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林方直先生《 紅樓夢符號解讀》
曹雪芹無疑是屬於狄德羅式的「百科全書」般的人物．他決不僅僅是一位力圖表現世態炎涼、人情冷暖的小說家，《紅樓夢》 也不僅僅是中國古典小說的高峰，它標誌了中國文化在封建時代所能企及的最高成就。由此我們說，《 紅樓夢》 研究是文學的、藝術的、美學的，但更應是文化的，因為只有文化的研究，才可能在真正意義上全面揭示《紅樓夢》 的價值。1986 年第二屆哈爾濱國際紅學會，周汝昌先生就提出了「紅學趨勢將是向文化學發展的意見」（《 紅樓夢符號解讀· 周序》 ，以下簡稱《 周序》 ，另見《 人民日報· 海外版》 1996 年6 月17 日）。10年後的今天，我們終於看到了《 紅樓夢》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是「紅樓符號學」（周汝昌先生語）的開山之作－ 林方直先生的《 紅樓夢符號解讀》 （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6 年版，以下簡稱《 解讀》 ）。
當年，曹雪芹在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完成了《 紅樓夢》 一書的寫作之後，曾無限蒼涼地感慨：「謾言紅袖啼痕重，更有情癡抱恨長。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曹雪芹深深憂慮傾其一生心血而成的《 紅樓夢》 ，後人未必能真正讀懂並解開書中的無數關紐和奧秘。幸運的是，今天我們讀到了《解讀》 一書，可以說已開始「解其中味」了．我以為， 《解讀》 的學術價值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得以體現的：
一、通過對《 紅樓夢》 中大量蘊含豐富的文化符號及其編碼的解讀、闡釋，打開了一個塵封已久、我們想見而未得見的異彩紛呈的新奇世界。
做為一種傳達信息的基元，符號與符號系統儲存有一定的信息。一種符號也就是用一種抽像的、濃縮的手段去表現人類的思想與情感。在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中，人類創造了各種符號形式：文學的、宗教的、藝術的、數學的，以及其它任何一種符號的表現形式，共同構成了整個人類精神發展的史詩。「所有文化形式其實都是符號形式」１ 。在這個意義上說，沒有符號便沒有文化．符號最根本的特點是間接性和隱蔽性，它雖然能直接訴諸於知覺，但它代表的卻是深藏於背後的意義．周汝昌先生說；「符號學，在我中華來說，是最古老的文化形態與哲思濃縮結晶」, 「就連我們的漢字這項寶物，也正是一種獨特的高級思想符號」（《 周序》 ），周先生認為：在《 紅樓夢》 中，「處處是詩和畫和史筆哲思的符號」，這些符號的「背面或內核都埋藏著尚待發現的大量信息」（同上），因此，穿透語言表層，探求、揭示這些攜帶著大量信息的文學符號的真實內涵，就成了閱讀、研究、評價曹雪芹和《紅樓夢》 的關鍵。《 解讀》 正是運用文學符號學的新理論和方法研究《 紅樓夢》 ，系統總結曹雪芹的符號使用和符號編碼藝術，著重探討《 紅樓夢》 的符號表意，透過表層探求符號載體下面的深層意蘊。
在這方面，《 解讀》 可謂異彩紛呈，美不勝收，不僅讓人茅塞頓開，耳目一新，也充分體現了《解讀》 作者的靈心慧眼及對《 紅樓夢》 深入精微的研究和體味。如「石頭的奇緣」一節，對三種明顯以符號關聯的婚姻－ 木石前盟、金玉良姻、麒麟姻緣的破譯，便叫人稱絕：「木石情緣是天然的，非人力穿鑿而成的。是自在自為的，卻不被社會公認，在符號憑證的婚姻環境裡，他們卻是符號的遺失者，無憑證者」( 33 頁），在賈府這樣尊卑有序、等級森嚴的封建大家庭中，是決不允許婚姻成為個人意願的自然體現的。儘管寶玉與黛玉的「木石」情緣是天生的、原發的，但由於黛玉生來就不是符號的攜帶者，既或攜帶了木符號（絳珠仙草），那也是低賤的。低賤的木符號是不能配高貴的玉符號的。而做為能指優勢符號，金與玉都具有寶貴的規定性，價值是對等的，符號已配成一對，其餘便不在話下了．但由於金符號－ 金鎖，卻是人造的俗物，「金玉良姻」的效應因而打了折扣。雖然，深諳金鎖這個能指優勢符號又老於謀算的薛家母女，還是要以自覺從容的行動，促成「金玉良姻」的實現。至於麒麟姻緣與寶玉並無實質關係，雄麒麟雖一度在寶玉手中，但後來到了衛若蘭身上，證明湘雲將與衛成婚。「麒麟」做為道具在小說中起的是引出故事情節，刻劃人物性格的作用。
林方直先生對文學符號學創造性的運用，不僅揭開了一個比我們想像還要豐富得多的紅樓世界，而且還解決了紅學研究中一些懸而未決的棘手問題。如對「脊令香念珠」（15回）的解釋，《 紅樓夢鑒賞詞典》 說：「『脊令香』無從查考」，《紅樓夢》 中編造這個『鵲令香念珠』的名稱，似有諷諭兄弟不能在急難中救助之意」 ２但卻語焉不詳．《 解讀》 卻慧眼獨具，對此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釋：「所謂『脊令香』，在這裡是以『脊令』作『兄弟』（語出《詩經· 小稚· 堂棣》 ）的代詞，以『香』表示兄弟關係處得和美」，看似說「康熙諸子、雍正兄弟間的關係處得很『香』，實際上作者卻用反語譏訕他們處得很『臭』」, （筆者只引結論，詳見《 解讀》 314 一317 頁）。與此相關的是「蕙香」的含義，「蕙香」是一個丫環的名字，小說中寶玉說：「正該叫『晦氣』罷了，什麼蕙香呢」( 21 回）？劉夢溪先生認為曹雪芹在這裡是借題發揮，攻擊的矛頭正是雍正皇帝３ 。但此說一出，就有人反對，劉先生也未能拿出更多的證據加以反駁。林方直先生則對此問題重新加以探討，以翔實的材料、嚴密的論證，指出「作為『四兒』的蕙，作為零稜香的蕙，作為『聰敏乖巧』『睿聖』的蕙，它處兄弟關係中，處父子關係中」, 「就像仇人，兄弟間像仇人，父子間像仇人，而且還要『爭衡』『角敵』」，這實際上正是譏諷雍正的（321 頁），從而為劉先生的論點提供了有力的證明。《解讀》 對《 紅樓夢》 譬寓之真意、微詞之所刺、曲筆之奇妙的揭示，讓人更深刻地感受到曹雪芹做為一位真正藝術家的勇敢機智及天才的創造力。
二、廓清並解決了長期困擾「紅學」研究的一些基本的文學理論問題，為「紅學」真正向縱深發展開闢了堅實可行的道路，也為與之相關的文學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如關於「符號化人物」的問題。
「所謂符號化人物，是說該人物只有某種概念或某種特徵，或某種品格的簡單抽像，一直抽像到最單純的形式符號」( 41 頁）。這樣的人物被馬克思稱作「席勒式地把個人變成時代精神的單純的傳聲筒」（《 致斐· 拉薩爾》 ），在我們的文學理論教科書，是受非議甚至被否定的，說它概念化、公式化，沒有血肉，蒼白乾癟。對此，《解讀》 卻作了具體的、符合客觀事實的分析。像《 紅樓夢》 這樣的宏偉巨著，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有四百餘人，其中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有近百人。為了避免那些偶而露一兩面的過場人物與主要人物爭筆墨，曹雪芹有意採取了概念化、符號化的處理，一是諧音轉換處理，如：霍啟－ 禍起、嬌杏－ 僥倖、秦鍾－ 情種、傅試－ 附勢，等等．二是將其抽像為符號，並賦予某種特定的含義。讀者和研究者注意到了前者，而往往輕易地忽略了後者。如在小說（前SQ 回）只出現過一次的「卍」（萬兒），林先生以獨具的眼光，對「卍」這個純而又純、線的形式的抽像紋飾符號，進行了追本溯源的深入探究，如它積澱、濃縮了怎樣的原始內容和特定含義？它產生的文化源頭是一個還是幾個？它與周秦時代兩頭夔紋、蟠虺紋、勾曲紋及洛書之關係如何？它荷載的信息內容是單一的還是多樣的？在小說（19 回）中究竟有什麼意義？這樣一來，「符號祀與形攜帶著生殖信息、依循著演化機制、發揮其擴張功能、進行著不息的生命衍化」的含義便被無可逃遁地揭示出來了．由此得出卍「只是體現卍字內涵的符號人物，甚至不妨說她是作者用來扮演陰陽媾合、生息繁殖概念的活道具」( 55 頁）的結論。做為前80 回的一個小插曲，曹雪芹看重的是卍這個符號化人物的文化意蘊，而不是人物性格。
又如「從屬符號（補形人物）與中心人物（全形人物）的關係問題，也是由林方直先生首先提出來的。
在《 紅樓夢》 中有一類人物特別是其名字值得注意。這些「從屬人物之名都是中心人物某種本質特徵的符號。如果說中心人物是全形人物，那麼從屬人物就是補形人物．有一點兒像西方表現主義戲劇的人物結構，在那裡，補形人物的獨立性不強，他們圍繞著中心人物，其作用在於分別貼補主角的種種特性，體現主角的性格側面，猶如主角的派出分部」( 75 頁）。如黛玉的「從屬符號」紫娟、雪雁即是如此，「紫娟」即子鵑，亦稱杜鵑．《 埠雅· 釋鳥》 ：「杜鵑，一名子規，苦啼啼血不止。一名怨鳥，夜啼達旦，血漬草木」，在中國文化心理結構中有愁恨冤怨、思歸、啼血淚的規約性內涵；「雪雁」，即雪中之雁，載荷著蘇軾「人生到處知何似，應是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和子由泥池懷舊》 ）的信息，人生的動盪漂泊、前路迷茫，盡寓其中。「子鵑」的規約性內涵、「雪雁」的「雪泥鴻爪」的蘊含，正是黛玉一生寂寞孤獨、悲苦無助的命運的象徵，其中也寄寓了作者曹雪芹一生湖海飄零，淒涼落寞的身世之感。又如寶玉的從屬符號茗煙、鋤藥、引泉、掃花、挑雲、伴鶴，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均與遁跡山林，棲身古寺有關，都是隱者、出家人生活的重要項目和顯著標誌」( 87 頁）。它暗示了寶玉在賈府敗落之後、回歸青埂峰之前，有一段隱逸和寺院生活。
再如人物互補與作者分身的問題，也是一個嶄新的文藝學課題。
作者與作者筆下的人物形象究竟是怎樣一種關係？真實的成分佔多少？藝術虛構的成分又佔多少？這一直是眾多的讀者和研究者想探知又無從下手的重大課題。如今在《解讀》 中，林方直先生為我們提供了彌足珍貴的思路和途徑，林先生認為；「凡互補人物，合則一身，分則兩人或數人，既是互補，也是分身」( 218 頁）．作者分身，是作者將自己豐富複雜多元的性格素質分賦給了筆下的人物形象。人物形象在不同程度上是雜取客體原型與主體心靈有機統一的結果。「作者之所以能夠分身份賦於互補人物，是由創作主體的豐富性、複雜性和矛盾性決定的」( 220 頁），或曰是有「多個自我」決定的。就此，林先生對俞平伯先生的「釵黛合一論」提出了自己看法．林先生首先以翔實的材料、嚴密的考證得出「玉帶林中掛，金替雪裡埋」中隱藏著「曹常」之名，「林黛玉」三字從曹姓上拆出，「薛寶釵」三字從霑名上拆出（214 頁）。然後提出「釵黛互補和曹霑分身」的命題，認為曹雪芹不僅分身給黛玉，也把自己名字「霑」的內涵分賦給了寶釵（228 頁）。黛玉除了悲劇的命運外，與寶釵沒有共同之處，釵黛在諸多重要方面都是相異相反甚至對立的，是不能合一的。
三、提供了研究《 紅樓夢》 、解讀《 紅樓夢》 的新視野和新方法。
首先是文學符號學在《 紅樓夢》 中的實際運用。在符號學的代表人物、德國哲學家恩斯特· 卡西爾看來，文化無非是符號活動的現實化和具體化．人是符號的動物，人的最突出的特徵就在於運用符號來創造文化．符號活動使人脫離動物界，而進入了一個精神文化的世界，因此「符號化的思維和符號化的行為是人類生活中最富於代表性的特徵，並且人類文化的全部發展都依賴於這些條件」４ ，做為人類文化的一部分，卡西爾認為「藝術可以被，定義為一種符號語言。」５ 卡西爾的學生蘇珊· 朗格繼承和發展了卡西爾的理論，她說：「藝術，是人類情感的符號形式的創造」６每一種藝術都有自己的符號和符號系統，並以此來表現人類的情感和思想。做為中華文化結晶的《紅樓夢》 ，「曹雪芹的符號學，蘊藏著豐厚無匹的文、史、哲綜合信息、他的文筆的魅力，端在於此－ 魅力者，也正是一種尚未能說清的吸引感染之力量與光采，所以魅力也顯得有了神秘性」（《周序》 ）。而這種魅力及其神秘性，「是剛剛由林方直教授首次正式揭舉給我們的」（同前）。對此，周汝昌先生欣喜異常，讚賞之情溢於言表：「我認為這確實是一大貢獻，值得文化學術界刮目相待。因為，文學的符號學固然並非他之始創，但以此學來研析《紅樓夢》 ，則他是第一人」（同前）。周先生認為，林方直先生將文學符號學首次運用到《 紅樓夢》 的研究中，不僅成就卓越，同時創立了「一種中華文化學的新型態」- 「紅樓符號學」。
其次是揭示了前文本在文學研究中的獨特意義和價值。前文本研究是對文本（文化表意行為）的產生或釋義起影響的全部先前文本的集合的研究。其意義在於迫本溯源，在前人豐富的創造中追索符號的本來之義與應有之義，從而更準確、科學地揭示人物的性格、命運。如對讀者非常關心「英豪闊大寬宏量」、「界月光風耀玉堂」的史湘雲的命運、結局，《解讀》 通過對小說中詩詞與前文本關係的研究，包括（1 ）巫山神女與楚襄王；( 2 ）娥皇、女英與舜；( 3 ）織女與牛郎；( 4 ）嫦娥與後界；( 5 ）燕姑與鄭文公；( 6 ）樊姬與楚莊王；( 7 ）湘夫人與湘君；( 8 ）鳳飄鸞泊。認為「史湘雲與衛若蘭成姻，婚後因某種變故而離散，這離散分處兩地的生活，遠在《紅樓夢》 時間過程以外，即或在原稿裡也不是實寫，而是預示」( 109 頁）, 進而指出：「也許作者本來就不想給出封閉的結局，而是彷彿放歸大自然、海闊天空的大社會，給讀者留下廣闊想像空間」( 120 頁）．又如《 解讀》 通過對「蕉下客」前文本「燕葉覆鹿」（《 列子· 周穆王》 ）的解讀，指出「用蕉葉覆鹿的故事去省察和觀照探春，用蕉鹿難求的思想去透視和把握她的本質特徵，這確實是作者提供給讀者洞察探春其人的一個窗口」( 126 頁）。探春是那種不能忘蕉鹿的人，在主奴、嫡庶、義利、家世興衰治亂等諸多方面，她都要辯個分明、討個公斷、爭個高低。她有志補天，卻無力回天：「才自清明起自高，生於末世運偏消」。對前文本的探究，不僅要有敏銳的目光，更要有淵博的學識，否則是難勝其任的。《解讀》 在這方面所顯示的才力，尤其讓人欽佩。
再次是系統論思想和方法的實際運用．完備的系統論思想和方法，是由奧地利學者塔朗在40 年代創立的。在塔朗看來，系統是由若干要素（成分）構成的，系統一旦組成，各要素在孤立狀態下所沒有的整體特性就顯示出來了。系統的整體性並不是系統諸要素性質的簡單相加，而是由系統的結構即諸要素間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的方式決定的．系統論的根本特徵就在於從系統的整體性出發，把分析與綜合研究結合起來，準確地判斷、處理部分與整體的關係．依照系統論思想和方法，《解讀》 觀照、考察《 紅樓夢》 中的戲目、燈謎、建築，從中發掘出了從前被研究者輕易忽視的許多東西。
設宴演戲是寧榮二府享樂生活的重要內容，但戲目的選擇與組配，曹雪芹是費過一番心思的，因為他要借此來表達自己的意願。如宴寧府，鳳姐依次點的三出戲是《雙官浩》 、《 還魂》 、《 彈詞》 ，這實際是一個家庭或一個社會的興盛衰敗過程（詳見《 解讀》 334 一336 頁）；元妃省親點的四出戲（18 回）、清虛觀神前拈的三出戲（29 回）, 「均是對世家（包括世家、王朝及其關鍵人物身世）興起、極盛、衰亡運動的符號抽像」( 340 頁）．《 解讀》 認為這個戲目系統的原型是賈氏興衰三部曲，「如果從文藝理論典型化創作方法的角度說，曹家興衰三部曲又是作為文學典型的賈氏興衰三部曲的現實生活原型。因此，戲目符號鏈系統又與曹家興衰的動態系統具有相關性，當作者在戲目符號鏈編碼時，賈府這個文學典型和曹家這個生活原型，都是其參照系統，均有興衰信息的輸入」( 341 一342 ）。建築系統中的諸多建築的安排也大有深意，都攜帶有興衰演變的信息，「以建築的興廢標示人事的盛敗、以建築空間流程標示人事盛敗的時間流程」( 384 頁）。至於一向不為研究者重視的李縱、李紋、李綺三姊妹編的一套燈謎（50 回），其意蘊更豐富也更複雜。《解讀》 將其放在文化、歷史與清代政治現實的大系統中詳加考察、嚴密論證，指出這組燈謎「是由四則相互關聯具有因果邏輯、描述事物發展過程的謎語構成的有機整體」( 374 頁），揭露了清世宗雍正的種種作為，隱喻和展現了賈氏世家的衰敗乃至整個封建王朝的沒落。
《 紅樓夢符號解讀》 是一部標誌當代「紅學」研究深度的著作，其學術價值遠不止筆者所指出的幾點。周汝昌先生說此書「從符號學這一視角，幾乎論析了《 紅樓》 一《 夢》 與《石頭》 一《 記》 的所有方面，其內容之豐富，表明了著者學力的深厚；他對此學真正地下了功夫」（《 周序》）。由此，周先生真誠地大聲呼籲：「這門學問實在是大有深入發展的廣闊前景的，巫宜著重呼喚學界的注意」（《周序》 附記）．的確，通過林方直先生的《紅樓夢符號解讀》 ，我們才切切實實地瞭解了《 紅樓夢》 是一座遠未探明的豐富無比的礦藏，是浮在海上的一座巨大的冰山，由林先生揭示出來的也只是這豐富礦藏的一小部分，巨大冰山的一角。但就是這一小部分、這一角，已經讓我們感受到了它的宏偉浩大，非同凡響，感受到了它的幽玄奇妙、風景殊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