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行進的紅學
有一個俗詞叫「惡搞」。時下，「惡搞」已漸次成為時尚，連我們的傳統文化也難逃其厄，開始被「惡搞」了，曾經對中華文明作出過傑出貢獻的人物正一一被醜化為「異類」。人們看到，孔夫子成了「找不到精神家園的喪家狗」，諸葛亮是「中國最虛偽的男人」，李白是「大唐第一古惑仔（市井混混）」，梁山好漢則像「基地」恐怖分子，……至於《紅樓夢》，當然「惡搞」的更多。如說什麼秦可卿與公公賈珍「真摯」的「互戀」，秦氏因焦急等待來聯絡的間諜而得病，張友士就是負有傳遞信息使命的間諜，等等，等等。這些不費氣力的杜撰，雖然荒唐可笑，但它們能滿足某些讀者「好奇」、「窺秘」的心理，所以傳播得很快。
《紅樓夢》是中國人引為驕傲的文學名著，也是世界文化寶庫中光彩奪目的瑰寶。如果文化教育工作者不引導讀書人去領略《紅樓夢》的藝術丰采，不引導讀書人去理解其中蘊涵的人生和歷史的真諦，卻把它當做一本古怪的「秘語」去破解，去無中生有的穿鑿附會，那就不只是糟踏經典、戲弄曹雪芹，其負面影響將難以估量！
清代著名思想家戴震說過，學者「不為一時之名，亦不期後世之名」。真正的學者向來淡泊名利，專注於學術。如今，儘管名利雙收的「惡搞」之聲不絕於耳，但我們看到，仍有學者甘於寂寞、專心致志地在做學問，紅學領域也有一批學者甘於寂寞、專心致志地在做學問。最近我讀了李廣柏先生的新著《歷史的哀吟，人生的悲歎——誰懂紅樓夢》（太白文藝出版社出版），愈加相信這一點。
李廣柏先生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比較系統地研究《紅樓夢》，陸續發表一些論文。九十年代初，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約請李廣柏撰寫《曹雪芹評傳》，經過數年努力，他完成了這個艱巨任務。《評傳》出版後，他又對書中未能充分論述和詳細考證的問題作進一步探討，筆耕不輟。近年，他看到對《紅樓夢》的「惡搞」,看到各種刁鑽古怪的穿鑿附會，心中十分憂憤，便把自己歷年寫的文章清理出來，選擇較有流傳價值的作適當訂補，編成此集，題曰：「歷史的哀吟，人生的悲歎——誰懂紅樓夢」。像是感慨，又像是疑問，李先生希望，他這本自選集，能夠幫助青年讀者較為正確的認識曹雪芹和《紅樓夢》，能起一種「正視聽」的作用。
本書三十萬字，寫作時間前後跨度近乎三十年。這不同於速成急就之作，無論是資料的搜集整理，還是理論的闡述，或是文字表達，處處都可以看出著者精心推敲、力求至當的審慎態度。書中囊括現今所知曹雪芹史實，首先對曹雪芹的家世、身世、創作歷程及《紅樓夢》早期抄本印本，作了系統、切實的介紹，闡述了曹雪芹經歷的滄桑夢幻同他小說創作的關係。在此基礎上，進而聯繫中外文化背景，深入探討《紅樓夢》美學的、文化的、歷史的蘊涵與價值，著力闡明《紅樓夢》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以及作為中華文化代表的意義。全書二十一篇論文既有相對獨立性，合起來又構成從作家到作品的系列研究。這是一本全面論述曹雪芹和《紅樓夢》的書，而且集鑒賞、評論、考證為一體。其是非深淺，學界當然會有不同的看法，讀者對於其中的論點和材料，也不會盡表贊同，但這本書是著者經過多年研究的心得、領悟、結論，成一家之言，自然會給讀者以啟發。
除「正說」之外，《誰懂紅樓夢》書中還有與周汝昌、楊向奎、劉心武諸先生辯論的文章。爭論問題難免有些激烈言詞，但書中所有的辯論都是充分地擺事實、講道理的，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紅學領域的是非。李先生潛心研究「紅學史」多年，這一系列的辯論之中，貫穿著他對現代紅學的某些看法。李先生認為：「五四」以後，胡適批判「索隱紅學」，提倡「有證據的探討」，在《紅樓夢》作者和「本子」問題上的考證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為以後紅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實在的基礎。但是，胡適把《紅樓夢》當做作者的傳記和家世身世之實錄，既漠視小說藝術的特性，也經不起事實的檢驗，包含著「很牽強」的比附。胡適的學生俞平伯，是在胡適的直接影響下開始紅學研究的，最初也贊成胡適的「自傳說」，但俞平伯於重視考證的同時，又致力於從審美的角度和小說創作的角度把握《紅樓夢》，後來完全擺脫了「自傳說」觀念。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吳宓、李辰冬、太愚（王崑崙）等人另闢蹊徑，自主進行《紅樓夢》研究，展示出新的方法與思路。特別是太愚（王崑崙）的《紅樓夢人物論》（1948年上海國際文化服務社出版），最早採用馬克思主義啟迪下的社會歷史學與文藝學相結合的方法，對《紅樓夢》的眾多人物作出了相當透闢的分析。當時的學界稱讚太愚的《紅樓夢人物論》「創造了一種新的文藝批評的典型，它肅清了幾十年來『紅學家』們所爭論的無聊的官司，糾正了讀者對於《紅樓夢》種種錯誤的片斷的見解，把它還原於文藝的領域」，「這是一條嶄新的路」（見《紅樓夢研究稀見資料彙編》中明沙的《「紅樓夢人物論」讀後》與曹聚仁的《讀<紅樓夢人物論>》）。吳宓、李辰冬、太愚（王崑崙）等人紅學論著的面世，使當時的讀書人開了眼界，知道胡適紅學研究的學術局面是比較狹窄的，理論是比較貧乏的，就對一部世界名著的研究來說，僅僅用考證的方法是遠遠不夠的。然而，就在太愚的《紅樓夢人物論》出版的時候，周汝昌先生仍然局限於胡適、顧頡剛、李玄伯的「考證」路子，著手搜集材料。雖然周汝昌在材料的搜羅上取得了相當的成績，但他「長於搜羅，昧於識斷」，其推理和論斷大多是不能成立的；尤其是他把胡適的「自傳說」推向極端，把胡適考證中的牽強比附的因素，極度擴大。近年，周先生更由極端的「自傳說」回歸於「索隱」。劉心武先生在周先生的啟發和支持下杜撰的「秦學」，實際就像炒作「公雞下蛋」一樣可笑，無學術價值可言。
《誰懂紅樓夢》中這樣一些看法，是李廣柏先生的個人見解，不可能代表任何團體。學界如果有不同意見，應該展開爭論。章太炎說過：「我們更可知學術的進步，是靠著爭辨，雙方反對愈激烈，收效方愈增大。」(《國學概論》第二章)王國維也說過：「學問之發達其必自爭論始矣」(《王國維哲學美學論文輯佚‧周秦諸子之名學》)。他們的話是符合中外學術發展規律的。今天的紅學，必須通過論戰來開闢前進的道路。李廣柏先生的《誰懂紅樓夢》，就是一本論戰的書。
在這篇書評的最後，我還要說一句：一本學術著作來之不易。撰寫不易，出版發行也不易。當我們讀到《誰懂紅樓夢》這本學術著作的時候，我們要感謝著者，也要感謝太白文藝出版社。
學術是邁著艱難的步履，一步一個腳印的前進。相比之下，謬論跑得快，傳播迅速。但是，謬論沒有生命力，風光一陣之後，必然銷聲匿跡；而學術則會融入人類文明的大海，長存於天地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