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佚著《廢藝齋集稿》
中國古典小說思想性最強，藝術性最高的，要算《紅樓夢》。它閃耀著反封建的早期民主主義思想的光芒。《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在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中，是被皇帝抄了家的。曹家敗落後，雪芹逐步看清了封建制度和貴族階級的腐朽沒落，表現出對貴族世界的不滿和反抗。
這樣一部作品，這樣一個作家，在封建社會裡，必然要被看作「異端」，受到統治階級的仇恨和迫害。於是，《紅樓夢》前八十回屢遭禁毀，後幾十回原稿因不敢續傳而迷失，雪芹其它的詩文著作全部湮沒無聞，連他的一篇完整的傳記材料也找不到。多少年來，人們盼望著能夠發現一些曹雪芹的佚著和傳記材料，為此做過許多努力，取得不少成績。
《文物》一九七三年第二期發表了吳恩裕同志的《曹雪芹的佚著和傳記材料的發現》一文，給人們提供了一批難得而可貴的資料。這次曹雪芹佚著的發現和發表，立即引起了國內外文化學術界的重視。許多人認為，這些新材料，確實是《紅樓夢》作者逝世二百多年來的首次重要發現，無論對於研究曹雪芹的生平事跡、思想變化和藝術才能，還是評價《紅樓夢》的思想性和藝術性，都有很大的幫助。
不過，任何材料的重要性，都是以它的真實性為前提的。尤其是對這一類新發現的傳世文物和文獻，更需要進行鑒別真偽，去偽存真的工作。我們在研讀《廢藝齋集稿》殘篇的過程中，陸續覺察到不少疑點，也聽到別的同志談論過一些問題。經過初步探索，到目前為止，多數疑問已經得到不同程度的解決，尚未弄清的也不足以動搖這批材料的真實性。
當然，我們認為這批材料是真實可靠的，並不只是因為那些疑點是可以排除的，主要的，還是根據對這批材料內容的全面考察。只要把這批材料與《紅樓夢》及其它有關文獻對比研究一下，不難發現，兩者所反映的曹雪芹的思想風格、藝術才能和生平事跡，是極其相似以至雷同的。正是新材料反映的這些思想內容，成為我們判斷這批材料真實可靠性的主要根據。
在用馬克思主義觀點評價《紅樓夢》的過程中，搞清這批新材料的真偽問題，人們能夠正確地認識和運用這些新材料，是一件必要的工作。在這一篇文章中，我們僅就材料中的幾個主要疑點，作些初步分析，以助於弄清這個問題，希望得到批評指正。
一、守制問題
敦敏、敦誠的生母舒穆魯氏，是在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秋天死的，而《瓶湖懋齋記盛》記載敦敏參加鈕公壽筵和舉行懋齋盛會，是在乾隆二十三年(戊寅）的夏天(七月）和冬天 (臘月二十四日) ，那時離他喪母才一年左右。按照中國封建統治階級表面上規定的子父母守喪三年，三年內不與宴會等舊禮教，那麼，敦敏在母喪後第二年參加舉行筵宴，似乎是不可能的。要是這個論斷能夠成立，《記盛》和《集稿》自然就是偽作了。
但是，問題在於，究竟應當採取什麼態度去看待封建禮教。是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為指導，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來揭露、批判封建禮教的反動性和虛偽性呢？還是信從封建衛道士的偽善說教，人云亦云地作出錯誤的論斷？如果囿於某種偏見，勢必會誤入歧途，迷失方向，如墮五里霧中。
要是採取片面的態度，從故紙堆中任意找幾條三年喪期內不與宴會之類的材料，用來論證敦記之偽，那自然是輕而易舉的。什麼「高宗諒闇，三年不言」[1]呀，「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2]呀，「三年內不與宴會，不聽音樂」[3]呀……俯拾皆是。可是，馬列主義教導我們，歷史事實告訴我們，這些陳詞濫調，不過是歷代反動統治階級唬老百姓的鬼話，他們自己從來就沒有實行過；自古以來，也沒有多少傻瓜去信奉它。魯迅說得好：「就實際上說，中國舊理想的家族關係父子關係之類，其實早已崩潰，這也非『於今為烈』，正是『在昔已然』。歷來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見實際上同居的為難；拚命的勸孝，也足見事實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虛偽道德」。[4]這是中國歷史的事實。
反動的儒家學派傳說，上古曾實行過三年之喪，那完全是欺人之談。戰國時，滕定公死了，太子叫他的師博然友去問孟軻，該怎麼辦喪事。孟軻胡說什麼：「三年之喪，齊疏之服，##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但是，滕國的「父兄百官」都反對行三年喪，他們揭露說：「我們的宗國魯國的歷代君主都沒有實行過，我們滕國的歷代祖先也沒有實行過，到你這一代要反其道而行之，那可不行! 」[5] 魯國是周公的封國，也是姬姓諸國的「宗國」都不實行，其他國家就更不必提了。就是拚命鼓吹什麼「親喪三年」的孔孟之徒自己，也是「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死了爹媽，未必都披麻衣，喝稀粥，住凶廬，睡草蓆，枕土塊，三年不宴的。封建禮教的祖師爺孔夫子，就是一個既妄想「復禮」，又不肯「克己」的「萬世師表」。他平時教訓學生說： 「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6] ……可是自己卻不這樣做。他在二十四歲上死了媽，假模假樣地翼翼盡禮。有一次，季孫在家設宴請客，孔夫子為了打秋風，居然披著麻戴著孝就趕去赴宴。結果吃了閉門羹，被季孫的管家陽虎臭罵一頓，灰溜溜地退了回去。[7]「聖人」尚且如此，庶人可想而知。
漢代初年的幾個封建皇帝，對儒家那一套陳腐的東西不大感興趣，主要奉行法家的政策。漢文帝是尊法抑儒的，臨死時頒布遺詔，反對儒家的三年之喪，明令君父之喪三十六日釋服，從此成為定例。[8]在漢代，由於「三年服少能行之者」[9]， 偶然蹦出幾個為了沽名釣譽、撈取實惠而廬墓三年的孝子，人們就交口稱讚。原涉、公孫弘就是為父母服喪三年，一舉成名的。實際上，這是待價而沽進而獲得實惠的一種手段。他們之所以能飛黃騰達，正是因為當時「少行三年喪者」[10]，奇貨可居罷了。
漢代如此，清代何嘗不是這樣。康熙二十六年下了一道諭旨，說是： 「百行莫大於孝，喪禮當自盡其誠。近者漢軍居父母之喪，親朋聚會，毫無居喪之體。令漢軍都統、副都統，將居喪演戲、飲酒、呼盧、斗牌，照賭博例嚴行禁止。」[11] 這種冠冕堂皇的官樣文章，只能當「推背圖」來看。我們要善於從這一紙空文中，推測出它背後的歷史事實來。實際上，禁只管禁，犯照樣犯。禁令越是聲色俱厲，越是說明封建統治者拚命提倡的「孝行」，正在日趨破產。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雍正謀害了自己的老子，爬上了皇帝的寶座，演出了一連串「貓哭老鼠——假慈悲」的滑稽劇。十四日，康熙的「遺詔」傳出來了，說雍正「為人貴重，事聯以孝，政事皆好，堪膺大任。」[12] 十八日，雍正故作姿態地說，「遺詔二十七日釋服，聯斷然難從」[13]，假惺惺地表示要制服三年。二十一日，諸王大臣等奏請二十七日釋服， 雍正又扭捏了一番，說什麼：「殊不知有服膚尚可稍進饘粥， 暫眠苫塊，若必強聯釋服，必至寢食皆廢矣! 」[14] 二十三日， 群臣再次「叩首固請」，雍正這才半推半就地答應道：覽奏，「引據經書，義理明晰，朕惟有嗚咽悲痛耳。始知為君之難，祗此持服一節，乃天子第一苦衷，轉不如臣庶，尚能各盡其心。雖勉從所請，朕之哀思因茲愈切矣!」[15]十二月三日， 把康熙靈柩移到景山，雍正又擗踴慟哭一頓，眾親王籲請節哀。雍正一本正經地說： 「皇考大故，五內慘痛，實不能已。非朕欲博孝子之名也。」[16]照表面上看，雍正為老子的死慟哭失聲，擗踴不已，是多麼地孝。可是，在事實上，下毒手害死 「大行皇帝」的，不是別人，正是這個「事聯以孝」的假孝子。由此可見，封建時代帝王將相、孝子賢孫們的「親喪三年」，都是扯淡。什麼「三年內不與宴會，不聽音樂，不嫁娶，不……」，統統是自欺欺人的謊話。雍正不是下令說「一年不音樂」[17]嗎？可是不出十天，他親自率領王公大臣去朝拜皇太后，就憋不住要「聽音樂」了。《永憲錄》上記著：「是日，太后儀仗樂器全設於宮前，……皇太后具禮服御宮，作樂，陛座樂止。……上行禮時樂作，禮畢樂止。……皇太后還宮，樂作，入宮樂止。」[18] 至於宴會，帝王公侯們哪一天不是山珍海味，「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試問雍正，二十七日釋服後，他廢止了寢食沒有？不照樣是錦衣玉食，吃盡穿絕，在養心殿裡過著神仙般的日子嗎!
從孔夫子到那拉氏，歷代反動的貴族統治者，都是嘴上仁義道德，心裡男盜女娼的「巧偽人」。我們在進行文物研究工作的時候，必須堅持馬列主義的階級觀點，批判尊孔復古的反動思潮，切不可被剝削階級的偽裝所蒙蔽。《紅樓夢》從六三回到六八回，曹雪芹用六回的篇幅，描繪了在「國孝家孝兩層在身」的「熱喪」中，賈璉偷娶二房這幕醜惡的鬧劇。而這正是吃人的舊禮教逼死「紅樓二尤」這場悲劇的一個序幕。這就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禮法的虛偽和反動。《紅樓夢》寫的賈家榮寧二府，是清代盛世整個貴族階級的縮影，裡面也有著曹氏家族和敦氏家族的影子。《紅樓夢》所揭露和批判的東西，對於認識封建禮教的虛偽腐朽和敦氏家族的階級本質，是有借鑒作用的。
「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封建貴族的階級地位，決定了這個階級的人們過著剝削寄生生活，不勞而獲，養尊處優。即使在居喪期間，他們也決不會改變剝削階級的思想意識和生活方式的。敦敏、敦誠是宗室，即當時所謂「天潢」貴族，自然不會例外。敦敏在《懋齋詩鈔》的小序中，對他的居喪生活有段自白：
〔戊寅夏]，自山每每歸，謝客閉門。唯時時來往東皋間。蓋東皋前臨潞河，潞河南去數里許，先塋在也。漁罾釣渚，時繪目前，時或乘輕舠，一槁蘆花深處。遇酒帘，輒喜，喜或三五杯；隨風所之，得柳陰，則維舟吟嘯，往往睡去， 至月上乃歸。偶有所得，輒寫數語，以適情，率以為常，……大約煙波漁艇之作居多，……夫煙波漁艇，素所志也。
請看，乾隆二十三年夏天，敦敏扶櫬回京，辭官居喪的情景就是這樣：來往於北京和東皋之間，遊山玩水，吟風弄月，悠哉游哉，「喜或三五杯」。看來大有先喪「先妣」的樣子。
也許有人會想，敦敏在這裡表解多麼文靜，偶而喝幾杯澆澆愁，也是情有可原，無傷大雅的。可是敦敏在吃「老蚌懷珠」的時候，「相與大嚼，言笑歡甚」 ，多麼「不成體統」；而在家裡大擺酒筵，就更無居喪之體了。可是，只要翻翻敦敏、敦誠的詩文，就可以看到，敦氏兄弟及其親朋，本來就是一批大塊吃魚，大碗喝酒的貴族公子。「斫膾擊鮮，極興所至，叫囂之聲，與欸乃相雜」；「狂呼大叫，把酒淋漓」，就是這群「金枝玉葉」醉生夢死的日常生活的自我暴露。這樣一夥饕餮成性的貴族公子，要他們規矩矩地居喪三年，不縱情吃喝玩樂，是根本不可能的。《紅樓夢》第七十五回寫道： 「賈珍近因居喪，不得遊玩，無聊之極，便生了個破悶的法子」， 「天天宰豬割羊，屠鵝殺鴨」， 「公然斗葉擲骰，放頭開局，大賭起來」。這與康熙的禁令合現，可以看出清代貴族階級居喪生活的常態。宗室敦敏在那樣的階級地位中生活，無法超脫階級的局限。他在居喪期間，參加鈕公壽筵，舉辦懋齋盛會，是完全可能的。《瓶湖怒齋記盛》出於敦敏筆下，合情合理，毫不足怪。
二、文字問題
有的同志看了曹雪芹《南鷂北鳶考工志》自序雙鉤，以為其中的文字在避諱和簡化上有違例現象，因而懷疑《集稿》是偽作。這也不足為據。
疑者認為，自序既然寫於乾隆年間，「泫」字應當避這以前的康熙（玄燁〉的諱而沒有避；，「寧」字不該避這以後的道光(旻寧）的諱卻竟預避了，從而認為是晚清的偽作。其實，「泫」字在當時也有不避諱的，而「寧」字根本就沒有避諱。
對「玄」字或以「玄」作偏傍的字的避諱問題，要作其體分析。清代從康熙朝以後，一般來說，是要避「玄」字的諱的。《康熙字典》就是樣板，在「𤣥」字上面，特地標明：「御名」，提醒人們要避諱。例如嘉慶元年刻本《四松堂集》及其乾隆年間抄寫的底稿本，凡遇玄、泫、絃、眩、舷等字， 均作𤣥、#、#、#（前幾字各缺一筆）、舷。但是，在某些抄寫本的書籍上，就直書不諱。《乾隆甲戌脂研齋重評石頭記》這個舊抄本，就沒有避玄字的諱。如：
說些雲山霧海神仙玄幻之事（卷1 ，第4頁下面第2行) ；
偶成一曲即可譜入管弦(卷5 ，第11頁下面第10一11行) ；
家家簫管，戶戶絃歌(卷1 ，第14頁下面第3—4行) ；
耀眼爭光，使人頭懸目眩(卷6 ，第9頁上面第9行）。
看來當時的正式印刷品或官方文書之類，避諱的要求雖很嚴格；但民間流傳的抄寫本或日常書寫，就比較隨便了，有避的，也有不避的。在《考正玉堂字彙》同一部字書中，「玄」 字下雖然註明： 「廟諱敬避」，部首卻分明印作「玄部」。因此，不能一律看待，一概而論。
至於寧字，本來就沒有避道光的諱。按寧的正體字作寧，俗體字寫作寧、𡨴，由來很早。《康熙字典》引《韻會》： 「本作 ，經史作寧，俗作寧。」還有更簡便的寫法，就是𡨴。 《辭海》收錄了寧( 426頁〉、𡨴( 425頁〉兩字，注文俱作 「寧俗字」。按照避諱的慣例，避寧字諱應是缺末筆，作𡩬、 寍、 ，而寧、寧、𡨴，自是本字。晚清及後來印行的《考正玉堂字彙》中，寧字印作寍，並且註明：這是「廟諱敬避」。 甲戌本《石頭記》第三回寫林黛玉初到賈府時，看到： 「正門之上有一匾，匾上大書『敕造𡨴國府'五個大字。」旁有朱批： 「先寫𡨴府」云云。試想，皇帝「敕造」的「寧國府」的正門上的匾額，該是多麼「莊重」的東西，大概不致寫錯的吧。《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中的寧字，正與此同，一筆不差。又甲戌本第五回寫道「適從𡨴府所過，偶遇寧榮二公之靈」，兩個俗字並用，均非避諱。一部《紅樓夢》，寧字比比皆是，不勝枚舉，即此二例，足以釋疑了。
再來看所謂濫用「簡化」字問題。雙鉤夾注中有「生計艱難」一語，「艱」字不是解放後才通行的簡化字嗎，怎麼可能在乾隆時代的曹雪芹佚著上出現呢？但事實上簡化漢字古已有之，「艱難」這兩個簡化字，至少也有四五百年的歷史了。即以「艱」字而論，正體字筆畫為十八畫，在明刊本《白袍記》和清初刊本《目蓮記彈詞》中，早已採用了只有五畫的簡體字： 「 」 。[19]簡化成八畫的「艱」字，是同時產生、流行的。乾隆年間，使用簡化字「艱難」已很普遍。《紅樓夢稿》第六十九回寫賈璉要銀子給尤二姐治辦喪事，鳳姐反問他「什 麼銀子？家裡近日艱難，你還不知道？」在這個乾隆抄本上， 「艱難」、 「裡」、 「還」用的都同現在規範化的標準簡化字一樣。可是，在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出版的《紅樓夢》中，這句話卻是這樣排印的： 「什麼銀子？家裹近日艱難，你還不知道？ 」難道單憑這幾個字的繁簡，就能懷疑乾隆抄本《紅樓夢稿》是後出的「偽作」 ，而新排印的《紅樓夢》倒是乾隆活字本嗎？
三、物價問題
有的同志認為，曹雪芹《南鷂北鳶考工志》自序中，有些關於物價的敘述，不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從而懷疑《集稿》是後人的偽作。那末，曹序的記述是否合乎歷史實際呢？
曹序寫到金錢和物價的，只有兩句話，就是： 「某邸公子購風箏，一擲數十金，不靳其值。似此可活我家數月矣! 」「稱貸兩日，摒擋所有，僅得十金，遺其一併攜去。」這裡不過是泛泛寫的，並沒有認真落實錢數和物價，大可不必斤斤計較，兩兩推算。不過，既然提出這個問題，也不妨就曹序和《紅樓夢》對物價的描述，粗略的考較一下。
首先是當時的風箏價格問題。於叔度說：京城某貴族公子，「不靳其值」 「購風箏」， 「一擲數十金」。這裡，既沒有說明買了多少個風箏，也沒有交代花了幾十兩銀子，據此是無從推算風箏價格的。可是，它卻真實地反映了封建貴族揮金如土、窮奢極侈的腐化生活。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這樣的描寫，是符合歷史實際的。《紅樓夢》四十八回寫到，有個叫石呆子的「窮的連飯也沒吃的，偏他家就有二十把舊扇子，全是湘妃、棕竹、麋鹿、玉竹的，皆是古人寫畫真跡。」賈赦一心想得到這些舊扇子， 叫賈璉去買，「要多少銀子，給他多少! 」那石呆子說： 「我餓死，凍死，一千兩銀子一把，我也不賣! 」 賈赦「已經許了他五百兩，先兌銀子，後拿扇子」，石呆子還是不賣。我們姑且算它用五百兩銀子買二十把扇子吧，那末，每把扇子的單價，就已經值二十五兩銀子了。諸如此類的怪事，在今天看來有點不可思議，但在封建社會和貴族世界中，卻是司空見慣，不足為奇的。
再如，《紅樓夢》裡劉姥姥說過： 「這樣螃蟹，……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銀子， 夠我們莊家人過一年了! 」這段話和曹序中記的於叔度的話比較，可以說是半斤八兩，不相上下。劉姥姥家是個「小小人家」， 「一家四口」，加劉姥姥才五口人。而於叔度家，據序文交代，卻是「家口繁多，生計艱難的」，可見人口要比劉家多一些。於叔度是城區貧民，劉姥姥是鄉下農民，於家在城裡的生活費用自然要比劉家高些。這樣看來，於叔度說「數十金」 「可活我家數月矣」，和劉姥姥說「二十多兩銀子」 「夠我們莊家人過一年了」，並沒有多大差別。
至於曹序中用了「僅得十金」， 「亦殊失望」， 「愧謀求無功」等語，並非雪芹不知道當時柴米油鹽的價錢，更不是他 「富」得不把十兩銀子放在眼裡。在他看來，「朋友本有通財之義」，而在互通有無的時候，說些「杯水車薪，無補於事」之類的客氣話，也是常有的事。《紅樓夢》六回寫劉姥姥一進榮國府，鳳姐送給她二十兩銀子，一則說： 「你們不嫌少，就暫且拿了去罷」，再則說： 「這是二十兩銀子，暫且給這孩子做件冬衣罷。」劉姥姥明說「二十多兩銀子」夠他們家過一年了，鳳姐卻說「二十兩銀子」只夠給板兒做一件冬衣。鳳姐是 榮國府裡精明透頂的總管家，也是最會刮錢的剝削者，難道連二十兩銀子的購買力和當時的物價都不知道？難道可以據此懷疑《紅樓夢》的作者不知道兩百年前物價的真實情況，從而推論《紅樓夢》是後人的偽作？可見，所謂「物價問題」，其實是並不成為問題的。
四、詩風問題
《考工志》中有許多風箏歌訣，是不是曹雪芹的佚詩呢？ 曹雪芹是個傑出的詩人，他的詩詞，在清代詩壇上獨樹一幟， 卓然成家。而這幾首歌訣，平仄亂押，甚至連入聲韻也糾纏在一起，因此，引起有的同志的懷疑，這是不奇怪的。但實際上，這種疑慮是不必要的。
在我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各行各業的人們，為了總結和傳授專業技藝，曾經編寫過豐富多采的歌訣。這些歌訣，多數採取詩的形式，有一定的句式，大致是押韻的。這樣做便於編寫、理解、記誦和流傳。在韻文的各種體裁中，對押韻要求最嚴的是近體詩，古體詩就比近體詩寬一些，詞比古詩還要寬，曲比詞更寬，歌訣要算最寬的了。《考工志》中的詩歌，本來是名副其實的歌訣，如果用嚴格的詩律去衡量，當然是不大合規格的。就是撇開這點不說，只要我們作進一步的考察，還可以看到，這些歌訣的用韻，正是符合曹雪芹的詩風的。
曹雪芹寫詩，有自己的獨特風格，敦誠說雪芹「詩膽如鐵」，他的詩「新奇可誦」。這一點，雪芹在《紅樓夢》中多次剖白過，他主張寫詩要「命意新奇，別開生面」。只要「意趣真」了，。什麼韻律、平仄、詞句都是「末事』，不要為之束縛，只管大膽去做。這種把舊體詩詞從嚴密的格律中解放出來的思想見解，在當時是很進步的。曹雪芹實踐了這種新奇的詩歌理論，《紅樓夢》裡的詩，用韻就十分寬泛自由，不受格律限制。《考工志》裡的詩歌，也具有雪芹這種風格。
《考工志》中的詩歌，已經發表了五首，即：《比翼燕歌訣》、《半瘦燕歌訣》、《瘦燕歌訣》、《肥扎燕畫訣》、《雛燕畫訣》。我們不妨從《紅樓夢》中選出五首詩來，做個比較分析。那就是：《葬花吟》（二七回）、《秋窗風雨夕》（四五回）、《桃花行》（七○回）、《姽嫿詞》（七八回）、《詠紅梅花》（五○回）。前四首都是古風，後一首是七律，把這兩組詩的押韻情況比較一下，可以發現它們大同小異，如出一手。《考工志》中的五首詩，共有二十九個不重複的韻腳。其中與《紅樓夢》裡的五首詩共有的，就達二十個韻，即：上平聲的東、冬、支、微、齊、元、寒；下平聲的先、蕭、麻、庚、蒸、鹽；上聲的紙、語；去直抒己見的寘、宥；入聲的沃、陌、職。只有九個韻腳是獨有的，就是：上平聲的刪；下平聲的餚、青、鹹；上聲的馬；去聲的宋、霽、卦、禡。但這些韻腳，在《紅樓夢》的其他詩詞中，是屢見不鮮的。
曹雪芹的詩，是「平仄亂押」的嗎？從這兩組詩看來，是這樣的。《比翼燕歌訣》共十五韻，換了七次韻，其中平韻三個，仄韻四個。《瘦燕歌訣》一共才十九韻，就換了十四韻腳，平上去入四聲的韻都有。是否能據此斷為偽作呢？當然不能。其實，《紅樓夢》裡的詩用韻也很雜：《葬花吟》二十六韻，換韻十四次；《桃花行》僅十七韻，竟換韻十三次；《姽嫿詞》二十三韻，換韻十二次。這三首詩的韻腳，也都是上平、下平、上、去、入「五聲」俱全的。誰也沒有懷疑過，它們是否曹雪芹的詩作。
舊體詩詞的清規戒律多得很。曹雪芹卻勇猛地打破了舊體詩束縛思想的老框框，敢於標新立異，向舊傳統挑戰。在曹雪芹的詩中，主要是古體詩中，平仄亂押幾乎成了普遍的形式。至於把入聲韻糾纏在詩中，也不奇怪。《紅樓夢》中那四首有名的古風，都是平仄亂押，並且糾纏著不少入聲韻的。《葬在吟》中的「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明媚鮮妍能幾時，一朝飄泊難尋覓! 」可謂「名句」了吧，卻一連用了兩個入聲韻(十三職和十二錫) ，而且職韻按規矩是只能獨用的。 曹雪芹為了揭露封建禮教的吃人本質，在這裡嵌上一個職韻的 「逼」字，使風刀霜劍咄咄逼人的肅殺氣氛盈然紙上，用得多麼好呵。
《考工志》詩歌中所用的三個入聲韻，即《比翼燕歌訣》中的十一陌（奕、適、役、惜等字) ，十三職(飾字) ，以及《瘦燕歌訣》中的二沃(玉宇) ，是曹雪芹經常採用的。在《紅樓夢》那四首古風中，這三個入聲韻都被用過，而且都同其他平仄聲韻夾雜在一起。例如《姽嫿詞》的開頭四句： 「恆王好武兼好色，遂教美女習騎射，穠歌艷舞不成歡，列陣挽戈為自得。」色、得是職韻字，射是陌韻字。《秋窗風雨夕》中的「驚破秋窗秋夢綠」句和「自向秋屏移淚燭」句，綠、燭都是沃韻字？不是分明同陽、庚等平聲韻糾纏在一起嗎？因此，《考工志》的詩歌中存在平仄亂押、糾纏入聲韻等現象，不但不能動搖其真實性，適得其反，恰好證明了它們確是曹雪芹的佚詩。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瘦燕歌訣》和《姽嫿詞》中，有幾句詩不但用韻相同，連所用的字都一樣。《姽嫿詞》中有四句 是：
眼前不見塵沙起，將軍俏影紅燈裡。
叱吒時間口舌香，霜矛雪劍嬌難舉。
按照古代詩律，「起」、 「裡」屬上聲「四紙」韻，「舉」 屬上聲「六語」韻，前者歸第三類，後者歸第四類，本來是不能通用的。曹雪芹卻打破俗套，放膽用了。耐人尋味的是，《瘦燕歌訣》中也有這種大膽的用法，而且字都相同，不過是用在六句中罷了：
錦瑟凝歇曲似終，絳幅繽紛舞又起。
仙袂拂雲翦翦飛，珠袖臨風飄飄舉。
胭脂霞被石榴裙，紅映九霄晴空裡。
為什麼會如此雷同呢？是無意的巧合嗎？不是。是有意的偽造嗎？也不是。我們認為，這是習慣成自然。雪芹習慣於這樣自由的用韻，有時在兩首不同的詩裡選用了相同的韻和字，是很自然的。從這類細枝末節中，也可以看出《考工志》乃至《集稿》全書，確實是出於曹雪芹的手筆，而不是別人的效顰之作。
五、天氣問題
《考工志》中有關天氣的敘述，與當時記載北京氣候的其他文獻比較，乍看似有不同。據有的文獻記載，北京地區乾隆十九年除夕沒有下雪，乾隆二十三年入冬雨雪不多，但曹序卻說十九年除夕於叔度「冒雪而來」，敦記又說二十三年入冬「雨雪頻仍。」 這種矛盾的現象，該怎樣理解呢？
曹序寫道： 「是歲除夕，老於冒雪而來」。這個「是歲」，據我們對有關的歷史氣象資料的分析，應當是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 )。清代欽天監記錄的《晴雨錄》一書，是瞭解乾隆時代北京城區天氣情況的第一手資料。我們查對了其中的有關資料。在所查的乾隆十六——二十五年十年間臘月和除夕的天氣情況中，二十二年以後不在考察範圍之內。十六——二十一年這六年中，除十九年外，其餘五年臘月降雪情況與曹序所記相差甚遠，不必細論。只有十九年的情況與曹序所記最為接近，值得注意。乾隆十九年十二月二、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七日，七日一連下了四場雪，可見是歲是月氣溫較低。這種情況在前後十年間是絕無僅有的。二十二日、二十四日、二十七日，六天之內有三天「微雪」，試與其他年分比較，間隔天數較短， 次數較勤，雪量較多。按該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十四日尚在 「五九」中，而二十七日則為「六九」的第三天，氣溫尚未回升。這以後的幾天內，北京局部地區繼續發生降雪現象是完全可能的。
這樣看來，除夕那天，北京新霧，焉知西山無雪？《宸垣識略》記載：清代「欽天監署在闕東鴻臚寺之南」，而「觀象台在城東南隅堞堵上」。欽天監的觀測地點在建國門觀象台， 它的觀測範圍主要是北京城區，尤其是東城區。這一點，我們請教過一些有關的專業工作者，他們的意見是一致的。《晴雨錄》記載的是當時北京城內的情況；如果考察的範圍是北京郊區，特別是西郊，它的記載就只能作為輔助的參考材料。例如：據《晴雨錄》記載，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北京城區「晴」，無雪。可是，查清代故宮檔案，乾隆二十四年一月十二日，直隸總督方觀承給皇帝的奏報中卻說：「上年十二月初二、三等日，順天、宣化、保定、河間、天津、順德、廣平、大名（等府)」 ，都「有得雪之處」。可見，北京城區無雪的時候，它的郊區和周圍的地方，是可能有雪的。曹雪芹當時住在香山正白旗，正在西山腳下。西山地區山勢較高，氣溫較低，雨雪較多。「西山晴雪」是北京名勝之一。再從乾隆十九年臘月北京地區的天氣趨勢看，越接近年關，氣溫越低，雪量越大（二十二日「辰時微雪」，二十四日、二十七日則是「未至申時微雪」 ) 。除夕那天，北京城內雖無雪，但西山地區是有可能下雪的。至少是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的。
敦記記乾隆二十三年事，有這樣兩句： 「入冬，雨雪頻仍，郊行不便。」 「臘月……翌日（按：指二十一日) ，晴暖如春，比年此月酷冷，而今歲獨燠。」當時的天氣情況是這樣的嗎？從《晴雨錄》的記載來看，總的趨勢是吻合的。
據《晴雨錄》載：乾隆二十三年十月五、六、七日，一連下了三天雨，前兩天都是四小時，後一天是兩小時。十一月二十九日下過雪，辰至巳時(即午前7-10時）下「微雪」，午時(中午11—12時)轉成「雪」，下大了。這些情況與敦記所記是契合的。「入冬」 一詞，嚴格按節氣講，應當從「立冬」算起；但一般人講「入冬」，常是泛指進入十月，所謂「冬十月」即是。這樣看米，北京城內「入冬」時一連下了三天雨， 十一月末又下了一場較大的雪，西郊比城裡顯然地勢高、氣溫低，雨雪只能比這更多，不會比這少些。當時雪芹已移居白家疃，敦敏「策馬」往訪，只能走北面緊靠山根的一條小土路， 雨雪過後，山水下流，道路泥濘，很不方便。在這種情況下， 敦敏所說「入冬，雨雪頻仍，郊行不便」，應當說是可以理解的。
至於臘月的天氣，縱觀《晴雨錄》，從乾隆十七年到二十二年，一連六年的臘月都下過雪，說明氣溫較低；而唯獨乾隆二十二年臘月一點繭也沒有下，自然可以說是「晴暖如春」了。敦敏所記的「比年比月酷冷，而今歲獨燠」，與當時實際情況正相符合。
因此，從這兩年的天氣情況來考察，曹序、敦記的記載同《晴雨錄》等文獻的記載，在基本趨勢上都正相吻合。它們之間稍有差別，是由於地區不同造成的。如果以這一點差別，就要根本推翻這批材料的真實可靠性？那是缺乏令人信服的依據的。
六、惠哥問題
「汝家惠哥」是誰？這是我們在研讀敦敏的《瓶湖懋齋記盛》時最早發現，經過反覆探索，至今尚未完全解決的一個問題。
敦記殘文中關於惠哥的記載，只有過子龢對敦敏講的一句話「為汝家惠哥學畫事，豈少煩董公耶？」吳文根據抄存者提供的口頭材料.對惠哥的情況作了一些補充說明。我們查閱了一些歷史資料，發現抄存者把《記盛》中寫的「惠哥」解釋成敦惠，肯定是說錯了。歷史記載中的確有「敦惠(慧) 」這個人，可是除了行輩這一點外，其他如年齡、特徵、經歷、子嗣等情況，與《記盛》、吳文所記敘的惠哥相比，絕然不同， 判若兩人。
查《愛新覺羅宗譜》，在敦敏的五世祖阿濟格的大家族中，與敦敏同輩（即永字輩）的共有七十七人，其中名字叫「敦x」的只有六個，除了敦敏等親兄弟五人外，還有一個堂弟，就是「敦慧」。滿族人的漢名是他們的滿名的音譯，只要讀音相同或相近，文字可以假借。「慧」 「惠」不但讀音相同，形體也相近，《宗譜》上的「敦慧」，就應當是人們所稱道的「敦惠」。
這個敦慧，顯然不是敦記殘文中提到的「惠哥」：首先，《宗譜》記載敦慧於「乾隆卅年乙酉正月初四日寅時生」，而懋齋盛會是乾隆二十三年臘月舉行的，敦慧此時根本還沒有出生。其次，據《宗譜》說，敦慧當過三等待衛，應當是身體健壯的，不可能是個「瘸子」。再次，敦慧的父親墨香從三等待衛一直升到頭等侍衛，可謂高官厚祿。敦慧就算有點廢疾，也是錦衣紈子弟，不至於要靠扎糊風箏來「自養」的。還有，敦慧的後人，只有一子一孫，孫子安毓早殤於道光五年，兒子向春在道光十六年死後，這一支就斷絕了，哪裡還會有「若干世孫」？
但是，能不能根據這點，就得出「敦記」、 「曹序」、 「董序」、《考工志》乃至整個這批材料是偽作的結論來呢？
在著手解決這個問題之前，必須強調指出，現存《記盛》殘文提到的只是「汝家惠哥學畫事」，並沒有說明惠哥就是敦惠。吳文根據抄存者在提供這份殘文時口頭所講，把惠哥說成 「敦惠」，又提到「堂弟」、 「瘸子」、 「學做風箏」、 「供奉內廷」、 「若干世孫」等等。抄存者的這些說法是否可靠， 同《記盛》殘文本身的真偽，完全是兩回事。
前面已經說到，《記盛》中的「汝家惠哥」，並不是吳文說的「敦惠」 (也就是《宗譜》上的「敦慧」 )。但能不能由此便得出結論：這個「惠哥」純然出於虛構，並進一步推論出：這批材料同樣也出於虛構？顯然不能。中國封建社會的宗族關係和裙帶關係，是極為複雜的，真是千頭萬緒，千絲萬縷， 「如亂麻一般」。就拿「惠哥」這個人來說吧，他和敦敏家的關係，存在著多種多樣的可能性，例如：近族以至遠族的堂兄弟輩；不入《宗譜》的宗室中的堂兄弟輩（清代皇室內部爭權鬥爭十分酷烈，失敗者往往被削奪封典，從宗室中開除出去，因此有些宗室後裔不入《宗譜》的現象是存在的) ；外祖家、 岳家親戚中的兄弟行輩；其他「八竿子打不著的」親戚，如此等等。在乾隆年間，對下輩或平輩稱呼「×哥」、 「×哥兒」、 「哥兒」，是「通稱」，屢見於《紅樓夢》中。這種「外四路兒」的親戚，雖不是「同姓」，由於某種特殊原因，關係也可以很親密的。《紅樓夢》裡的秦氏姐弟，就是一例。秦邦業在 「養生堂」抱了個孤兒，就是秦可卿，「因素與賈家有些瓜葛，故結了親。」其弟秦鐘，與寶`玉「親厚」無比，竟打破了叔侄關係的界限，稱兄道弟起來，別人也管他叫「秦哥兒」。上列各種情況中，有些還可能在《愛新覺羅宗譜》或《近支、遠支宗室名冊》中查到線索和證據；有些情況，在《宗譜》、《名冊》之類的書中，根本不會有痕跡。因此，完全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在敦敏家的遠近親屬中還有著另一個「惠哥」存在。在文獻資料不足徵信的時候，對這個問題我們盡可暫時存疑。要是單憑《宗譜》中的敦慧和《紀盛》中的「惠哥」情況不符，就斷定不可能再有另一個「惠哥」存在，並從而推斷《紀盛》是偽作，那就太輕率了。
馬克思主義者研究問題，必須從事實出發，而不附加任何外來成分。但要全面地掌握材料，科學地鑒別材料的真偽，如實地認識客觀事物，並不那麼容易，需要有個過程。文史研究工作者必須在正確的理論的指導下，根據已有的真實材料進行分析研究，作出適當的判斷；在材料還不完備時，要繼續調查研究，不斷發展或者修改原有的判斷，以至作出新的判斷。對於《廢藝齋集稿》等材料的真偽問題，我們努力以這樣的態度來對待。我們願意同廣大的《紅樓夢》研讀者在一起，進一步調查研究，搞個水落石出，正確地認識和運用這些新材料。這將有助於更全面地瞭解曹雪芹的思想、生活和作品，有助於批判繼承《紅樓夢》這筆珍貴的思想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