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雍、乾三朝的政治鬥爭與曹雪芹創作《紅樓夢》...
毛澤東同志指出：「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因此，離開對具體社會政治歷史背景的分析，就不能正確地評價任何文藝作品。以馬克思主義觀點評論傑出政治歷史小說《紅樓夢》的創作，就必須密切地注視它同當時的政治歷史背景之間存在的十分密切的關係。
曹雪芹的《紅樓夢》，產生在我國封建社會行將崩潰，資本主義萌芽正在發展的時代。作者的一生，經歷了清代的康、雍、乾三朝。當時，敵對階級的階級鬥爭，統治階級的內部鬥爭，思想領域的新舊鬥爭，都非常激烈，非常尖銳。這三朝的政治風雲，對曹雪芹的貴族家世、思想變化和文學創作，有很大的影響。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曹雪芹的《紅樓夢》，是康、雍、乾三朝的階級鬥爭的產物。而當時皇室內部爭奪帝位的鬥爭，特別是雍正奪位這個重大政治事件，與曹雪芹寫作《紅樓夢》有著直接的關係。認真研讀曹雪芹的原作、脂硯齋的批語和故宮保存的有關清代檔案，學一點清史，瞭解一些《紅樓夢》寫作的社會環境和反映的政治背景，有助於正確理解、評價這部政治歷史小說。
一
乾隆二十二年秋天，正當曹雪芹貧居香山寫作《紅樓夢》的時候，他的好友敦誠從遠方寄詩述懷。其中有這樣幾句：「嗟君或亦將軍後，於今環堵蓬蒿屯。揚州舊夢久已覺，且著臨邛犢鼻褌。」「勸君莫彈食客鋏，勸君莫叩富兒門。殘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書黃葉村！」這些詩句，對曹雪芹的家世生平、思想變代和文學創作，作了藝術的概括。
曹家先世的受寵得勢，是同康熙一朝相始終的。到雍正手裡統治集團內部爭奪皇位的鬥爭，為什麼會使曹家徹底敗落下來？追根溯源，不能不從康熙同曹家的特殊關係談起。
曹雪芹的祖先是漢人。自從他的始祖被俘為奴，曹家便入了旗籍，世代作滿洲貴族的家務奴隸（滿語叫「包衣」），隸屬於正白旗。曹雪芹的曾祖母孫氏，當過康熙的奶媽。由於這層特殊的關係，康熙信用曹家祖孫三輩四個人，連任江南織造官達六十年之久。曹家在秦淮河畔度過的六十年，可以用兩句詩來形容，就是：「風月楝亭無俗客，繁華玉蕊領芳春。」[1]這種極「風月繁華之盛」的貴族生活，是曹雪芹後來經過盛衰際遇發生思想轉變的前提，也為他培育文學才能和積累生活素材提供了方便。這在客觀上，為曹雪芹創作《紅樓夢》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曹家為了報答「天恩」，不惜搜刮民膏，動用國庫，無盡無休地供奉皇帝和皇室，操辦康熙南巡的接駕盛典。主子信用奴才，奴才效忠主子，康熙和曹家，結下了難分難解的主奴關係。
只是，康熙的「南巡盛典」，既為曹家造成了風月繁華之盛，也給他們伏下了家破人亡之禍。康熙是中國歷史上有作為、有才幹的封建皇帝。他在統一中國，抗擊沙俄侵略等方面是有重在貢獻的，康熙為了鞏固和加強自己的封建統治，不僅十分重視農業產和水利建設，也注意籠絡江南遺民和文人的工作。他從康熙二十三年到四十六年，曾經六次「南巡」，就是為了考察江南的吏治民情，做明朝遺民的工作，以鞏固清王朝在南方的統治。此外，自然也有「賞玩」「景物雅趣、川澤秀麗」之意。
康熙後四次南巡，都以曹寅的江南織造府為行宮。這就是《紅樓夢》裡江南甄家「接駕四次」的歷史背景，曹寅有時兼任兩淮巡鹽御史，任所在揚州，那裡也建了行宮接過駕。「東南繁華揚州起」。孔尚任描寫當時揚州普通官員花天酒地的豪華生活，就令人昨舌：「一客已開十丈筵，客客對列成肆市。」不用說，康熙皇帝帶著皇太后、皇太子、諸皇子、眾隨從來遊玩，那「吃人」的「盛席華筵」，自然得「千里搭長棚」了！當年身臨其境，目擊盛況的封建官僚張符驤，寫了《竹西詞》、《後竹西詞》，對揚州接駕的窮奢極侈，作了辛辣的嘲諷。詩說：「三汊河干築帝家，金錢濫用比泥沙」；「用盡泥沙全不恨」，「也博君王玩一回」。所謂「築帝家」，就是建行宮，光這一筆花銷，就得二十萬兩銀子！曹寅和他內兄李煦，曾以個人名義捐款助修行宮，每人一擲就是白銀二萬兩！這種揮金如土的糜費，江南人民耳聞目睹，無不痛心疾首。《紅樓夢》裡趙嬤嬤說過：「噯喲喲，好勢派！獨他家接駕四次。……別講銀子成了泥土，憑世上所有的，沒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竟顧不得了！」這正是對南巡盛況的真實寫照和深刻揭露。從外面看來，能夠獨立操辦多次接駕盛典的曹家，無疑是一個大富大貴的豪門世家。可是，到康熙末年，曹家的「內囊卻也盡上來了」。
「大有大的難處」。曹寅在世時，正是曹家的「黃金時代」，然而作為皇室的家奴，日子也是有點難過的，康熙親口對大臣們說過：隨他南巡的皇太子「胤祁同伊屬下人等恣行乖戾，無所不至」，「強勒地方大吏及所在官司索取財賄，所用宵小匪類，尤恣意誅求，肆行攘奪」[2]。其實，天下烏鴉一般黑，康熙本人在這方面又何嘗好一些！曹寅每年的薪水，只有一百幾十兩銀子，拿什麼去填帝王公侯們的無底欲壑？還不是得動用國庫，挪用公款——「拿著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因此，曹寅任內的織造虧空、鹽課赤字和家中私債，這到了驚人的程度。
康熙明「知其中情由」，曉得「曹寅、李煦用銀之處甚多」[3]，實際上都是為的自己。他自然得堵漏洞，保全曹、李。南巡結束不久，康熙就屢次警告曹、李：「風聞庫帑虧空者甚多，卻不知爾等作何法補完？留心，留心，留心，留心，留心！」[4]「兩淮情弊多端，虧空甚多，必要設法補完，任內無事方好，不可疏忽。千萬小心，小心，小心，小心！」[5]連連用了五個留心，四個小心，可謂用心良苦。無奈虧欠太多，萬難補完。康熙五十年三月九日，曹寅開了個清單，向康熙交老底：織造、鹽政虧欠竟達五百二十餘萬兩銀子，至於「身內債負，皆系他處私借」，還不算在內。最後向主子說了心裡話：「兩淮事務重大，日夜悚懼，恐成病廢，急欲將錢糧清楚，脫離此地！」[6]真是如履薄冰，如臨深淵。
曹寅晚年雖然已經預感到大事不妙，想要"退步抽身"， 卻已身不由己——因為他儘管窮極富貴，畢竟是個奴才。這種處境，使他產生了強烈的幻滅感。曹寅常常拿佛語來對座上客講：「 樹倒猢猻散! 」[7]他朦朧地預料到這個可怕的下場，又無法避免這個可悲的結局。果然不出所料，曹寅死了十來年後，雍正奪得了皇位，窮治政敵和康熙親信，曹家正當其衝，應了他「那句『樹倒猢猻散』」 (《紅樓夢》第十三回)的口頭禪， 落了個「家亡人散各奔騰」的下場。
二
康熙末年，雍正爭奪皇位這個重大政治事件，與曹家的敗落很有關係。曹雪芹也受到了深刻的影響。
清王朝建立以後，滿族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鬥爭，特別是皇室中爭奪皇位的明爭暗鬥，從來沒有停止過，而且越來越激烈。
康熙一朝，爭奪皇位的內戰打得最激烈。康熙的兒子很多，早死的不算，排行的還有兩打——二十四個。諸皇子們各自「鳩聚黨與」，勾心鬥角，「凱覦大位」。皇太子允祁立而廢斥，繼而再立，終於再廢。皇太子黨以外，皇長子黨、皇四子黨、皇八子黨實力最強，各不相讓，視同敵國。
明面上，當時最強橫的要數皇八子黨。皇八子允祀蓄謀已久，與皇九子允禟、皇十四子允禎（即允禵）結為死黨。皇長子允禔、皇十子允䄉，以及滿大臣佟國維等，漢大臣王鴻緒等，都屬該黨。這是雍正的勁敵。
皇十四子允禎，諸皇子中是比較有作為的。康熙晚年想傳位給他。康熙對大臣們說過「朕萬年後，必擇一堅固可托之人，與爾等作主。必令爾等傾心悅服」[8]。他心目中的「堅固可托之人」，就是允禎。康熙派了允禎去西征，從五十七年十月出征，一直到雍正奪得帝位前夕，都沒有班師回京。他讓允禎到統一戰爭中去經受錘煉，建立功勳，取得繼承皇位的資格。當時，西藏以第巴桑結為首的寺院地主集團，勾結準噶爾上層分子的叛亂軍隊，在康熙五十五年入藏，殺了擁護中央政府的拉藏汗，實行分裂割據，殘害人民。康熙命允禎「撫遠大將軍王」，授以生殺予奪之權，率十幾萬大軍入藏。在五十七年至五十九年間，允禎統帥的遠征軍擊敗了準噶爾叛軍，平定了叛亂，立了戰功。康熙稱讚他「確係良將，帶領大軍，深知有帶兵才能。」 [9]西藏戰事結束後，康熙仍命允禎坐鎮甘州，不即班師。原來允禎在六十年十月回京時，康熙曾面授機宜，表面上是交代「來年進兵」大計，實際上還是為了讓他繼位。因為康熙深恐那些「行同狗彘之阿哥」，妒賢忌能，「奪嫡」心切，加害於允禎。所以讓他遠征和久駐，掌握兵權，免遭暗害，徐待遜位。大有「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的深意。不料康熙的如意算盤，被雍正的「奪嫡」陰謀打亂了，政局陡然為之一變。
雍正是皇四子允禛，這個人很狡猾，也很厲害，善於耍兩面派手法。在諸皇子明幌幌地鬧「奪嫡」的時候，他不動聲色，討好康熙，收買人心。暗地裡，卻在藩邸(雍親王府，後改雍和宮)結黨營私，策劃於密室。他網羅了一大批親信，從朝臣、總督、巡撫、提督，到莊頭、太監、禪僧、劍俠，應有盡有，遍佈四方。雍正爭奪皇位，有兩個最得力的心腹爪牙，是年羹堯和隆科多。隆科多官「九門提督」，掌握警衛京師的禁軍大權；年羹堯雖是一個總督，由於熟悉西邊情形，受雍正指使，在暗中控制了允禎，陰謀奪位的前夕，他們兩個裡應外合，一個統帥衛成部隊彈壓在京的諸皇子，一個在西部操縱兵權牽制允禎，雍正便暗下毒手，謀害了病中的康熙，奪取了皇帝的寶座。
雍正一上台，就大開殺戒，究治政敵，凡是和他爭過皇位的兄弟及其黨羽，凡是和他父親有密切關係的貴族官僚、親信奴才，統統殺的殺，關的關，流放的流放，抄家的抄家，絕不留情。光是阿、塞，年、隆兩獄，就毀滅了多少人！
雍正興年、隆之獄，是為了殺人滅口，防止隆科多、年羹堯洩露天機，以掩蓋他殺親奪位的真相。
阿、塞之獄，（阿指阿其那，塞指塞思黑，是雍正給允祀、允禟改的兩個惡名，滿語是討人嫌、討人厭的意思。）雍正四年八、九月間，塞思黑、阿其那先後被雍正毒死。他的兄弟，或被圈禁，或被幽死。凡是同阿、塞等皇子結黨營私，沾親帶故，稍有瓜葛的人，不管是王公大臣，還是隨從奴才，一概「明正其罪，置之重辟」。有的立斬梟示，有的流放邊地，有的高牆圈禁，有的革職降級，家產查抄籍沒，人口變賣為奴。
曹雪芹的家族，就是在雍正奪取皇位以後，統治階級內部時行財產權力再分配的時候，徹底敗落下來的。曹家和李家，同是康熙的親信奴才，和允祀、允禟都有來往，又都有一筆算不清的糊塗賬。雍正當然不會放過他們，把這兩家的權力和財產剝奪過來，歸於自己，並再分配給他的親信奴才。
表面上看，曹家的敗落是由於雍正追虧欠。曹李兩家，壟斷江南織造、兩淮巡鹽御史這兩個最肥的肥缺，幾十年來，花掉多少銀錢，拉下多少虧空，數也數不清。曹李兩家的巨額虧空，一方面是自己揮霍浪費造成的，另一方面主要是康熙南巡的惡果。前人早已指出: 「康熙帝屢次南巡，地方官備辦供應，挪用公款，虧空甚鉅。」[10] 雍正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這批驚人的虧空賬，一股腦兒算在康熙的奴才們頭上，對他們窮追猛抄。李煦因虧織造庫帑金四十五萬兩，先被罷官，以家產抵十五萬兩。曹頫\在雍正二年正月「具摺九叩，恭謝天恩」，保證虧欠織造庫錢糧，「務期於三年之內，清補全完」。雍正批道: 「只要心口相應。若果能如此，大造化人了!」[11]同年，雍正在曹頫\的請安折上有個朱批說：
你是奉旨交與怡親王傳奏你的事的，諸事聽王子教導而行。你若自己不為非，諸事王子照看得你來；你若作不法，憑誰不能與你作福。不要亂跑門路，瞎費心思力量買禍受。除怡王之外，竟可不用再求一人托〈拖〉累自己。……因你們向來混帳風俗貫(慣）了，恐人指稱朕意撞你！……主意要拿定，少亂一點。壞朕聲名，朕就要重重處分，王子也救你不下了!特諭。[12]
怡親王即皇十三子允祥，在皇子中他最順從雍正，因此最得寵，人稱「站著的雍正」。雍正明知曹家「向來混帳風俗慣了」，但一時還沒有抓著把柄，不便下子懲治，暫時交給允祥「照看」，說穿了就是監視。即使如此，曹家總算躲過了第一次打擊，尚未被抄。
在實際上，曹家的敗落是因為雍正治「奸黨」。雍正剛上台，「擒賊先擒王」，前三、五年忙於興阿、塞、年、隆等大獄，治死這些頭號政敵。曹李兩家也捲進了這個政治風浪的漩渦，終於到雍正五年徹底垮台了。康熙五十二年，李煦曾花八百兩銀子買了五個蘇州女子，送給阿其那。這個案件「以前訊問」過，但因阿、塞之獄尚未定讞，暫時壓下不提。雍正四年九月，阿其那死後，五年年初就重審此案。二月間，刑部處決：「將奸黨李煦議以斬監候，秋後斬決。」雍正改為「寬免處斬，派往打牲烏拉」。[13]曹寅是李煦的妹夫，又是幾十年的同事——共事於康熙及阿、塞等皇子，曹家豈能倖免？雍正四年五月，曹寅的妹夫傅鼐，因和隆科多有些瓜葛獲罪，被革職，遠流黑龍江。同年七月，曹寅的長婿訥爾蘇，被革去多羅郡王，在家圈禁，因為他是允禎的黨羽。至於曹寅本人，和王鴻緒是同年，素有交往，這便又和阿、塞「奸黨」掛上了鉤。這樣，拖到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雍正終於發出了抄家令"江寧織造曹頫\，行為不端，織造款項虧空甚多。……有違朕恩，甚屬可惡！」[14] 命江南總督范時繹主持封產抄家。「曹頫\所有田產、房屋、人口等項」，雍正隨手就賞給了自己的親信奴才——新任織造隋赫德。後來竟在江寧織造衙門左邊的廟中，查出「鍍金獅一對」，說是塞思黑交給曹頫\藏起來的，這更是「奸黨」的鐵證。由此可見，曹頫\被抄家，主要不是因為追虧欠，補國庫，而是雍正奪位這個政治事件的餘波。
從雍正奪位，到曹家敗落，這一連串亂烘烘的「強奪苦爭」，反映了封建社會裡，地主階級內部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在整個封建社會中，這種再分配是不斷進行的。雍正奪位和曹家敗落，可以說是中國封建社會統治階級內部鬥爭的一個縮影。從整個國歷史來看，這種財產權力再分配的鬥爭，越接近封建社會的末世，越是在地主階級的上層，就越激烈，越殘酷。清朝是我國最一個封建王朝，正處於封建時代的末世，而這場鬥爭恰恰爆發波高統治集團內部，規模之大，影響之深，都是空前的。
曹雪芹從切身經歷中看到了那個黑暗的社會裡的種種矛盾。曹家敗落後，曹雪芹受到封建朝廷的政治迫害，富貴親友的迴避疏慢，促使他在這過程中進一步看到封建統治階級的自私、殘暴、腐朽、沒落的本質。什麼三綱五常、忠孝仁義，在他面前統統失去了那層薄薄的神聖的靈光。從這裡，他產生了對於貴族家世、統治階級和整個封建社會的叛逆思想。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 「在階級鬥爭接近決戰的時期，統治階級內部的、整個舊社會內部的瓦解過程，就達到非常強烈、非常尖銳的程度，甚至使得統治階級中的一小部分人脫離統治階級而歸附於革命的階級，即掌握未來的階級。」康雍乾時代，社會階級鬥爭非常激烈，統治階級內部分崩離析，也必然分化出一小部分叛逆者來。曹雪芹，就是在雍正爭奪皇位和曹家敗落後，從封建貴族統治階級中叛逆出來的文學家、思想家。這個轉變是很重要的，它為《紅樓夢》的創作，奠定了深刻的思想基礎和雄厚的生活基礎。可以說，沒有這個條件，就不可能產生放射著早期民主主義思想光芒的《紅樓夢》。
三
曹雪芹寫作《紅樓夢》是在乾隆年間。那時候，他的政治處境是極艱難的。這就決定了他要採取「假語村言」這種曲折的方法來表達他的政治觀點。
曹雪芹是被雍正抄了家的。在封建君主專制統治下，一旦被抄，就是罪犯，形同乞丐。「勢敗休雲貴，家亡莫論親。」雍正元年六月，李煦被抄家後，逮捕其家屬和家僕二百多人， 「在蘇州變賣"，賣了一年沒賣出去，因為「南省人民均知為旗人，無人敢買。」[15] 只好押解到北京，交崇文門監督「變價」。大概北京也未必好賣，雍正就賞給了年羹堯，讓他隨便挑取。當時李煦是作為經濟犯被抄的，而他的家人就已無人敢問津。曹家主要是作為政治犯被抄的，曹雪芹在當時的政治處境，顯然是更加險惡得多。而曹雪芹硬是在這種環境下，「醉余奮掃如椽筆」，發憤創作《紅樓夢》，用文學形式來反抗壓迫，向黑暗的封建社會挑戰。
對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威脅更直接的，是清初統治者頒布的各種禁令。他們禁止在民間造作、刊刻、傳播小說、劇本、曲詞、民歌，大肆摧殘進步文學和民間文學，頒布法令將 「淫詞小說」「永行嚴禁」。以後，又頒布「凡坊肆市賣一應小說淫詞，……嚴查禁絕，將版與書，一併盡行銷毀。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職，軍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賣者杖一百，徒三年。」[16]既然是「永行嚴禁」，那麼到曹雪芹寫作《紅樓夢》的時候，並未開禁，仍舊生效。曹雪芹奮筆疾書創作《紅樓夢》，要冒多大的政治風險，就不言而喻了。
《紅樓夢》開卷第一回，作者開宗明義就申明：「因曾經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又何妨用假話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來」。聯繫到清初政治鬥爭和思想控制的政治歷史背景，曹雪芹的這番苦心，是不難明白的。《紅樓夢》中反映了康、雍、乾三朝的政治鬥爭，可是曹雪芹那時為環境所迫，不能直說真話，於是想出個太虛幻境，把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來講愛情故事。書中說「開卷即云『風塵懷閨秀』，則知作者本意原為記述當日閨友閨情，並非怨世罵時之書矣；雖一時有涉於世態，然亦不得不敘者，但非其本旨耳。閱者切記之! 」這一段話，也是假話、反話，要反過來理解，才能明白作者的苦心孤詣。有人說《紅樓夢》是一部愛情小說。那是胡扯!《紅樓夢》明明是一部「怨世罵時之書」，是一部四大家族衰亡史，也是一部形象的階級鬥爭史。「談情說愛」只是一件外衣，是打掩護的，作者本意還是「談政」，講政治鬥爭。脂硯齋有一條批話說「一部書全是老婆舌頭，全是諷刺世事，反面《春秋》也。……若單看了家常老婆舌頭，豈非癡子弟乎! 」這對理解曹雪芹創作《紅樓夢》時以「言情」掩飾「談政」的藝術手法，是有啟示的。我們看《紅樓夢》，千萬不要被那些夢幻通靈、風花雪月、老婆舌頭給搞糊塗了。
魯迅說得好「雖然夢『大家有飯吃』者有人，夢『無階級社會'者有人，夢『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夢見建設這樣社會以前的階級鬥爭，白色恐怖，……倘夢不見這些，好社會是不會來的，無論怎麼寫得光明，終究是一個夢，空頭的夢，說了出來，也無非教人都進這空頭的夢境裡面去。」[17]《紅樓夢》之所以可貴，正在於它在「夢幻」中使人們看見了中間封建社會末期的「階級鬥爭，白色恐怖」，曲折地反映了血淋淋的政治鬥爭。從八十回本《紅樓夢》的回目、內容和批語來看，曹雪芹把四大家族寫得非常悲慘，抄家、坐牢、討飯、死亡都有，這決不是一個虛無飄渺的「空頭的夢」!
《紅樓夢》裡全面地反映了末世封建社會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首先，它揭露了以封建皇帝為首的地主階級對廣大農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提到了「搶田奪地」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歌頌了大觀園女奴們的反抗鬥爭。其次，書中曲折地反映了當時社會上存在的資本主義萌芽，讚揚了向著舊的社會經濟形態及其上層建築作鬥爭的叛逆者。再次，作者還細膩地剖析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種種矛盾鬥爭，揭示了這個階級必然滅亡的歷史命運。最後，這部書不但生動地反映了當時意識形態領域裡的尖銳鬥爭，同時以自身所具有的早期民主主義思想和樸素的唯物論、辯證法思想，參加了反孔學、反理學、反神學的戰鬥。
值得注意的是，《紅樓夢》裡除了在上述幾個主要的方面，公開地從下面攻擊整個封建制度以外，還巧妙地「以寫兒女之筆墨唐突朝廷之上」，用家庭中的「鶺鴒之悲，棠棣之威」，來隱寓表現當時爭奪皇位的政治鬥爭。
雍正「奪嫡」，是封建社會統治者權力和財產再分配的典型事件，在《紅樓夢》裡是有所反映的。當然，作者在當時只能間接地、曲折地來反映它，並含蓄地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例如第十三回寫薛家那副「萬年不壞」的棺材，特意說「原系義忠親王老千歲要的，因他壞了事，就不曾拿去。」賈珍要用，賈政反對，說「此木非常人可享」，脂硯齋在這裡批道：「政老有深意存焉。他人不解! 」所謂「義忠親王老千歲」，顯然是指允祀、允禟、允禎等親王。「壞了事」，無疑是暗點他們爭奪皇位失敗，遭到雍正的殘害。所以賈政才諱莫如深，出來勸阻。即使是這樣暗點一筆，也是冒著風險，需要勇氣的。
在當時，議論議論抄家，就要被殺頭抄家。《永憲錄》卷四「禁造流言非議朝政」條記著，雍正四年七月辛卯朔的上諭說：
朕即位以來，外間流言，有謂朕好抄沒人之家產者，……近聞市井中斗牌名色，有稱「抄家湖」譏刺朝政，甚屬可惡!……似此奸惡之徒，一經被獲，律在必誅!
任憑封建皇帝怎樣濫施專制淫威，曹雪芹並不屈服，照樣奮掃他那「堪與刀穎交寒光」的「如椽筆」。雍正說講抄家就是「譏刺朝政」，「律在必誅」。曹雪芹不聽邪，在《紅樓夢》裡偏偏要寫抄家，在迷失掉的後幾十回中，還辟出專章來描寫抄家、坐牢等等。第七十回寫了「內抄」：「甄家自己家裡好好的抄家」 ，第七十五回又寫了「外抄」：「甄家如何獲罪，如今抄沒了家產，回京治罪」。第二十七回眉批還提到後半部的兩個回目：「此系未見《抄沒》、《獄神廟》諸事，故有是批」據此可以推測出，在曹雪芹原稿中，賈府曾被抄家，寶玉、鳳姐等下獄治罪。封建時代在監獄中設有獄神廟，重要監犯剛入獄時，獄吏就叫他祭獄神。流刑在起解之前，死囚在處決之前，都要祭獄神。曹雪芹用整回篇幅來寫獄神廟的故事，一定會對當時黑暗的司法制度作深刻的暴露。從種種跡象看，後幾十回原稿對封建朝政的譏刺和抨擊，遠比前八十回尖銳得多，激烈得多。因此，當時秘密傳閱的雪芹的至親好友們，不敢繼續往外抄傳，以致後來竟被迷失，這實在是萬分可惜的。
《紅樓夢》是以「寫兒女之筆墨」，「干涉朝廷」政治的。這一點，當時統治階級的在野派和在朝派，都看得清楚，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把《紅樓夢》目為怨謗之作。乾隆三十三年，宗室詩人永忠(雍正死敵允禎的孫子) ，讀了《紅樓夢》小說，感慨系之，深深欽佩曹雪芹的膽識才華，寫詩吊他：「傳神文筆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淚流。可恨同時不相識，幾回掩卷哭曹侯！」永忠的堂叔、乾隆的堂弟瑤華，批永忠的詩說：「《紅樓夢》非傳世小說，余聞之久矣，而終不欲一見，恐其中有礙語也」。所謂「礙語」，就是在政治上有「關礙」的話語。看過曹雪芹的全部原稿的明義，寫了二十首《題〈紅樓夢> 》詩，最後兩首有句道: 「石歸山下無靈氣，縱使能言也枉然! 」「青蛾紅粉歸何處？慚愧當年石季倫! 」石季倫即晉代的石崇，是極富極貴的大官僚，因陷入黨禍，被政敵謀害，侍姬自殺，一門全死。石能言，是用師曠諫晉侯的典故，《左傳》昭公八年說: 「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生），石言，不亦宜乎? ! 」明義連用這兩個典故，分明是在告訴人們：曹雪芹的家是在朝廷政治鬥爭中，弄得家破人亡的；此後，他看到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的社會現象，便寫了《石頭記》，讓這塊「頑石」來發言，干涉朝政。這對康、雍、乾三朝的政治鬥爭和曹雪芹的《紅樓夢》之間的關係，是一個絕妙的形象的說明。
曹雪芹的《紅樓夢》，以它對封建政治和孔孟之道的深刻批判，觸動了當時的統治基礎，引起了反動統治者的極大恐慌。他們在政治上宣佈這部書為禁書。實際上，倒不如說，正是曹雪芹的《紅樓夢》，在政治上宣判了封建社會及其統治思想的死刑。從出現《紅樓夢》的乾隆朝以後，中國封建社會這條「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蟲」，就只能在垂死掙扎中苟延殘喘了。就這樣，曹雪芹創作的傑出小說《紅樓夢》，不僅曲折地反映了康、雍、乾三朝皇室內部爭奪帝位的鬥爭，隱晦地表現了自己對封建王朝政治迫害的反抗，而且還預言了封建社會和地主階級的必然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