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的創作
深受儒家思想濡染的中國知識分子，其文化精神一般是建立在肯定人生價值的基礎上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思想常常鑄造了他們積極進取，奮發有為的價值取向和經世治國、出將入相的人格理想。杜甫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純」，李白的「出門大笑朝天去，我輩豈是蓬篙人」，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優而優，後天下之樂而樂」，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都是這種價值觀與人格理想的折光．但是，中國古代社會特殊的人文環境，又導致了中國知識分子群體性格的內省性與脆弱性。他們一遇挫折，便極易灰心，進而轉向佛道尼禪裡去求得人格的尊嚴與精神的自由，求得心靈的慰藉與解脫．世途的坎坷，宦海的浮沉、世情的淺薄、愛情的痛苦等等，常常導致中國知識分子因對生命的不確定性與存在意義的難以把握而產生一種悲觀、幻滅的情緒。他們打坐參禪，朝佛叩道，澄懷靜慮，忘懷世事。在虛無縹緲的彼岸世界裡作著無限的精神漫遊。然而，這種精神漫遊又帶有極大的自欺欺人的性質，絕對清心寡慾的佛道莊禪並不能滿足中國知識分子的心理渴望。儘管他們對人生已極端失望，他們對塵世卻仍有著種種的不甘與眷戀，他們的精神從來沒有，也不可能真正達到萬念俱灰物我兩忘的涅槃境界，他們在無望的等待中仍時時作著儒生的夢。於是，我們看到，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性格表現出明顯的二重性：一方面，他們積極進取，希圖出將入相，湯名萬世，即所謂的「達則兼濟天下」；另一方面，他們又慕道羨佛，清心少欲，追求一種精神的自氏，即所謂的「窮則獨善其身。」這種二重文化性格，即使得中國知識分不在苦難的塵世中有一個心靈的棲身之所，不至於走上屈原式的「赴彭鹹之所居」的生活道路：但同時又使得他們的心靈必須承受由此而帶來的種種痛苦與尷尬．《紅樓夢》 以其龐大的形象體系，向讀者生動地展現了曹雪芹作為一個典型的知識分子的這種二重文化性格，以及由此文化性格而帶來的 創作「苦境」。
曹雪芹生於一個百年望族之家。其祖先是漢人，早入旗籍．曾祖父曹璽、祖父曹寅、父輩曹顒曹頫\三代四人，任江寧織造五十多年之久，成為康熙時煊赫一時的貴族世家。雍正即位以後，曹，頃因事被株連，獲罪職，家產抄沒，家道遂衰。到了乾隆初年，曹家似乎又遭另一次更大的禍變，從此「忽喇喇似大廈傾」，一敗塗地了。曹雪芹的一生恰好經歷了曹家盛極而衰的全過程。他少年時曾過了一段錦衣紈褲、飲甘饜肥的豪華生活，但家道敗落之後，生活極困頓，過著「蓬牖茅椽、繩床瓦灶」的貧困生活，而這種由大富大貴而墮入大貧大賤的生活經歷，必然導致他靈魂的振顫與心靈的失衡，同時誘發他對人生意義的痛苦思索。人生是可以預料的嗎？生命是確定的嗎？富貴是可以久恃的嗎？「樂極而悲」的現實人生嚴酷地向他昭示了人生的荒誕與無意義！於是，曹雪芹產生「人生如夢」,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悲觀虛無思想就是自然且必然的了．「揚州舊夢久已覺」，當他體悟到少、生的虛無和空幻感之後，他便試圖根據自己的身世之痛，敷寫一個故事來表達自己的這種體悟。從小說的整體構架及總的思想傾向上，我們是不難看出作者的這種努力的．
小說伊始，作者設置了三組神話意象：女蝸補天神話、頑石通靈入世神話、絳珠還淚神話，第五回又以夢幻的形式對書中主要人物的命運予以先天設定，文末又以證前緣的警幻情榜作結。小說全部的充滿詩意的現實主義描寫被納入了這樣一個神話的框架。而這種框架，正形象地表徵著作者創作小說的主觀意旨。人生如夢幻，夢幻即人生，一如莊周夢蝶。不管塵世是如何地熱熱鬧鬧，紛紛攘攘．如何地「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但終是一場夢幻一場空，終將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人生的一切悲觀離合，你恩我怨都不再具有任何意義，甚至是可笑的，因為現實的少、生不過是那冥冥中不可捉摸的命運搬演其鐵定法則的道具而已！一切都已先天設定，一切都不可逆轉．「自古窮通皆有定，離合豈無緣？」掙扎是徒勞的，迫求是沒有意義的，小說中的賈寶玉，那樣熱情地生活，那樣赤誠地博愛，所獲得的卻是生活內容的全部失落；還有林黛玉，這是「一個純粹用愛情來呼吸」的生命，對人生她最投入，最執著，卻終是「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 」… … 作者運用神話的框架來結構整部小說，正表明了作者企圖以「人生如夢」,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人生感喟來強行框定其創作旨向。就這一點而言，《紅樓夢》 與唐人小說《 枕中記》 是何其相似乃爾！它們都以夢幻寫人生，或以人生寫夢幻，在相似的結構裡．展現了曹雪芹的人生感喟：浮生若夢．
一個嚴肅的作家不單是生活的赤子更是人類的思想者，他總是從生活中參悟真諦又站在歷史的哲學的高度反照生活。在小說伊始的三組神話意象中，石頭通靈入世的神話最深刻地展示了作者對人生的哲理反思．石頭是物，是自然，它渾渾噩噩，無悲無喜，但又安寧平靜，悠長永遠。當它通了靈性，被攜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裡「去走一遭」，幻化成賈寶玉時，就有了靈魂。有了情感，有了種種的繁華熱鬧，有了種種的賞心樂事．但同時，也有了痛苦，有了悲哀，有了難以掙脫的無奈與絕望．人本是自然，本是自然的一部分，可當人疏離了自然，「粉光脂漬」污染了人的本性時，痛苦、煩惱，種種的不如意便接踵而至．而最後，當人不堪承受命運的重負，便又要復歸自然，回到那「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賈寶玉又重新恢復「石頭」的真相了。從石頭到人再到石頭，這個週而復始的循環，或曰這個輪迴，這個夢幻，就是賈寶玉的歷史麼？就是人類的歷史麼？從中我們不是可以體味出人生的某種真諦麼？
作省不僅運用神話框架來強行框定其創作旨向，而且在小說展開之後，作者不斷地用「自向」的形式反覆強化著這個創作旨向：
「此回中凡用『夢』用『幻』等字，是提醒閱者眼目，亦是此書立意本旨」;
「那紅塵中有卻有些樂事，但不能永遠依恃；況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個字相連屬，瞬息間又樂極生悲，人非物換，究竟到頭一夢，萬境歸空」；
「從此空空道人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
「可知世上萬般，好便是了，了便是仔。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
對於《紅接夢》 書的這些自白，我們固然不能盲信盲從，因為作者曾明言其創作是「將真事隱去」，是「賈雨村言」，是「假平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是「滿紙荒唐言」；但是，當這種自白在小說中被反覆強化成一種思想傾向，當我們看到小說中一切美好的人物在命運的播弄下如何一步步走向毀滅的時候，當我們看到這些「荒唐言」如何被塵世中的芸芸眾生用血和淚進行詮釋的時候，我們很難說這些自白只是一種寫作手法的運用，只是為了更好地描寫人生或躲避「文字獄」什麼的而玩弄的狡黠之筆．我們是絲毫不能懷疑作者的真誠的。
我們相信，曹雪芹是力圖以「人生如夢」的色空思想作為其創作意旨的，這一點我們無法否認。但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當王國維以痛苦、解脫和出世精神來歸結《 紅樓夢》的時候，問題的另一方面就凸現出來。
當與《 紅樓夢》 差不多同時代的德國人在發瘋似地步維特之後舉槍自殺的時候，我們卻並沒看見我們的同胞跟了賈寶玉出家。相反另一方面，倒是有那樣多的癡男怨女學了寶黛做起戀愛來，為書中的主人公灑了一把把「辛酸之淚」。據載有女子「酷嗜《紅樓夢》 致成漂疾。當惙時，父母以是書貽禍，取諸投火。女在床哭曰：『奈何燒殺我寶玉！』遂死．」《 紅樓夢》 反反覆覆宣揚了「少、生如夢」「萬境歸空」的悲觀虛無思想，但它並沒有將讀者引向解脫之途，反而撩撥起一個被封錮已久的民族摘取禁果的生命熱情。
究其實，《 紅樓夢》 的這種創作動機與客觀效果的悖離，實際上源於曹雪芹文化性格的矛盾與分裂。前文已述，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性格具有明顯的二重性，曹雪芹也不例外。一方面，他基於自己的「由盛而衰，由富而貧，由驕貴而潦倒，由綺膩而淒涼」的身世之痛，在理智上認同了佛道莊禪悲觀出世的人生觀與人生態度；但另一方面，他不可能做到徹底地形若槁木心如死灰，他難以忘懷昔日種種美好繁華的生活，他悲歎著雖「靈性已通」卻「無材補天」的生活境遇，他「磋呀」著愛情的痛苦與人生的種種不完美。在理智上，他「空」了，「空」得決絕，「空」得徹底；可在情感上，他「空」不了，永遠也「空」不了。這一如小說中的妙玉。她雖身在佛門，披著黑緇衣，口念佛號，打坐參禪，但在冰冷孤寂的外貌下卻蘊藏著一顆對生活充滿熾烈感情的心靈（從某種意義上說，妙玉就是曹雪芹文化心態的象徵）。出世與入世，構成了曹雪芹文化性格的兩極，他只能徘徊於這兩極之間，淒淒惶惶，而這種二重文化性格，勢必帶來他創作的「苦境」：一方面，他理智地自覺地把佛道莊禪的出世思想作為其小說的創作意旨，所以他以神話以夢幻框架全篇，所以他不厭其煩地現身說法；另一方面，情感上的「未必空」，又使他充滿熱情充滿理想地去描寫他筆下的現實人生．現實人生因而具有一種審美的光澤與動人的魅力。他試圖根據自己的親身聞見編寫一個故事，通過這個故事來表達自己對人生的一種哲理感悟，可當故事具體展開之後，作者沉醉於故事的編寫之中，以至常常放縱自己的筆墨，盡情地敷寫那些「紅塵樂事」，那些「兒女真情」，而忘記了他所編寫故事的目的本身．於是我們看到，作者筆下的「色」不是「空」，不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乾淨」，而是春光明媚，是花團錦簇，是生氣勃勃，是令人心馳神往令人魂縈夢繞的實在的人生！那鐘鳴鼎食、溫柔富貴的豪華生活，那上慈下孝，其樂融融的人倫親情，那晨風夕月、階柳庭花的兒女閒情，那你試我探、卿卿我我的風月情懷，那吟詩結社、猜謎斗草的風雅韻事… … 這一切都是那樣的美好、動人；特別寶黛之問那曲美麗、憂傷的愛情之歌，尤為激動人心。小說第一回與第五回已告訴讀者，寶黛注定要玩一場失敗的戀愛遊戲，緣起和結果早已為命中注定，不可改易。然而，小說在具體展開之後，卻不是簡單地演繹著那個先天的命運圖式，而是運用現實主義的筆觸，濃墨重彩地描寫了寶黛之間那種「心中夢中、意中念中、談笑中、哭泣中、幽思夢魂中、生生死死中，徘側纏綿、固結莫解之情」１ ．第十九回「意綿綿靜日玉生香」、第二十三回「妙詞通戲語、艷曲警芳心」，第二十六回「瀟湘館春困發情」，第二十九回「癡情女情重愈斟情」，第五十七回「慧紫鵑情辭試忙玉」等等，在這些細膩生動的描寫中，作者把寶黛這對少年男女從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到漸入愛境、情投意合的兒女之情表現得纏綿徘側，感人至深！「青年人看《紅樓夢》 ，便以寶玉、黛玉自居「２，這正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寶黛愛情的巨大魅力。在這裡，我們看不到那抽像而冰冷的哲理說教，而只感受到美麗動人生氣氤氳的現實人生；我們看不到悲觀、消沉、絕望、厭世之類的情緒體驗，而只感受到作者對人生、對愛情表現出來的不倦的熱情和摯烈的追求！
當然，作者在描寫那龐大的現實人生的時候，也並非完全忘懷了他的創作初衷（只不過相對而言較弱罷了）。作者在老老實實地描寫日常生活時，也時不時插入一些超現實的東西，如讖語、異兆、托夢、鬼魂等等。作者害怕讀者沉浸他所編寫的故事之中忘了人中跳出來，忘了那一切不過是轉瞬即逝的幻境（事實也確如此），所以他要在那為幾同生活一船真買的現實生活描寫之中，時而自然，時而生硬，時而巧妙，時而笨拙，時而新鮮，時而陳腐地插入一點神秘的超現實的東西，以提醒讀者：一切都不過是一場夢，都是天生注定、無可挽回的悲劇，人生是殘缺的，沒有意義的，不要作無謂的追求，因為最終將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乾淨」! 在這些超現實的情節裡，我們依烯可以聽到作者在文章伊始的幾組神話裡發出的沉重而絕望的人生感喟！雖則這些超現實的情節，在《紅樓夢》 龐大嚴謹的現實主義洪流裡顯得那樣微不足道，但它們之存在，就有力地表明了作者力圖以「人生如夢」作為其創作意旨的企圖。而這，也正表徵著作者掙扎於出世與入世的文化心態及由此而引發的創作苦境。
曹雪芹矛盾的文化心態導致了他創作《 紅樓夢》 的創作苦境，而這種創作苦境，卻「意外」地成就了《 紅樓夢》 的偉大。王國維說：「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濃厚的詩人氣質以及儒家文化積極進取的價值取向的濡染，使得他既能入乎宇宙人生之內，以白己的生活經歷與親身體驗為藍本，飽含感情、細緻入微地描寫他所熱愛、留戀以及厭惡、憎恨的人物和生活，從而使《紅樓夢》 富有「生氣」，富有現實感；「盛極而衰」的生活道路與清初「憚悅之風」的興起，又使得他能出乎宇宙人生之外，站在哲學的高度反觀人生，從而使《 紅樓夢》 頗有「高致」，不至於毫無超脫精神。《西遊記》 之想像固然瑰麗豐富，但它太缺乏人間煙火的氣．息，不免流於荒誕和怪異；《 金瓶悔》 於世態人情之描寫固然細膩生動，但它過分沉溺於塵世俗海之中不能自拔，顯得過分庸俗而毫無哲理的觀照反思；《枕中記》 太冷峻、太平靜，缺乏生活的熱情，它可能使讀者受到啟悟，但決不能使人感勸。只有《 紅樓夢》 ，色與空，戀世情與出世梢神，哲理反思與俗世生活結合得那麼和諧自然，統一之中有矛後，矛盾之中有統一，相互依存，相反相成，從而在思想上具有一種讓人味之無盡的豐富蘊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