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創作心理研究
在《紅樓夢》研究中,我們經常會說:曹家不幸國家幸。百年望族的曹家從毀滅中孕育出這樣一位與天地共存、與日月爭輝的偉大作家,該是中華民族的驕傲和榮幸。如果我們進一步問:我國封建社會的破落子弟代出不窮,為什麼只有曹雪芹才寫出《紅樓夢》?可以想見,探索的思路會是很多的。這裡,我只想從心理學的角度去分析曹雪芹的人生體驗,以期進一步瞭解曹雪芹深邃的內心世界。
從心理學上說,文學作品是作家體驗的表述。而作家的人生體驗就是作家關於人的生命存在意義的審美把握。它作為一種心理活動有三個特性:一是指向人的生命意識,也就是指向生命的意義、目的和價值;二是具有審美的性質,也就是有情感的參與;三是以經驗為基礎的,也就是對經驗過(包括認識過)的事物的追憶和省悟。當一般人經歷家庭破落時,他們從中得到的也許只是一種人生經驗,而曹雪芹卻在對這種人生經驗的反覆追憶中獲得豐富、深刻的人生體驗。
秦淮風月憶繁華 ———曹雪芹的缺失心理體驗
《紅樓夢》創作的第一個心理動機,是源於曹雪芹的缺失心理體驗。
作家的缺失心理體驗,指的是作家處於生存中的某種缺乏或痛苦之中而產生的關於人生的意義、目的和價值的審美把握。從心理學角度說,人在缺失狀態下會使機體失衡,於是人的機體就會產生一種要求重新取得平衡的內驅力,即產生解除某種缺乏的動機。如人體內缺水,就會產生喝水的動機。作家處於生存中的某種缺失,有的是物質的,但更多是精神的,或者是兩種缺失兼而有之。這種缺失體驗很可能形成作家文學創作的心理動機。
我們看曹雪芹人生的三段經歷:
第一階段———在康熙的整個年代,是曹家富貴榮華的黃金時期。先是曹雪芹的曾祖母孫氏選入宮廷當康熙帝玄燁的保姆。康熙即位後,就派其曾祖曹璽為江寧織造,這是內務府的肥缺,它除了為宮廷置辦各種御用物品外,還負有瞭解江南吏治民情的重要使命,是個官階不高卻有錢有勢的要職。祖父曹寅做過玄燁的伴讀與御前侍衛,後也任江寧織造,兼任兩淮巡鹽監察御使,極受玄燁寵信。玄燁六下江南,其中四次由曹寅負責接駕,並住在曹家。曹寅病故,其子曹禺頁、嗣子曹兆頁先後繼任江寧織造。他們祖孫三代四人擔任此職達60年之久。在這期間,與他們的親戚———蘇州的李煦、杭州的孫文成,「連絡有親,至相遮飾扶持」,以皇帝親信的身份成為江南政治、經濟、文化的要員。曹雪芹幼時就是在這「烈火烹油,鮮花著錦」的貴族生活中長大的。
第二階段———隨著康熙皇帝的壽終正寢,雍正皇帝的登位,由於最高封建統治階級內部政治鬥爭的牽連,這個「鐘鳴鼎食」之家遭到了一系列的打擊。13歲的曹雪芹,從此結束了「錦衣紈誇,飫甘饜肥」的生活。全家於雍正六年離開金陵,遷回北京。曹家失去了皇恩浩蕩的盛世,失去了秦淮風月的繁華。然而,對於當時的曹雪芹來說,失去的只是物質的依托,得到的卻是精神的財富。因為在京中石虎胡同的右翼宗學裡認識了敦敏、敦誠兄弟倆,他們稱頌雪芹的「傲骨」:「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見此支離……」他們讚賞雪芹的才識:「愛君詩筆有奇氣,直追昌谷破籬樊」。正是這份可貴的友情,使雪芹潦倒的青年時代還能感受到一種溫馨,一種富有。
第三階段———大約在乾隆十九年,右翼宗學改組,雪芹的生活沒有著落,只得從城內遷居到西郊山村。這時的物質生活是「舉家食粥酒常賒」、「日望西山餐暮霞」;這時的精神生活是「寂寞西郊人到罕,有誰曳杖過煙林」?這種物質和精神的雙重缺失,強烈地喚醒了貯藏在曹雪芹心中的記憶。於是,第一階段江南的繁華,第二階段精神的富有,一切逝去的都在追憶中變得可愛。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說:「時間是一個最好的過濾器,是一個回想和體驗過的憶想的最好洗滌器,不僅如此,時間還是最美妙的藝術家,它不僅洗乾淨,並且還詩化了回憶。」１然而,這些詩化了的回憶往往又與眼前的現實形成強烈的對比,於是產生一種回憶幸福、生成痛苦的循環:現實的缺失、痛苦讓人回憶往昔的幸福、快樂,而往昔的歡樂、幸福又反襯著眼前的淒涼、痛苦。正如美國傑出的女詩人狄金森所寫的詩:「假如我沒有見過太陽,我也許會忍受黑暗,可如今,太陽把我的寂寞,照耀的更加荒涼。２」
我們從《紅樓夢》第一回甄士隱對空空道人「好了歌」作的註解中可以看到,這種強烈的對比怎樣撞擊著曹雪芹的心靈世界,怎樣激發著曹雪芹的缺失體驗:
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樑,綠紗今又在蓬窗上。說什麼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埋白骨,今宵紅綃帳底臥鴛鴦。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正歎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訓有方,保不定日後作強梁;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煙花巷!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做嫁衣裳。
在這裡,每個分句,就是一個繼時性的鮮明對比的生活情景,這些對比的生活情景,使曹雪芹在缺失境況中不斷追憶幸福,又不斷生成痛苦。正是這種痛苦的心理體驗,使曹雪芹的思維和想像格外活躍起來,既想努力去發現遺憾和痛苦的原因,去深入地思考過去,追憶過去,去挽回一個逝去的世界;又想去尋覓希望,去創造一個新的世界,以期解除缺失狀態,恢復心理平衡。可以說,曹雪芹的創作衝動就是源於這種幸福與痛苦的強烈對比。
出於這樣一種創作衝動,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就是為了再還給自己一個完整的夢,一個和當初一樣完好的夢。在對往日豪奢引以為榮的點滴描述中,是作者那在現實生活中受到壓抑的情感的渲洩;在大觀園姐妹們那無憂無慮、無拘無束的歡宴、詩會的描寫中,是作者那隱隱作痛的往事不可追的心情。護花主人在《紅樓夢》第一回評曰:「悼紅軒,似即是怡紅院故址。當是曹雪芹先生曩年目擊怡紅院之繁華,乃十年之後,重遊舊地,風景宛然,而物換星移,園非故主,院亦改觀,不禁有滿目山河之感。故題其軒曰悼紅,以見鳥啼花落,無非可悼。」我們先不管「悼紅軒」是不是怡紅院故址,關鍵的是護花主人準確地描述出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心理流程,可謂能解其中味者也。乾隆二十六年初秋,敦氏兄弟來西郊看望曹雪芹,見到他的生活窘境,不勝感慨,敦敏寫下了《贈芹圃》云:「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風月憶繁華」。描述的也是一種同樣的心理活動:在缺失中回憶「豐富」,在現實中再造夢想,在「悲遇合」中「憶繁華」。
然而,曹雪芹的偉大並不在於他如何咀嚼自身缺失所造成的痛苦,而在於他超越自身具體的缺失,進而感悟到更為普遍的缺失和痛苦。他在經過艱辛的人生實踐和體驗之後,背負著一腔人類痛苦「將悲歡離合炎涼世態的一段故事」留給後人。他在作品中所表現的已經不僅僅是一己家庭之盛衰榮辱,而是關於世界盛久必衰、榮辱更替、週而復始循環的大徹大悟:「春夢隨雲散,飛花逐水流;寄言眾兒女,何必覓閒愁。」人生就是這樣,似春夢,如飛花,有缺失,有痛苦,而生命原是要不斷地受傷和不斷地復原,世間的「眾兒女」何必再為這有缺失的人生「覓閒愁」!叔本華在講到個體的痛苦體驗時曾說,那些能使我們敬重的不幸者是這樣的:「他把他的生平當作一連串的痛苦來回顧時……他已把自己的痛苦看作整個痛苦的一個特例」,他「意識著一切生命的痛苦,不只是意識著自己的痛苦。但是,必須由於自己本人經歷的痛苦,尤其是一次巨大的痛苦,才能喚起這樣認識」３。曹雪芹的缺失心理體驗也正是如此,這種體驗的重要意義也正在於此。
無才可去補蒼天 ———曹雪芹的愧疚心理體驗
《紅樓夢》創作的第二個心理動機,是源於曹雪芹的愧疚心理體驗。
愧疚體驗是與自我評價有關的一種情緒與感受。當個體因自己的某種行為違反內心的道德準則而引起了愧悔、內疚、自責的心理反應時的體驗,就是愧疚體驗。作家也像常人一樣,當他在生活中違反了自己的某些道德準則時,愧疚之感就會產生。
我國溫帶大陸型的社會地理環境、農業型的自然經濟、家園一體的宗法社會,共同孕育出一種以倫理道德為規範的倫理型文化。在這樣的文化環境中,歷代封建統治者不約而同地以「三綱」「五常」牢籠人們的思想,造成普遍的心理壓迫,從而規範人們的行為,達到「國泰民安」。「三綱」「五常」的核心是忠、孝。對國家、對君王的忠,對祖宗、對父母的孝,製造的是對封建制度的向心力,所以,它也是維繫封建秩序的粘合劑。一旦有人違背或偏離了這一基本道德準則,就會遭到譴責,造成你的負罪心理,讓你承受精神的煉獄之苦。當曹雪芹在回首往事發現自己的某些行為違反了自己曾經接受的道德準則時,他的心理便負載著沉重的愧疚感。
在曹雪芹生平資料奇缺的情況下,要探討他創作《紅樓夢》時的愧疚心理,就不得不重視作品開端處作者的夫子細道。作者自云:
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識見,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以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誇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至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負罪固多,然閨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也。
這種愧悔之情、負罪之感看來並非虛擬,而是實在地壓抑著他的精神,籠罩著他的心理,並希求通過「編述」自己「半生潦倒之罪」聊以自慰,以校正自己的感情傾斜和心理失衡。難怪王國維先生從《紅樓夢》這部大悲劇中得出了「自犯罪、自加罰、自懺悔、自解脫」的結論。
可以看出,曹雪芹的悔罪意識主要來自兩方面的刺激:一方面是認為自己辜負了「天恩」,另一方面是認為自己辜負了「祖德」。第一回他借頑石之口曾表示由於「無才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而「自怨自愧,日夜悲哀」,其中包含著的就是作者老大無成的自我譴責,或者可以認為是後曹雪芹對前曹雪芹的「准自我否定」。弗洛伊德有一個觀點,認為罪過感是人人都有的。隨著人的年齡、閱歷的增長,人的社會化程度就越高。而人的日見其高的社會化進程從內在心理機制的動態化考察,即表現為「超我」對「本我」的日益擠壓並最終佔據優勢。「本我」即自由天性、本能欲求;而「超我」則是理性原則、公共規範。「超我」對「本我」的戰勝與否定,必然導致人的悔罪感、罪過感。寫作《紅樓夢》時的曹雪芹,畢竟不是八十回《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即令他傲骨猶健,但作為一個貴族出身的封建文人,恐怕也很難對家庭和個人的變故作出完全正確的解釋。如果他認為自己早年那種「錦衣紈誇」「飫甘饜肥」的時日是「賴天恩」所獲得,也不致使我們驚怪;然而,自己卻「半生潦倒」、「無才補天」,為此羞對「天恩」,當然就要「自怨自愧」了。至於背負「祖德」,那更是一種直接而沉重的倫理情感的壓迫。在宗法社會裡,「不肖之子」可是個不小的罪名。曹雪芹的朋友張宜泉在《春柳堂詩稿》中說他「素性放達」,乾嘉時的經學家宋翔鳳說他「素放浪」,曾被其父「鑰空室中」三年,這些軼聞野史至少說明曹雪芹青少年時是個不守繩墨的人。《紅樓夢》第三回寫王夫人對剛進賈府的林黛玉說: 「我就只一件不放心:我有一個孽根禍胎,是家裡的『混世魔王』。」深知曹雪芹的脂硯齋在「孽根禍胎」處批道:「四字是血淚盈目,不得已、無可奈何而下,四字是作者痛哭。」聯繫作品中對「父兄教育之恩」與「師友規勸之德」的點滴追憶,我們不能否認,作者在寫《紅樓夢》時對他早年的放蕩不羈、「背父兄教育之恩」是痛悔內疚的。同回中的《西江月》二首,是作者為寶玉畫像:「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淒涼」;「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可憐辜負好時光,於國於家無望。」聯繫第一回的作者自白,我們認為這裡不無曹雪芹的自嘲與苦笑,他舉重若輕,把凝積心底的自責與愧疚,故作輕鬆之筆,以謔語出之。為什麼「蓬牖茅椽,繩床瓦灶,並不足妨我襟懷」,在那艱厄萬狀中還要堅持創作《紅樓夢》呢?原因自然很多,但其中恐怕有一點,就是要用「黃葉著書」傳達自慚自悔之意,來向家國、君父負荊請罪吧?
另外,在這段自道中我們還可以看出,在自責自貶的同時,曹雪芹身上還有一個顯著的心理特徵,就是謙卑,這是自戀的一般特徵。從心理分析看,自戀者往往會「變得越來越謙卑,對像則變得越來越高貴,直至最後對像完全掌握了自我的自愛」４。曹雪芹賦予寶玉的「癡」、「呆」、「瘋」、「傻」等怪癖,再加上寶玉又是「潦倒」又是「愚頑」,又是「腹內草莽」,又是「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的種種自責、自貶,無不是曹雪芹內心謙卑的表露。與此同時,曹雪芹筆下的少女形象往往都是一些具有詩一般理想色彩的完美人物,彷彿是生活於塵世之外的聖潔的天使,「其行止識見,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一謙卑,一高貴,而作者恰恰是在這些高貴的女兒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某種未能達到的人格的化身。曹雪芹無意之中把她們作為一種滿足自我的自戀性手段。俞平伯先生早在1954年就提出了「曹雪芹自比林黛玉」的考證結論５。確實的,林黛玉的精神氣質與曹雪芹的人格情操有很多相似之處。因此,當寶玉愛黛玉的時候,表現出來的是一種不以肉體上享樂為目的,而以對方人格為戀愛對象的愛情,這種超凡脫俗的「意淫」,實質上就是曹雪芹自戀情緒的形象顯現。
既自疚又自戀,既接受傳統道德準則,又試圖衝破道德約束,這是一種多麼矛盾和痛苦的心態。然而,正是這種矛盾和痛苦,才使我們看到一顆更真實、更偉大的心靈。
誰解其中味 ———曹雪芹的孤獨心理體驗
《紅樓夢》創作的第三個心理動機,是源於曹雪芹的孤獨心理體驗。
孤獨體驗是一種深刻而強烈的智慧內省,是個體生命與廣泛聯繫的外部世界暫時中斷聯繫而潛心考慮生命個體、生命意義問題時,所意識到的與他人無法重合的個別感、特殊感,是人的自我意識深化的一種心理反應。孤獨體驗的產生,依賴於渴望理解和溝通的強烈與這個渴望不能實現的矛盾。也可以說,只有害怕孤獨的人才有孤獨體驗。在心理學看來,這是一種心理的失衡,是兩種動機的衝突產生的痛苦。如果結合人生觀來看,心理的失衡產生於:利他的人生理想得不到實現和肯定,而又不能轉向為己的人生標準或放棄自己的個性和追求以與流俗合而為一。失去了價值觀念的穩定,必定產生內心心理平衡的喪失。
曹雪芹就是這樣的一位孤獨者。他有與他人溝通心靈、交流感情的強烈願望,咀嚼孤獨並不是他所願意,可以說是他最大的精神苦難之一。「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這種痛苦的呻吟,足以說明,無人理解是何等的孤獨。然而,他的「一把辛酸淚」和滿懷癡情並沒有因無人理解就默默地、永遠地帶進墳墓。相反,正因為在現實中無法溝通,創作的衝動才倍加強烈。從創作心理上看,一個沒有激情的人固然談不上創作,而一個在現實中把激情發揮殆盡,心理充分平衡、充分寧靜的人同樣不會有創作的衝動。人的需要越是得不到滿足,往往變得越加強烈,而從需要中產生的動機也越不可抑止。於是,身處孤獨荒原卻又渴望理解和傾訴的心理狀態,便成了曹雪芹創作的最佳狀態,「故當此蓬牖茅椽,繩床瓦灶,未足妨我襟懷;況對著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潤人筆墨」。
在《紅樓夢》中,曹雪芹把自己的孤獨體驗自然而然地融入妙玉、黛玉、寶玉這三玉的形象創造中。
第五回《紅樓夢曲·世難容》中的妙玉,由於「氣質美如蘭,才華馥比仙」,使她體驗到「天生成孤僻人皆罕」這種獨異的存在,於是,她從紅塵中逃離出來,希望在櫳翠庵這孤獨的氛圍中求得精神的自由,保持氣質的獨異。「卻不知好高人愈妒,過潔世同嫌」,「到頭來依舊風塵骯髒違心願,好一似無瑕白璧遭泥陷」,最終陷入更深的孤獨之中。《紅樓夢三家評本》在此評曰:「妙人妙文,自歎息也。俯仰宇宙,誰是知音?」求知之難與感知之切,這是曹雪芹多麼難以解開的一個情結。
當博大深沉的愛在同類中得不到肯定時,當與人類交流感情的慾望得不到實現時,曹雪芹便把眼光投向大自然:「門外山川供繪畫,堂前花鳥入吟謳」,「日望西山餐暮霞」,「野心應被白雲留」!山川為友,花鳥為伴,暮霞為餐,白雲為家,於是,一個充滿人情味的自然世界在《紅樓夢》中出現了。當黛玉無意中被關在怡紅院外,獨自在花蔭下悲慼之時,那附近柳枝花朵上的宿鳥棲鴉一聞此聲,俱忒楞楞飛起遠避,不忍再聽。真是「花魂默默無情緒,鳥夢癡癡何處驚」。花何曾有情緒,鳥如何有癡夢,看似無理,然而,它已經成了主人公孤獨感情外化的對象,於是,無情的花鳥便有了人的靈魂、人的感情。我們從這新的藝術形象中可以想見黛玉那多少難以言傳的苦情愁緒,可以想見曹雪芹那多少難以忍受的孤獨無助:只有花為之濺淚,只有鳥為之驚心。於是,當黛玉「愁緒滿懷無釋處」而「獨把花鋤淚暗灑」時,她想到的就是「昨宵庭外悲歌發,知是花魂與鳥魂」給她帶來的安慰,帶來的同情,她也只有與花交流,對花泣訴:「爾今死去儂收葬,未卜儂身何日喪。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在第三十八回的《問菊》中,曹雪芹更是把自己的孤獨體驗之情借黛玉之詩移之菊花:
欲訊秋情眾莫知,喃喃負手叩東籬。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花開為底遲?圃露庭霜何寂寞,雁歸蛩病可相思?莫言舉世無談者,解語何妨話片時?
《紅樓夢三家評本》在此亦評曰:「起結處有望知音而不得,是作者問世意。」當孤獨的曹雪芹感到知音難覓的時候,彷彿只有這「孤標傲世」的菊花才能瞭解他的愁緒,才能解除他的孤獨。「莫言舉世無談者,解語何妨話片時?」這是一種多麼濃重的孤獨感,而伴隨這孤獨的又是一種多麼富於人情味的自然。從心理學角度看,這種現象,可以說是補償功能和調節機制在起作用。失去了人類的愛,就向自然索取愛並給自然愛;人不愛我,我愛自然。在與人類的交往中失去的心理平衡,在與自然的交往中或許能夠重新獲得。
然而,如果只有為孤獨而咀嚼孤獨,那就不是曹雪芹了。曹雪芹的偉大之處,在於能夠超越孤獨,能夠在孤獨體驗中同情人類的不幸遭遇,並進而上升為一種只有形上意味的對整個宇宙的哲理性感受,對永恆的人生之謎的探索。
人生活在世界上似乎有兩個家。一個是社會,如果被社會這個大家庭所遺棄,他就會像孤兒那樣感到孤獨。但此時他還可以走到自然宇宙這個家中去,如果在這個家中他感到愛和溫暖,那麼,他會忘卻社會性的孤獨體驗。但天地浩茫,光陰似箭,在天地無邊的空間裡,個體是那麼微不足道;在宇宙不盡的時間中,個體的生命是那麼短暫。對這種渺小和短暫的內心體驗,就是宇宙性的孤獨感,它集中反映在個體的時空意識上。
第五十八回,當寶玉病後去看黛玉時,發現杏花全落,已結小杏———
因想到:「能病了幾天,竟把杏花辜負了!不覺倒『綠葉成蔭子滿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捨。又想起邢岫山因已擇了夫婿一事,雖說是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個好女兒。不過兩年,便也要「綠葉成蔭子滿枝」了。再過幾日,這杏樹子落枝空,再幾年,岫山因未免烏髮如銀,紅顏似槁了,因此不免傷心,只管對杏流淚歎息。正悲歎時,忽有一個雀兒飛來,落於枝上亂啼。寶玉又發了呆性,心下想到:「這雀兒必定是杏花正開時他曾來過,今見無花空有子葉,故也亂啼。這聲韻必是啼哭之聲,……但不知明年再發時,這個雀兒可還記得飛到這裡來與杏花一會了?」
這裡,自然界的花鳥並沒有給寶玉孤獨的心靈帶來慰藉,他在大自然這個家中並沒有感到愛和溫暖;相反,他看到的是無情的歲月之流,帶去陽春,飄去嬌花,更使美容枯槁,烏髮成雪;他推想的是春歸會再至,花落能重發,而青春卻一去不復返。又如第七十八回,寶玉聽到寶釵已搬出大觀園後:
怔了半天,因看著那院中的香籐異蔓,仍是翠翠青青,忽比咋日好似改作淒涼了一般……門外的一條翠樾埭上,也半日無人來往,不似當日……又俯身看那埭下之水,仍是溶溶脈脈的流將過去。心下因想:「天地間竟有這樣無情的事!」悲感一番,忽又想到去了司棋、入畫、芳官等五個,死了晴雯……大觀園中之人,不久都要散了。
顯然,這種迷惘感、失落感,已遠不只是個人家庭破敗的感歎,也不只是具體膚淺的憐香惜玉的表現,而是一種屬於眾多人的痛苦,是個人在無窮無盡的自然生活和社會歷史的不斷發展面前,感到人生有限、天地無情的痛苦,這是人類最根本的孤獨。一個深刻的孤獨者,就是在這超越時空的層次上感受人生和宇宙,關心生命和存在。
叔本華在《意欲與人生之間的痛苦》中云:「儘管人生如夢、光陰似箭,儘管生存的漂浮感和人生的無盡之謎從四面八方向我們壓來,但是,每個人並未對此作出持續不斷和鍥而不捨的哲學沉思,而只有少數極為例外的人才在這方面有所建樹。」曹雪芹就是這「極為例外的人」中的一個,因此,他「能就個人之事實,而發見人類全體之性質」６,從而打破了中國古代小說幾乎從不思考有關個人存在等基本哲學問題的創作態度。可以說,正是曹雪芹這種超越時空的永恆體驗,才成就《紅樓夢》超越時空的永恆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