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甄假賈和曹雪芹的創作情結(上)
「將真事隱去」, 「用假語村言」，是《 紅樓夢》的基本寫法；真（甄）假（賈），是《 紅樓夢》 的解讀關鍵。這一點，讀了「開卷第一回」的作者自白，自然是無庸置喙的了。困難在於對「真」「假」的探索和詮釋。因此，有所謂「舊紅學」的索隱和「新紅學」的考證。比較起穿鑿臆測、支解分離的索隱，從作者的家世遭際去考證作品的本事，無論觀點和方法都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這就是「自傳說」（或「自敘傳說」）雖然經歷猛烈衝擊而終於為紅學界許多人所認同的原因。但「自傳說」也有不能圓滿之處，於是人們便用小說文體論（「虛構說」）補充甚或糾正之。這樣做，當然很方便，但卻把真（甄）假（賈）的真諦丟在了一邊，似乎大逆曹公本意，無以服人。於是，攻自傳之閥，尋本事之謎，成為新索隱派出現的契機。紅學紛爭，無有已時。如果在學術研究巾，對對立的派別不是採取完全排斥和否定的態度，而是以理性的頭腦、實踐的尺度具體分析，那麼，我們將會發現，即使方法完全錯誤的索隱，也未嘗不包含某些合理因素，特別是他們那種執意探究小說深層內蘊的精神。如果謹慎擇取，斟酌損益，甚至實現索隱、實證和現代心理學、藝術美學之間的某種聯姻，這樣是否會更有利於紅學的前進呢？
本著這一思路，本文擬對《 紅樓夢》 的真甄假賈問題作進一步探討。本文的基本觀點是：在《 紅樓夢》的「假語村言」裡，曹雪芹有意隱去了他的家庭「包衣－ 仕宦」雙重身份和「滿籍－ 漢姓」雙重族別這一基本「真事」，寓意深遠地寄托了他對漢民族本根和反奴－ 自由個性本根意求的尋求。民族歸宗情結和自由本根情結，是《紅樓夢》 創作的深層心理動因，石頭一身二任的總體構思和復合形象的創造，則是雙重情結的藝術載體。
解開《 紅樓夢》 的真甄假賈之謎，正確的方法，當然首先是真假對照，弄清《 紅樓夢》 的「假語村言」隱去的真事。在此基礎上，再進一步探究，它們在「假語村言」裡是怎樣表現的，為什麼要這樣表現。這裡有兩種情況：一為隱含之真事，可謂之「假」中之「真」；一為隱沒之真事，姑謂之「假」外之「真」。二者頗不相同。前者與藝術形象有著對應聯繫，並通過形象描寫直觀顯現，雖隱而可見，故較易把握；後者則是隱沒得很深的人生經歷和情感體驗，由於種種原因，往往並不直接把藝術形象作為自己的對應物，而是首先作用於作家的創作心理，形成一種鬱積紆曲、糾纏難解、不能自已的情結，轉化為深層的創作衝動，最終蘊藏在作品的整體構思之中，故隱而難見。對「假外之真」的探尋當然比「假中之真」更多困惑，一則資料不足，二則易生歧義，但仍有端倪可察。而且既然一般藝術虛構理論的解釋只能淺嘗輒止，那麼，對這一特殊問題的深究就無法迴避。上述幾種方法的聯姻，就不妨看作一次嘗試。
本文將對此展開論述，以就教大方。
一、假中之真
「假作真時真亦假」。「假中之真」是詮釋真甄假賈的起點。如果不能確定現實曹家與藝術賈府即生活原型與藝術形象之間的對應關係，那麼，就根本無法理解曹雪芹的創作原則，也就無法進入《紅樓夢》 的藝術本體。好在這一方面，「自傳說」或「自敘傳說」的考證家們已取得了大量成果。為了給下面探究「假外之真」提供必要的前提，試綜述列舉其要如下：
1 ．第一回作者借石頭之口，說明這是「親自經歷的一段陳跡故事」, 「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蹤攝跡，不敢稍加穿鑿，徒為供人之目反失其真傳者」, 「雖其中大旨談情，亦不過實錄其事。」
2 ．明義《 題紅樓夢》 組詩序云：「曹子雪芹出所撰《 紅樓夢》 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蓋其先為江寧織造… … 余見其鈔本焉。」明義為曹雪芹友人，這組最早的題《紅》 詩可能作於曹雪芹生前或死後不久。１ 證以敦誠敦敏兄弟贈雪芹詩中多有「秦淮風月憶繁華」、「秦淮舊夢人猶在」、「廢館頹樓夢舊家」等句，可知《 紅樓夢》 所寫之「風月繁華」正是曹子自敘。以下諸條，則具體顯現著小說賈府所包含的現實曹家的生活內容。
3 ．第二回敘榮寧二府俱在金陵，甄家也在金陵。甄（真）家即影射曹家。曹家三代四人（璽、寅、順、順）任江寧織造，家焉近六十年。同回敘林如海「點鹽政」「欽點出為巡鹽御史」，按康熙四十二年，曹寅與李煦奉旨輪流兼兩淮「鹽政」（前稱巡鹽御史）。
4 ．第二回敘「皇上因恤先臣… … 遂額外賜了這政老爹（按：賈政）一個主事之銜，令其入部習學，如今現已升了員外郎了。」按康熙五十四年曹順病故，曹順過繼為寅嗣子，並補放江寧織造，給予主事之職。五十六年十一月，順升為員外郎。２
5 ．第三回寫「榮禧堂」聯：「座上珠鞏昭日月，堂前脯獻煥煙霞。」按織造負責宮內及官用綢緞等紡織品，故時人多以筋獻之事稱頌曹家。如熊賜履《 挽曹督造》 ：「能敝九重勞補衰」，納蘭成德《曹司空手植諫樹記》 ：「於是尚方資脯獻之華」，葉燮《 楝亭記》 ： 「佐天子垂裳黼黻之治」，王鴻緒《 曹荔軒楝亭圖》 ：「惟帝曰作服，黼黻姿垂裳」等等，茲不一一。
6 ．第四回敘賈史王薛四家「連絡有親，一損皆損，一榮皆榮。」按：康熙以曹寅出任江寧織造，李煦任蘇州織造，孫文成任杭州織造，即因其連絡有親，曾口諭「三處織造，視同一體」。３
7 ．第五回警幻轉述榮寧二公之語：「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富貴傳流，已歷百年，奈運終數盡… … 」第十三回秦氏托夢於鳳姐云：「如今我們家赫赫揚揚，已將百載。」按從順治元年（1644 年）曹振彥隨正白旗主多爾衰入關（即所謂「國朝定鼎」) ，至雍正六年（1728 年）曹頫\被抄家，至乾隆初（至遲為乾隆八年1743 年）徹底破敗，曹家興衰史，恰近百年之數。
8 ．第五回《 紅樓夢曲》 ：「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喻賈府敗亡結局。按：乾隆八年夏《 消暑詩十六首· 曹荔軒織造》 ：「詩書家計俱冰雪，何處飄零有子孫？」曹家正悲慘至此。
9 ．第十三回秦氏托夢說：「一旦倘或樂極悲生，若應了那句『樹倒瑚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稱了一世的詩書舊族了！」按：「樹倒猢猻散」正是曹寅生前常說的寓有禪意的話。施瑮《病中雜賦》 詩自注云：「曹楝亭公時拈佛語對坐客云『樹倒猢猻散』，今憶斯言，車輪腹轉！」周汝昌《 紅樓夢新證》 指出，「樹倒」一語，又出宋人《 談蔽》 ，曹詠為秦檜戚黨，初得勢，後敗，貶新州，厲德斯乃作《樹倒猢猻散賦》 以刺之，寅之拈此，亦自用曹姓故事。」( 517 頁）寅以曹寓曹，雪芹以賈寓曹，一脈相承。
10 ．第十六回賈璉奶媽趙嬤嬤同鳳姐等談起當年太祖皇帝仿舜巡（暗指康熙南巡）事時說：「還有如今江南的甄家，暖喲，好勢派，獨他家接駕四次。」按：甄家即影曹家，康熙三十八年，四十二年，四十四年，四十六年四次南巡，皆以織造署為行宮，是為「接駕四次」。
11、第五十三回，烏進孝對賈珍說：" （我兄弟）他現管著那府裡（指榮府）八處莊地，比爺這邊多著幾倍。」按：據隋赫德《奏細查曹頫\房地產及家人情形折》 ，曹家在江南「地八處，共十九頃六十七畝。」４ 烏進孝的黑山村雖未言地域，但從他說路上走了一個多月，所送年貨又多鹿獐抱野豬羊等獵獸看，似在關外，此或暗指曹家祖籍奉天。令考證為遼陽。（詳馮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 。）
12 ．第五十四回賈母指湘雲道：「我像他這麼大的時節，他爺爺有一班小戲… … 《 續琵琶》 的《胡茄十八拍》 ，竟成了真的了。」按：曹寅在蘇州江寧織造任上都蓄有家伶，見尤侗《題北紅拂記》 等。《 續琵琶》 為寅所作傳奇。５
13 ．第六十三回探春抽得「日邊紅杏倚雲栽」詩簽，眾人笑道：「我們家已有了個王妃，難道你也是王妃不成？」此簽暗示探春結局。按《 永憲錄續編、》 載，「寅… … 二女皆為王妃」，其長女適平郡王納爾蘇，次女適主子侍衛某。６
14 ．第七十四回探春拒檢時說：「你們今日早起不曾議論甄家，自己家裡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按：甄家被抄，即曹家被抄。先有甄（真）事，後有賈（假）語，故賈府抄家寫在八十回後。
15 ．脂批於書中描寫之人物、事件、對話甚至細節，多次指出實有其事。如甲戌本第二十五回側批：「句句都是耳聞目睹者。並非杜撰而成，作者與余實實經過。」庚辰本第七十四回雙行夾批：「此等事作者曾經，批者曾經，實系一寫往事。」第七十七回雙行夾批：「此亦是余舊日目睹親聞、作者身歷之現成文字」等等。「假中之真」是小說「假賈真甄」的表層，它運用將某些現實生活素材融入假語村言的手法，從賈府盛衰的藝術描寫中折射現實曹家盛衰經歷，以書中某些主要人物的感情經歷折射作者及其親友的感情經歷，「自傳說」或「自敘傳說」的主要論據也大體是這些。
二、假外之真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單憑藝術與現實的線性對應，就能品出《 紅樓夢》 的「味」嗎？否。「假中之真」只是認識「假語村言」的基礎，「假外之真」才是真甄假賈的核心。這是真假相分，即小說賈府對現實曹家著意改造的一面，也是小說對現實生活進行廣泛藝術概括的一面。從心理學角度看，創作乃是作家的「白日夢」，因此，概括也是為了改造。揭示「假外之真」，我們才可以把握作家的深層創作心理，並進而探究小說的深隱內蘊。
運用比照方法，可以發現，在小說中這種改造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 ．隱去曹家世代包衣的奴僕身份，改造為一代王朝的勳爵世家。
《 紅樓夢》 的賈府，系以軍功起家的世襲上層貴族。第7 回焦大對賈蓉說：「你祖宗九死一生掙下這產業。」這位老奴常因曾跟從賈府祖先「出過三四回兵」, 「從死人堆裡把太爺背了回來」而自詡為賈府功臣。
賈府的一切皆來自祖先功業。從賈氏宗祠門聯為「勳業有光昭日月，功名無間及兒孫」, 「已後兒孫承福德，至今黎庶念榮寧」，且「俱是御筆」，可知賈府先人乃功業卓著之開國元勳。曹家則是由明入清的包衣奴僕世家。在明末與後金的戰爭中，曹雪芹五世祖曹錫遠（世選）－ 世襲瀋陽中衛指揮使職－ 及其子振彥被俘降後金，振彥至遲在天聰八年（1634 ，明崇禎七年）撥入滿洲正白旗任包衣漢人佐領。「『包衣』系滿語音譯，直譯為『家裡的』，意譯為『家奴』，這意味著曹振彥及其父曹錫遠已經淪為滿州貴族的家奴，而且將子子孫孫永為奴僕，除非有極其偶然的原因獲主子同意出旗開戶，其奴隸身份不能改變。」７ 這就是曹家的根本身份。
曹家在清朝的仕宦經歷是從曹振彥開始的。順治七年，振彥以貢士出任山西平陽府吉州知州，後官至兩浙都運鹽使鹽法道，似為文職出身。其子璽確有軍功。馮其庸發現的康熙二十三年稿本《江寧府志》 ，六十年刊本《 上元縣志》 曹璽傳均載「隨王師征山右有建績」之語。但曹家並非因此而興。其「風月繁華之盛」，從根本上來自已轉為「內務府包衣」（皇室奴僕世家）的曹璽、寅父子與康熙皇帝的密切主奴關係。璽妻孫氏「為聖祖保母。」（蕭奭《永憲錄續編）) ）故璽為順治拔入內廷侍衛後，康熙二年，以內務府郎中「特簡督理江寧織造」，直任至二十三年卒於官，成為專任江寧織造的第一人。（見《江南通志》 卷一百五、《八旗通志》 卷四十五《 職官志》 ）。寅幼為康熙侍讀，少年入為康熙侍衛，自稱「從幼豢養，包衣下賤，屢沐天恩。」璽卒後，寅於康熙二十九年出為蘇州織造，三十一年兼江寧織造，至五十一年去世，康熙以「曹寅在彼處居住年久，並已建置房產，現在亦難遷移，此缺著即以其子連生（按：曹頫\）補放織造郎中」（《內務府總管赫奕等奏請補放江寧織造折》）８ 五十四年順死，康熙痛惜之餘，又因考慮「他的祖父，先前也很勤勞。現在倘若遷移他的家產，將致破敗」, 命李煦從寅弟曹荃（宣）諸子中考察後，「特命曹頫\承繼宗桃，襲職織造，得以養贍孤寡，保全身家。」（《 內務府奏請將曹順給曹寅之妻為嗣並補江寧織造折》、礦蘇州織造李煦奏宣示曹順承繼宗祧襲職織造折》 ）９ 可見曹家三代四人先後繼任，並非織造可以世襲，而是康熙的特殊恩典。這與賈府那種世襲罔替的貴族根本不可同日而語。要之，沒有「世代包衣」的身份，就沒有曹家「世代簪纓」的地位，且即使獲得了「世代簪纓」的地位，也仍然無法改變「包衣奴僕」的身份。《紅樓夢》 所隱去的，正是曹家這種可悲的「包衣－ 仕宦」雙重身份。
2 ．隱去曹家由漢入滿的族籍變化，改造為表面模糊內涵清晰的漢民族本根和漢文化本位。
《 紅樓夢》 稱所敘故事，「第一件（按：可見其重要性）無朝代年紀可考」。但在實際描寫中，又處處透露出當朝的信息。即以小說中提到的戲曲，就有清初李玉《一捧雪》 、洪升《 長生殿》 ( 17 一18 回）、邱園《 虛囊彈》（22 回）、《 滿床笏》 （29 回）) ）《 混元盒》 （54 回），直到曹寅的《 續琵琶》 （54 回）等。這種處理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有意模糊乃至改造書中皇權的民族性質。書中賈府的族別也不明顯，但有重要暗示。第63 回寶玉為芳官取番名「耶律雄奴」時，說了一番話：「雄奴二音，又與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況且這兩種人自堯舜時便為中華之患，晉唐諸朝，深受其害。幸得咱們有福，生在當今之世，大舜之正裔，聖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 … 我們正該作踐他們，為君父生色。」明夷夏之辯，強調大舜「正裔」，甚至帶有輕視夷狄的大漢族主義思想，這是典型的漢民族本位觀念，而決非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滿清統治者或旗人的思想。雍正在《大義覺迷錄》 批駁具有強烈漢民族意識的呂留良強調「華夷之分」的「徒謂本朝以滿洲之君入為中國之主」的言論時，辯護說「不知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 「何得有華夷中外之論哉！」雍正十一年上諭云「我朝肇基東海之濱，統一中國，君臨天下，所承之統，堯舜以來，中外一家之統也。」這是用「中外一家」掩蓋滿清政權的民族壓迫性質。引用上述文字對照，目的是說明曹雪芹以「無朝代年紀可考」為掩護，把實際上描述本朝的「假語村言」故事的主人公族別以至皇權性質改換成為了漢民族本體，這可是大有深意的筆墨。小說敘賈府及其姻親王、史、薛均祖籍金陵，見第4 回「護官符」，如賈府「寧國榮國二公之後，共二十房分，除寧榮親派八房在都外，現原籍（金陵，按：故明都）住者十二房。」言外之意，是地地道道的漢人。
以漢入滿，這正是曹雪芹著意隱去的曹家又一「真事」。曹家祖籍即遼陽（見吳葵之《 吉州全志》 卷3 、嘉慶《 山西通志》 卷82 、《 大同府志》 卷21 、《 救修浙江通志》 卷122 、《 重修兩浙鹽法志》 卷22 及《 楠亭詩抄》 等）。自從曹錫遠、振彥降後金併入滿州正白旗又轉內務府包衣之後，曹家就成為滿洲旗人了。周汝昌《 紅樓夢新證· 籍貫出身》 章指出：《 江南通志》 所載曹寅、曹順等都註明是『滿州人』，注意那時的『滿洲』不是說明地理上的意味，而是說明種族旗籍的。總之，到康熙時代的曹家，早已是在制度上作為滿洲人了。故乾隆初年所修《八旗滿洲氏族通譜》 即將曹家列入「附載滿洲旗分內之尼堪姓氏」類目之下，「尼堪」為滿語「漢人」之義。這即是說，曹家既己被「抬旗」，承認為滿族（當時的統治民族）人，又被列入滿族的「另冊」，因為是漢姓，這就仍然無法逃脫其他漢人所受的民族壓迫和歧視命運。而這一命運又與曹家雖為「世代替纓」卻仍然無法改變其「包衣下人」的命運聯繫在一起。雙重的榮耀（「滿人」、「仕宦」）後面藏著雙重的屈辱（「漢姓」、「包衣」) ，這就難怪曹雪芹要極力隱去這一真事了。
3 ．隱去曹家內務府官員外任織造的卑微地位，改造成權勢煊赫交通王侯的京師豪門。
《 紅樓夢》 中賈府系一等公爵，位僅在諸王之下，五等爵之首。寧榮二公與鎮理齊治修繕六國公合稱「八公」，為天子輔弼，故賈氏宗祠有「先皇御筆」所書「星輝輔弼」四字，可見位高權重。爵位世襲，至賈珍猶為三品威烈將軍。元春晉封貴妃，賈府更成為外戚。與賈府「一損皆損，一榮皆榮」的王史薛三家，史系侯爵，王系伯爵，王子騰為京營節度使後升九省統制，薛家有百萬富，現為皇商。四大家族是該省「最有權有勢極富極貴」之勢力。賈府的地位，還可以從其交遊特別看出，寧府家孫媳秦可卿死葬，四王八公均設路祭，規格逾常。朝中掌權太監經常往來，至於平時生辰年節吉凶慶吊，冠蓋相屬，書中都曾列出一長串王公權貴的名單。王熙鳳可以利用賈府的名義使喚長安節度使（地方最高長官），可以用銀子讓都察院（最高檢察機關）按其旨意辦事，賈府權勢之炙手可熱，於此可見一斑。賈府屬於上層貴族集團，殆無疑義。
曹家雖稱顯官，卻遠非賈府可比。曹家最大的榮耀來自康熙帝的個人寵信，來自皇帝主子對善能充當「股肚耳目」的家奴的特別垂青。諸如四次接駕，密折陳奏，進京陛見，朱批口諭，御書賜匾，加官晉級，誥命封贈，乃至曹璽死時親臨撫孤，曹寅病重時驛馬送藥，以及寅死顒繼，顒死頫\嗣，直接過間曹家家事等等。但這決不意味著曹家進入了當時的上層統治集團，更非世襲封爵的貴族。曹振彥官至鹽法道，正四品（據黃本驥《歷代職官表》 ），曹璽以內務府郎中（正四品）任江寧織造，死後方封贈工部尚書，故人稱「司空」。曹寅以正五品蠻儀衛治儀正提升為內務府慎刑司郎中、廣儲司郎中（正四品），出任蘇州、江寧織造。康熙四十四年南巡，以預備行宮，勤勞誠敬，授通政使司（正三品）虛銜。康熙五十一年寅死順繼任織造，次年補放內務府主事，正六品。頫\繼職，賜主事職，五十六年升員外郎，從五品。應該特別指出，織造（應稱織造監督或督理織造）只是為皇室辦事的人員。明代即在江寧、蘇州、杭州設織造處（清仍此），由織造太監管理。清入關後，罷織造太監，歸屬工部。順治十八年歸隸內務府，三織造處各設監督一人，由內務府郎中、員外郎選任。十 所以，璽、寅、額、順任織造，均需帶內務府官職，品級並不高。雍正曾多次蔑稱「奉差職造人員」為「微末小人」。[11]雍正十年五月上諭內閣曾嚴厲斥責「織造本非大員，而在外體統任意僭越… … 妄誕已極，嗣後著嚴行禁止。倘有以片紙隻字乾渴地方官而不按品級規矩膺越妄行者，定行嚴重治罪。」此時曹家早已抄家。但仍可由此察知織造的實際地位。說穿了，這種由皇室奴僕「內務府包衣」升任的職務，雖因肩負某些皇家特殊使命而頗令人側目，但其性質地位都同內官太監差不多，根本不可同外官（官僚機構）和上層貴族相提並論。
正因為如此，所以從史料看，即使在曹家最為顯赫最受康熙寵信的曹寅時期，其所交遊，也主要是一批名士，而非王公貴族。這種交遊，除了與曹寅的文學才華、氣質及漢文化意識有關，除了可能受康熙之托，有意識地作漢族知識分子的「統戰」工作之外，也反映了曹家的實際政治地位。「因之，曹寅之於名士，都把他們尊之為座上客。」（王利器《李士禎李煦父子年譜前言》 ）周汝昌先生在《 紅樓夢新證· 史事稽年》 裡，曾彙集為曹寅《 楝亭圖》 題詠之作，並分析指出：「綜計流品，前明遺民頗在搜集，其次則多系戊午歲（按：1678 ，寅在京師蠻儀衛職）博鴻所舉名流，再次則不甚顯達而文名藉甚之士。」在名士們的眼裡，曹家確是「呼吸會能通帝座」（張雲章《題儀征察院樓呈鹽使曹李二公》 ）的特殊「使臣」；其實，在王公貴族特別是皇室心中，「包衣下人」永遠是供他們使喚服役的奴才。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廢太子）胤礽訓詞有雲；「胤礽賦性奢侈，著伊乳母之夫凌普為內務府總管。… … 凌普更為貪婪，至使包衣下人無怒憾」，這其中就包括康熙四十四年至四十七年間凌普隨意從曹寅李煦處取去大宗銀兩之事，見《 八貝勒等奏查報訊問曹寅李煦家人等取付款項情形折》）。[12]後來導致曹李兩家受到雍正嚴懲的與皇八子胤襈，九子胤禟的關係應也屬這類事件。故周汝昌認為：康熙皇子以江南織造衙門為其取錢取貨的「莊號」「代辦處」（《新證》 473 頁），這確是事實。《 紅樓夢》 中，通過太監來賈府勒索銀兩，對此作了側面的輕微得多的反映。因為賈府究竟是真正的權貴，而曹家卻是卑賤的下人。出於寵信，康熙曾親自指配，以曹寅之女（改滿姓姓曹佳氏）為平郡王納爾蘇妃，後生福彭，雍正末至乾隆初權重一時，這是曹家地位最高的一門親戚。《紅樓夢》 中，元春為皇貴妃，顯然是曹雪芹把姑母「提了一級」，這是他在小說改造現實曹家政治地位的著意用筆。
《 紅樓夢》 中的賈府，祖籍金陵，襲爵京都，在關外有大量莊田。天顏咫尺，故賈府與皇室及中央機構均可發生直接的經常的密切關係。元春封妃後，賈母和王夫人可在規定時間（每月逢二、六）人宮探望，元春亦有可能蒙恩省親；老太妃死，賈母、邢、王、尤婆媳祖孫等皆每日入朝隨祭。由於位近中樞，也才有前述賈府與四王六公貴族集團的關係網絡。可以說，賈府的顯赫地位，既來自四大家族在祖籍的「有權有勢極富極貴」的歷史根基，也來自於其在京師的現實政治聯繫。
曹家祖籍遼陽，長期任職並置產江南，入關後，曹家置祖塋於京都附近，璽、寅、順死後皆歸葬北方。但曹家的興盛，曹家與皇室的關係，則主要是以江寧織造府為依托和基地的。可以說，不外放織造，曹家在京都就永遠不過是皇家的侍衛奴隸和內務府的普通官員，就不可能取得充當康熙私人耳目和心腹的特殊身份，也就沒有後來幾十年的赫赫揚揚。「秦淮風月憶繁華」，這是曹雪芹刻骨銘心的往事。但是，在《紅樓夢》 裡，曹雪芹卻作了一個跟現實原型方向相反的位移。如果聯繫上述幾個方面，就不難看出其用意，乃在以府第京師改造身份，在「假語村言」中，使包衣曹家變成真正的閥閱貴族之家。這確是藝術家曹雪芹的白日夢。
還應該指出，與這種旨在從根本上提高政治地位的藝術虛構相適應，曹雪芹對賈府的物質財富和物質生活也作了現實曹家所難以比擬的誇張描寫。曹家人口，據隋赫德於曹順抄家後向雍正報告：「家人大小男女，共114 口」。而《 紅樓夢》 中賈府人口上千。第5 回賈寶玉說：「如今單我家裡，上上下下，就有幾百個女孩子。」第52 回賡月說：「家裡上千的人，你也跑來，我也跑來，我們認人間姓，還認不清呢。」台灣杜世傑據小說各回描寫統計，「賈府光是上夜的男女，就要三百人以上。」[13] 如此看來，賈府決不止千人，是現實曹家人口的8 倍以上。賈府財產無確數。第72 回賈璉因賈母壽辰用了幾千兩銀子，幾家人情又要三二千，周太監又來討借（實為勒掯）一千兩，感到困窘無奈，說：「這會子再發個三二百萬的財就好了。」言外之意，賈府曾發過這種財，即財富至少達到三二百萬兩銀子的程度。現實曹家如何？康熙四十四年，曹寅李煦曾為康熙南巡捐銀修行宮，二人各捐二萬兩，很可能「不過是拿著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第16 回趙嬤嬤語），所以後來兩人均虧欠數十萬兩銀糧。即算所捐為家財而非挪公款，以捐十分之一計，估計曹家全盛時財產也不會超過二十萬兩。以李煦任織造三十年，與曹寅輪管兩淮鹽政十年，雍正元年查抄家產時估銀十二萬兩可證。至於曹順抄家時，除房屋田地家人，「余則桌椅、床機、舊衣零星等件及當票百八張外[14] ，並無別項。」僅外欠銀本利共三萬餘兩。[15] 可見，在「假語村言」中，作者對賈府的財富與消費的描寫是被大大誇張了的。這有助於幫助我們認識《紅樓夢》 寫實的藝術性質。第四十六回賈母為賈赦欲討鴛鴦為妾，生氣道：「他要什麼人，我這裡有錢，叫他只管一萬八千的買。」一派財大氣粗的口吻。並非嫁娶，買妾何用一萬八干？後來賈赦花了八百兩銀子買了一個十七歲的女孩嫣紅，這也不見得符合生活真實。李煦抄家時，家人女兒折價不過十兩十餘兩。如「馬二夫婦，妾一人，女兒五人，嬰兒一人，折銀一百二十兩。」[16]李煦於康熙五十二年用銀80 0兩買5 個蘇州女子送給皇八子）胤祀，應是最高品價。[17] 賈赦何必用高出市價數倍乃至數十倍的價錢買人？這樣寫，不過是為了渲染貴族賈府的豪奢糜費而已。由此看來，秦氏之喪的隆盛也好，元春省親的鋪張也好，烏進孝送租的清單也好，賈母壽辰的賀禮也好，都既不是現實曹家的生活記錄，也不能作為歷史來讀，它們都是曹雪芹筆下的幻想世界的組成部分。其構思意圖，乃在改造現實，創造一個真正進入上層社會的貴族之家，並通過對家族悲劇的描寫把批判矛頭指向腐朽沒落的貴族統治階級。
4 ．隱去曹家興衰繫於皇室的政治背景，改造為對貴族家庭的內部觀照。
《 紅樓夢》 的基本內容之一是家族悲劇即賈府衰敗史，小說藝術地展現出這一由於自身腐爛和內部矛盾最後導致外力打擊而徹底敗亡的過程，並把主要筆墨集中於貴族世家的內部觀照即自我解剖上。第2 回借冷子興之口，對「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的已呈衰勢的賈府的內在矛盾作了全面分析，特別強調「更有一件大事… … 如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成為以下家族悲劇展示的綱領。第44 回璉鳳之爭，特別是第55 回探春理家之後，更強化了家族內部權力鬥爭的描寫，並多次借探春之口警告：「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 … 必須先從家裡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塗地！ 」於是80 回以前遂有作為以後外抄（抄家）預演的自抄（抄檢大觀園）。應該承認，這是《紅樓夢》 的異常深刻之處。
現實曹家的衰敗史內情尚待深入研究。一些紅學家受《 紅樓夢》 小說和脂批的啟示，已開始把注意力轉向對曹家內部矛盾的考究上（如朱談文《紅樓夢論源》 ），但現有材料仍更多地顯示出曹家與皇室的主奴關係變化，特別是與康雍朝政局更迭的影響。康熙四十六年，第六次南巡結束，曹家四次接駕任務完成。四十七年第一次廢太子胤礽，皇室爭權鬥爭加劇。四十九年八月廿二日康熙在李煦奏折上朱批首次提出織造虧空問題，表示極大的關切；「風聞庫架虧空者甚多，卻不知爾等作何法補完？留心，留心，留心，留心，留心衛」十天以後，即九月二日康熙又在曹寅進晴雨錄折上朱批：「兩淮情弊多端，虧空甚多，必要設法補完，任內無事方好，不可疏忽。千萬小心，小心，小心，小心！」自此，虧空架項，即成為康熙與煦、寅主奴間最關心的問題，也成為李煦於雍正元年，曹順於雍正五年底先後獲罪抄家的主要原因。雍正與乃父態度不同的是，康熙設法讓其彌補，雍正則借口對其懲辦。顯然，在這裡，經濟問題成為了政治鬥爭的手段。雍正上台後，為鞏固統治，打擊異己勢力，包括父親親信，何況還發現曹李兩家與其政敵胤礽、胤襈、胤禟有牽連，小小的包衣奴才自然成為可憐的政治犧牲品。至於曹家在乾隆初的徹底敗亡與當時皇室政治鬥爭的關係，雖然材料不足，但周汝昌先生等也進行了初步探究。總之，作為皇室奴僕的曹家興衰命系皇室。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曹家之敗亡，主要不是由於內部腐爛，而是外力打擊，殆無疑問。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小說《紅樓夢》 隱去曹家衰敗的政治背景是不得已，也是絕對必要的。這也許影響了對封建皇權政治的批判力量，但卻加強了對貴族統治階級的揭露和解剖深度，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也未嘗不是好事。
總之，以「假中之真」觀之，賈府頗似曹家，然以「假外之真」觀之，則賈府大不類乎曹家。如前所述，這不僅僅因為作者借助虛構進行了藝術概括，也因為他出於隱衷，有意對現實原型進行了改造。這種隱衷是什麼呢？就是他在「假語村言」中有意隱沒的真事。特別是「包衣－ 仕宦」雙重身份和「滿籍－ 漢姓」的雙重族籍，質而言之，沒滿為奴，是曹家入清經歷的萬事之本。世代包衣、內務府官差、外任織造、密邇皇室、榮耀敗辱，都由此而來。這是曹氏家族後人永遠無法抹去的歷史投影。到了曹家敗落之際，隨著雍乾兩朝統治者嚴滿漢之分嚴主奴之分的政策的變化。這種投影就變得格外深厚和沉重，終於在曹雪芹身上凝聚成無法消解的心理情結，驅動著《紅樓夢》 的構思和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