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曹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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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曹寅

曹雪芹

研究《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先世情況,對於瞭解曹雪芹的創作思想是有一定幫助的。這當中他的祖父曹寅是對他影響較大的一個。現在我們擁有的曹寅的史料並不算少,但是對曹寅的評價則頗不一致。有人認為曹寅是個文雅風流的人物,幾乎被捧成一個「完人」;有人則認為他是康熙皇帝派在江南的特務。我認為評價歷史人物不能只執一端,從主觀願望出發就下結論。必須根據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對這人進行全面的歷史的分析,才能得出比較公允的論斷。

曹寅是隸屬清皇室內務府,皇家世僕(包衣)家庭出身。他的母親孫氏是康熙皇帝的保姆,他從小做過康熙的伴讀和宮內侍衛等職務。和康熙關係十分密切的親信。他喜愛文學,和當時文人名士交往頻繁。在當時的文人中有一定聲譽。康熙選派他繼承他父親曹璽去江南任織造,給予他的任務遠遠超過織造衙門本身工作的範圍。他有一般外官所無的密折上奏權(清代外官除一省最高長官總督、巡撫和駐防八旗的將軍外,都無直接向皇帝上奏的權力)。密奏的作用康熙在給他的繼子曹頫\奏折的批語中就明確說:「雖不管地方之事,亦可以所聞大小事,照爾父密密奏聞」1。因此他們父子祖孫三代四人(曹寅的父親曹璽、曹寅和他的兒子、繼子曹顒、曹頫\)世襲江寧織造,把打聽到南方各地的情況用密折向皇帝報告。如果說曹寅在搞特務活動,大約指的這一方面。

曹寅到底「密奏」了些什麼?根據我們目前看到的,凡江南官吏文人動態、年成豐歉、氣候變化、物價上落、農民起義、刊刻圖籍、搜尋製造樂器工人等等,五花八門,無所不包。其中他密報浙江等地農民起義情況奏折雖僅有一二件,但曹寅是皇帝的親信,和農民起義軍站在對立方面,這確是為清王朝鎮壓江南農民起義作幫兇,必須予以批判。嚴格的說,曹寅的織造衙門是康熙設在江南的秘密情報站。曹寅廣泛提供情報,目的是使康熙及時瞭解江南各方面的情況,有利於他對江南的統治。康熙不僅從曹寅處獲得情報,而且還六次南巡親自去進行考查。由於他六次南下,地方官吏鋪張浪費來迎接皇帝,揮霍大量人民血汗,增加了江南人民的負擔,而曹寅和他的妻兄李煦是兩個主要接待者,在這方面,曹寅是負有相當責任的。

然而曹寅「密奏」裡廣泛提供的情況卻是江南文人活動,康熙對江南文人的拉攏使用因此有所依據。對江南文化事業的發展有促進作用,也是不可厚非的。關於這方面有必要稍為談一下。

清代對漢族文人向來使用軟硬兩手。江南地區從明代中葉起,大地主豪紳擁有大量土地,一方面對農民進行敲骨吸髓的殘酷剝削,一方面又抗繳積欠大量田賦,明代採取加賦的辦法又把捐稅轉嫁到廣大農民身上。江南的蘇(州)、松(江)和浙江的嘉(興)、湖(州)雖然最富庶,但賦稅十分沉重,人民生活極為痛苦。清代康熙初年,對於這批地主豪紳曾予以嚴厲打擊。當時震動全國的「奏銷案」,就是以追繳逋欠田賦為名,對江南一萬三千五百多名地主豪紳的一次大規模打擊。如不完欠,就被逮捕押解到省會追繳,變產抵償。事實上,追欠田賦的真正目的,是借此打擊江南地主豪紳的氣焰,加強對江南的統治。如葉方靄當時考中了第三名進士(探花),但因欠了一厘銀子的逋賦,折合不過制錢一文,就被褫革,形成「探花不值一文錢」。這就很清楚,清皇朝的用意,不過借此打擊江南反對中央政權的江南地主豪紳而已。

在嚴厲打擊以後,康熙的另外一手,是對江南文人的拉攏使用。在這方面,曹寅由於本人有一定的文藝修養,與文人來往較多,關係輥?深,成為執行這個政策十分理想的人物。曹寅在江南織造任內,他不僅和江南文人有文學上的交流,而且對他們生活予以幫助、對創作予以支持。他為故友施閏章整理刻印文集。名戲曲作家洪升、尤侗都是他的朋友,以後他又主持了以他負責,康熙親自過問的《全唐詩》的纂刻工作。曹寅精於選刻古籍,鈔錄秘本。當時以他的別號楝亭收藏的書籍都是精本,是較有名氣的。曹寅在繁榮當時江南地區的文藝活動,整理保存古代文學遺產上是有一定功勞,不能予以否定的。「四人幫」的反革命「炮隊」原上海市委寫作組的大頭目自稱要作曹寅,事實上,他們幹的是文化專制主義,幹的是篡黨竊國的勾當。與二百年前的曹寅相比,他們也是應該否定的。這幫「四人幫」的奴才,真不知人間還有羞恥事。

曹寅的另一件功績,是取消了對江南機戶機數數目的限制。在明代,織造是由太監管理只為宮廷皇族服務的官辦紡織工場,但到了清代,機戶就成為手工業織造工場的場主,成了手工業工場的資本家。但是當時對這種具有資本主義萌芽的手工業紡織工場限制極嚴,規定每戶織機不得超過百架,每架每年又要繳納五十兩銀子的捐稅,這對發展江南資本主義紡織業是十分不利的,引起許多機戶的不滿,要求取消限制。曹寅當時接受了機戶的請求,奏明康熙批准,取消了對機戶機數的限制並免去每架織機的捐稅。這個措施有利於江南手工紡織業的發展。據《江寧府志》記載,到道光年間(不到一百年),每戶織機數目就有五六百架,上升了五、六倍。直到鴉片戰爭前,這些手工紡織業是主要綢布供應的地方。在這方面,曹寅對促使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起了一定作用,功績是不能抹煞的。

最後談一下曹寅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他的成就不高,他流傳下來的詩文,除了可以提供我們今天研究曹家家世的史料外,反映內容不過是貴族的享樂生活,技巧脫不出西昆體的範圍。文學價值很少。這裡值得談一下的,是曹寅寫的兩個有議論的南曲劇本《表忠記》和《續琵琶》。

《續琵琶》取材於三國時代文姬歸漢的故事。曹寅在劇中把曹操作為不忘故友蔡邕、贖取文姬歸漢的正面人物來寫。這在當時舞台上曹操已普遍成為反面人物的情況下,確是獨樹一幟的。當時人說,曹寅這樣寫,主要因為曹寅和曹操同姓,為同宗諱,隱惡揚善,我看這種說法是值得研究的,因為目前無任何史料證明曹寅和曹操有什麼家世淵源。這點立論是毫無根據的。另一種說法是在「四人幫」橫行時,某些人說曹寅有法家思想,敢於力排眾議為曹操翻案,這同樣也是唯心主義的論斷。

我認為,曹寅博覽群書,特別他是《全唐詩》的主要編纂者,對唐詩的瞭解較多。他又是雅慕魏、晉風度,自稱「不恨不如王右軍,但恨羲之不見我」。我們知道,唐代以前對曹操是作為一個有作為的皇帝、英雄來歌頌的。我們熟知的杜甫的《丹青行》,不就是以「將軍魏武之子孫」來讚美友人嗎?曹寅在這點上接受了魏晉、唐代對曹操的評價。在劇中把曹操寫成正面人物,和他的學識見解大體上是統一的。

關於《表忠記》,因為劇本內容污蔑農民革命英雄李自成,歌頌頑抗農民起義的反動人物周遇吉,整個劇本十分反動,有人就極力否認是曹寅所作。但是和曹寅同時代的劉廷璣在《在園雜誌》中講得很清楚,是出於曹寅之手。無可置疑,我認為曹寅是滿洲貴族、皇帝親信,對農民運動採取敵對態度是由他的階級立場決定的。曹寅決不可能在作品裡歌頌農民起義;相反,他是維護封建皇朝的統治者,他表的「忠」只能是那些歷史上抗拒農民運動的反動人物。退一萬步說,即使把這個劇本肯定了,也不能把曹寅寫成「完人」。

總之曹寅這個歷史上的人物,今天被重視是因為研究《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需要,不能因為曹雪芹是歷史上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因此他的祖上也就都是「完人」,甚至不惜歪曲歷史,千方百計在曹寅是個清官、對老百姓有感情上大作文章來美化他。這樣對待歷史人物的態度是不正確的。

曹寅作為十八世紀初的歷史人物,他的一生,由階級地位影響,有反動的一面,而且不可諱言,也影響了曹雪芹在《紅樓夢》中的創作態度,如《紅樓夢》當中,賈寶玉不是做詩歌頌被農民起義軍處決的恆王的小老婆林四娘嗎?這和曹寅寫《表忠記》在態度上是一脈相承的。但這在《紅樓夢》中只是支流,是糟粕部分,而曹寅在這方面也不是主要的。

曹寅的一生,特別是在文學修養方面對於曹雪芹有所影響;他對於當時江南知識分子的工作,對於促進資本主義手工業的發展,也有一定的作用。就他一生的功過來說,應該說功大於過。

但也應該指出,曹寅做的一些客觀於人民有益的事,只就客觀效果而言,並不是他主觀上已認識清楚。如他對取消江南機戶限制時說:「此事吾能任之,但奏免易,他日思復則難,慎勿悔也!」 2可見他並未看到資本主義手工業萌芽在發展,只感到阻止資本主義的發展的措施已不合時宜,順應了潮流解決了這個問題。這些地方,我們就必須根據歷史條件恰如其分給曹寅以正確估價,過譽過貶都不是正確的態度,對研究《紅樓夢》作者的思想影響不會有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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