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甄假賈和曹雪芹的創作情結(下)
三、二重情結
「世之真能文者, 比其初皆非有意為文也。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 其喉間有如許欲吐而不能吐之物, 其口頭又時時有許多欲語而莫可所以告語之處, 蓄積既久, 勢不能遏。一旦見景生情, 觸目興歎, 奪他人之酒杯, 澆自己之壘塊; 訴心中之不平, 感數奇於千載。」(李贄《焚書·雜說》) 這就是文學創作的「情感動力說」。現代心理學把人的情感內驅力與外界壓力之間的對峙和糾葛稱為「情結」。創作就是「情結」的排解、疏洩、轉移、昇華。bs這種理論有助於揭示作家創作的深層心理奧秘。那麼, 驅動著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創造那麼一個撲朔迷離的真甄假賈的藝術世界的是些什麼情結,這些情結又是在怎樣的內外衝突中形成和轉化的呢?既宣揚滿漢一體, 又嚴滿漢之分; 既重視主奴關係, 又嚴主奴之別, 是滿清統治者在民族關係和階級關係上長期實行的雙重政策。滿清統治者有時根據不同的政治形勢和自己統治利益的需要,調整或強調政策的某一側面。但從根本上說, 嚴滿漢之分, 嚴主奴之別, 是為這個政權的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性質決定的。曹雪芹的二重創作情結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與政策環境中在自己的現實體驗裡形成的。
1、對旗籍漢人的歧視和曹雪芹的民族歸宗情結。
以思想統治和民族政策大體言之, 康熙朝尚寬, 雍正趨嚴, 乾隆似寬而實嚴。平定三藩之亂後, 國內政局趨於穩定, 康熙更重視對漢族知識分子的利用籠絡(康熙生母佟妃——佟佳氏系漢軍之女, 恐怕也是一個因素) , 故文字獄甚少, 雍正、乾隆朝則文字獄激增。雍正一面宣稱「朕即位以來, 視滿漢臣工均為一體。」(《雍正朝起居注》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但同時又強調「八旗滿洲為我朝根本」。(《上諭內閣》三年三月十三日) 他極力維持滿人的特權地位,甚至禁止滿漢通婚, 防止滿人漢化。乾隆在民族問題上似乎較乃父更敏感, 雍正為顯示大度, 曾於十一年諭旨禁刊寫書籍諱避胡虜夷狄等字, 而乾隆御纂《四庫全書》等時,「其搜采各書, 兼有自挾種族之慚, 不願人以胡字虜字夷字加諸漢族以外族人, 觸其諱, 於是毀棄滅跡者有之, 刊削篇幅者有之..以發揚文化之美舉, 構成無數文字之獄, 此為滿漢仇嫉之惡因。」bt
這種「滿漢仇嫉」, 對曹雪芹影響最大的, 則是他作為滿籍漢人所感受的民族歧視。
清初, 滿清統治者利用旗籍制度對漢人實行分化。曹家作為上三旗包衣漢姓, 某些地位高於漢軍旗人, 而漢軍旗人, 又高於旗外一般漢人。郭則禨《知寒軒譚薈》云:內務府包衣頗有由漢人隸旗者,其先亦多系罪人家屬; 而既附旗籍, 即不復問其原來氏族, 其子孫之入仕者, 宦途升轉,且較漢籍為優。「不復問其原來氏族」, 並未做到。乾隆即位後,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朔, 命修《八旗滿洲氏族通譜》, 戒毋得「分別滿漢」。然而後來《通譜凡例》中卻明白寫道:乾隆五年十二月初八日奏定: 蒙古、高麗、尼堪(滿語「漢人」)、台尼堪、撫順尼堪等人員從前入於滿洲旗內, 歷年久遠者, 註明伊等情由, 附於滿洲姓氏之後。曹家即列入卷74「附載滿洲旗分內之尼堪姓氏」類目之下。而此時距曹家歸旗, 至少在一百年以上, 曹家已歷六代, 但滿清統治者對「尼堪姓氏」仍然另眼相看。而《通譜凡例》同時卻規定「漢軍、蒙古旗分內有滿洲姓氏實系滿洲者, 應仍編入滿洲姓中。」在姓氏問題上的民族觀念和界線是十分清楚的。
還要指出, 自雍正後期, 內務府包衣漢人地位高於漢軍的情況也在發生變化。雍正八年, 規定「內務府人丁甚眾, 於充役當差之外, 其閒散人丁亦可撥入八旗披甲。」是年以內務府人過繼(按曹兆頁即為嗣子)、養子等項人丁二千餘名撥入各旗漢軍,「視內務府漢姓人為漢軍同類, 亦自此濫觴。」ck乾隆三年, 命八旗包衣, 歸漢軍考試。清《皇朝文獻通考·選舉考》載:「乾隆三年議准: 包衣人員..此等原系漢人因由滿洲都統咨送, 每有在滿額內中式者, 悉行改正, 並飭嚴行禁止。」同書《學校考》載, 乾隆四年, 清厘滿洲漢軍籍貫,「內(務府) 管領下..之舊漢人, 均別冊送部, 歸內漢軍額內考試。」故福格《聽雨叢談》云:「內(務府) 三旗管領..每一管領下統有滿、蒙、漢三項人。康熙年間, 考試均歸於滿洲, 今則漢姓人亦歸於八旗漢軍考試。」而實際上, 按禮部規定, 八旗漢軍中式名額只有滿洲蒙古一半。「據此知自乾隆三四年為始, 包衣人員與漢軍之關係, 對包衣人之觀念與名稱, 遂皆逐漸發生變化。」cl這與乾隆四年乾隆查問內務府諸人來歷, 江寧織造李英奉旨陳奏家世支流, 五年《八旗滿洲氏族通譜》附「尼堪姓氏」於滿洲姓氏之後, 七年為解決「八旗生計」(實為甩包袱) 准八旗漢軍出旗為民(詳見後文) 等動向聯繫起來, 顯然可以看到滿清統治者為保護本民族利益與統治地位, 對旗籍漢人加強了歧視性處置。而這些事情, 正發生在曹家受到雍、乾二朝兩次打擊, 曹雪芹身膺深創巨痛之時。一個具有高度文明和悠久傳統的強大民族的子孫, 由於被征服沒身為奴, 追隨統治民族百年之久, 最終發現他們仍然無法擺脫被統治被歧視的地位, 這難道不足以喚起他們的民族屈辱感與尊嚴感, 並強化其對統治民族的疏離心理和向本民族歸宗的強烈願望嗎? 有人認為:「清朝開國後百年的曹雪芹, 除了血液裡還有『漢』外, 已是百分之百的滿洲旗人。」殊不知正是在中華歷史長河裡流淌了數千年的血液裡的「漢」, 足以甦醒一切沉睡了、淡漠了的民族意識。
關於曹雪芹是否可能具有並表現民族意識的問題, 在考證派批判索隱派「吊明揭清」說時曾加以否定。但事實並非如此簡單。首先值得注意的, 是雪芹祖父曹寅與一批以民族氣節相尚的明遺民知識分子的密切交往, 這些人包括馬鑾、杜 、杜算、錢秉鐙、顧景星、姚潛、余懷、陳恭尹、朱赤霞、胡靜失、釋大健、石濤(八大山人)、惲壽平等。其中馬鑾是寅幼時塾師, 師生情篤; 顧景星與寅為舅甥,過從甚密。二杜與黃周星、周蓼恤被稱為「湖廣四強」, 以孤介峻厲著稱, 而與寅為忘年交。算長寅四十餘歲, 誼同兄弟, 秉鐙曾堅持抗清二十餘年, 卻以八十一歲高嶺拜候曹寅, 臨終前以子孫相托。還有一些雖然仕清但著作流露明顯民族意識的, 如洪癉, 其《長生殿》即為曹寅激賞並在織造府演出。過去, 人們僅僅用曹寅為康熙作統戰工作來解釋, 其實更為根本的, 恐怕是他們之間的民族文化情感的溝通和共鳴。杜算寄寅詩有「異姓交情篤, 惟君知我心」句(《琰兒書來述荔軒屢夢予感賦奉懷即以代柬》) , 周汝昌根據算寅相知甚深的交往及贈詩認為「異姓云云, 隱謂滿漢出處, 身份迥異, 非張王姓氏之義。」cm是很精到的。這表明這位滿洲包衣漢人既忠誠於滿清主子又認同於漢民族文化的複雜心態得到遺民們的理解和接受。因此, 曹寅才敢於向他們吐露深藏的憂懼:「稱心歲月荒唐過,垂老文章恐懼成。」(《贈洪窗思》,《楝亭詩鈔》卷四) 朋友們也才敢於對曹寅提出處世的規箴:「經緯救世言, 委蛇遵時策。」(杜算《思賢篇》——送荔軒還京師)「處乎才不才之間..功成而天下晏如,身同於磐石之安。」(葉燮《楝亭記》) 他們有的以漢相曹參為其遠祖, 稱寅為「平陽苗裔」,「漢代數元功, 平陽十八中」(閻若璩《贈曹子清侍郎四律》) , 有的同他大談有著鮮明漢民族歷史印記的劉邦、孔明、關、張、郭子儀、李光弼和「宋南渡將相」(葉燮《楝亭記》)。這些顯然決非一般的文字應酬, 而是心神默契, 知己叮嚀。只是由於深受康熙寵信, 曹寅的民族感情, 尚處於一種潛在的本能心態。曹雪芹崇敬祖父並深受其影響。曹寅自定《楝亭詩鈔》以「我有千里游, 愛此一片石」開卷(卷一《坐弘濟石壁下及暮而去》) , 同樣酷愛石頭的曹雪芹以「石頭記」敘事開頭, 這恐怕不是偶合, 作為《紅樓夢》發端的女媧補天遺石的神話構想, 更可見曹寅《巫峽石歌》的痕跡。歌云:「媧皇采煉古所遺, 廉角磨礱用不得。」書中說無材不堪入選, 媧皇棄之不用。歌云:「胡乃不生口竅納靈氣」, 書中寫「自經鍛煉之後, 靈性已通」; 歌云:「嗟哉石, 頑而曠」, 書中屢稱「頑石」。而另一神話木石情緣發生地三生石, 也正包含著與三峽有關的故事。(見袁郊《甘澤謠·圓觀》) 特別值得提出的, 是祖孫二人對女媧的稱呼(媧皇) 也一樣, 都表現著對華夏——漢文化本根的認同。他們的血管裡都流著自己祖先的血。
歷史淵源、文化傳承和雍、乾兩朝政治打擊與民族歧視的現實體驗, 終於激活了曹家子孫昔日因榮寵而沉埋數十年的民族情感,並在曹雪芹心中掀起了波瀾。
最早提出這一點的是曹雪芹的親友和合作者脂硯齋。甲戌本第一回在「我把你這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一段處, 有如下眉批:八個字屈死多少英雄? 屈死多少忠臣孝子? 屈死多少仁人志士? 屈死多少詞客騷人? 今又被作者將此一把眼淚灑與閨閣之中, 見得裙釵尚遭延此數, 況天下之男子乎?看他所寫開卷之第一個女子便用此二語以訂終身, 則知託言寓意之旨, 誰謂獨寄興於一情字耶?武侯之三分, 武穆之二帝, 二賢之恨, 及今不盡, 況今之草芥乎。家國君父事有小大之殊, 其理其運其數則略無差異。知運知數者則必諒而後歎也。這是脂批中政治色彩最濃的一段話。特別是把武侯(諸葛亮) 與武穆(岳飛) 聯繫起來稱為「二賢之恨」, 這是在漢民族遭受異族壓迫欺凌統治的時代首先是在南宋產生的強烈民族情感。北宋為女真(金) 所滅, 南宋對金屈辱稱臣, 而滿清(後金) 正是女真後裔, 明亡於清, 脂批所謂「及今不盡」, 所指為何, 所謂「知運知數」, 在歎惜什麼, 不是很清楚嗎?應該說, 就曹氏先祖而言, 家國君父之恨是聯繫在一起的。復甦了民族情感的曹雪芹當然不可能產生反清復明的思想, 但他渴望洗雪由漢入滿的恥辱, 渴望實現民族回歸的心願是強烈而不可遏止的。這既成為他的現實要求, 也是他構想和創作《紅樓夢》的精神動力。不如此, 他就永遠無法平靜地生活, 這就是曹雪芹的心理情結。
2、包衣下人的屈辱和曹雪芹的反奴——自由本根情結。
「八旗世族, 奴主之分尚嚴。」(郭則禨《知寒軒譚薈》)「主僕之分, 滿洲尤嚴。」(陳康祺《郎潛紀聞三筆》) 這是因為滿族是帶著濃厚的奴隸制殘餘進入封建社會和定鼎中原的。
包衣是一種特殊的家奴。由於包衣對主人的世代人身依附地位, 特別是內務府包衣為皇室世代服役所形成的密切關係, 使包衣漢人較一般漢官奴僕甚至普通漢人更容易得到滿清統治者寵信。清代有些包衣甚至還當了尚書、巡撫、翰林、學士、大學士等顯要官職, 包衣的女兒也有人成為帝王后妃(但需抬旗或改姓)。但是, 這些出身包衣的人物雖已躋身顯貴, 並不意味著已經改變了和主家之間的奴僕關係。cn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諭云:滿洲風俗, 尊卑上下, 秩然整肅, 最嚴主僕之分。..夫主僕之分一定, 則終身不能更易, 本身及妻子, 仰其衣食, 賴其生養, 固宜有不忍背負之心, 而且世世子孫, 長遠服役, 亦當有不敢縱肆之念。
他重申的是滿清王朝國法, 奴隸印記和意識永遠深烙在包衣人心上。我們看到, 對於自己的這一名分和地位, 曹家父子祖孫, 即使在倍膺榮寵的康熙朝, 也是非常清醒的, 在他們的奏折裡, 處處流露著自輕自賤(自認非人——螻蟻犬馬)、誠惶誠恐、感激涕零、效忠圖報的卑微心理。「蒙皇上念臣父璽系包衣老奴, 屢施恩澤, 及於妻子, 有加無已。」(曹寅《奏謝欽點巡鹽並請陛見折》)「竊臣身繫家奴, 蒙聖恩擢任, 雖竭犬馬之誠, 難報高厚於萬一。」(曹寅《奏謝欽點淮鹽並到任日期折》)「臣系家奴, 何敢效外官支吾了事。」(曹寅《奏報鹽課積欠情形折》「臣螻蟻下賤, 過蒙聖恩, 感激涕零, 涓埃莫報。」(曹寅《奏報自兗至寧一路聞見事宜折》)「奴才包衣下賤, 自問何人, 敢擅具折奏, 緣奉聖主格外洪恩, 螻蟻感激之私, 無由上達..奴才不勝泣血頂戴激切屏營之至」(《曹寅之子連生奏曹寅故後情形折》)「竊念奴才祖孫父子, 世沐萬歲浩蕩之恩, 身家性命, 皆出聖主之所賜, 雖捐糜頂踵, 粉身碎骨, 莫能仰報高厚於萬一」(曹..《奏謝繼承父職折》)「竊念奴才包衣下賤, 黃口無知, 伏蒙萬歲天高地厚洪恩」(曹兆頁《奏謝繼任江寧織造折》) ..如果說, 這種虔誠的奴性忠誠曾換來主子康熙的寬仁和關切,那麼, 在曹兆頁嗣職, 特別是雍正上台之後, 那種主奴之間的親密感,便逐漸以至完全被惶懼畏罪的距離感所代替。康熙對曹兆頁已不同於寅..父子, 視為「無知小孩」, 時有教訓, 令曹兆頁頗為緊張。康熙五十四年曹兆頁《覆奏家務家產折》語云:「奴才跪讀之下, 不勝惶悚恐懼, 感激涕零。」「奴才若少有欺隱, 難逃萬歲聖鑒。倘一經察出,奴才雖粉身碎骨, 不足以蔽辜矣。」已非復寅、禺頁時語言。雍正對曹兆頁很不滿意, 且越來越不滿, 這從雍正在曹兆頁奏折上的..批中可以明顯看到:「只要心口相應, 若果然如此, 大造化人了」(雍正二年正月初七日..批)「凡事有一點欺隱作用, 是你自己尋罪, 不與朕相干。」(二年五月初六日..批)「你們向來混帳風俗慣了..主意要拿定, 少亂一點。壞朕聲名, 朕就要重重處分, 王子也救你不下了。」(二年《曹兆頁請安折》..批)「(曹兆頁) 原不成器, 豈止平常而已。」(五年正月兩淮鹽政噶爾泰密折..批,《雍正..批諭旨》第47 冊) 而曹兆頁則戰戰兢兢, 惶恐待罪:「竊念奴才自負重罪, 碎首無辭」,「奴才實系再生之人, 惟有感泣待罪」。(《奏謝准允將織造補庫分三年帶完折》) 錢糧虧欠尚待追補, 內務府又不斷查出曹兆頁工作中的過失上報, 見《內務府總管來保奏三織造售參價比歷年均少折》(雍正二年閏四月二十六日)、《內務府總管允祿等題孫文成曹兆頁等織造綢緞輕薄議處本》(雍正四年三月初十日)、《內務府奏御用褂面落色請將曹兆頁等罰俸一年折》(雍正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等, 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主奴關係的緊張, 最後終於帶來了曹兆頁及其一家的厄運: 雍正五年十二月曹兆頁因騷擾驛站案獲罪, 交部嚴審, 同月「奉旨: 江寧織造曹兆頁, 行為不端, ..有違朕恩, 甚屬可惡」, 著查封曹兆頁家產, (《上諭著江南總督范時繹查封曹兆頁家產》(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co
曹家與康雍二帝主奴關係的變化, 不僅由於二位主子對此包衣世家個人好惡親疏感情有很大不同, 而且也由於雍正繼位後, 為強化專制政治, 著意改弦更張, 捨乃父之「寬仁」而易之以嚴猛, 所謂「人心玩曷已久, 百弊叢生」,「若不懲創, 將來無所底止。」cp在「嚴主僕之分」上, 他顯得十分峻刻, 他反覆闡述:「主僕之分, 所以辨上下而定尊卑也。天經地義, 不容寬縱。」「主僕之分, 等於冠履,上下之辨, 關於紀綱。」cq雍正四年定懲治奴僕例, 把滿洲貴族嚴格的等級制度和嚴酷的懲治法規推廣到漢人官僚家庭中, (見前引十一月二十五日上諭) 他尤其憎嫌包衣下人。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他在浙江巡撫李馥奏折上就「向來奉差織造人員」巧取餘利, 以飽私囊,「種種惡習」等申斥批示:此輩皆包衣下人, 雖奉嚴諭, 或恐未必凜遵。倘蹈故轍, 爾等斷不可私相幫助。爾等之賢否, 朕自有鑒察, 豈肯以封疆大臣之去留, 決定於微末小人之口.」我以為, 他的這種態度, 也許還與他在奪嫡鬥爭與繼位以後, 以其異母弟胤 (皇八子) 為主要對手有關。康熙晚年反覆廢立太子, 胤頗得廷臣擁戴, 以此引起康熙疑忌, 五十四年十一月, 康熙曾面諭諸皇子, 申斥「胤 系辛者庫賤婦所生(按, 其母良妃為包衣人之女) , 自幼陰險。」雍正上台後, 視胤 為死敵, 既「以為下賤所生最鄙視之」, cr又害怕他的能量, 直到改名「阿其那」, 加罪圈禁, 置之死地而後止。而雍正五年二月居然發現曹寅妻兄李煦曾買了五個蘇州女子饋送胤 為侍婢。這不啻火上澆油, 被康熙「視為一體」的包衣曹家、孫家(孫文成) 和李家於是年同時被處置, 也就勢在必然了。
上述資料, 足以說明雍正「嚴主僕之分」的政策措施對曹雪芹生活和心理所可能造成的影響。生於康熙末年, 在雍正年間度過青少年時代的雪芹, 已經無緣像他的祖父那樣親身感受滿清主子的關懷寵信而感激涕零了, 他從懂事起耳聞目睹的, 乃是作為奴才的嗣父曹兆頁所受到的皇帝主子一次次毫不客氣, 甚至越來越嚴厲的教訓、申斥乃至全家的惶懼驚恐匍匐待罪之狀; 他更從自己家庭(以及舅祖李煦等) 家產被抄沒, 罪人家屬(雪芹也在內) 被遣送、發賣(李煦家口即如此) 的慘痛巨變中, 痛感到包衣奴才任主子宰割懲處的屈辱; 而他, 一個也曾過著錦衣紈褲、飫甘饜肥生活的孩子,僅僅因為生於包衣之家, 也就注定了成為皇室和滿洲的奴隸, 而且世世代代永遠服役不可變易的卑微地位和命運。從他的朋友張宜泉《題芹溪居士》「苑召難忘立本羞」詩句含意看, 他也許還受過當年閻立本奉召作畫「名與廝役等」(參見《新唐書·閻立本傳》) 的羞辱, 這種體驗和認識, 對雪芹的心靈衝擊和精神刺激是巨大的而沉重的。如果說, 主子對奴隸的恩寵, 可以強化「犬馬戀主」的奴性心理, 那麼, 奴隸一旦意識到自己所受的壓迫凌辱, 卻正足以喚醒起人格自覺。何況長期接受漢文化薰陶的曹雪芹, 又是一個最沒有奴顏媚骨, 而像「頑而曠」的石頭一樣一身傲骨嶙峋。他呼喚自由! 對於一個世代奴隸之子, 自由就是生命的根本意義和價值追求。他由此滋長的反奴意識, 他對人身自由和個性自由的強烈渴望, 同他作為「旗籍漢姓」、身受民族歧視而產生的回歸民族本根的強烈願望,匯成一股洶湧在胸的感情狂潮, 一股奔突於熔岩之中直欲噴薄而出的地火, 最終成為《紅樓夢》創作的巨大原始動力。
3、出旗為民和《紅樓夢》的創作
曹雪芹渴望的回歸和自由在乾隆年間終於得以實現。這倒不是滿清統治者的開明革新, 而是他們為了解決日益嚴重的「八旗生計」問題而採取的保護滿人利益的經濟措施。「現今八旗戶口日繁,與其拘於成例, 致生計日益艱窘, 不若聽從其便, 俾得各自為謀。」(乾隆二十一年上諭) 據史書記載, 乾隆前期採取的措施有:
乾隆七年四月, 准八旗漢軍出旗為民。
乾隆十九年三月, 准八旗奴僕出旗開戶為民。
乾隆二十一年, 准八旗另記檔案人出旗為民。又准王公府屬佐領人出旗為民。
乾隆二十四年, 凡八旗戶下人、家人, 均准本主放出為民。cs
曹雪芹究竟於何年出旗為民, 無史料確切證明, 但肯定與他遷居北京西郊有關。
朱淡文引乾隆旨「八旗奴僕受國家之恩百有餘年, 邇來生齒日繁, 不得不酌為辦理..」論析:此旨既言及「八旗奴僕」, 則內務府上三旗包衣自應包括在內。故曹雪芹很可能於乾隆十九年甲戌遷居西山。這有脂評為證: 在此年所作的第一回回前總評脂硯齋記「作者自雲」,已有「雖今日之茅椽篷牖, 瓦灶繩床, 其風晨月夕, 階柳庭花,亦未有傷於我之襟懷筆墨者」諸語, 顯示此時曹雪芹已定居西郊。他已擺脫了內務府包衣的低賤身份, 正式成為國家自由民, 因而才能有這種初獲自由者的輕鬆舒暢與狷傲自信。」ct周汝昌則就旗籍變動問題進行推論。《紅樓夢新證·史事稽年》乾隆十九年條下云:按自乾隆七八年為始, 將八旗漢軍, 准許出旗為民, 文官自同知以下, 武官自守備以下, 皆聽自便。至是(按指十九年) ,復將京城及各省漢軍劃出旗外, 令其散處經營, 此為清代史上一極為特殊之措施, 而言清史者絕少提及。此亦不可純作民族關係理解, 實為階段分化之反映。凡言「八旗漢軍」, 本不包內務府漢姓皇家世僕而言; 但至乾隆時期, 內務府旗漢姓人與八旗漢軍之間, 分別已經漸模糊, 一般人不知區別, 即稱呼亦日益混淆。此種功令之精神, 恐亦不能不波及內務府人員。或疑曹雪芹隸內府籍, 何以能得自便而散處山村? 其來由應從此根尋。雪芹移郊, 豈其亦與出旗為民有關歟?雖無明文可證, 而自其行跡觀之, 廬結郊西, 已不復為封建主及統治集團服役, 似屬明顯。此功令之時間與其移居之時間亦實相密邇, 深可注意者也。至於出旗為民即遷居西郊之具體時間, 周汝昌推為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前後。dk徐恭時《曹雪芹傳略》以為雪芹遷居應在乾隆十六年冬, 原因不詳。是年雪芹創作《紅樓夢》已經批閱十載, 增刪五次, 新稿基本寫定。dl (台灣高陽先生則認為曹雪芹因不甘受辱, 而為內務府所逐, 出旗為民, 亦可備一說, 見香港《明報月刊》135 期高陽文《曹雪芹擺脫包衣身份初稿》, 但高文未考證時間。) dm我傾向於把時間從乾隆十九年稍向前推, 定為《紅樓夢》全稿初步完成之前。乾隆二十一年似太遲, 十九年(甲戌) 已經脂硯重評, 徐先生推斷的時間似較合理, 而未敘理由。因為事實上, 乾隆七年之功令, 已給了曹雪芹出旗為民的法律依據。乾隆諭旨明確指出,「八旗漢軍」有「內務府王公包衣撥出者」,「如有願改為原籍者,准其與該處人民一例編入保甲, 有..外省可以居住者, 不拘道裡遠近, 准其前往入籍居住。」前引史料表明, 將內務府閒散人丁撥入八旗漢軍, 自雍正八年即已開始, 乾隆三年後, 八旗包衣漢姓歸漢軍考試,「這樣, 包衣旗與漢軍旗頗易混淆。如《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本系正白旗包衣, 但《四庫提要》、《清史稿·李鍇傳》附傳、《清史列傳》、《八旗文經》、《八旗藝文編目》以至《棗窗閒筆》、《寄蝸殘贅》諸書, 皆謂為漢軍。」dn這其中就有乾嘉時人裕瑞的《棗窗閒筆》, 他自雲所記曹雪芹情況(包括「為漢軍」) 得之於前輩姻親, 即明仁、明義、明琳, 當較為確實。do乾隆七年諭旨雖然有「其中有從龍人員子孫, 皆系舊有功勳, 歷世既久, 無庸另議更張」的話, 這是一種優惠政策。因為出旗固然意味著人身自由的獲取, 卻也意味著旗人高於一般漢人的等級地位和可享受的優惠待遇的喪失。但也有人並不願享受這種「優待」, 故諭旨說仍須「詢問伊等有無情願之處, 具折奏聞。」從乾隆十九年諭旨稱此事「見在遵照辦理」。可見從七年以來一直進行。乾隆七年以來, 曹家發生了一些什麼事呢?乾隆八年前, 由於又一次外力打擊, 曹氏家族徹底敗落(見前引屈復《曹荔軒織造》詩)。乾隆九年後, 曹雪芹曾在右翼宗學任職一段時間, 並結識敦誠、敦敏為友。乾隆十三年十二月, 曹雪芹表兄平郡王福彭卒, 雪芹表侄福彭子慶明、慶恆襲爵。但看來雪芹此時已從貴戚處備嘗世態炎涼, 從甲戌本第六回回首詩「朝叩富兒門, 富兒猶未足。雖無千金酬, 嗟彼勝骨肉」, 敦誠《寄懷曹雪芹瞮》詩句「勸君莫叩富兒門, 殘杯冷炙有德色」等可證。「富兒」顯然指雪芹下輩。大約在乾隆十四年至十九年, 曹利用乾隆七年功令, 終於邁出了人生決定性的一步——出旗為民, 實現了獲得自由和民族歸宗的雙重願望。這一事件在《紅樓夢》中的藝術反映, 就是「石頭回歸」構思的完成。準確地說, 自乾隆七年有了出旗為民的可能性起,曹雪芹就在不久之後開始的《紅樓夢》創作中, 把對自由和民族回歸的強烈渴望轉化為「石頭回歸」的藝術構思, 當他經過十年辛苦初步完成這一巨著全稿時, 這一願望成為現實, 這就是前面朱淡文女士所引的甲戌本第一回中出現那一段「作者自雲」充滿輕鬆愉快和狷傲自信的原因。二重情結的現實消解和藝術轉化相互聯繫, 並且幾乎同步完成。甚至我們不妨大膽推論,「石頭回歸」的藝術構思就是在爭取出旗為民回歸自由和民族本根的現實奮鬥中獲得靈感和啟示的。
四、復合載體
曹雪芹的二重情結, 是怎樣成功地轉化為小說的藝術構思和描寫的呢?我以為其關鍵在於找到了合適的載體, 這就是複合型形象。複合型形象, 是《紅樓夢》的特殊創造。這是一種既有具體可感性、又有抽像喻示性, 既有顯現功能、又有寓意功能, 既具個體生命、又具符號特徵, 甚至包容多重寓意的藝術形象。諧音雙關, 是曹雪芹創造這類形象的常用方法。第一回作者自己說, 他把「將真事隱去, 用假語村言」的創作手法寓示為「甄士隱」和「賈雨村」這兩個人名, 而甄賈又自具其形象意義。脂批也多次指出《紅樓夢》中的諧音意如「甄英蓮」之諧「真應憐」, 嬌杏之諧「僥倖」。當然, 這種諧音雙關還是比較膚淺的, 而他賦予負荷著小說整體構思的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頑石的使命, 卻深隱也深刻得多。曹雪芹意味深長地把女媧補天神話作為石頭的來歷和全部「假語村言」的起點。女媧是華夏民族神話傳說中人類的始祖神, 復成為萬物的創造者,「媧, 古之神聖女, 化萬物者也。」(《說文》) 同時, 她又是華夏民族苦難的拯救神dp。前者衍化出女媧造人、女媧伏羲兄妹為人類祖先及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的神話(見《楚辭·天問》、《風俗通義》等) , 後者衍化出女媧補天實即拯救黃河流域災難的神話(見《淮南子·覽冥訓》等)。石頭為女媧鍛煉而有了靈性(即人性) , 由此而成了情根; 石頭由於被賦予拯救華夏大地苦難之使命而獲得「族性」, 由此而成為「秦根」。這是石頭一身二任復合形象的原始文化淵源。
脂批指出,「青埂」諧「情根」, 他隱而未發的進一層含義即「情根」諧「秦根」。按「情」「秦」相諧是《紅樓夢》的重要雙關。第五回秦可卿判詞:「情天情海幻情身, 情既相逢必主淫。漫言不肖皆榮出,造釁開端實在寧。」即以「秦」諧「情」。情為ing 韻(古庚韻) , 秦in韻(古真韻) , 本不通押, 然《紅樓夢》卻以音近諧韻, 此判詞身(en)淫( in) 寧( ing) 相押, 同回寫秦可卿的《紅樓夢曲·好事終》以塵(en) 本(en) 敬( ing) 寧( ing) 情( ing) 相押皆可為佐證。故青埂石即諧音寓二義, 一為情根石, 在《紅樓夢》中,「情」為生命本根即自由本根意義的符號, 寄托作者的反奴和個性自由思想; 一為秦根石,「秦」為民族和文化本根意義的符號dq, 寄托作者的民族回歸思想。或者簡而言之, 前者寓民主思想之大義, 後者寓民族意識之微旨。一分為二, 是為石頭之雙重涵意, 合二為一, 是為復合形象之石頭。如果說, 作者以石頭下凡歷幻, 隱喻自己的沒滿為奴的包衣世家盛衰經歷和人生體驗, 那麼, 石頭歸位, 則是作者出旗為民, 實現自由回歸和民族回歸的藝術反映。試尋繹此二重意旨在作品中的具體線索如下:
1、體現自由本根情結即「情根」意旨的復合形象是寶玉(情不情)、黛玉(情情) 和晴雯。大體而言, 寶黛之「情」側重體現「情」的生命本根和個性自由意識, 寶晴之「情」側重體現「情」的人格平等和反奴思想。
１在《紅樓夢》中,「情」首先具有人性—— 生命本根的性質。「開闢鴻蒙, 誰為情種?」「厚地高天, 堪歎古今情不盡。」「情」與宇宙共存, 與人類並生。「人」的追求, 人性的甦醒、自覺, 都是從人的感
性慾望(情) 開始的。感性昇華為理性, 人遂為萬物之靈長。《紅樓夢》中,「情」又被深受道家思想影響的曹雪芹賦予個性自由的意義, 老子稱「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強調保持人的自然本性(「保赤子之心」)。莊子謂「道有情有信, 無為無形..自本自根, 未有天地, 自古以固存。」(《大宗師》) 以逍遙游為最高境界。崇尚自然和自由, 幾乎成為封建時代一切反對禮法束縛的不羈之士(如阮籍嵇康)、特別是封建後期反對程朱理學倡導自然人性論的啟蒙思想家文學家(如李贄湯顯祖) 對抗現實追求精神解放的思想武器。曹雪芹正是這一進步思想傳統的繼承者。第25 回癩頭和尚述青埂峰下頑石的好處:「天不拘兮地不羈, 心頭無喜亦無悲。」第5 回賈寶玉夢中對太虛幻境自由生活的嚮往, 第47 回寶玉跟柳湘蓮談話對「天天圈在家裡, 一點兒做不得主」的怨恨, 正是在對比中展示人性本根與環境壓迫、理想與現實的尖銳衝突。作為「情根石」的寶玉的「情不情」, 黛玉的「情情」, 他們的「情」都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愛情, 更是背離傳統束縛追求個性自由的心性。這種「情」的追求, 必然與社會環境與家族利益發生矛盾, 並給情的追求者自身帶來痛苦和悲劇。貫串全書的「木石」與「金玉」之爭, 就是「情」與「無情」的衝突。這便是癩頭和尚歌裡「卻因鍛煉通靈後, 便向人間覓是非」的深沉含意。最後, 黛玉為情淚盡夭亡, 寶玉為情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