喜歡的, 要想而想不到, 欲說而說不出的東西, 固然並不想霸佔, 覺得未始不可借用。」知堂先生是慣用「六經注我」筆法的大家, 可我只不過是聽其自然的歪打正著罷了!
我想, 我之遭王君怒責, 並非緣於雜文筆法, 而在他所說的「用錯了地方」, 如也像他一樣推崇豐潤說, 排斥遼東說, 他非但不會怒責, 甚至還會為我披上一襲某某集團恩賜的黃馬褂。
王君說我「把一些名人的話驢唇不對馬嘴地附會在自己的輕薄上」, 這話實在是說顛倒了。我之所以為王君怒責, 看來確是將一桿桿鋒利的投槍投中了驢唇與馬嘴。我倒要反問一下王君, 在我的筆下, 到底有那一點驢唇不對馬嘴?
魯迅先生在《什麼是「諷刺」?》一文中說:「諷刺的生命是真實:不必是曾有的實事, 但必須是會有的實情。所以他不是『捏造』, 也不是『誣蔑』; 既不是『揭發陰私』, 又不是專記駭人聽聞的所謂『奇聞』或『怪現狀』。」電視裡連天播映的曹雪芹集團推銷曹雪芹家酒的廣告已成「實事」, 雖然誰也說不清到底是死去的曹雪芹先生復活了, 他不甘於黃葉村著書的寂寞, 於是下海經商, 開設了這家以自己姓名為名的集團公司?還是兀地鑽出個李鬼來, 假冒李逵行翦徑之事? 不管是哪一原因, 這事實已足以令人擔心, 擔心再出現林黛玉集團泡製的林黛玉減肥茶、薛寶釵集團泡製的薛寶釵冷香潤膚蜜, 秦可卿集團的秦可卿內衣、尤三姐集團的尤三姐文胸, 這難道不都是「會有的實情」嗎?! 難道非要讓一部偉大的名著《紅樓夢》和一個偉大的作家曹雪芹沾滿銅臭, 才允許人來敲響警鐘嗎?!以前報紙上曾經報導過西方國家的老闆們曾推出羅米歐吊襪帶和朱麗葉胸衣, 但還沒聽說過什麼莎士比亞集團, 因為西方商人還不敢冒然侵犯國寶級大作家的姓名權, 雖然莎士比亞1616 年即已過世, 比曹雪芹過世早上一個半世紀, 距今整整380 年, 遠遠超越民法的實效期, 但西方商人還懂得褻瀆歷史文化名人是會激起公憤的, 不像我們這裡某些人的無法無天!
不錯, 我的文字大抵有點得罪人, 同時我也沒有忘記魯迅先生在《從諷刺到幽默》一文中說:
「因為所諷刺的是這一流社會, 其中的各分子便各各覺得好像刺著了自己, 就一個個的暗暗的迎出來, 又用了他們的諷刺, 想來刺死這諷刺者。最先是說他冷嘲, 漸漸的又七嘴八舌的說他漫罵,俏皮話, 刻毒, 可惡, 學匪, 紹興師爺, 等等, 等等。」不過, 在回想這段話時, 我的耳邊還迴盪著魯迅先生在《再論「文人相輕」》中說的另一段話:「既然還是人, 他心裡就仍然有是非有愛憎⋯⋯文人不應該隨和, 而且文人也不會隨和, 會隨和的, 只有和事老。」想來想去我還是情願受王君的怒責而不願做和事老。當我看到野雞拉客, 我還是只會說「野雞來拉客」, 不會說那更為中聽的「姑娘勒浪做生意」, 其結果便是被王君打入另冊, 為其列入「正直學者」之外的「與會者」。至於王君說看了我的文字後使他「脊骨冒涼氣」, 這倒盡在我的初衷之內, 我早在《談模糊紅學》一文中就說了:「對此輩『真正的善人』不能止於說理辯訛, 那樣並無涉其痛處,要緊的是在其痛處施以強性藥劑, 讓他發出一身冷汗, 或可將體內的濕毒散盡, 終至全身康復, 這才是真正的治病救人。」
這也如魯迅先生在《什麼是『諷刺』?》一文中說的:「諷刺作者雖然大抵為被諷刺者所憎恨, 但他卻常常是善意的, 他的諷刺, 在希望他們改善, 並非要捺這一群到水底裡。」
最後, 請王屋山君接受我向他伸出的善意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