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衝擊封建制度的思想家
曹雪芹創作的《紅樓夢》，是一部反封建的政治歷史小說。在中國古典文學史上，它是思想性最強，藝術性最高，兩者結合得最好的一部偉大作品。《紅樓夢》高度的藝術成就和深刻的思想內容表明，曹雪芹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
《紅樓夢》原作流傳下來的，只有前八十回，這是研究評價作者思想的主要材料。除此以外，近年來新發現的曹雪芹佚著《廢藝齋集稿》，對於瞭解他的生平事跡和思想變化，有很大的幫助。本文根據《紅樓夢》前八十回和《廢藝齋集稿》殘存部分，對曹雪芹的思想，作些不成熟的探討和評價。
一
曹雪芹生活在中國封建時代的「末世」。從頑固地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孔子，到猛烈地衝擊封建制的思想家——曹雪芹，延續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已經老天拔地，快進棺材了。「忽喇喇如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就是這個垂死的封建制度的形象寫照。隨著階級矛盾的日益激化，在農民起義和市民運動的風暴打擊下，清王朝的封建統治搖搖欲墜，地主階級內部分崩離析，分化出一小批具有反封建的思想傾向的叛逆者來。曹雪芹就是這樣一個反封建的思想家。一部《紅樓夢》，滲透了反抗整個封建社會的叛逆精神，閃耀著早期民主主義思想的光芒。
毛澤東同志指出: 「這四種權力——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 （《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國傳統的封建思想，主要是孔丘創立的儒家學說。這種所謂 「用世」的思想，比較注重在現實生活中建立和強化統治階級的權威。儒家提出的「三綱五常」，是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主要思想武器，是封建社會最高的政治、道德規範。所謂「三綱」，就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也就是「政權」(君權)、 「族權」(父權)、「夫權」 (男權)這三條繩索。佛道兩家的學說，都是所謂「出世」的思想，那不過是把人間的三綱——君權、父權、夫權，轉移到天國和地獄裡去就是了。他們各自捏造出許多牛鬼蛇神，妄圖用這種宗教迷信中的鬼神的權威，來麻醉人民，鞏固封建統治。在《紅樓夢》中，人們可以看到，封建社會的這四條極大的繩索，有形無形地束縛著人民群眾。曹雪芹在書中批判了反動的政權、族權、夫權和神權，對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進行了猛烈的抨擊。
「由一國、一省、一縣以至一鄉的國家系統（政權）」，「是一切權力的基幹。」這種地主階級的封建國家，是保護封建剝削制度的權力機關。」在封建國家中，皇帝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在各地方分設官職以掌兵、刑、錢、谷等事，並依靠地主紳士作為全部封建統治的基礎。」 《紅樓夢》裡描寫的賈、 史、玉、薛四大家族，是十分典型的封建貴族集團，可以當作整個地主階級和封建國家的縮影來看。四大家族互相勾結，上自朝廷，中及州縣，下到鄉村，都有他們的人。這個封建性的獨立王國，在家族內部實行森嚴的宗法統治，在社會上對人民進行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書中以四大家族為中心，對地主階級和封建國家的罪惡統治，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第四回寫《葫蘆僧亂判葫蘆案》，悶葫蘆裡裝的什麼藥?通過賈雨村亂判人命案這個事例，就可以一眼看穿了。原來當時凡作地方官的，都有一個「護官符」，上面寫著「本省最有權有勢極富極貴」的大族名宦土豪劣紳的名姓，把這些地頭蛇當作自己的靠山。一旦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爵，連性命也保不 成。官僚們只有竭力維護這些大家族的利益，才能官運亨通，青雲直上。賈雨村「暗結虎狼之屬」，徇情枉法，謀財害命，魚肉鄉里，弄得「民命不堪」。就是這樣一個「貪酷」成性的民賊，在四大家族的保護傘庇護下，飛黃騰達，很快就升為「大司馬，協理軍機，參贊朝政」，成為封建朝廷的軍政權臣。曹雪芹這樣描畫賈雨村的「陞官圖」，暴露了從地方到中央的地主政權和封建官場的黑暗腐敗。
在建國家中，皇帝有最高的權力。君權，是地主政權的集中代表。敢不敢把批判的鋒芒指向皇帝和君權，這是對封建制叛逆者的一個嚴峻考驗。曹雪芹為了逃避文字獄，使《紅樓夢》能夠流傳於世，不得不在表面上寫些歌功頌德的假話，並再三表白「此書不敢干涉朝廷」，「並非怨世罵時之書」實際上，他在小說中喜笑怒罵，並不把皇帝放在眼裡。在他看來，皇帝王侯(如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等）和「奇優名娼」 (如卓文君、紅拂、薛濤等)一樣，是「易地則同之人」， 本無高低貴賤之分。曹雪芹塑造的理想人物賈寶玉，就是個 「有天無日」的「混世魔王」 ，「天不怕，地不怕」的亂臣逆子。賈元春做了皇帝的小老婆，「寧榮兩處上下里外，莫不欣然踴躍」，受寵若驚。惟獨賈寶玉 「視有如無，毫不曾介意。」 「文死諫，武死戰」 ，是封建社會的金科玉律，賈寶玉卻認為 「這皆非正死」。正因為「有昏君」， 「有刀兵」，那些「疏謀少略」的鬚眉濁物，為了沽名釣譽，「濁氣一湧」，才「送了性命」，輕如鴻毛。另一個叛逆者林黛玉，也曾褻瀆過封建帝王。賈寶玉把北靜王送給他的見面禮——「聖上親賜」的 「𦵾苓香串」，轉送給林黛玉，她卻扔掉不取，還說: 「什麼臭男人拿過的，我不要他!」連皇帝帶王爺都給罵了。對封建社會最高權威的輕蔑!在富有反抗精神的女奴鴛鴦身上，表現得更突出。當老色鬼賈赦以死來逼她做小老婆時，鴛鴦視死如歸，嫉惡如仇，斬釘截鐵地發誓說: 「我是橫心的。……便是寶金、寶銀、寶天王、寶皇帝，橫豎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著我，我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從命!」這就是說，即使皇帝來求婚，也會同樣碰一鼻子灰。如果曹雪芹沒有「捨得一身剮，敢把皇上帝拉下馬」的精神，他哪裡敢這樣盡情地嘲弄皇帝，踐踏君僅？清初的皇帝，為了鞏國自己的統治，常常到各地巡遊，規模的盛大是空前的。康熙搞了六次「南巡」， 乾隆也照樣來了六次，每一次「盛典」的窮奢極侈，都十分驚人。乾隆晚年自己招供說: 「六次南巡，勞民傷財，作無益害有益。」曹家曾經「接駕四次」， 「把銀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 。「他家怎麼就這麼富貴呢？」曹雪芹根據家裡老輩人的追述，在小說中揭穿了這個老底：原來「也不過是拿著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誰家有那些錢買這個虛熱鬧去!」皇帝家的錢是哪裡來的?還不是括來的民脂民膏!曹雪芹只用「虛熱鬧」三個字，就把皇帝們的「南巡盛典」一筆批倒了。
《紅樓夢》中的反君權思想，不僅表現在諸如此類的幾句話、幾件事上，主要還應當從它的主題思想及其社會政治意義上去理解。作者通過貫穿全書的批判性描寫，揭露了封建社會的極惡大罪，深刻地指出了君主制度是萬惡之源，封建皇帝是罪魁禍首。不過，在政治迫害、思想箝制極為嚴酷的乾隆時代，曹雪芹是不敢公開罵皇帝的，也難以用「史筆」來直書真事。他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不得不把「真事隱去」，用 「假語村言」，來講自己的心裡話。不敢講真事，是封建君主制度下政治壓迫的結果。不講真事講故事，正是曹雪芹進行反封建的政治鬥爭的手段。《紅樓夢》寫了一些愛情故事，但 「男女戀愛」不是這部小說的「主題」。曹雪芹描寫愛情是為了打掩護，是用這種溫情脈脈的生活現象，來掩蓋殘酷無情的政治鬥爭。實質上，《紅樓夢》寫的是社會政治主題，講的是階級鬥爭，反的是以皇帝為最高代表的封建制度。如果說，《水滸傳》只反貪官污吏而不反皇帝，那末，《紅樓夢》就前進了一大步，不但反對貪官污吏，還反對了封建皇帝。
在中國封建社會中，「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長的家族系統 (族權)」 ，是束縛人們的又一條極大的繩索。幾千年來，在封建統治階級方面，每一個宗法制的宗族和家庭，就是一個社會政治單位，一個獨立的封建王國。族長二政治單位，族長和家長，就是這個獨立王國中的大小皇帝，對全族和全家成員實行著專制統治。《紅樓夢》著重描寫的賈家寧、榮二府，是很有代表性的一個封建大家族。這個「鐘鳴鼎食」之家，「詩禮簪纓」之族，外面看來，好像是「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裡面卻是一個散發著血腥味的人間地獄。在賈府的圍牆內，以賈母、賈珍、賈政、王夫人、鳳姐等為代表的封建貴族統治者，只有三十來個人，其他三百多個都是奴隸，如晴雯、鴛鴦、司棋、金釧等等。這一小撮統治者騎在一大群奴隸們頭上，稱王稱霸，作威作福，把持著生殺予奪之權。賈府的現任族長是賈珍，「凡族中事自有他掌管」，似乎應該是全族上下的榜樣了。其實卻是 一隻披著人皮的野獸!就是他，在「國孝」 「家孝」中，慫恿賈璉「偷娶」了尤二姐，自己還妄想霸佔尤三姐，結果把她們逼上了死路。就是他一手造成了秦可卿的自縊，為掩人耳目 「恣意奢華」，選用了價值上千兩銀子的棺材板，又花一千二百兩銀子給賈蓉捐了個「龍禁尉」的空頭銜，黑山村農民交納的一年的貨幣地租，竟被他在一場喪事中揮霍殆盡!賈珍的種種獸行，集中表現了封建家族腐朽沒落的階級本質。曹雪芹無情地揭露了以賈珍為族長的封建家族的罪惡，這本身就是對反動族權的否定和批判。在《秦可卿死封龍禁尉》和《寧國府除夕祭宗祠》這兩回中，曹雪芹對腐爛透頂、虛偽到家的封建族權，進行了多麼辛辣的諷刺，多麼有力的鞭撻!
族權是擴大了的父權，父權是族權的核心。賈政和寶玉父子之間的衝突，是封建衛道者和叛逆者的矛盾鬥爭，是社會上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在封建家族內部的反映。賈政對寶玉的反叛思想言行，恨之入骨，老羞成怒，「下死手」毒打「這不肖的孽障」，要勒死他，以絕將來「弒君弒父」的禍患。賈政想以死來迫使「逆子」回頭，寶玉卻在短兵相接的搏鬥中發展了他的叛逆性格，他說: 「我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願的！ 「這些人」，指的是金釧一類的奴婢和琪官那樣的優伶，都是封建社會下層受壓迫、受侮辱的人們。賈政的大打出手，暴露了封建家族中家長的專制淫威，也揭示了封建末世「族權」——「父權」的嚴重危機。
在封建社會中，婦女的地位是最低賤的，除了受君權、族 權、神權的支配以外，「還受男子的支配(夫權) 。」封建統治者規定，「三從四德」是婦女最高的道德標準，強迫婦女絕對順從男子：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對這種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和封建教條，曹雪芹是激烈反對的，賈寶玉對婦女的某些看法，突出地反映了這一點。曹雪芹筆下的賈寶玉，是封建夫權——男權的造反者。他說「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他還認為「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鍾於女兒，鬚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因此，他「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沌濁物，可有可無。」賈寶玉這種「重女輕男」的思想、言行，看來有些「過分」，但在婦女被壓在社會最底層的時代，是有其進步意義的。幾千年來，反動統治總是說：「男尊女卑」， 「夫為婦綱」， 「男帥女，女從男」。曹雪芹大膽地翻這個舊案，要把過去不正確的男女地位顛倒過來。這在封建時代，是很突出的反傳統思想，是對統治階級提倡的夫權(男權）的大膽否定。曹雪芹這種思想和寫法，打破了幾千年來的舊傳統，表現了男女平等的新觀念。
封建的婚姻制度，是夫權的集中表現。在封建宗法制度和婚姻制度下，「對於王公本身，結婚是一種政治的行為，是一種借新的聯姻來擴大自己勢力的機會;起決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決不是個人的意願。」（《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婚姻必須門當戶對，有利可圖；個人要聽「父母之命，媒灼之言」，毫無自由自主的權利。在這種家長包辦的買賣婚姻中，婦女的地位和命運，就更加低下和悲慘。曹雪芹描寫的寶黛愛情悲劇，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這是一對叛逆者的愛情，自然要遭到衛道者的反對；另一方面，這種以共同的叛逆思想為基礎的自由戀愛，本身就是對封建禮教和婚姻制度的反叛，也不可避免地會被舊勢力所摧殘。封建勢力有權扼殺叛逃者的愛情，但無法征服他們叛逆的心。寶黛愛情的悲劇結局，說明曹雪芹不可能在現實生活中為他心愛的主人公找到出路，但也反映了他在婚姻、婦女問題上，是有自己的主張和理想的。
在封建時代，「由閻羅天子、城隍廟王以至土地菩薩的陰間系統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種神怪的神仙系統——總稱之為鬼神系統（神權)」 ，是束縛人民的一種精神枷鎖。曹雪芹對神權抱什麼態度呢？他在《紅樓夢》中，固然寫了不少鬼神僧道，也不乏果報輪迴的說教。但這些東西，有的是現實主義的真實描寫，有的是對佛道鬼神的批判和嘲弄；也有的是消極浪漫主義的藝術虛構，反映了作者世界觀中的落後因素。事實上，曹雪芹既反對儒家的「用世」態度，也譭謗僧道的「出世」思想。他否定鬼神的存在，對神權進行了無畏的衝擊。書中的賈寶玉，不僅「批駁誚謗」儒家的聖經賢傳，而且還「毀僧謗道」甄寶玉是賈寶玉的「影兒」，他常常說: 「這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阿彌陀佛、元始天尊的這兩個寶號，還更尊榮無對的呢! 」這些「混話」，出自甄賈寶玉之口，反映的卻是曹雪芹的反佛道思想。高鶚把這句話竄改成：「比那瑞獸珍禽、奇花異草更覺稀罕尊貴呢。」從這裡可以看出，曹雪芹的反神學精神，使續作者感到提心吊膽，不得不偷天換日，以削弱原作中反佛道思想的銳利鋒芒。書中寫到賈寶玉偶而參禪談玄時，作者總是巧妙地讓別人去打斷他的 「癡心邪話」。如賈寶玉「因一時感忿」，玩弄「道書禪機」， 又佔偈又填曲，林黛玉就告誡他：「以後再不許談禪了！ 」寶玉笑道：「誰又參禪?不過一時頑話罷了。」一笑了之。柳湘蓮跟一個道士出走，有人說是「看破那道士的妖術邪法，特地跟他去，在背地擺佈他」。第六十三四通過賈敬「吞金服砂」 燒脹而死，徹底戳穿了道教修煉「異仙」的鬼把戲，指出「導氣之術，總屬虛誕」，認為「參星禮鬥，守慶申，服靈砂」， 都是「玄教」的「妄作虛為」作者否定道教的態度，在第八十回中表現得更鮮明。連「膏藥最驗，只一貼百病皆除」的老道士「王一貼」，也不打自招：「實告訴你們說罷：連膏藥也是假的。我有真藥，我還吃了作神仙呢。有真的，跑到這裡來混！」這就一針見揭破了道教自欺欺人的老底。在王一貼的自供下面，有脂研齋的雙行批說：「寓意深遠在此數語。」 曹雪芹的寓意是，深恐後人誤認為他是相信鬼神佛道的，在這裡數語點破，表明了自己反神學的真實立場。他是不相信世界上有神仙鬼怪的，因此他也不相信佛道兩教的「妖言」「妄作」。他在小說中寫了一些「金玉良緣」之類的神話，但都自行批駁了。有一次，寶玉面對著寶釵，在夢中喊罵：「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什麼是金玉姻緣？我偏說是木石姻緣！」書中寫賈寶玉平常最討厭水仙庵，有一天為了悼念被王夫人迫害死的奴婢金釧，卻到那裡去燒香，還發表了一通否定鬼神的妙論：「我素日因恨俗人不知原故，混供神，混蓋廟。這都是當日有錢的老公們和那些有錢的愚婦們，聽見有個神，就蓋起廟來供著，也不知那神是何人。……比如這水仙庵裡面， 因供的是洛神，……殊不知古來並沒有個洛神，那原是曹子建的謊話。誰知這起愚人就塑了像供著。今兒卻合我的心事，故借他一用。」由此可見，曹雪芹具有一定的無神論思想：一、「古來並沒有」 「神」 ；二、「有錢的」 「愚人」聽信了「謊話」， 才「混供神，混蓋廟」 三、儘管如此，只要「合我的心事」， 也不妨「借他一用」。在宗教迷信盛行的封建時代，這些思想、觀點具有反神學的戰鬥意義。
《紅樓夢》是一部現實主義的傑作。它不僅塑造了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還進行了真實的細節描寫。曹雪芹對小說人物的宗教迷信活動和他們的心理狀態，作了大量的真實描寫。這類客觀的描述，不能當做作者的主觀思想來看待。書中也有許多「夢」、 「幻」、 「神」、 「靈」的描寫，屬於消極浪漫主義的範疇。如賈寶玉夢遊太虛幻境， 癩頭和尚、跛足道人在書中神出鬼沒，馬道婆興妖作怪「鬧了個天翻地覆」等，裡面確有不少消極因素，是需要加以分析批判的。
《廢藝齋集稿》的發現，證明曹雪芹既不是孔孟之徒，也不是緇黃者流。他在現實生活中是腳踏實地，「有志進取」 的。他在後半生中，以驚人的毅力創作了《紅樓夢》這部巨著;又編寫了八冊《集稿》，積極幫助「窮民」掌握謀生技藝；還在「舉家食粥」的窘境中，周濟了一些老弱病殘的窮人。很難想像，一個崇尚佛道，迷信鬼神，虛無悲觀的厭世主義者，會如此踏實地生活工作，如此深刻地批判佛道，如此頑強地同命運鬥爭。
總之，對於壓迫了中國人民兩千多年的四種封建權力，曹雪芹在《紅樓夢》中進行了全面的揭露和猛烈的抨擊。他對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批判，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不亞於當時和前代那些反封建的傑出思想家。在中國歷史上，正統的封建宗法思想，就是儒家思想，特別是孔丘的思想。曹雪芹是個勇敢的反孔派，他用寫小說來反孔，對以儒家為正統的封建思想，進行了有力的批判。曹雪芹對孔丘和儒家思想的批判鬥爭，在歷史上起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啟蒙作用。在當前的社會條件下，堅持用馬列主義的階級觀點研讀、評價《紅樓夢》，對於我們認識儒家思想的反動實質，總結歷史上思想鬥爭的經驗，搞好上層建築領域的革命，有很大的現實意義。但是，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決定了曹雪芹對儒家和全部封建宗法思想的批判是不徹底的。他對封建的「四權」，不可能做到根本否定，徹底決裂，在許多方面還有所保留。這些不可避免的缺點，是要從歷史條件加以說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於前人的。至於曹雪芹思想中的封建性糟粕，當然要堅決予以批判和剔除，而絕不應採取以俊遮醜的錯誤態度。
二
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哲學戰線上的兩條思想路線的鬥爭， 主要表現為唯心主義理學和反理學的鬥爭。「理學」這個反動的哲學思潮，發端於唐代，宋以後發展成為封建統治階級的官方哲學。頑固地維護封建制的思想家朱熹，是宋代官方哲學的代表，也是唯心主義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的反動思想，在上層建築領域中長期居於統治地位，起著極為反動的歷史作用。清代康、雍、就三朝，程朱理學在社會上佔絕對統治地位。康熙封朱熹為「十哲之次」，把他的偶像捧進孔廟；要人們當作「聖賢」來崇拜。朱熹的理學謬說，被尊崇為封建的「法典」， 具有極大的反動權威。誰敢議論朱子，批駁他的學說，就要遭到封建衛道者的圍攻和反動統治者的迫害。在封建理學的反動 思潮濁浪排空的惡劣環境中，曹雪芹以反潮流的大無畏精神，對朱子的理學謬說進行了勇敢的批判。在這種批判中，表現出他的樸素唯物論和自發辯證法的哲學思想。
以朱熹為代表的唯心主義理學的基本綱領，就是封建統治思想的核——三綱五常。朱熹把「理學」的「理」，和封建綱常道德直接聯繫起來，認為「理」就是君臣、父子、夫婦， 仁、義、禮、智、信等三綱五常。而這種「極好至善」的天理，是封建社會最高的道德倫理標準，不容許任何人懷疑和反對。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對封建統治者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三綱五常，表示了極大的懷疑和輕蔑。他對君權、父僅、夫權作過許多具體的批判，對集中體現這三綱的程朱理學本身，也動了針鋒相對的攻擊，甚至把朱子的理學著作貶斥為「虛比浮詞」。書中第二回和第三十一回有兩段關於哲學命題的人物對話，是批判程朱理學的點睛之筆，矛頭直指朱熹的謬說，具有很強的戰鬥性。
曹雪芹認為: 「天地間賦陰陽二氣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變萬化，都是陰陽順逆。多少一生出來，人罕見的就奇，究竟理還是一樣。」在這裡，他繼承了氣一元論的唯主義觀點。朱熹承認宇宙間有兩種東西——「理」和「氣」並頑固地堅持理一元論的客觀唯心主義觀點。對「理」「氣」的關係，也就是精神和物質的關係，他認為「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 「理生氣」。他所謂「理」，是產生天地萬物和人類的本源，是客體的絕對精神。曹雪芹反對朱熹的唯心觀點，認為宇宙間只有物質性的氣，天地萬物和人類都是由氣運動變化所產生的，根本不存在「理」這種東西。他指出， 物質世界——氣，是陰陽兩個對立面的統一。陰陽是「沒影沒形」的，「不過是個氣，器物賦了成形。」這就是說，陰陽這兩個對立面的運動變化，產生了天地萬物和人類。這就尖銳地批判了朱熹的「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的謬論，堅持了唯物主義的氣一元論的宇宙生成說。
曹雪芹認為，氣這個物質在運動變化中，包含著陰陽兩個對立面的鬥爭和統一。宇宙間——「從古到今，開天闢地」， 充滿著對立物的矛盾——「都是些陰陽」。書中列舉了自然界的許多實例: 「比如天是陽，地就是陰；水是陰，火就是陽；日是陽，月就是陰。」 「走獸飛禽：雄為陽，雌為陰；牝為陰，牡為陽」。就連「那些蚊子、蒼蠅、朦蟲兒、花兒、草兒、瓦片兒、磚頭兒，也有陰陽」的分別。這些例子說明，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有對立面的。同時，在一個事物內部，也普遍存在著對立性。「比如那一個樹葉兒，還分陰陽呢。那邊向上陰陽的便是陽，這邊背陰覆下的便是陰。」又比如手裡的扇子，「這邊正面就是陽，那邊反面就為陰。」這些看法，具有初步的辯證法的因素。
辯證法的基本觀點，是對立面經過鬥爭，互相轉化。曹雪芹自發地承認這個觀點。他說，天地間的正氣和邪氣相遇，「正不容邪，邪復妒正，兩不肯下。亦如風水雷電，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等讓，必致搏擊掀發後始盡。」這是樸素辯證法思想。朱熹雖然也承認事物有對立和矛盾，但又認為是「理必當如此」，對立面不能轉化，這就流於形而上學了。
他為了鞏固封建統治，竭力維護三綱五常，胡說什麼: 「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程頤也說過: 「天理如此，豈可逆哉? ! 「他們認為，封建社會的君權、父權等三綱，是永恆不變的天理。皇帝永遠是皇帝，君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誰敢懷疑，就是大逆不道。曹雪芹駁斥了程朱的謬論，大膽地指出：帝王將相、高人逸士、奇優名娼，不過是「易地則同之人」，根本不是什麼「定位不易」的。他認為，同一種氣稟的人，生在公侯富貴、詩書清貧、薄祚寒門三個不同的環境中，只是表現有些差別。這些人的地位確定以後，不是不能變易的。隨著在階級鬥爭中的「成」 「敗」，他們可以變換地位 (易地) ，帝王可以變盜賊，盜賊也可以做帝王。面對程朱鼓吹的「天理」 「不易」的理學謬說，這是多麼勇敢的挑戰，多麼有力的衝擊!曹雪芹這種承認世界在鬥爭中變易的思想，含有樸素唯物論和自發辯證法的因素，是指導他創作《紅樓夢》的基本思想。
《紅樓夢》是文學作品，不是哲學講義。曹雪芹哲學思想中的進步因素，不是靠抽像的說教，而是通過藝術形象表現出來的。曹雪芹以樸素辯證法的世界觀指導創作，在《紅樓夢》中進行典型塑造和藝術描繪，廣泛而深刻地觸及了封建社會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階級和時代的局限，使他不可能具備自覺的階級觀點，不可能正確地理解和解釋這種矛盾和鬥爭，不可能直接找到和提出解決社會衝突的辦法。但是，由於曹雪芹有了自發的辯證法思想，他在《紅樓夢》中，生動地描繪了封建社會末期階級矛盾、階級鬥爭的歷史畫面，刻劃了貴族統治階級分崩離析、腐朽沒落的歷史趨勢。所以說，《紅樓夢》是一部封建社會末期的階級鬥爭史，是一部封建貴族階級的衰亡史。朝初期的社會生活，充滿著錯綜複雜的矛盾鬥爭，經歷著盛極而衰的急劇變動。曹雪芹在現實生活中深刻地看到了這種「斗」和「變」，在《紅樓夢》中形象地再現了這種「斗」和「變」。這部形象的歷史，是封建社會末世動亂景象的一個投影。
「山雨欲來風滿樓」。翻開《紅樓夢》這部形象歷史，可以醒目地看到：在封建社會的昏天黑地中，到處是人吃人的筵席，充滿著矛盾和鬥爭。曹雪芹通過對一個封建貴族家庭內外盾的描寫，反映了敵對階級之間的殘酷鬥爭和封建貴族內部的爭權奪利。《紅樓夢》裡，階級鬥爭激烈得很，三十來個貴族統治者，殘酷地剝削、壓迫著三百多個奴隸。在短短的幾年中，直接被封建制度和四大家族迫害死的人命，就有三十五條之多!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社會上農民階級的暴力鬥爭，和賈府內奴隸們的反抗行動，遙相呼應，內外夾攻，沉重地打擊著以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封建貴族。小說開卷第一回，就揭示了當時社會中尖銳的階級矛盾：「今之人，貧者日為衣食所累，富者又懷不足之心」。接著就勾畫出農民起義風起雲湧的階級鬥爭圖景：「近年水早不收，盜賊蜂起，無非搶田奪地，……因此官兵剿捕」。六十六回又畫龍點睛地指出：在「平安州界」出了「一夥強盜」，其他不平安的州縣，就可想而知了。這種社會階級鬥爭的風暴，不斷地襲擊四大家族，激勵著賈府中奴隸們的反抗鬥爭。在貴族統治者內部，也時時處處著矛盾和鬥爭。毛澤東同志說過「地主階級內部，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 ，「是不斷進行的」。這種再分配的鬥爭，貫穿在封建制度產生、發展、衰亡的全過程，存在於地主階級上層、中層、下層的各方面。越接近封建社會的末世，越是在地主階級的上層，這種權力和財產再分配的鬥爭，就進行得越激烈，越殘酷。曹雪芹是個從這種鬥爭中「翻過觔斗來的」，有深切的感受，他在《紅樓夢》中現身說法，把封建貴族內部爭權奪利的矛盾衝突，揭露得維妙維肖，批判得體無完膚。賈府內外，祖孫、父子、母女、叔侄、舅甥、兄弟、姐妹、夫妻、姑嫂、婆媳、妯娌、妻妾、嫡庶、朋友、上下、君臣之間，爾虞我詐，雞爭鵝鬥，鬧得一塌糊塗。正像探春說的: 「一個個不像烏眼雞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對於這一切社會矛盾和鬥爭，曹雪芹不但看到了，描寫了，還形象地進行了哲學概括。他通過林黛玉的口，說出了社會矛盾不可調和的真理: 「但凡家庭之事，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魯迅指出: 「林黛玉說: 『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這就是女界的『內戰』也是永遠不息的意思。」 (《娘兒們也不行》)可以說，在階級社會中， 敵對階級之間和統治階級內部，矛聲和鬥爭是絕對的，「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 ，沒有調和的餘地，沒有停息的時候。鬥爭的結局，就是變易。
「無可奈何花落去」。這句古詩，用來形容曹雪芹寫《紅樓夢》時那種半是詛咒，半是哀傷的矛盾心情，是很恰當的。正像他對賈寶玉的情性的分析: 「只到筵散花謝，雖有萬種悲傷，也就無可如何了。」一切都在鬥爭，一切都在變化。封建社會也在變化，由盛轉衰，日趨沒落。這是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說過: 「在中國，則有所謂『天不變? 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的思想，曾經長期地為腐朽了的封建統治階級所擁護。」儒家學派所講的「道」，是指封建主義的「道路」和「道理」。他們製造五種天道「不變」的荒謬理論，是為了維護腐朽的封建統治，永保地主階級的榮華富貴。 曹雪芹反其道而行之。他從自己的貴族家庭急速敗落的劇變中，看到了封建統治階級的腐朽沒落，看到了幾千年地主階級專政的衰老破敗，打破了天道不變的傳統觀念。《紅樓夢》從頭到尾貫穿著尖銳複雜的鬥爭，強烈地反映了封建社會由盛到衰的巨大變化。也是在開卷第一回中，作者用「女媧氏煉石補天」的神話故事，交代此書的來歷，並指出: 「說起根由雖近荒唐，細按則深有趣味。」仔細想一想，確實是大有深趣的。 「補天」，就意味著天不但變了，而且破了，這才需要補。天變了，破了，封建主義的「道」也就變了，破了。說到底，在曹雪芹看來，封建制度的「天」已經變得殘破不堪，無法修補了。「盛席華筵終散場」——那種吃人肉、喝人血的筵席，不管怎樣興盛豪華，最終是必定要散場的!這種「盛筵必散」的思想，滲透在全書的各個角落。書中一唱三歎: 「千里搭長棚，沒有不散的筵席! 」這是真理，其中包含著自發辯證法的因素。第一回甄士隱《好了歌注》說: 「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活畫出「忽新忽敗，忽麗忽朽」的歷史「場面」。第二回冷子興說賈府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 這位「傍觀冷眼人」，已經看出了「目下興衰兆」。第五回《紅樓夢曲》中，反覆暗示四大家族和書中人物的悲慘結局。寧榮二公的幽靈說: 「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富貴傳流，雖歷百年，奈運終數盡，不可挽回」。其實是曹雪芹在宣告：封建貴族們是「不配有更好的命運的人」。第六回正文一開頭，王熙鳳就憂心忡忡地說: 「外頭看著雖是烈烈轟轟的，殊不知大有大的艱難去處」。第十三回，秦可卿托夢時警告王熙鳳：別看眼前「真是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盛。要知道也不以瞬息的繁華，一時的歡樂，萬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語! 」第四十三回寫鳳姐做生日，尤氏對她說: 「好容易今兒這一遭，過了後兒，知道還得像今兒這樣不得了？趁著今兒，又體面，盡力灌喪兩鍾子罷! 」脂硯齋批語說: 「閒閒一戲語，伏下後文，……所謂『盛筵難再』」。就這樣，小說故事情節發展到第五十五回，出現了突變，達到了盛極而衰的轉折點。從此以後，就急轉直下，四大家族在內外矛盾鬥爭中一敗塗地，一蹶不振了。大觀園的女奴們，早就看出了賈家 「樹倒猢猻散」的趨勢，打算掙脫牢籠，尋找新的出路。第二十六回，紅玉引用「盛筵必散」的俗語，說: 「誰守誰一輩子呢?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干各人的去了」。佳蕙嘲笑寶玉還在打算怎樣收拾房子做衣裳，「倒像有幾百年的熬煎! 」第七十二回，司棋對鴛鴦也引用這句俗語，說: 「再過三二年，咱們都要離這裡。」隨著鬥爭的深入發展，叛逆者也逐漸看清了 「盛筵必散」的趨勢，改變著自己的看法。到第七十八回， 「喜聚不喜散」的賈寶玉感到大勢已去，無可奈何: 「大約園中之人不久都要散的了，縱生煩惱，也無濟於事。」按照曹雪芹的原意，全書結局是賈府被抄，「家亡人散各奔騰」，這個人肉筵席被一場大火燒光，「落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這個賈府巨變的悲劇結局表明，曹雪芹運用樸素的辯證法思想觀察社會，從所謂「乾隆盛世」的「虛熱鬧」、假繁榮中，看出了封建「末世」那種迴光反照的歷史景象。他看到，古老的封建中國，好像一個「暮年之人，貧病交攻，竟漸漸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來」。曹雪芹在《紅樓夢》裡，用現實主義的真實描寫，揭開了封建制度必然滅亡的歷史帷幕，徹底批判了「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的鬼話，為垂死的封建社會敲響了喪鐘。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指出: 「問題決不在於簡單地拋棄這兩千多年的全部思想內容，而是要批判它，要從這個暫時的形式中，剝取那在錯誤的、但為時代和發展過程本身所不可避免的唯心主義形式中獲得的成果。 「《紅樓夢》裡體現的唯物論和辯證法，帶著自發的樸素的性質，處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還不可避免地夾著許多唯心論、命定論的雜質。我們應當以無產階級世界觀為武器，對它的全部思想內容進行認真的分析批判，從唯心主義形式中剝取有價值的成果，以利對曹雪芹的世界觀作出正確的評價。
三
曹雪芹的世界觀，從它的主導的進步的方面來說，主要是代表了新興的市民階級的思想要求；從它的次要的落後的方面來說，顯然還殘留著封建貴族階級的不可磨滅的烙印。質而言之，曹雪芹的思想體系?具有反封建的早期民主主義傾向，問題在於，這種思想傾向究竟屬於哪個階級的範疇?產生這種思想的社會根源到底是什麼?
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中國社會中還沒有資本主義經濟，沒有資產階級和它的政治力量，因此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新文化、新思想是無從發生的。但是，從明清之際到鴉片戰爭前這一歷史時期，「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同時，作為中國資產階級的前身，由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構成的市民階級新興了。伴隨著萌芽狀態的新的經濟力量和階級力量的出現，不可避免地要產生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的萌芽。這種在封建社會末期產生的新思想的萌芽，就是具有反封建傾向的早期民主主義思想。曹雪芹生活在十八世紀上半期。當時，在國外，歐美資產階級革命正在醞釀，新興的啟蒙思潮衝擊著中世紀的舊制度和舊思想。在國內，正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時代，中國已經有了一些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但是還是封建社會。這就是出現大觀園裡那一群小說人物的社會背景，是產生賈寶玉這種不滿意封建制度的小說人物的時代。《紅樓夢》的反封建的政治傾向性，表明曹雪芹是有早期民主主義思想的，他是新興的階級力量的思想先驅。
恩格斯說過: 「如果一部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小說通過對現實關係的真實描寫，來打破關於這些關係的流行的傳統幻想，動搖資產階級世界的樂觀主義，從而不可避免地引起對於現存事物的永世長存的懷疑，那末，即使作者這時並沒有直接提出任何解決辦法，甚至作者有時並沒有明確地表明自己的立場，但我認為這部小說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致敏·考茨基》)誠然，曹雪芹所受的時代和階級的局限，使他不能正確認識封建制度必然衰亡的根本原因，更不可能直接提出任何解決社會危機的辦法。但是，這位偉大的現實主義者， 在現實生活中看到了他的貴族階級必然滅亡的歷史命運，並通過對封建社會的現實關係的真實描寫，打破了對這些關係的傳統的幻想。按照恩格斯提出的原理，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紅樓夢》完全完成了自己的「從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 的歷史使命。根據同樣的理由，可以說，《紅樓夢》表現出來的曹雪芹的反封建思想，具有早期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傾向。這正是曹雪芹的偉大之處。《紅樓夢》的思想傾向，是從這部小說的場面、情節和藝術形象本身流露出來的，作者並沒有特別把它指點出來。同時，曹雪芹也「不必要把他所描寫的社會衝突的歷史的未來的解決辦法硬塞給讀者。」儘管如此，《紅樓夢》這部書，不光揭露、批判了封建主義的舊制度、舊思想，還熱烈地歌頌、讚揚了反封建的新人物、新思想，探尋著未來的光明的會。「天盡頭，何處有香丘? 」這說明，曹雪芹對封建制度那個黑暗的天，已經絕望了。他試圖在這個天的盡頭，尋覓一個新的理想王國。這種新的社會政治理想，在《紅樓夢》和《廢藝齋集稿》中，是有所表現的。
從想補舊天，到要找新天，曹雪芹的世界觀經歷過一個轉變。毫無疑問，曹雪芹剛從貴族隊伍中被排擠出來時，曾經有過「補天」思想。他開始寫《紅樓夢》 ，還是想補天，想補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紅樓夢》裡寫的卻是封建家族的衰落。 當他要使本階級的那些貴族男女行動起來的時候，他的揭露是鐵面無情的，他的批判是入骨三分的。而他唯一地經常以毫不掩飾的讚賞口吻歌頌的人物，卻是封建制度的叛逆者和造反者。如果說， 《紅樓夢》裡有「補天」 思想，主要體現在鳳 姐、探春、焦大這些人物身上。可是，他們的操心費力，都以失敗告終。王熙鳳為支撐封建家族的大廈，操碎了心，結果是 「機關算盡太聰明，反送了卿卿性命。」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擋不了忽喇喇大廈傾，落得個「一帆風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園齊來拋閃。」焦大的「大罵小幫忙」，換來的只是一嘴 「土和馬糞」。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常常流露出補天不成的「慚恨」，用力描寫的是補天的失敗，壓根兒就不想把賈府的「命根子」——寶玉鍛煉成能夠補天的石頭。在他看來，「補天」根本就是荒唐無稽的舉動。第八回有一首詩，諷嘲那塊「無材補天」的頑石: 「女媧煉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意思是說：女媧「煉石」已經夠荒唐可笑的了，你還妄想補天，豈不是更大的荒唐!由此可見，曹雪芹後期的思想變化很大。新發現的曹雪芹較晚寫的自題畫石詩，就反映了他後期，特別是晚年的思想變化。詩中寫道: 「有志歸完璞，無才去補天!不求邀眾賞，瀟灑做頑仙。」這與早年寫的「見眾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材，不堪入選，遂自怨自歎」，思想情調就迥然不同了。從這首詩裡，人們可以看到，曹雪芹渴望著「邀集新雨覓仙境」——到「天盡頭」去尋找一個光明的新天地，而決不與舊天同流合污。封建社會那個殘破的天，從政治上、經濟上、精神上沉重地壓迫著曹雪芹。他卻頑強地生活著、工作著、鬥爭著，直到那風華正茂的生命被貧病奪去，也沒有向封建勢力屈服。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只要把《紅樓夢》的原作前八十回同續作後四十回對比一下，就不難分出曹雪芹和高鶚在思想上的優劣高低。從原作看，在曹雪芹的思想中，封建制度的天已經破爛不堪，無法再補，也不屑一補了。所以，全書的結局，是四大家族的徹底完蛋，這意味著封建社會的必然滅亡。但高鶚卻站在沒落地主階級的立場上，違背了曹雪芹的原意，大寫賈家的「中興」、 「復初」 妄圖修補封建制度的破天。這是高鶚續書的最大缺陷。由此可以反證，說曹雪芹是沒落階級的代表人物，是不對的。應該說，曹雪芹已經背叛了他出身的沒落貴族階級，轉變成為新興階級的思想代表了。
曹雪芹的思想轉變，首先是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決定的。 馬克思說過: 「每一個社會時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偉大人物，如果沒有這樣的人物，它就要創造出這樣的人物來。」 (《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中國明末清初，是一個「天崩地解」的時代。在明末農民大起義的打擊下，封建社會正在迅速地土崩瓦解。資本主義的幼芽，在如磐夜氣中萌發壯大起來。那是一個需要而且產生了「巨人」的時代。在當時的思想文化領域裡，也確實產生了一些在思想能力和政治熱情上，在叛逆性格和鬥爭意志上，在多才多藝和學識廣博上出類拔萃的傑出人物。曹雪芹，作為具有早期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傾向的偉大文學家、思想家，就是其中的一個。那時候，歐洲資本主義的風雨，開始侵襲著古老的中國。土生土長的資本主義經濟萌芽，在全國各地特別是東南沿海迅速發展起來，並在政治思想領域裡發生了一定的影響。一般說來，那時外來影響是十分微弱的，而內部的新經濟萌芽，從全國範圍和整個經濟來看，也還很幼小。但是，在某些特殊的地區和部門，這種新興的經濟力量是比較強大的，因而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反映也比較顯著。從分佈地區來看，東南沿海各省，特別是江浙一帶，萌芽狀態的資本主義工商業出現最早，發展最快。從經濟部門來看，在手工業方面的紡織業中，帶著資本主義性質的僱傭勞動關係出現最早，某些紡織業中心城鎮，市民力量較大，「民變」 頻仍；商業方面的城市商業和對外商業中，資本主義因素比較活躍。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的貴族家庭，恰恰長期盤踞在這些萌芽本主狀態的新經濟、新政治、新思想最集中的地方，掌握著這些資本主義萌芽最發達的經濟部門的命脈，一句話，正處在這個新的歷史潮流的漩渦中心。從康熙初年到乾隆初年，曹家祖孫三代四個人，連任江南織造官達六十年之久，世代在南京安家落戶。曹家和蘇州、揚州等資本主義萌芽最發達的工商業城市，也有著業務上的密切聯繫。這個具有特殊地位的封建貴族家庭，接觸外國資產階級勢力和本國資本主義萌芽的機會，無疑是較多的。不管正統派的封建家長怎樣「教育有方」，給後代灌輸多少封建主義的迷魂湯，對於那些「不肖子弟」來說，這裡卻是萌生反封建的新思想的極好溫床。青少年時代的曹雪芹，就是在這樣的社會地位和生活天地裡成長的。他一面不得不接受封建主義的傳統教育，一面又通過耳濡目染、潛移默化，接受著反映資本主義萌芽的新鮮事物。歷史潮流把曹雪芹從封建社會的污泥濁水中浮上來，他從新思潮中汲取了反封建的思想力量，又用自己的叛逆行動為這個新的時代浪潮推波助瀾。早期民主主義思想先驅曹雪芹，就是在這種新舊勢力的「搏擊掀發」中，「應劫而生」的。
社會時代只是創造了思想轉變的一般歷史條件，促成曹雪芹的思想發生巨大轉變的，主要還是他在實際生活上，物質利益和社會地位的急劇變化。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裡寫道：「曹雪芹實生於榮華，終於苓落」，在他的青年時代，曹家「遭巨變，家頓落，雪芹至中年，乃貧居西郊，啜粥，但猶傲兀，時復縱酒賦詩，而作《石頭記》蓋亦此際。」寥寥數語，把曹雪芹一生社會地位、物質生活和思想性格的巨大變化，勾畫出一個明晰的輪廓。從新發現的《廢藝齋集稿》殘文來看，曹家敗落後，曹雪芹結束了錦衣玉食的貴族生活，過著「貧窮難耐淒涼」的貧民生活。真所謂「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這種社會地位和物質利益的急劇轉變，在實際生活上導致了曹雪芹後期思想的巨大變化。魯迅說得好：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塗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曹家「樹倒猢猻散」以後，曹雪芹有過一段投親靠友，寄人籬下的生活經歷。在貴族階級的勢利眼看來，曹雪芹已是犯罪被抄、貧困潦倒的「乞丐」，自然要遭到疏慢和嘲謗的。曹雪芹從權貴打擊和親友疏慢的炎涼世態中，看見了封建貴族階級內部財產和權力再分配鬥爭的殘酷無情，看清了封建社會中「貧富二字限人」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他對那些爭權奪利、疏親慢友的傢伙，嗤之以鼻，加之以白眼。同時，曹雪芹從上層社會跌落下來，社會地位和物質利益與下層人民比較接近，直接間接地接觸到許多勤儉樸實的勞苦群眾，自覺不自覺地接受著他們的思想影響。新發現的材料和民間傳說表明，曹雪芹後期的思想有很大變化，他是同情窮人的。曹雪芹初到西郊，住在香山正白旗，那裡有個更房，是下層勞動人民聚會的地方，他常去同窮人們談天。後來搬到山北的白家幢去，和孤苦伶仃的白媼住在一起?互相幫助，「相處如一家人」。那時候，「雪芹固貧，饔饗有時不繼」，但還常常周濟鰥寡孤獨和廢疾無告的人們。曹雪芹為了「濟人以藝」， 編寫了一部手工藝叢書《廢藝齋集稿》，幫助那些生活無著的 「窮民」掌握一點技藝，「謀其有以自養之道」 ，「免遭伸手告人之難」。香山地區民間流傳著一副對聯，據說是鄂比送給曹雪芹的。其中讚揚了曹雪芹「遠富近貧」的思想行為。「遠富近貧」，正是曹雪芹後期從物質生活到精神面貌發生轉變的生動寫照。這種情況，在《紅樓夢》裡有所反映，是符合曹雪芹的思想實際的，也完全符合思想發展的客觀規律。曹雪芹反封建的早期民主主義思想，正是在這種「遠富近貧」的實際生活中，逐步萌生、發展、形成的。
毛澤東同志說： 「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曹雪芹到底是從封建貴族隊伍中叛逆出來的文學家、思想家，他所生活的時代和出身的階級，不能不在他的思想和作品裡打上深深的烙印。曹雪芹的世界觀，存在著顯著的矛盾。他所創作的《紅樓夢》，是世界文學中第一流的現實主義傑作；可是，落後的悲觀主義思想，消極的浪漫主義方法，像夢魔一樣纏繞著整部小說，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他猛烈地反對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大膽地批判了君權、族權、夫權、神權，也觸及了一部分經濟基礎；但是，對作為封建社會的基礎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他並不否定。他雖然無情地揭露了貴族階級的腐化墮落的寄生蟲生活，批判了封建主義的殘酷剝削;但又為失去的天堂哀惋歎惜，懷戀著昔日的「天恩祖德」、「風月繁華」，還有 過「補天」的幻想和「無材」的慚恨。他雖然對以農民為主體的下層勞動人民的苦難遭遇表示同情，但他是封建貴族家裡的人，對農村情況不熟悉，因此他不可能抓住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農民和地主階級的矛盾來寫，並且站在地主階級立場上，否定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這是他最大的缺陷。曹雪芹世界觀中的種種矛盾之處，正是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的表現。這些無法解決的矛盾，決定了曹雪芹的世界觀不可能完全超越封建主義的政治思想範疇。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看問題要看本質，要看主流。在曹雪芹的世界觀中，這些消極的、落後的東西，不是主流的方面；它的主流的方面，還是積極的、先進的。
曹雪芹去世已經二百多年了。他耗費了畢生的精力和心血，創作了一部中國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紅樓夢》，在思想文化方面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有益的東西。我們要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對曹雪芹的思想進行認真的分析，作出科學的評價，批判地繼承這份珍貴的文學遺產和思想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