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佚詩真相
鬧得滿城風雨的所謂曹雪芹佚詩疑案，終於水落石出。據香港《文匯報》報導，周汝昌先生在1979年第二期《教學與進修》上發表文章，公開承認「佚詩」是他所擬作。對廣大讀者來說，周汝昌的供認證實了他們過去的懷疑。「佚詩」本來就是假的，人們等著瞧的是幾個當事人如何作出交代而已。
早在1977年11月，陳方先生在《南京師範學院學報》上，發表一篇《曹雪芹佚詩辨偽》，指出「佚詩」是假托的，並揭發四人幫橫行時期紅學界一些弄虛作假的現象。去年年底，吳世昌先生在《徐州師範學院學報》1978年第四期發表《曹雪芹佚詩的來源與真偽》，駁斥陳方，並攻擊周汝昌承認「佚詩」是時人「擬補」的說法。
今年3月31日，文史界一位老行尊化名「宛平人」，在香港《文匯報》發表《曹雪芹佚詩疑案》，介紹了這場四人幫時期遺留下來的千古所無的筆墨官司----「說（佚詩）『是真的』的人，『證據』偏在說（佚詩）『是假的』的人手裡」。
我在今年6月號《七十年代》發表《關於曹雪芹佚詩真偽問題》，從「佚詩」的內容方面提出一些疑問。
吳先生的回答是發表在《七十年代》9月號的《論曹雪芹佚詩，辟辨「偽」謬論》。
現在，周汝昌終於把謎底揭開了，「佚詩」案是不是就可以了結呢？還不能，吳先生聲明，即使周君厚著臉皮出來冒認也不行，還要他接受一次賦得七律一首的測驗：「請你再作一首或前六句同樣的詩，讓大家看看，在各方面是否夠得上這首佚詩的水平。」周汝昌如果不接受吳先生的考試，吳先生也就可以宣佈「佚詩」是真的。曹雪芹「佚詩」問題也就成為千古疑案。因此，對吳先生在「闢謬論」文中提出的一些問題，有必要加以澄清，使廣大讀者知道事實真相。
一、曹雪芹佚詩出籠經過
吳先生並不是偽詩的炮製者，但是在擴散和傳播偽詩方面負有責任。拙作說「吳世昌明知此詩來源可疑，卻搶先發表，乃蒙騙群眾」，吳先生對此非常惱火，說這是「栽贓誣陷，實已超出學術討論的範圍，構成誹謗罪」，他將「保留另行處分之權」云云。事實真相究竟是怎樣的呢？
所謂曹雪芹佚詩，據周汝昌最近透露，是1970年秋天他續補的，當時一共擬補了三首七律，他大概認為「唾壺」一首最滿意，1971年12月26日抄寄給在安徽濉溪的吳恩裕先生，謂此詩即雪芹原作。但信中又聲明：「此詩來歷欠明，可靠與否，俱不可知。」
「來歷欠明」也總有個來歷，吳恩裕去信查問，周汝昌1972年1月14日覆信說：
至其來源，系人投贈。原錄一紙，無頭無尾，轉托人送到，弟不在寓，亦未留他語。使弟一直悶悶，設法探訪奇人，事實如此，原詩已奉目，弟無珍秘「來路」之意，當荷見信。此與蠟石筆山照片之遠投頒惠，同為異事，可為前後輝映。
1972年春，吳恩裕回到北京，又去函進一步瞭解情況。周汝昌回信說：
場韻七律，前六句確係時人之作。此詩當年惟寫與二人：一為家兄，一即兄也。家兄一見亦甚驚奇。後設法探詢，知為時人試補。其人原非作偽之意，不過因苦愛芹詩，恨不得其全，聊復自試，看能補到何等水平耳。其詩筆尚可，但內容甚空泛，此其破綻矣（芹真詩必不如此！）。
早在1972年，吳世昌就在吳恩裕處看到這些信件，這是他在《來源》一文中說的。他還提到1973年初，吳恩裕代表《文物》向周汝昌約稿，周在《紅樓夢與曹雪芹有關文物之敘錄一束》的提綱及初稿中，曾介紹這首「佚詩」，並為全詩作了解釋；後卻又取消，註明「不再擬寫了」。
不管我們對周汝昌的動機作什麼樣的猜測，事實終歸是事實：周汝昌曾申明「佚詩」乃「時人試補」，非雪芹「真詩」。他也不想將「佚詩」公開，最後一刻將有關文字從《文物》抽回。
但是吳先生怎麼樣向讀者交代「佚詩」的來龍去脈呢？《新發現的曹雪芹佚詩》（載南京師範學院《文教資料簡報》1974年8、9月號增刊）是這樣寫的：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湧現出許多奇跡。曹雪芹這首沉埋了二百多年的佚詩，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中為北京一位《紅樓夢》的愛好者所發現。但當它初出現時，有的人對它是將信將疑的。因此延誤了把它公之於世的時機，未能早日為廣大讀者所知所見。但是，真金的光彩不是疑雲所能長久掩蓋的。我們從這首詩的思想性、藝術性，以及韻律、技巧等種種方面加以考察的結果，認為這是雪芹原作，絕無可疑。雖然這詩的收藏者尚不願公開，但他願意貢獻此詩於《紅樓夢》的愛好者和研究者之前，作為瞭解曹雪芹著作的重要補充資料，這是應該歡迎的。至於收藏者自己是否願意公開，卻與這詩本身的真實性完全是兩回事，彼此可以毫不相關，則是常識範圍內之事，不須多說。
原詩正如上文所推知的，是一首七律，全文如下：
唾壺崩剝慨當慷，月荻江楓滿畫堂。
紅粉真堪傳栩栩，淥尊那蘄感茫茫。
西軒鼓板心猶壯，北浦琵琶韻未荒。
白傅詩靈應喜甚，定教蠻素鬼排場。
這首佚詩，現在已在上海發表。……
吳先生在這裡最少向讀者隱瞞了三個關鍵性的事實：第一，他明明知道，傳出（不是「發現」）這首詩的人不是「紅樓夢愛好者」阿狗阿貓，而是知名度極高的紅學專家。第二，這位紅學家（吳先生用「收藏者」來代替）早就聲明「佚詩」是時人所補。第三，他只是把此詩抄給個別人，並不願意「貢獻此詩於紅樓夢愛好者之前」。他曾經想公開介紹「佚詩」，最後又把稿子抽回。吳先生隱瞞了這些重要的關節，重大的疑點，而空談「佚詩」的思想性、藝術性，據此定為「雪芹原作，絕無可疑」，這是什麼行為呢？
吳先生在《來源》一文承認，他得知此詩出現後，有兩年多並不想為文介紹，「我一直期待周君自己發表介紹此詩之文，而且知道他確已寫好此文初稿，引而未發」。但由於徐恭時先生的「熱心」吳先生終於按捺不住，合夥拋出《新發現》，剝奪周汝昌的「權威發表權」。請問吳先生，這不是搶先發表是什麼？
遺憾的是，吳先生不僅過去向群眾隱瞞事實真相，為了推卸責任，現在還想繼續隱瞞真相。
吳、徐文章發表後，周汝昌迅速表明態度，「四人幫」垮台後，陳方又進行公開的揭發。吳先生為了開脫自己，企圖把事情說成似乎是這樣：「佚詩1974年春先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評紅樓夢》一書中已發表，然後引起徐恭時的通信討論，最後他和我合寫之文才登在南京師範學院的內部刊物《文教資料簡報》（總23期），並註明佚詩是根據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文本。」就是說，他和徐恭時只是對一篇已經公開發表的作品進行評介，如果作品來源有問題，他們也是受騙者。而梅節卻謊言吳世昌搶先發表，「這是故意顛倒時間次序」！
剛好我手上有這本《文教資料簡報》，翻查了一下，該文注十全文如下：
見《評紅樓夢參考資料》第40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8月。
如果吳、徐兩先生真的在《評紅樓夢參考資料》出版後才起評介「佚詩」之意，怎麼可能在一個月的時間內京滬兩地書信往還，從容討論，修改定稿，排印出版呢？原來吳先生在這裡做了一點手腳，把原書的出版時間提前了半年；可見故意「顛倒時間次序」確有其人，但不是我。
吳先生說《新發現》「註明佚詩是根據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文本」，也非事實。我們從上面那段引文可見，「這首佚詩現在已在上海發表」，只是附筆，目的是印證吳先生鑒定的權威性，而決不是相反。其實，即使上海人民出版社發表在先，絲毫也減輕不了吳先生的責任。《評紅樓夢參考資料》在《曹雪芹生平參考資料》題下，以註釋的形式寫道：「最近北京發現曹雪芹這首《琵琶行》傳奇全詩：（引詩八句），系因傳抄，未明出處，故暫附於此。」上海人民出版社以「佚詩」「未明出處」，出之於注，是慎重的，態度是有保留的。這同吳先生之以紅學專家身份，介紹「佚詩」的發現，多方論證，斷為「雪芹原作，絕無可疑」，態度不同，所起的作用也不同。這點陳方先生的文章已指出過，吳先生對此始終噤若寒蟬。
二、佚詩內容方面的一些疑點
在瞭解上述種種事實以後，「佚詩」之真偽，本不足辨。不過吳先生堅持認為，「判斷一首詩是否為某人所作，雖然要結合各種條件，但最重要的當然是作品內容本身。其次，要考察這首詩的內容是否與熟悉作者其他作品的朋友們的評價相符」。他推許「佚詩」「是思想性和藝術性高度統一、渾成的優秀範例」，「前六句除了曹雪芹決沒有別人寫得出來。而且，即使在雪芹自己寫這首詩時，也是一氣呵成而不是先後零碎拼湊起來的」。拙作對吳先生的文藝分析澆了一些冷水，指出「佚詩」藝術上是低劣的，內容也欠真實。上半寫陽間唱戲，下半寫陰間排戲，屋上架屋，有何新奇可誦？吳先生將之捧為「優秀範例」，識力未見高明。
我的意見遭到吳先生的逐項駁斥。
首先是關於「慨當慷」的出處。拙作曾說到，「『慨當慷』、『慨以慷』、『慨而慷』……這種構詞法，在古代詩詞中是比較少見的。毛澤東之『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實開其端。以後變例成正例，『慨而慷』之類的說法流行起來，成為風尚。」吳先生把我嘲笑和挖苦了一大頓：「自己沒有讀過的書，沒有見過的詞句，就武斷說，古人詩詞中沒有或『少見』此話。」吳先生的確言中了，我讀書不多。不過我想請一位博學之士來替我辯護，這個人就是吳先生：
雪芹起句便用王敦敲唾壺這個他本家有關的典故，而且下文直接把曹操《短歌行》中「慨當以慷」這句原詩溶鑄在一句之中，也是前人所不曾用過的手法。
這是吳先生在《新發現》一文所講的話。原來，講「慨當慷」前人所不曾用過的不是別人，正是吳先生自己！吳先生為了反駁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在《桃花扇》中找到了一句「三下漁陽慨以慷」，便如獲至寶，趕緊用來嘲笑梅節之不學。可惜他忘了過去自己說過的話，結果那些對我的諷刺「統統變成打在他自己臉上的耳光」，這不是很滑稽嗎？
我可以告訴吳先生，你在《新發現》所說的「前人不曾用過的手法」是錯的，我說「少見」是對的。你舉的《桃花扇》的例子就是證明。先生如肯破費些工夫，還可以找出多幾個例子。但這能否改變事情的實質呢？如果近兩千年中，文藝作品裡面只找到三幾個句例，這不是「變例」是什麼？這不是「少見」是什麼？60年代以後，大陸詩壇「慨當慷」、「慨以慷」、「慨而慷」的說法時髦起來，並不是做詩的人將曹、孔詩句直接熔鑄入詩，而是模仿毛澤東的「天翻地覆慨而慷」。「佚詩」的時代烙印是無法消除的。
這還只是漏洞之小者。重要的是「佚詩」摹寫了一場演出。敦誠寫的那折《琵琶行傳奇》，是把腳本給朋友們傳觀呢，還是綵排後招待大家看戲？敦誠《鷦鷯庵雜誌》講得很清楚：「余昔為白香山《琵琶行》傳奇一折，諸君題跋，不下數十家。」題跋就是朋友們傳觀作品後跋其尾，而不是看了折子戲演出後留言。敦敏詩稱《題敬亭琵琶行填詞二首》，中有「讀罷樂章頻悵悵」句，可為佐證。吳先生嘲笑我「連樂章二字都沒有看懂」，他認為，樂章就是「配著樂譜的詞章」。因此，「敦誠不但填了詞，還為所填的詞譜了新聲」。樂章本來就是合樂之詩，這是中學生都有的常識。《禮記·曲禮》：「喪復常，讀樂章。」孔氏疏：「樂章，樂書之篇章，謂詩也。」但這只是指詩歌和音樂結合的情況說的。隨著時代的發展，詩和樂、歌和詞便逐漸分離了。「南宋已降，詩餘非可歌之曲；白石旁譜，並世少知音之客。停歌駐拍，既近千年，換羽移宮，更鮮解者。邇來文士之作，但寫性情，縱有周郎之顧，誰唱旗亭？」吳先生在《羅音室詩詞存稿自序》講的這幾句話，還算明白詞曲的流變。
曲也是一樣。梁廷柟《曲話》卷四：
樂府興而古樂廢，唐絕興而樂府廢，宋人歌詞興而唐之歌詞又廢，元人曲調興，而宋人歌詞之法又漸積於廢……。明以後則傳奇盛行……。蓋自明中葉以後，作者按譜填字，各逞新詞，此道逐漸為文章之事，不復知為律呂之舊矣。
柳永、晏幾道、姜白石的詞是可以被諸管弦的，吳先生的詞卻不能。如果有人認為柳永、姜白石的詞可歌，吳先生的詞也可以歌，這就是天大的笑話。因為吳先生收入《羅音室詩詞存稿》中的40幾首詞，雖有樂章之名，只不過是「文章之事」，除了詞牌表示它的來源同歌舞有關外，已經沒有一點音樂性。同樣，敦誠寫傳奇（劇曲），也只不過是「按譜填字，各逞新詞」，並不表示他就懂得「律呂之舊」。吳先生見到「紅牙」、「翠管」、「譜新聲」等倚聲、填詞的別稱，就斷定「敦誠不但填了詞，還為新填的詞譜了曲」，而且還找了戲班子回來排演，簡直連自己原有的常識都不要了。
敦誠的祖父定庵曾養過戲班子，到敦誠這代早已散了。敦敏詩「西園歌舞久荒涼，小部梨園作散場」可證。吳先生認為這兩句詩恰恰否定我的「假設」，「上句說敦誠家中好久沒有演戲了，下句說現在有一個小班來演奏一出新編的散套（折子戲）。」「敦敏詩的『作散場』，不是說演完了『散會』，乃是說正在演一出散套。」吳先生把「散場」解釋為「散套」、「折子戲」（吳先生始終沒有把散曲和劇曲、雜劇和傳奇區分清楚），的確新奇，可惜只是他自己的杜撰，因為吳先生沒有能舉出一點文獻的證據來支持他的新發現。
我在這裡倒可以給吳先生幫個忙。明洪楩《清平山堂話本》之《簡帖和尚》：
話本說徹，且作散場。
《合同文字記》、《梅嶺失妻記》等篇，最後也有這兩句，作「權作散場」。日本內閣文庫藏明熊龍峰刊小說四種，其第四種《張生綵鸞傳》，末也云：
話本說徹，且作散場。
但「散場」都作收攤、結束解，不作唱散套、演折子戲解，與《紅樓夢》第癩僧所念之「沉酣一夢終須醒，冤債償清好散場」，意思正同。
還可以舉一個例子，《指月錄》載：
性空，妙普庵主。結茅青龍野，吹鐵笛自娛。紹興庚申冬，造大盆，修書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葬矣。」壬戌歲，持至。師說偈罷，坐盆中，乘流而往。唱曰：「船子當年返故鄉，沒蹤跡處妙難量。真風遍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
吳先生是不是認為，這位性空和尚，坐著大盆，吹著鐵笛，要到下游的村落去唱折子戲呢？
敦誠家的小部梨園早就散了。敦誠兄弟及他們的朋友也沒有記載西園有過這樣一次「月荻江楓滿畫堂」的演出。敦誠祖母在世時也很少可能有這等事發生，敦誠《先祖妣瓜爾佳氏太夫人行述》：定庵公「日征歌舞，母獨不喜聲樂，無奈公何，強為唱隨而已。公憩即入，不為稍留，每征歌時，即戒群下曰，內言不出於閫，禮也，況咫尺間皆優伶耶？……公歿後，終身不聞樂」。後面這一點，敦誠顯然是作為先人的美德加以表彰的。很難設想，如果敦誠曾背著瓜爾佳氏偷偷弄個戲班子回來唱戲，招待親朋（有數十人觀看），他會將之寫入《行述》，彰及之過。但是吳先生為了立論的需要，卻有辦法把一個人的每個變為偽善的惡行：他引《行述》「母獨不喜聲樂，無奈公何，強為唱隨而已」數句，以下悉皆砍去，乃斷曰：「戲，她是要聽的。這不大好。但是為了服從夫唱婦隨這一古訓，那就不但沒有錯，而是『三從』之一的美德了。」吳先生治的是文學，卻精通法律，故對論難者常曉以「誹謗罪（Libel）」。
1962年，日本紅學家伊籐漱平助教授撰文批評吳先生的所謂「棠村小序」的發現，吳先生便指伊籐氏駭人聽聞地歪曲他，「實已超出學術討論的範圍，而成為出版界的一個法律問題」。拙作因為說他「蒙騙群眾」，吳先生便揚言「保留另行處分之權」。不知吳先生對瓜爾佳太夫人的這種明目張膽的誣陷，是不是也構成「誹謗罪（Libel）」呢？
三、不應用謾罵的方式來討論問題
吳先生對我個人的攻擊，我一個字也不想辯。我想介紹一下吳先生對陳方的討伐。
陳方先生認為曹雪芹「佚詩」是偽作，他針對吳先生吹捧「佚詩」之高妙，在《曹雪芹佚詩辨偽》中說：「固然，詩的好不好本來就玄虛得很。但反對者何嘗不可用同樣理由，更有力地否定吳世昌先生的考定呢？」請看吳先生在《曹雪芹佚詩的來源與真偽》中的駁議；我決沒有想到，因為批判了胡適博士，競觸痛了陳方先生，他雖然不便公然為胡適辯護，卻用「愛屋及烏」的辦法，為胡適所讚許的，認為是「雪芹自題」的那首廣告詩直接辯護，也即是間接表示擁護胡適的謬論。
讀者讀了吳先生的這些文章，會有什麼感想呢？「在以前『梁效』、『初瀾』、《學習與批判》的文字中，這種手法是常見的，但是在四人幫被揪出一年多之後，這種幫氣十足的下流文風是決不能容忍的。」看：吳先生在《曹雪芹佚詩的來源與真偽》中罵別人的這些話，不是有點霸氣和盛氣凌人嗎？
註：
據吳先生在《曹雪芹佚詩的來源與真偽》中透露，《哈爾濱師範學院學報》1975年第一期轉載《新發現》一文後，周汝昌曾去信該刊編輯部，指出「佚詩」不是曹雪芹真詩，是時人擬補的。後又寫信給一位「上級領導」（現已故），說明他是「佚詩」的擬補者。在1976年出版的新版《紅樓夢新證》，周汝昌在《史事稽年》之乾隆甲申年下，錄入「佚詩」，加了一個題目《題松堂琵琶行傳奇》，並改「淥樽」為「祿尊」，有按語雲，「雪芹遺詩零落，僅存斷句十四字。有擬補之者，去真遠矣，附錄於此，聊資想像。」公開表明「佚詩」非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