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史稿》序
赤縣黃車良史才，幾人環覽上層台。
運椽時喜千鈞往，扛鼎遙憐獨力來。
豈慕蟲魚求孔壁，忍燔精氣續秦灰。
神州自昔多材彥，總為春風展捲開。
這是我舊年和一位朋友縱談之後自己寫下的抒懷律句。那次談話的主題就包括紅學史。記得在多次與遠地高校老師同志們會面座談中，話題往往落到紅學的事情上，向我提出的問題之一就是「紅學研究今後應多注意哪些方面?」對此我總是回答：深盼同志們多下工夫的，一是對《紅樓夢》的藝術成就的探討，一是紅學史的系統研究，如能作出成績，最為嘉惠學人。我這樣做「宣傳工作」，也發生了一點作用。例如一位朋友對這兩個課題都深感興趣，而最後選擇了對紅樓藝術的探討，並且已然寫出專著，即將問世。這真是可喜的事。但是紅學史呢，就我所知，大抵知難而止，因為這個擔子確實斤兩很重，不敢輕言負荷。我自己就是這樣的，也曾不止一次表示「有志於此」，然而由於各式各樣的原因，只作了一些片片斷斷的提端引緒的嘗試，終於沒有正面落筆。直到去年得蒙友人介紹，才知道河北師範大學的韓進廉同志，已經寫了一部紅學史。多年夙願，可謂得償，見他一力擔當，給我們拿出了自有紅學以來的第一部紅學史，其欣喜之懷，可想而知。承他前來索撰小序，我其時雖未獲拜讀成稿，就高興地答應下來，想起舊年的那首七律，似可移贈進廉同志，立刻錄在這裡，也算是「以當喤引」罷。
紅學為什麼要寫史?理由多得很。如今只說，中國文學史上有了《紅樓夢》這部小說，這部小說有了紅學，這是人類精神文化活動上的一個非常獨特的事例，對它的價值、意義的認識，現在也還不過是處於開始階段，將會隨著時間的前進而一步步地愈益顯示得更為清楚和深刻。全世界必然要不斷地探索更能真正地瞭解中華民族的各種途徑，在此一探索過程中將會發現，如果對紅樓和紅學不加瞭解，那就是不想真正瞭解這個偉大的民族。對這一點，我深信不疑，全世界如果還不大知道，將來終歸會知道。《紅樓夢》作品本身和千萬讀者的紅學，反映著在別處找不到或者不能這麼方便地找得到的中華民族的心靈和她所創造的文化財富，而且那一反映的真實度和生動度都是如此之高，以致在世界文學上也是不多見的。世界人民遲早都將發現這個獨特的寶庫，並為此發現而無限驚喜。
我們的另一具有極高價值的文化財富是治史的優良傳統。研究一下《史記》、《漢書》，《資治通鑒》……就能體會到，我國史家的史學、史識、史德，是並不因其為封建社會產物而黯淡無光的。治史之難，難在學問，更難在具眼，難在有品。聚集材料，就事論事，都不叫史。只會就事論事，那是形而上學。史要能尋其全體脈絡、筋節，識其一切因果、聯繫，疏其重大道理、規律。這才是溫故知新的真意。即對一人、一事、一物，其所處的歷史地位，所起的歷史作用，對當時的貢獻和影響，對將來的啟迪和戒鑒，其功過，得失，利病，成敗，要能顯幽燭隱，敢於表彰評議，都是作史的職責。因此，有識的同時必然要伴隨著有德。這是很難的。我們自古以來最重良史，董狐馬遷，名垂萬古，為人民敬重懷念，豈是偶然之故。
治文學史，視一般治史，自然又有同有異，但我想，其為難治，無乎不同，或且過之，也未可知。紅學內容異常繁富，所涉關係極其複雜，必須先把它們基本弄清，然後才談得上分析評論，總結概括。一般說，史是「死人」的事情，但紅學史實在涉及活著的人，更為困難。這個工作，無怪乎歷來無人起步。如今進廉同志獨力為紅學史奠基創業，實不愧為仁人志士。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某章某節、個別見解，但你卻不能不欽服他的辛勤勇毅而腳踏實地的治學精神，何況他有很多精闢的識見，是言人所不能言的。
我那首詩，「幸而言中」好像預知我有幸要為這部紅學史寫序似的。「神州自昔多材彥，總為春風展捲開」。材彥自多，第一部出來的紅學史，不一定十全十美，但它可以引出第二、第三，以至第多少部來——給它們以啟發，給它們提供線索，開闢道路，灌輸營養。這同樣是它的功勞，甚至是更重要的功勞。將近六十年前，魯迅先生為重印《中國小說史略》而說過幾句話：
……此種要略，早成陳言，唯緣別無新書，遂使尚有讀者，……大器晚成，瓦缶以久，雖延年命，亦悲荒涼，校訖黯然，誠望傑構於來哲也。
試看這是怎樣的一種崇高的精神啊！魯迅的那部著作，是中國人作的第一部中國小說史，迄今已閱比半個世紀還多的歲月，仍然是實際上的唯一的一部中國小說史(因為後來者大抵只在先生的藝林伐山的偉大基礎上向前微步挪動，縱有小小生發、擴展，亦難言任何重大前進和突破)，自己卻抱著那般胸襟器度，豈不令我們後生愧汗?事業從來是大家做、大家享的，有志之士，功成不居，歡迎同志們競賽，爭新鬥艷，各顯其能，此方能成其為大，這就要向魯迅先生學習，他著成了一部中國小說史，不是為了個人的眼前的什麼，是為了促進來哲的傑構。有了先生那種心胸，就不會因為自己一點成就沾沾自喜。歷史上也有過總是以為「天下之美盡在於己」的，也有過口裡雖不明說而實抱著禁臠不許他人染指心理的，更不須多論。進廉同志雖然作出這個成績，卻不自滿，稿已數易，還在請教通人、不斷改進中，這正是他虛懷若谷的一種證明。
當然，作史畢竟與一般治學又有異同，一般治學可以只談自己研究成果，敘而不議；作史則必然要有斷制，有褒貶,自己看清了看準了的，就要進行評論，這又必須是當仁不讓、見義勇為的。這完全是科學的事，而不是個人愛惡的事。這和謙虛的治學態度並不是互相排斥的。我同樣願意看到進廉同志在這一方面也有不平庸的表現。
我為這部紅學史表示深衷祝賀。
己未寒夜呵凍草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