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對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尖的見解
文學作品的生命力在於真實地反映現實生活和時代精神。如果一部文學作品脫離現實生活，既沒有揭示出什麼問題，也沒有回答什麼問題，或甚至歪曲生活，那麼，不管它的作者如何吹噓，也不管它怎樣喧鬧於一時，終究是經不起實踐考驗的，遲早是要被人們所拋棄的。因此，－如何正確對待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的關係，也就成為一切作家在自己的創作過程中必然要遇到，而且必須給予回答的問題。一切優秀文學作品總是從現實生活出發，既忠實於生活的本來面貌，又高於普通的實際生活，從而能起到啟發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和促進社會歷史前進的作用。我國古典現實主義傑作《紅樓夢》之所以能夠取得那樣輝煌的成就，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受到越來越多的人們的稱讚，也正在於它站在時代潮流的前端，真實地、形象地、高度集中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塑造了一系列真實．而生動的典型性格，深刻地暴露了封建制度和封建貴族階級的黑暗，殘酷與腐朽，熱烈地謳歌了正在萌芽之中的初步民主主義思想。正如魯迅所說：「其要點在敢於如實描寫，並無諱飾。」「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被打破了。」(《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
曹雪芹不但通過自己作品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從創作實踐意義上正確地回答在地了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的問題，而且還將自己的創作經驗凝煉為極其簡潔而又生動的公式，概括了自己對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的見解，為我國古典小說創作理論的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紅樓夢》開卷第一回中有兩個重要人物：甄士隱和賈雨村。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性格。賈雨村利慾熏心，野心勃勃，熱衷於「仕途經濟」，成為一個「徇情枉法」的貪官污吏。而甄士隱則「稟性恬淡，不以功名為念，每日只以觀花修竹、酌酒吟詩為樂」。他們各自有一段興衰榮辱的經歷。在他們的經歷中概括地反映著封建制度下人們的社會地位的不斷地、劇烈地發生著的變化。《紅樓夢》的故事情節就是由甄士隱和賈雨村的活動做引線牽引出來的。但是，甄士隱和賈雨村不但是具有一定社會內容的藝術形象。而且，作者通過給他們別具匠心的命名顯然還包含了另一層寓意，即：《紅樓夢》是一部採用「將真事隱去」和「用假語村盲」方式寫出來的小說．這在《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第一回中講的很清楚：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雲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 故將真事憶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日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又雲，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何我堂堂鬚眉，誠不若此裙釵哉!……雖我未學，下筆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以悅世人之目，玻人愁悶，
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庚辰本)
可以說，這「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也就是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基本方法。它概括了作者十年艱辛創作和《紅樓夢》成書的主要藝術經驗。
在這裡，所謂「真事」也就是文學創作中所依賴的現實生活中的原始材料。社會生活中的「真事」作為素材反映到作家的頭
腦中，經過作家的加工改作，就產生了文學作品中的典型人物或事件。『真事」是文學創作的基礎。任何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或典型事件都是從現實生活中的「真事」加工改作而來的。不同之處僅僅在於，有的形象主要是參照一個特定的模特兒創作的，有的形象是同時參照幾個模特兒創作的，有的形象在創作時並沒有特定的模特兒，而是作者根據自己的生活體驗通過藝術想像實現的。曹雪芹的「將真事隱」』主要包含了這樣的意思，這部《紅樓夢》取材於現實生活，是根據現實生活而創作出來的。作品中的典型形象和情節都有其生活基礎，有些還是作者用藝術手段將生活中有名有姓的人和有時間、有地點的事件加以綜合改制而成的。所以，一方面，它來源於生活，並且是按生活的本來面目進行描寫的，但另一方面卻並不等同於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如果我們真正把《紅樓夢》作為一部現實主義的典範來評論，那麼，這「將真事隱去」的本來含義也就會迎刃而解。
那麼，「真事」是怎樣「隱」去的呢?這正是「假語」所要說明的問題。對「假語」不應該片面地理解為與「真事」無關的虛假的妄談或如某些評論文章所說的掩蓋「真事」的「煙幕彈」一一這樣的理解有違於曹雪芹的原意，有違於《紅樓夢》的完整的故事情節。對「假語」，我們也應該根據《紅樓夢》的實際藝術效果，用現實主義的創作理論來分析。「假語」和「村言」並不是指的《紅樓夢》的故事內容，而是如同「將真事隱去」一樣，也是在說明《紅樓夢》的創作方法一一「雖我未學，下等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來」。如果聯繫《紅樓夢》的藝術特色和創作風格,對應「將真事隱去」的含義，那麼不難判若兩人斷出，這裡所說的「假語」實際上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經常講的一個藝術創作方法一一虛構。而「村言」則是指的當時比較大眾北的俗言口語[1]。所以，「用假語村言」的完整意思是：使用虛構的手法和俗言口語。「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了段故事來」，就是說，借助虛構的藝術手段，使用日常的俗言口語，編纂或創作出一段故事。而這「將真事隱去」同「用假語村盲」又是整個創作過程中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真事」之所以能夠「隱」去並且由此而創作出藝術的典型，正在於作者在創作中通過藝術構思借助了「假語」即虛構的力量．如果不去借助「假語」，而是對生活中的「真事」進行一點一滴的羅列和堆積，當然也就不可能創作出一部《紅樓夢》來。同樣，當作者用「假語」編纂故事，即用虛構的藝術力量創作典型時，也決不是憑空的捏造,任意的編排，或主觀的想入非非，而是以「真事」為基礎，即從現實生活出發的。否則．這部《紅樓夢》又何以能夠被譽為現實主義的典範，封建社會的形象歷史或一面鏡子，並且將其創作特點歸納為「敢於如實描寫，並無諱飾」呢?可見,在這「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盲」的創作過程中,現實生活中的「真事」既不是被拋到九霄雲外，也不是原封不動地照搬到作品中去，而是當做文學創作中的素材和原型，經過藝術概括和藝術虛構等加工改造之後，成為文學作品中的情節和典型形象。「真事」是編纂故事的依據，「假語」是編纂故事的方法。「真事」經過「假語」等藝術加工之後，就成為這部《紅樓夢》所記敘的故事。
在曹雪芹所生活的時代裡，現實生活中顯然存在著如賈府這樣的大家族偽衰敗而黑暗的統治，而且，像賈寶玉、林黛玉這樣的帶有民主主義色彩的愛情在當時社會裡也不可避免要走向悲劇的結局。曹雪芹把這些加以藝術概括和典型化，創作了他的《紅樓夢》。由於經過了藝術概括和典型化，他在《紅樓夢》裡所反映出來的生活要「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曹雪芹這「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的創作方法，與《紅樓夢》第一回中「石兄」關於文學創作的議論，與《紅樓夢》第四十二回中薛寶釵關於繪畫的議論，存在著內在的有機的聯繫，其基本點都是一致的。《紅樓夢》中這兩段有關文學藝術的議論，都包含了作者一些很深刻的藝術見解，因而常常被人們作為分析曹雪芹的文藝觀和《紅樓夢》的創作方法的重要依據而加以引用。為了進一步分析研究曹雪芹「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的創作方法，現將上述兩段有關文學藝術的文字摘錄如下：
石兄笑答道：「我師何太癡耶?若雲無朝代可考，今我師竟假借漢唐等年紀添綴又有何難?但我想，歷來野史皆蹈一轍，莫如我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別緻。不過只取其事體情理罷了，又何必拘拘於朝代年紀哉!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書者甚少，愛適趣閒文者特多。歷來野史或訕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姦淫兇惡不可勝數。至若佳人才子等書，則又幹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終不能不涉於淫濫，以致滿紙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過作者要與出自己的那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擬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傍出一小人其間撥亂，亦如戲中之小丑然。且環婢開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話。竟不如我半世親睹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事跡原委亦可以消愁鐵悶，也有幾首歪詩熟話可以噴飯供酒，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徒為哄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者。(庚辰本)
寶敘，「如今畫這園子，非離了肚子裡頭有幾胡丘壑的才能成畫。這園子卻是象畫兒-般。山石樹木，樓閣房屋；遠近疏密，也不多，也不少，恰恰的是這樣。你及照樣兒 往紙上一畫，是必不能討好的。這要看紙的地步遠近，該多該少，分主分賓，該添的要添，該減的要減，該藏的要藏，該露的要露。這一起了稿子，再端詳斟酌，方成一幅畫樣。」(庚辰本)
通過這兩段文字，我們可以看到，曹雪芹能夠創作出《紅樓夢》這樣偉大的作品，絕非偶然．這一方面與他的進步的世界觀，豐富的生活經歷和深厚的文學修養有關，另一方面也是與他正確地認識文學藝術與現實生活的關係，堅持用現實主義思想和原則指導自己的創作實踐分不開的。
在石兄的議論中，曹雪芹通過說明《紅樓夢》在創作態度、創作方法上的革新，尖銳地批判了當時文學藝術領域內的反現實主義逆流，深刻地闡明了自己的現實主義創作思想。曹雪芹認為，文學作品具有「理治之書」所不可及的獨特的社會作用。優秀的文學作品可以「令世人換新眼目」，醜惡的「淫穢污臭塗毒筆墨」則要「壞人子弟」。所以，著書者在進行創作時要有嚴肅認真的態度，決不能從專為「哄人之目」或「定要世人喜悅」的動機出發，「胡牽亂扯」，欺世盜名。
那麼，什麼樣的態度才是嚴肅認真的態度呢?這就是要尊重生活，真實地反映現實生活，「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地揭示現實生活中的「離合悲歡，興衰際」。曹雪芹認為，那些「野史」和「佳人才子」等作品，為什麼總是擺不脫「或訕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姦淫兇惡不可勝數」的舊套，為什麼總是描寫那「偷香竊玉，暗約私奔」、「一味淫邀艷約」腐朽污穢的內容，就是因為它們的作者沒有嚴肅認真的創作態度，不願意真實地反映現實生活。有些「佳人才子」作品的作者，只不過「要寫出自己的那兩首情詩艷賦」，所以才「假擬」出一些離奇古怪、「自相矛盾」的情節。
那麼，怎麼樣才能打破文學創作中這種違背生活真實，「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而且又總是「皆蹈一轍」「共出一套」的僵死的局面呢?怎麼樣才能做到「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地反映現實生活中的「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呢?這就是要從「親睹親聞」的現實生活出發，仔細地、深入地觀察、分析和理解現實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用現實生活中「親睹親聞」到的人物和事件作為塑造典型人物和提煉情節的基礎和依據。有些「佳人才子」作品的作者為什麼會寫出「環婢開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等脫離生活實際的情節呢?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深入地觀察生活，對於社會上的「貧者」如何「日為衣食所累」，「富者」又如何「懷不足之心」，對於什麼才是青年男女的「兒女真情」，等等，既不關心，也不理解。
但是，即使是在石兄的議論中，曹雪芹也並沒有把真實地反映現實生活機械地理解為對生活表面現象的自然主義的模擬或歷史事件，歷史年代的逐一實錄，而是「只取其事體情理罷了，又何必拘拘於朝代年紀哉」。就是說，小說是文藝作品，在文藝作品中要求的是生活本質的真實，而不是具體生活事件一成不變的翻版或堆砌。所以，在小說中是可以使用「假借」、「添綴」等藝術虛構手段的。一部文學作品，只要它所描寫的情節在內容上符合現實生活的「事體情理」，那麼，不管它是否直接指明「朝代年紀地輿邦國」，都是同樣可以達到引起人們的聯想，撥動人們的心弦，「令世人換新眼目」這樣一些客觀效果的。
如果說，在石兄的議論中，作者比較突出地強調了文藝作品的真實性問題，強調了「真事」在創作中的重要意義，那麼，在薛寶釵的議論中則主要說明了文藝作品要高於現實生活，強調了藝術構思和虛構等典型化手段的重要意義。曹雪芹認為，沒有藝術家的構思和藝術加工，就沒有藝術作品。比如賈府的這座大觀園吧，雖然很堂皇美麗，本身就「像畫兒一般」，但是如果不經過藝術構思和藝術處理，「照樣兒往紙上一畫」，那麼，也並不可能成為受人們歡迎和賞識的藝術作品，「是必不能討好的」。所以，「分賓分主」，「該添的要添」，「該減的要減」，「該藏的要藏」，「該露的要露」，這樣一些對生活素材的選擇、補充、裁剪和加工等藝術手段，是文學創作中必不可少的。
創作思想決定創作方法，創作方法反映創作思想。通過以上分析，不難看出，曹雪芹的「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的創作方法正是由他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思想所決定的，而這「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的創作方法則又極其生動而概括地反映了他的現實主義創作思想．
過去，曾經有些文章提出，這「將真事隱去」和「用假語村言」講的是《紅樓夢》中一部分情節被另一部分情節所「掩蓋」的問題。被「掩蓋」的情節是作者要講的「真事」，而起到「掩蓋」作用的情節則是「假語」。具體說，「假語村言」是指的《紅樓夢》中愛情和婚姻描寫，「真事」則是指的在愛情外衣掩蓋下的政治鬥爭。他們說，《紅樓夢》實際上是一部寫政治鬥爭的書。又說，作者怕遭受文字獄的迫害，所以用談情來掩蓋政治鬥爭；但又顧慮到讀者可能理解不了，故此巧妙地用「賈雨村」和「甄士隱官」看到政治鬥爭的「真事」。而這政治鬥爭的「真事」，據說就是清代雍乾兩朝的皇室內訌，等等。
但是，這種玄妙的解釋是與《紅樓夢》的豐富社會內容、高度完美嚴整統一的藝術成就相矛盾的，是與曹雪芹在「石兄」的議論中所主張的現實主義創作思想相矛盾的，因而也就並不可能真正闡明「將真事隱去」「氣用假語村言」的本來含義。
誠然，曹雪芹在第一回中曾反覆申明此書不過「大旨談情」，「亦非傷時罵世」，而且為了迴避文字獄，在具體情節的描寫中也會有諱忌或隱藏之處。例如，在全書中始終沒有直接交代故事發生的朝代年紀，賈府所坐落的封建王朝的首都一一長安也是虛擬的，等等，大概就是出自這種諱忌或隱藏的目的。但是，這類諱忌或隱藏是為現實主義創作中的典型化過程所允許的。作者這種對故事發生的時間地點的隱藏，並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損傷《紅樓夢》所揭示的「事體情理」的真實性和《紅樓夢》在情節以及藝術結構上的完整性和統一性，並沒有而且也不可能磨損它對當時的封建政治和封建貴族階級所進行的鞭撻、批判。
曹雪芹創作《紅樓夢》是為了表達「傷時罵世之旨」。把《紅樓夢》的主題思想歸結為「談情」是錯誤的。但是，如果走向另一個極端，斷言《紅樓夢》中的「談情」與「傷時罵世之旨」無關，甚至說《紅樓夢》中愛情和婚姻的悲劇是掩蓋所謂政治鬥爭的「假語村言」，也是錯誤的。《紅樓夢》是一部以形象反映生活的文學作品。它不同於批判封建社會的政治論文，用立論和推理的方式表達「傷時罵世之旨」。在《紅樓夢》中，對封建社會的批判是通過描繪一幕一幕的生動的社會生活圖景來實現的。自然，像「葫蘆僧亂判葫蘆案」、秦可卿出喪、元春省親等場面，可以使人們更明顯地看到封建制度，特別是封建政治的腐敗黑暗。但是，封建社會的腐敗黑暗並不僅僅表現在政治生活方面，時代的氣息也並不是只通過政治鬥爭這樣一條管道噴射出來。「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實踐論》)。愛情和婚姻中，當然也包含著社會和階級的思想道德及理想願望。在封建社會裡，為了維護自己的黑暗統治，封建統治者每天都要製造無數的人生悲劇。愛情和婚姻的悲劇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曹雪芹既然對封建社會和封建統治階級懷有極大憎惡，他創作{紅樓夢}既然是出於「傷時罵世之旨」,那麼，他描寫愛情和婚姻的悲劇，同樣也會表現出作者的政治傾向。《紅樓夢》的實際情況也是這樣。在<紅樓夢)中出現的愛情和婚姻悲劇不下十幾起。無論是寶、黛的愛情悲劇，還是迎春、探春、史湘雲等人的婚姻悲劇，或尤二姐、尤三姐等人的悲劇，都是有血有肉的故事情節夕都包含了一定的社會內容。作者通過對這些愛情和婚姻悲劇的描寫，從各自不同的側面揭露和批判了封建貴族階級的黑暗統治，對腐朽的封建制度做出了血淚斑斑的控訴。《紅樓夢》中這些愛情和婚姻的悲劇同作品中的其他情節交織熔鑄在一起，組成了一幅完整的封建社會的歷史畫卷。我們用什麼來證明這些愛情和婚姻悲劇與《紅樓夢》的「傷時罵世之旨」無關，甚至是用來掩蓋「傷時罵世之旨」的曲筆呢?特別是在寶、黛的愛情悲劇中，不僅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禮教和封建貴族階級的殘酷本質，而且還包含著對新的生活方式的憧憬，從而突出地表達了作者對時代精神的態度。我們又怎麼能說寶、黛的愛情不是作者所要描寫的「真事」呢?顯然，這些愛情和婚姻悲劇不是《紅樓夢》中可有可無的情節，更不是什麼作者用來掩蓋「真事」的「假語村言」或「煙幕彈」，而是《紅樓夢》整體內容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曹雪芹那個時代的活生生的人生悲劇在文藝作品中的再現。
一部文學作品主要描寫了社會生活的那些方面，這既不能由作者自己的聲明來斷定，也不能由讀者的主觀願望來確定，這要由作品自身的場面和情節來判定。瞭解有關的歷史事件和政治生活，有時對全面分析作品無疑是很重要的．但是，即使是與作者的生活道路有直接關係的歷史事件，如果作者並沒有把它寫到作品之中去，那麼，它也只能是我們研究作者思想和創作背景的材料，而不能成為我們分析作品結構組成的依據。在《葒樓夢》中根本就沒有皇室內訌的情節，我們又何以得知它在「愛情」外衣的掩蓋下描寫了雍、乾皇室內訌的「真事」呢?更何況，雍、乾之間的皇室內訌本身就不存在著如某些評論文章所強調的「典型意義和現實意義」，把它強加給《紅樓夢》這部偉大作品,又怎麼能對《紅樓夢》的社會歷史意義作出正確的評價呢?
所謂愛情「掩蓋」政治鬥爭的觀點之所以不能成立，就是因為這種觀點否認《紅樓夢》是一部現實主義的典範作品。在現實主義小說中，「傾向應當從場面和情節本身流露出來，而不應當特別把它指點出來；......如果一部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小說通過對現實關係的真實描寫，來打破關於這些關係的流行的傳統幻想，動搖資產階級世界的樂觀主義，從而不可避免地引起對於現存秩序的永世長存的懷疑，那末，即使作者這時並沒有直接提出任何解決辦法，甚至作者有時並沒有明確地表明自己的立場，但我認為這部小說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恩格斯給敏·考茨基的信》)。而如果要做到「對現實關係的真實描寫」，如果要使自己的作品具有藝術感染力，就必須誠懇地對待生活和誠懇地對待讀者。如果一部小說不是誠懇地對待讀者和現實生活，而是搞什麼「掩蓋」和「被掩蓋」的把戲；不是竭盡全力去描寫與主題有關以及塑造典型和展開矛盾所必需的情節，而是去寫與主題無關，甚至是對主題起到掩蓋和沖淡作用的情節，那麼，它就首先破壞了自己的統一性，它就根本不是一部現實主義作品，也決不會有什麼藝術感染力的。但《紅樓夢》卻是一部現實主義的典範。它在內容和結構上都是如此的完整和嚴密，幾乎沒有什麼多餘的廢筆可以做為「掩蓋真事」的「假語」而抹掉。《紅樓夢》之所以感人，並不在情節的離奇，而在於情節的真實和樸素。它所採用的方式是白描，並且通過對生活細節的準確、真實的描寫，達到了生活本質的真實,成功地塑造出了一些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因此，整個故事情節雖然是虛構的，但並沒有給人以假的感覺或者半真半假的感覺，而是處處給人以異常的真實感。《紅樓夢》的這種「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的寫真實的特點，是對所謂愛情「掩蓋」政治鬥爭的觀點的最有力批駁。
既然，「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的含義並不是什麼愛情「掩蓋」政治鬥爭，而是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係，而是文學創作中的典型化問題，那麼，《紅樓夢》又是怎樣運用這「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的典型化方法的呢?由於缺乏歷史資料，我們已經不可能搞清楚曹雪芹著書的全部過程。但是，通過對已有曹家歷史資料和清代社會狀況的分析，我們仍然可以找到《紅樓夢》所憑借的一些「真事」即生活素材的零散的片段。
曹雪芹出身於一個封建貴族家庭。從他的曾祖曹璽開始，到他的祖父曹寅，直到他的伯父曹頤，父親曹頰，一家三代，連任江寧織造，長達六十年之久。在清朝，這織造的官品雖不很高，卻是握有部分經濟實權的肥缺。特別是在曹寅出任織造期間，由於他的母親曾經是康熙的保姆，－他本人又曾做過康熙的「侍讀」等特殊原因，受到康熙皇帝的格外的重用，成為康熙的心腹。同時，曹寅的內兄李煦任蘇州織造，曹寅的母系親屬孫文成又出任杭州織造，三處織造扭結在一起，組成了一個「聯絡有親，－損皆損，一榮皆榮」的貴族集團。康熙六次南巡，曹寅在織造任上四次主辦「接駕」，正所謂「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盛」。但是。曹家的這種鼎盛的繁榮也為後來迅速的破敗伏下了種子。到雍正當政時，曹頫\被革職抄家，便敗落下來。通過抄家時的奏摺，我們可以部分地瞭解到曹家顯赫時的情況[2]。家世破敗前的曹雪芹曾經歷了一段「錦衣紈褲」「飫甘饜肥」的公子哥兒生活。特別是曹家雖富貴，但「支庶不盛，子孫有限」[3]，所以，雪芹在少年時受到嬌寵也是可想而知的。家世破敗後，曹雪芹從貴族階層跌落下來，月益困窮，以致落到「舉家食粥酒常賒」的境地。曹家這由盛及衰的巨變很像《紅樓夢》中的賈府，雪芹這由富而貧的生活經歷也很像《紅樓夢》中的寶玉[4]。所以，對《紅樓夢》描寫的那個生活環境，曹雪芹是「親睹親聞」過的，是有著很深刻感受的。因此，寫出來也就格外生動，正如有些批注者所談，「如見其氣概，如聞其聲音，絲毫不錯，作者不負大家之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第十四回)。可以說，《紅樓夢》之所以取得輝煌成就，首先就在於曹雪芹在創作過程中，堅持從「親睹親聞」的現實生活出發，在「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的整個典型化過程中，始終保存了現實生活素材的那種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特點。
《紅樓夢》中有些場面和情節是曹雪芹「親睹親聞」的「真人真事」，有些人物的模特兒是取材於他非常親近因而也就是特別熟悉的一些人。我們從「脂批」中可以找到許多證據[5]。作者親身經歷過曹家的興衰，顯然對他在《紅樓夢》中描寫賈府的盛袞很有幫助。作者友人敦誠、敦敏的詩中都曾提到這點[6]。
但是，曹雪芹創作《紅樓夢》卻並不是為了寫家史或僅僅批評某一個貴族世家。從貴族階層跌落下來、曰益陷於貧困之中的曹雪芹，正如他的友人敦敏所說，「新愁舊恨知多少，一醉𣯀踘白眼斜」(《贈芹圃》)。他「親睹親聞」到的封建社會的腐頗黑暗與不合理不公平的事物真是太多了，由此而引起的他對封建社會的不滿與仇恨真是太深了。特別是被迫從江南遷回北京之後。一方面，由於來到京都，使他可以更多地目睹耳聞到比江南貴族階層更高一等的封建王公侯爵、文武百官以至皇帝的腐朽生活、醜聞逸事和他們對廣大人民的殘酷壓迫。另一方面，由：於家族已經破敗，又使他可以更多地接觸到封建社會的下層人民，看到他們在封建貴族的沉重壓迫之下飢寒交迫的生活和遭遇。但是，如何將這眾多的生活素材，不管是少年時在江南看到的，經歷的，還是遷居北京後看到的、經歷的，不管是黑暗的政治，還是婚姻上的不平，不管是「芥豆之微」的小人物，還是顯赫的王公貴族，不管是令人髮指的迫害奴婢事件，還是貴族社會腐朽糜爛的生活；不管是貴族內部殘酷爭奪的醜聞，還是封建官場中的訴訟，......經過提煉和藝術加工，統統融匯貫穿到一起，組織成為小說中的人物和事件，並且活動起來，演出一幕幕深刻動人的悲劇，這顯然是一項浩大而艱巨的課題，僅僅依靠對生活中的「真事」進行一點一滴的羅列和堆積，不打破真人真事的局限，是不可能完成的。
以對作者描寫賈府有一定幫助的曹家為例吧。我們知道，曹家的社會地位雖說不低，但與《紅樓夢》中賈府相比，卻又遜色的多了。就是在曹寅時期，雖說受到康熙的重用，很有經濟實權，但也不過是內務府的織造而已，且又屬「包衣」出身。因此，曹雪芹自己的家庭反映貴族社會的深度和廣度方面都是很有限的。還有地點問題。曹家鼎盛時期居住江寧，而江寧即便繁榮，距一代封建王朝的首都又遠矣。因此，要更直接地勾勒出整個封建社會上層的狀況是不可能的。作者為了使作品在內容上達到高度集中，全面而深刻地揭露封建貴族的反動統治和封建社會的各種矛盾，就在生活經驗的基礎上綜合了自己在各個時期中所觀察到的一些貴族家庭的狀況，並且充分發揮想像力，進行了大膽而巧妙的藝術構思。
首先，《紅樓夢》中的賈府被安排在一代封建王朝的首都，從而就使賈府同整個封建王朝發生了更直接更密切的關係，使《紅樓夢》的全部故事情節都有了一個特別典型的環境。王妃、太監、王公侯爵都成為直接描寫和揭露的對象。同時，賈府的政治地位也遠比曹家顯貴，進入了公侯的階層，寧國公，榮國公，儼然已是一代封建王朝的兩根粗柱子了。賈府的祖上也不是什麼卑賤的「包衣」，而是「勳業有光昭日月，功名無間及兒孫」的開國「功臣」。曹家被抄時「家人大小男女」不過「一百十四口」，而《紅樓夢》中賈家。僅「榮府中一宅」，「合算起來人口雖不多，從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可見要闊得多了。這樣，《紅樓夢》中的賈府就比曹雪芹目睹到的那些一般貴族家庭(其中當然也包括曹家)更為深刻地集中了時代的各種矛盾，通過賈府表現的各種衝突就包含了更加廣闊的社會內容。如果沒有賈府這種社會地位，像寧府出殯這樣一些重要情節和場面就難以安插進去。而這賈府的衰敗過程也與雪芹所目睹的曹家大有不同。抄家只是賈府衰敗的尾聲，並不是衰敗的開始，而且也不是衰敗的主要原因。在賈府的衰敗過程中，既反映出了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爭奪，也反映出了封建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既描寫了絕大多數貴族子弟「一代不如一代」的沒落，也描寫了少數貴族青年的叛逆，既有經濟上的入不敷出，生活上的奢侈糜爛，也有精神上的枯竭，等等。顯然，在賈府的破敗過程中所包含的社會內容，要比雪芹目賭的這個或那個具體的個別貴族世家(包括曹家在內)破敗中所反映的社會內容要廣闊得多。
在這種「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的加工改制即典型化過程中，人物性格的塑造也是一項十分複雜而艱巨的課題。例如賈府的賈政，許多研究者曾提出有雪芹父祖的影子。《紅樓夢》中的賈政系「工部郎中」，而雪芹的祖曹寅、父曹頫\是內務府郎中。因此，賈政似乎是以曹寅或曹頫\為模特兒的。但這賈政是怎樣一個令人發嘔的人物啊!雪芹的祖父曹寅是一位有名的詩、詞、曲作家，又工書善射，很有才華的人。他決不至於象賈政那般迂腐和庸俗。而雪芹的父親曹頫\繼任江寧織造時，曹家的勢力已開始衰落，苦於彌補虧空，而且不久即被革職抄家，當然也不至於象賈政那樣整日消閒和百無聊賴。可見，所謂賈政是以雪芹父祖為模特兒的說法，尚難以服人。但是，這並不妨礙下面的可能，即：曹雪芹塑造賈政的形象時，一方面借取了自己父祖的一些「真事」(如嚴厲地管束子女、不通俗務等)，另一方面，又在這幾點上加以發揮，將看到的現實生活中許多庸俗、迂腐、守舊、不學無術而又頑固堅持封建禮教的人的各種具有特徵性的事例集中起來，經過選擇和藝術加工後放到賈政身上，使他成了一個反面的典型人物。
在這「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的創作過程中，通過創作的想像而實現的虛構始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沒有虛構即「假語」，「真事」不能隱去，典型也創作不出來。在文學作品中，虛構的情節並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是虛的。如果用曹雪芹的話講，就是「假語」並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假的。只有那些沒有生活基礎的想入非非才是虛假的。而在生活基礎上進行虛構，不但不是虛假的，有時甚至要比點滴不漏的描寫更接近於生活的本質，能更集中地反映更廣闊的社會內容，因而也就更真實。許多虛構的小說之所以受到人們的歡迎，就是因為它揭示了生活的本質，幫助人們去認識生活，而生活中有些「真事」反倒會蒙蔽人，因為它是假象。對現實生活中本質和現象之間的複雜關係，對文學作品中虛構方法的這種本質特點，看來曹雪芹已經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因此，這部《紅樓夢》雖然是虛構的文藝作品一一府並不是現實生活中的某一個具體的貴族世家，賈寶玉也並不等於現實生活的某一位具體的貴族叛逆者，但是由於它取材於現實生活，並且忠實於現實生活中的「事體情理」，所以，它所揭示的生活的本質和規律卻是真實的，如果讀者認真來讀，就可以得到有益的啟發，可以更深刻地認識封建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