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 還「紅學」以學》 感言
能將其理論與治嘗原則貫徹到底，使得它的批判精神祇能指向對方，而無法戰勝自我。新紅學體系的核心是「自傳」說，作者和版本考證為兩大支柱．我們先來看其體系的核心「自傳」說。從現象上看，這是由小說開端「作者自雲」啟發而生的。他說：
這話說的何等明白！ 《 紅樓夢》 明明是月部「特真事德去」的自敘的書．若作者是曹雪芹，那麼，曾雪芹即是《紅樓夢》 開端時那個深自懺悔的「我」 即是書裡的甄、賈（真假）兩個寶玉的底本！３ 在這裡胡適犯了一個邏輯錯誤：「將真事隱去」與「自敘」完全不相容，既已「將真事隱去」，就與史傳原則相悖違，根本談不上「自傳」。蔡元培在《〈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 裡說：「書中既雲真事隱去，並非僅隱去真姓名，則不得以書中所敘之事為真」。說得很有道理。至於小說融進作者生活經驗，與寫作「自傳」乃是不同質的兩回事。周先生曾以中國傳統的「六經皆史」、「中國小說，本源與本質是『史』，是史的一支」４ 來證《 紅樓夢》 的自傳說，也不能成立。傳統文化是史官文化，「為人立傳」，是史官的特權，所謂「宣付國史館」是也。別的人沒有為人立傳的資格。《 段太尉逸事狀》 實際上就是《段秀實傳》 ，卻不能公然叫「傳」，而只能稱「逸事狀」，而且臨了還得表白：「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以免發生誤會。為人立傳，尚且如此，就吏談不上為己立傳了。聯繫曹氏家世，情況就更明顯．顧頡剛1921 年6 月7 日給胡適的信後補記道「胡適… … 謂頃到滿人志錡家，詢間曹寅事，不料他連這個人也不曉得。間他有無滿族史書可翻，亦是沒有適之先生又述志鑄的話，說滿人死了、無論如何的大官，求人作傳，作墓誌的，總是很少．先生因想及《耆獻類徽》 裡滿大臣除了國史館所作傳外，請名士握筆的的確是很少。所以曹家赫赫揚揚了幾代，乃無一篇傳狀可見，亦不足怪。」５ 既然如此，又為何一意要從「自傳說」著眼去考證呢？箇中原因，理論上是受西方文論影響。周先生批評胡適的「意障」，說「問題的根本是他的『西方意識』在指導一切。他是想把中國文化的各方面特點特色都改成西方化－ 包括語言文字民族精魂在內！ 」可惜他指的只是「白話主義」，而忘記了「自傳」說即是西方化的一種理論。胡適1922 年3 月13 日日記中，粘附了一張針對蔡元培的剪報：「為什麼以《 紅樓夢》 影射人物是考證情節，以《紅樓夢》 為自傳便不是考證情節？況且托爾斯泰底小說，後人說他是自傳，蔡先生便不反對，而對於胡適之底話，便云「不能強我以承認, 則又何說？」６ ，就是一證。在實踐方面，是由當時的不根之談誘發出來的，胡適於1921 年5 月30 日給顧頡剛的信，附寄《 晶報》 所載《紅樓佚話》 四則，評論說：「可見人對於『傳聞』的信心，真有不可及者！」７ 顧頡剛1921 年7 月20 日給俞平伯的信，則提到其中「濮君某言，其祖少時居京師，曾親見書中所謂焙茗者，時年已八十許」的話，發揮道：「其實他們倘使真遇到了焙茗，豈有不深知曹家事實之理，而百徐年來竟沒有人痛痛快快說這書是曹雪芹的自傳，可見一斑讀《紅樓夢》的與做批評的人竟全不知道曹家的情狀。若是從前的紅學家能稍做些合理的研究，必不讓適之先生作啟蒙期的第一人了。」８
胡適體系最根本之點，不在於一般地認定小說是作者「自況」, 「自寫性情」，而在於他一意認定是曹雪芹「這個人」的自傳，而這曹雪芹，文是江寧織造曹寅的後人J 於是，作者考證，成了他的體系的一大支柱。關於《 紅樓夢》 作者當以程偉元《 程甲本序》 的表述最符合實際，也最符合版本著錄原則。理由，我已在別文中說過，此不贅述。
胡適跳過版本學的通例這一層考慮，逕直認定作者是曹寅的後人，所根據的「第一條」資料，是袁枚的《 隨園詩話》。胡適關於《 隨園詩話》 的三點判斷，現在看都錯了。第一，乾隆時袁枚說的曹雪芹，是「相隔已百年矣」的人物，他所寫的《 紅樓夢》 ，是「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亦即貴族公子在南京尋花間柳的奢華生活的書，書中寫到「紅樓」中尤艷的「校書」（妓女），根本不是現在討論的小說《紅樓夢》 ；第二，曹寅之子一說，後為曹寅之孫所取代，在曹氏家譜上，不曾找到曹雪芹的蹤影，第三，說大觀園即隨園，更有版本辨偽問題。《 隨園詩話》 最早的版本（1792 ）並無大觀園一段。1824 年刊刻的《 隨園詩話》 卻添上了「中有所謂大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少一句，顯然是別有用意者的改篡。顧領剛1921 年6 月24 日在給俞平伯的信中引袁枚於乾隆十三年修《江寧府志》 和十四年作《 隨園記》 的事，分析道：「志書局裡的採訪是很詳的，曹家又是有名人家，如果他們有了這園，豈有不入志之理。… … 他掌修了府志還不曉得，他住入了園內還不記上，而直等看見了《紅樓夢》 之後，方說大觀園即隨園，這實在教人不能相信！ 」９ 但他又說：" 『大觀園即隨園』一語，雖是不確，頗能於無意中興起讀者『寶玉即雪芹』一個觀念，這也是他的功勞。」這倒洩露了自傳說的天機。胡適又在小說中找依據，引用曹家四次接駕的史實同《紅樓夢》 第十六回趙嬤嬤談南巡接駕的話相對照、曹家的世系同賈家的世系相對照的零碎材料，蔡元培在《 （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 中反駁說：「若以趙嬤嬤有甄家接駕四次之說，而曹寅適亦接駕四次，為甄家即曹家之確證，則趙按臉又說賈府只預備接駕一次，明在甄家四次以外，安得謂賈府亦指曹家乎？」又說：「若必欲事事證明而後可，則《石頭記》 自言作者有石頭，空空道人，孔梅溪，曹雪芹諸人，而胡先生所考證者惟有曹雪芹；《石頭記》 中有許多大事，而胡先生所考證者惟南巡一事，將亦有『任意去取沒有道理』之消與？」說得都很有道理。胡適將曹雪芹的一生歷史作了如下的概括：「 （一）他是做過繁華舊夢的人；（二）他有美術和文學的天才，（三）他晚年的境況非常撩倒」。然後判斷說：「這不是賈寶玉的歷史嗎？」十 這種論證顯然極其薄弱。
版本考證是胡適體系的第二大支柱。關鍵是後四十回問題。這是由作者考證的需要派生出來的，是為作者考證服務的。胡適寫道：「《紅樓夢》 的開端明說『一技無成，半生潦倒』……豈有到了末尾說賈寶玉出家成仙之理？」[11]為了貫徹「自傳」說，就非否定後四十回不可。他看到俞樾《小浮梅閒話》 中的話，雖已發現俞樾所舉科場詩之說的不可靠，卻補充了兩條「證據」: 1 、程說在鼓擔上「得十餘卷」，世上沒有這樣奇巧的事！2 、高序「含糊，字裡行間都使人生疑」。
兩條都是無說服力的。高鶚引言，前有「向來奇書小說，題序署名，多出名家」，講的是「題序署名」的事，於他所謂的「苦心」毫不搭界。胡適說：「如寫賈寶玉忽然肯做八股文，忽然肯去考舉人，也沒有道理。高鶚補《紅樓夢》 時，正當他中舉之中，還沒有中進士。如果他補《 紅樓夢》 在乾隆六十年之後，賈寶玉大概非中進士不可了！」[12] 居然又以自傳說來「考證」高鶚的「續書」了。
在1921 年做《 〈紅樓夢〉考證》 時，胡適除了大膽假設，可以說一籌莫展。到1927 年，突然出現的甲戌本頓使胡適的全部立論，獲得了版本依據，無怪他說「是最近四十年內『新紅學』的一件劃時代的新發見。」[13] 胡適這樣欣喜若狂，原因就在甲戌本證實了他的自傳說。這位突然出現的脂硯齋，作為曹雪芹「很親的族人」，他的批語，對胡適真是太有用了。他當年自信地說過的「根據可靠的版本與可靠的材料」，當知「本子的來歷如何」的話，到了此時不能移用於自己的研究實踐了。對於甲戌本的「來歷」，胡適只含糊地說：「我當時太疏忽，沒有記下賣書人的姓名住址，沒有和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一知道這部書在最近幾十年裡的歷史」[14] ，他已經發現甲戌本卷端的下方有「有意撕毀」的一角，卻絲毫不曾想到要去追究其中的動機。賣書人是不是真的找不到？《 歷史檔案》 1995 年第2 期發表的胡星垣1927 年5 月22 日給胡適的一封信提供了答案：
茲啟者：敝處有舊藏原抄《 脂硯齋批紅樓》 。惟祗十六回，計四大本。因聞先生最喜《 紅樓夢》 ，為此函詢，如合尊意，祈示知，當將原書送聞。叩請適之先生道安，
胡星垣拜啟 五月二十二日
據小注，此信就保存在胡適收信的檔案夾裡，原信只有一頁，為三十二開白色紅豎格八行信紙，四邊為紅五星花紋，下邊印有「上海新新有限公司出品」字樣。信封也是白色，正面寫有「本埠靜安寺路投滄州飯店，胡適之先生台啟，馬霍福德裡三百九十號胡緘」，郵戳為「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上海」。看來，胡適並非不知道甲戌本的來歷，他所以「疏忽」，是因為他心目中根本沒有辨偽的觀念。
胡適否定了自己1921 年關於戚本有「總評」、有「夾評」、又有「眉評」, 因而是「很晚的本子」的這個符合版本學通則的精論，改口說：「凡最初的鈔本《 紅樓夢》 必定都稱為『脂硯齋重評《 石頭記》 』。」「《 紅樓夢》 的最初底本就是有評注的」。這個標準，既引導胡適等「走上了搜集研究《 紅樓夢》 的『原本』、『底本』的新時代」，也為書賈製造偽本制訂了必須遵循的規格。若甲戌本是偽托，則己卯、庚辰本、也必是傚尤之作。胡適曾諄諄告誡人們要「疑而後信，考而後信，有充分證據而後信」，[15] 自己卻一點也不曾想到從諱字的角度考證此本的抄錄年代；他十分欣賞趙嬤嬤關於「接駕」的話及有關的脂批，卻沒有留意第十六回脂硯齋一條指趙披按為「文忠公之嬤嬤」的側批。他如果肯以「疑而後信」的態度去考查一下，就會知道這個「文忠公」就是傅恆，他是孝賢純皇后之弟，卒於乾隆三十四年七月，謚文忠，而雍、乾朝謚文忠者，唯有傅恆一人。脂批既直書「文忠公」的謚號，則必在乾隆三十四年之後。這就足證脂硯齋決不是作者同時代人，脂批也不會是作者寫作同時加上的。
胡適的錯誤，不完全起於輕信．看顧領剛給胡適的信，可以發現顧曾一再提醒要避免史料運用上的錯誤。如1921 年6 月23 日的信，談了「大觀園非借即隨園」的看法。胡適6 月28 日覆信說：「你說『大觀園非隨園』，我覺得甚有理。當訪袁枚所修《江寧府志》 一看，以決此疑… … 此事終當細考。」[16] 不意到1921 年11 月12 日的《 （紅樓夢）考證》 改定稿中，仍然彰明較著地寫道：「衰枚在《隨園詩話》 裡說《 紅樓夢》 裡的大觀園即是他的隨園．我們考隨園的歷史，可信此話不是假的。」[17] 胡適為什麼知錯不改？就是因為此說對他的考證來說太重要了，抽掉了它，文章就不好做下去了。
要之，胡適以「實證派」的姿態登上紅學舞台，可是，他關於作者和版本的結論，恰恰缺乏實證。胡適體系從其發韌的瞬間，就偏離了科學正當方向．胡適說《紅樓夢》 是老老實實的描寫「坐吃山空」「樹倒砌外散」的「自然趨勢」，是一部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的」傑作，猜謎的紅學家偏要去「猜那想入非非的笨謎」，偏要「加上一層極不自然的解釋。」[18] 「自然主義的趨勢」絕不同於「自傳」，胡適實際上也無異於「替《 紅樓夢》 加上一層極不自然的解釋」。他手造了自己的體系，一頭扎進去，卻處處感到鑿他不合，遂長期陷於苦痛寫矛盾之中。在潛意識中，他不得不做出與自己的宗旨相背違的事來。比如，他得到了甲戌本，宣稱它是「最接近於原稿的本子」，卻不得不將它收藏了三十四年，不肯公佈於世，而一直欣賞程乙本，並為之作序，其根源蓋出於此。
二
周汝昌先生論及另一位紅學大師俞平伯時，說俞「看不出」有正戚序本是「接近雪芹原文的一個寶貴的抄本」; 「看不出」「其中的脂批所透露的原著90 回後情節」；對甲戌本一字未及，在為之所作跋語中只說到脂批只有一點價值，即證明了他在《 夢辨》 中推測秦可卿應為自縊身亡。然後寫道：至於俞先生末期的表現，也很奇特，例如：
（一）他自己批評說，早年的「自傳說」觀．點是錯了，
（二）他最後留言是：把《 紅樓夢》 分成前80 回與後40 回是一種「犯罪」－ 這和他在《 夢辮》 中的論點也正是針鋒相對I
周先生說「俞先生的不少論點也是這麼反反覆覆，他的真正的確切的意見很難捉摸」，但他沒有意識到，這種微妙現象正是俞平伯長期處於內心矛盾所引發的幾乎貫串他一生的焦灼痛苦的體現。
俞先生對《紅樓夢》 的考證、校訂和批評使他成為蜚聲中外的「紅學」家。然而，從構成紅學的「兩大支柱」即作者與版本的考證成果而言，他實際上並無獨特的貢獻。他既未發現作者的任何一條資料，也沒有去做挖掘工作的興趣。顧頡剛在為《紅樓夢辨》 所作的序中說：「適之先生常有新的材料發見，但我和平伯都沒有找著歷史的材料，所以專在《 紅樓夢》 的本文上用力，尤其注意的是高鶚的續書．」顧頡剛說他自己沒有「找著歷史的材料」，並不合乎事實。他就先後找到《南巡盛典》 、《 船山詩草》 、《 詩人徽略》 、《 楝亭集》 、《 上元江寧兩縣志》 、《 八旗氏族通譜》 ，為胡適提供了不少有關曹雪芹、高鶚史料的線索。而說俞平伯沒有找著歷史上的材料，卻是千真萬確的。與其說他對作者有過考證，倒不如說他對這一問題有過純粹的思辨，更為確切。俞踏上紅學征途之前，就探探服膺胡適的見解，無保留地接受了胡適「《紅樓夢》 為作者自述其平生之經歷懷抱之作，而寶玉即為雪芹底影子」以及「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決不是一個人作的」觀點，說：「我們若承認八十回是曹雪芹做的，就不能同時承認後四十回也是他做的。高鸚喜歡和雪芹並家過日子，我們卻強迫他們分居，這就是所謂對症下藥。」[19] 他連胡適原先相信了的程偉元所說「原本目錄一百二十卷，今所藏抵八十卷」的話也懷疑，一心要「證明後四十回的回目也是高鶚補作的」，因而受到胡適肯定。
俞平伯說：「如果承認了後四十回底目錄是原有的；那麼，就無形地得默認後四十回也是原作了」, 「回目和正文是相連貫的，若把回目推翻了，本文也就有些立腳不住」。[20] 這是出於體系自身的「需要」驅使而作出的判斷。他的思維起點，或者說意念發端是怎麼一回事呢？請看他的兩段話：
我日來翻閱《 紅樓夢》 ，愈看愈覺後四十回不但本文是續補，即回目亦斷昨固有……雪芹書既本全，決無文字未具而四十回之目已條分接析。此等情形，吾輩作文時自知之。[21]
我們從做文章底經驗，也可以斷定回目索補作的。因為現在已證明四十回之文非原有的，我們也可以推怒得出回目底真假。…… 編目，然後依題做文章，在考場中有之，在書室中卻不會有。……
若把回目在前，文字在後，是車子在馬前了，乞不是個笑話。[22]
意念發端的失誤，勢必把研究引向謬誤。俞平伯在其紅學研究的起點上，理論上的準備是不夠的，傳統的考據、訓詁的功夫也是較為欠缺的，他以自己（須知他當時方是二十一歲的青年）「做文章底經驗」（或者說「作文底程序」）來斷定決不會有「先有回目、後有文字的事情」，是完全不懂古代小說版本特點的臆斷。大量事實證明，古代小說的寫作，先擬回目，後作正文，是常有的事。最著名的例子是《章海花》 。就是胡適自己，1906 年曾經決心做一部長篇小說《 真如島》 ，先擬了四十回的回目，便開始寫下去。[23]
俞平伯之所以要憑自己並不可靠的「經驗」，而不是憑各觀的卻是的證據去做這樣純思辨的猜度，還是源於他對於胡適觀點的盲目相信。他完全相信「作者所要說者，無非始於榮華，終於憔悴，感慨身世，追緬古歡，綺夢記闌，窮愁畢世。寶玉如是，雪芹亦如是。出家一節，中舉一節，鹹非本旨」[24]。把所要證明的當作了前提，反過來又以「經驗」來判定版本的是非真偽，怎麼能靠得住呢？
俞平伯在1924 年所作的《 修正〈紅樓夢辨〉的一個楔子》 中提出了考證，文字的兩個極高的境界－ 明白和千脆，然而他卻始終處於莫大的苦惱之中J 這是沒有遵循考證的固有規律之故．
首先，在作者問題上，俞平伯曾經說曹作高續「是確定了的判斷，無可動搖。」由於是被作為一個確定的前提接受下來的，並未作任何的思索考全的功夫，因此，說了「無可動搖」，後來卻一次又一次地動搖。他早先堅執的是「《紅樓夢》 底作者和寶玉決是一而非二」[25] 的觀念，就已經種下了他在「作者是曹雪芹」間題上的動搖性。1921 年5 月30 日他在寫給顧領剛的信中說過 :
，假如陸續發見雪芹底生活人品大不類乎寶玉，我們與其假定《 紅樓夢》 非作者自寓身世，不如《紅樓夢》 底真作者非曹雪芹… … 但雪芹與寶玉底性格，知尚有可以符合之處，那自然不成問題，我們也可以逃這難關了！ 我揣想如真作者隱去牲名，所謂「真事隱」；而空空道人、孔梅澳、曹雪芹，皆是假托的。[26]
當時俞平伯是「自敘傳」堅定的信奉者，在他的筆下，「曹雪芹」三字不過是「作者」的同義語，如若除「本書」之外，沒有「別書可以確證《紅樓夢》 是曹雪芹做的」，或者日後發現的有關曹雪芹的材料與寶玉的性格不合，那他寧願不承認曹雪芹是《 紅樓夢》 的真作者，也要維護「自敘傳」的權威的。
1921 年6 月24 日顧頡剛的信中提到「袁枚所記曹家事，到處錯誤」，又說，胡適所引《隨園詩話》 ，與他所見的本子不同，「因此，我對於適之先生的引語頗有些不信任」。俞平伯的回信說：「袁枚原是個荒謬小人，其言自不足依據」, 「你同適之所據之《 隨園詩話》 竟大不相同，真是怪事，我想何妨找一本板本好的校對一下。照你所說，明義字我齋，竟活活有這麼一個人，在適之竟把他消滅了。這真可怪得很！適之所做的《 考證》 現在看來的確已『七洞八穿』了！這就是進步底證據。」[27]俞平伯此時已經萌發了對於胡適的疑間，只是沒有加以深究。
《 紅樓夢辨》 刊出不到一年，俞平伯已經有點兒「自悔其少作」了。他對於「自傳說」發生了動搖；1925 年1 月，他說：《 紅樓夢辨》 待修正的地方很多，而最先要修正的，「是《紅樓夢》 為作者的自敘傳這句話。」他反省了眼光的自覺地陷於「拘泥」，受胡、顧考證「癖氣的薰陶」等。[28] 他這時已經站到了《紅樓夢》 是「小說」而非「信史」的立場：
以此通則應用於《 紅樓夢》 的研究，則一覽可知此書之敘實分子決不如我們所懸擬的多。寫賈氏的富責，或即取材於曹家；寫寶玉的性格身世，或即取材於雪芹自己（其實作品中各項人物都分得作者個性的一面）；寫大觀園之「十二釵」，或即取材於作者所透逢喜愛的諸女……這些話可以講得通的。若說賈即是曹，寶玉即是雪芹，黛為某，釵為某，則大類「高山滾鼓」之談炙。這何以異於影射？何以異於猜笨謎？… … 萬不可說我們的方法聰明。因為我們實在用的是極相似的方法，雖然未必相同。老實說，我們還是他們的徒子徒孫呢，幾時脫出他們的樊籠。[29]
此時俞平伯，已到了大徹大悟的邊緣。可惜的是，俞平伯並沒有繼續深入思考下去。如他談曹雪芹的卒年說：若照敦誠詩「四十年華付杳冥」推算，則「假定雪芹生於雍正二年甲辰，很覺自然」。這生年如果不錯，則曹家的富貴繁華，「雪芹便趕不上了」。他說：「曹家的極盛時代，實當曹寅任上，若曹顒曹頫\居官不久，已漸衰微，故認雪芹為曹寅之子，那最合適；如其為寅孫非子，便差了一些；及其卒年愈考愈晚，由甲申而壬午，而癸未，落後了三年，而他的壽數，沒理由說他超過四十年，這個破綻便很明顯了．」[30] 這是一般理念的推衍，而沒有考慮到是否有鑒定材料真偽的必要。好在作者是否為曹雪芹，在他那裡本來就不是決定性的，這是他與胡適不同的地方。
正因為如此，甲戌本的發現引起了他對作者和版本的雙重疑問，他說：此書之價值亦有可商榷者，非脂評原本乃由後人過錄，有三證焉。自第六回以後，往往於鈔寫時將墨筆先留一段空白，預備填入朱批，證一，誤字甚多，證二；有文字雖不誤而鈔錯位置的……證三。又凡硃筆所錄是否均出於一人之手，抑經後人附益，亦屬難定… … 第十三回（頁三）於寶玉聞秦氏之死，有夾評曰，「寶玉早已看定可繼家務事者可卿也，今聞死了，大失所望，急火攻心，焉得不有此血，為玉一歎。」此不但違反上述之觀點，且與全書之說寶玉亦屬乖謬，豈亦出脂備手筆乎？是不可解……極疑辮惑，以俟後之觀者。[31]
這段話表明，他對於胡適認定甲戌本「是世間最古的《 紅樓夢》 寫本」, 是「雪芹最初的稿本的原樣子」的結論，並沒有盲目信從，他最先提出懷疑的意見，因而是極為難得的。
然而，俞平伯還是接受了胡適的脂硯齋與作者同時人的觀點。這導致了他後來在作者問題上的搖擺不定。他在於950 年說：
依脂硯齋甲戌本之文，書名五個… … 人名也是五個… … 為什麼要這許多名字？這些異名，誰大誰小，誰真誰恨，誰先誰後，代表些什麼意義？以作者論，這些一串的名字都是雪芹底化身嗎？還確實有其人？就算我們假定，甚至於我們證明都是曹雪芹底筆名，他又為什麼要頑這「一氣化三清」底把戲呢？[32]
與三十年前所說「真作者隱去姓名」, 「空空道人，孔梅溪，曹雪芹，皆是假托的」話，並無質的變化。他大傷腦筋的是脂硯齋這個突然出現的角色。他一面說：「人人講脂硯齋，他是何人，我們首先就不知道」[33] ，「脂硯是否即曹雪芹的化名我不敢說，有一點確定的，即所謂真的脂評，有作者的手筆在內，但這並不等於說脂硯齋即曹雪芹」（《俞平伯論紅樓夢》 第927 頁）；一方面又說：「但咱們卻不妨信賴這些批注，因他們一小部分為作者自評，其大部分出於作者最近的親屬。無論從哪一方面來估計，總歸是非常高的。」[34] 他對脂本雖有懷疑，但總的來說是相信的。他既未考證脂本的來歷，也未對脂本進行版本的鑒定。他用第二十六回一條．「庚辰本古怪的批」證明脂批的「真實性」，說「況寶玉有何正緊話可說」是「作者所批」，而「此批被作者騙過了」才是「真正的脂批」。[35] 不從根本上考證脂本的真偽年代，而只在批評的汪洋大海中拈取一二「古怪」的批語，從總體上作出結論性的判斷，焉有不出問題的呢？
1961 年1 月，在《 影印〈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十六回後記》 中「可以確定著作者為曹雪芹」一節他又把困惑重新提了出來。文後的「說明」又對高鶚續書的問題產生了疑間：「程氏刊書以前，社會上已紛傳有一百二十回本，不像出於高鶚的創作。高鶚在程甲本序裡，不過說『遂襄其役』，並未明言寫作。張間陶贈詩，意在歸美，遂誇張言之耳。高鸚續書之說，今已盛傳，其實根據不大可靠。」[36]
這標誌著俞平伯的覺醒。其後，他1973 年在給私人的信中寫道：「歷來評『紅』者甚多，百年以來不見『脂硯』之名，在戚本亦被埋沒，及二十年代始喧傳於世，此事亦甚可異」。[37]1978 年他對余英時說：「你不要以為我是以『自傳說』著名的學者。我根本就懷疑這個東西，糟糕的是『脂硯齋評』一出來．加強了這個說法，所以我也沒辦法。你看，二十年代以後，我根本就不寫曹雪芹家世的文章。」[38] 1 985 年在對《 文史知識》 談話中，更直截地說：「我看『紅學』這東西始終是上了胡適的當。… … 現在紅學方向就是從『科學的考證』上來的；『科學的考證』往往就是煩瑣的考證。《紅樓夢》 何須那樣大考證？又考證出什麼來了？」這一連串的苦惱，終於導致了他去世之前的大徹大悟：「胡適、俞平伯是腰斬《 紅樓夢》 的，有罪；程偉元、高鶚是保全《紅樓夢》 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難於辭達。」早年「強迫」「喜一歡並家過日子」的曹雪芹高鶚「分居」，晚年決絕的自我否定。然而，這自我否定正是這位歷經了千般坎坷的誠實學者的心聲，使廣大讀者看到了他大智大勇的精神境界，使他的人格得到了最充分的昇華。周汝昌先生說俞先生晚年的自我批評是他「最末期」的「奇特」「表現」，恰是不理解俞平伯先生的覺醒的深刻意義的緣故。
三
當代的紅學家幾乎都是在胡適、俞平伯的陶冶下成長起來的，有些人雖已經沒有前輩開創者那種探索時的備受折磨的猶疑和苦惱，卻有守成者的艱辛和尷尬。這是因為，他們是將胡適體系的大廈作為一個整體接受下來的。胡適等並未得到充分證實的假設，到了他們手裡，卻統統成了所謂「基本事實」，成了不證自明的「公理」。他們在幾十年中所做的一切，都無非是為了證明、補充、至多在若干細節上略加修正胡適的當年的結論而已。在他們那裡，曹雪芹的「著作權」不容懷疑，脂硯齋的「存在」不容懷疑，脂本的「可靠」也是不容懷疑的。已經矗立起來的紅學大廈，雖時不時出現搖晃，他們也只肯做一點塗抹牆體、加固門窗的工作，卻不肯、甚至不願到地基上去尋找原因，更不曾想到「體系」本身的重建和更新。這樣，胡適的錯誤不僅沒有得到適時的糾正，反而更加定型化、系統化。這就是紅學研究中出現無數解不開的「死結」的原因。
當然，誠如周先生所說，幾十年來「對『新』『舊』紅學都批判得很激烈，特別對胡適新紅學，更是厲害」的情況是存在的，新一代的紅學家確實經歷過五十年代那場大批判的洗禮。耐人尋味的是，批判者對被批判者儘管是那樣地劍拔弩張，但臨了卻走到一起來了。五十年代的運動，本意乃在提倡以新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來解決古典文學研究中的問題，也確實為古典文學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運動發生了把理論同考證對立起來的傾向，彷彿一提考證，就是「煩瑣考證」，就是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對於胡適當年搜集到的那些未經證實的東西，不曾想到要重新去做一番考證工作，以判定其年代和真偽，批判的矛頭固然指向胡適的「自傳說」，用的是「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政治帽子，非但沒能批倒這一體系賴以建立的基礎，卻在不經意中全盤接過了胡適的「曹作高續」說：曹雪芹寫《紅樓夢》 既然是為了「反封建」，後四十回怎麼可能讓賈寶玉應考中舉、出家成仙呢？只有那先中舉人、後中進士，滿腦子封建正統觀念的高鶚才有可能這麼做－ 於是，不僅沒有打垮胡適的唯心主義，卻意外地和他殊途而同歸了。
同他們的前輩不同的是，新一代紅學家的氣度似乎不如俞平伯、顧領剛，他們當年尚且敢於對胡適所做的《考證》 發表「確已『七洞八穿』了」的懷疑，而當代紅學家不僅自己不肯加以懷疑，還特別不願有人「節外生枝」；誰要是對這些「不能改動」的「公認的真理」稍稍表示懷疑，就立刻要把它壓下去。「一致認定」，是他們頻律最高的用語。遺憾的是，那些曾經被「一致認定」了的東西，隨著時間的流逝，又往往被當年的發佈者自己忘得一乾二淨，所謂《曹雪芹墓石》，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
最有戲劇性的是，儘管一二「紅學權威性，總想以一己之見作為定論，規範、左右紅學的一切是非短長，然而，後院老是失火，不得太平。以作者問題而論，戴不凡，趙國棟，楊向奎，一個接一個起來「造反」，其中除趙國棟是個毛頭小伙外，戴、楊都是著名學者，要說他們也沒有研究紅學的資格，恐難為人首肯。原其發動之由，就在於由胡適奠基的紅學體系的根基不牢。根基不牢固而又要死守，乃是當代紅學悲劇的根源所在，周汝昌先生對紅學界「其思想心態之保守與自封、遂很少出現真正的學術進展，意欲大家安於『現狀』，不必前進，不必學術『雙百』，只可一家作主，滿足於為一些瑣末而爭執糾纏，而不悟學術天下之公，不是為哪個個人服務的」的學風與學德的批評，其源蓋出於此。可惜的是，周先生把紅學悲劇的根因，歸結為研究者「功力」「素質」的敘論，也不免排斥眾多研究者尤其是「小人物」之嫌，流露出一種如他在這裡批評的某些紅學家的不健康的情緒。
周汝昌先生說得好：「為學若積薪，後來居上。紅學本應如是，如或未能居上，必有其原因在。諫往瞻來，識者所共關切，豈一人一家之得失哉！」紅學事業發展到世紀之交的今天，一切正直的紅學家，都應該以俞平伯先生為榜樣，服膺「做學問應該服善」的信念，勇於戰勝自我，敢於正視紅學體系中的問題，不妨換一種思路，換一個角度來考慮間題，那樣，許多舊有的材料（包括已經注意到的或尚未注意到的）也許會發出完全不同的聲音，提供』, 完全不同質的信息，紅學體系的更新的時機也就成熟了。周先生以為「海內目下紛紜爭論的『墓石』真假、祖籍何在、版本先後……等等，這種一度被批為『繁瑣考證』的話題，表明『紅學』不但並未『革命』，反而是在老路上向後退步」，則說得並不正確。一個簡單的道理是：方向錯了，「前進」得越久，離真理越遠，回到正確的出發點上來，看起來是「倒退」，其實正是為了更好地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