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世傑先生與《紅樓夢》 研究
《 紅樓夢》一書如果從1774 年的甲戌本算起，距今行世已有220 多年的歷史。從那時起，學術界對是書寫作主旨、作者、書中塑造的人物究竟是影射還是寫實等一系列的問題展開了爭論。有的從文學藝術的視角去探討，有的從歷史說部去求證。這些爭淪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幾種說法：一、以王夢沉、沈瓶庵為代表，認為是書衍演清世祖順治與董鄂妃的故事。二、以陳康祺、俞樾等為代表，認為是書是衍演滿族才子納蘭性德家事。三、以袁枚、胡適為代表，認為是書是講康熙朝江寧織造曹棟亭的家史。胡適還認定是書為曹雪芹所作，書的內容為曹氏對自家往事的追記和回憶。四、以蔡元培為代表，認為是書是一部反映康熙朝的政治小說。蔡氏從反滿反清的民族民主革命立場出發，受徐時棟（柳泉）紅樓「記故相明珠家事」一說影響，認為該書是悼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這四種說法中，胡適的說法被人稱為自傳派（或家事派），經顧領剛等一批學者鼓吹，為學術界多數人認可。蔡元培的說法則被稱為索隱派，後來潘重規先生也贊同蔡氏觀點。憑心而論，蔡氏力倡紅樓一書為悼明揭清之作，不為無見，只因「語焉不詳」，未加深論，而一時不為人所接受。任何一部文學作品都是當時社會政治生活的反映，文學就是人學。如果說歷史研究是史家對既往歷史的一種解讀，那麼，對文學作品的研究同樣是對當時社會政治生活的診釋。從這個意義上說，杜世傑先生的研究是極具意義的。
一、《紅樓夢》 悲金悼玉，涵春秋微詞，是教漢人明禮反清之作
本世紀80 年代初，當中國大陸正進行史無前例的「文革」、台灣島紅學研究處於沉寂的時候，台中的一位律師悄悄地將自己數十年研究《紅樓夢》的心得以《 紅樓夢悲金悼玉考實》 、《紅樓夢原理》 、《紅樓夢考釋》 三書自費出版。作者寫作態度嚴肅、材料搜集宏富、論證嚴密，其觀點一反當前紅學研究的傾向和看法，大有「石破天驚」之勢，立刻在台灣文化界引起了轟動，並連帶衝擊了港、澳文化界。台、港的《中華日報》 、《 台灣日報》 、《 星島日報》 等均發表了評論，稱譽三書的出版是「紅學史上又一里程碑」，１ 指出《 考實》 認為紅樓夢的作者是詩人吳梅村（偉業）這一說法「是發前人所未發的一項驚人成就，值得『紅學』專家們為之刮目相看」。２ 這位律師就是台中杜世傑先生。
在三部著作中，杜先生明確表示《紅樓夢》 為「復性救世之書，有裨學問之書，為有功名教之書，實乃前賢立言之作，非曹雪芹的忘本自低」，是一部有關世道人心的裨史，與紅樓作者所說的「去虛逐妄」「專治邪思妄動之症」相吻合。並援引清代學者孫桐生的話說：是書「徹上徹下，不獨為中人以下說法也，至其立忠孝之綱，存人禽之辨，主以陰陽五行，寓以勸懲褒貶。… … 是書之作，六十年來，無真能讀真能解者，甚有耳食目為淫書，亦大負作者立言救世苦心矣」。揭示《 紅樓夢》 為一部政治小說，「是教漢人明禮反清之作」。康乾年問，清廷的文網和迫害，使反清志士不得不將他們的民族思想採用更隱蔽的手法來加以表達。所以，杜先生認為《 紅樓夢》 的作者為了避禍，便以假語村言演說滿漢史事。又為了隱藏真事，乃用許多代名詞代表滿漢，必須先瞭解這些代名詞，才能讀懂《紅樓夢》 。其隱藏真事的手法往往陰陽為用，真假為用，色彩為用，僧道為用，甚至以姓氏、花草、禽獸為用，乃至採取「一聲而二歌」、「一手而二犢」的辦法。
杜先生說，從《 紅樓夢》 引子看，該書的主旨是悲金悼玉。所謂「悲」是痛恨的意思；「金」是金人、金國、金虜。「悼」是「哀悼」；玉是頑石，也是土石、故土、「玉」字在該書上必須拆開，「玉」字拆為一「王」或一「土」, 「土」與「土」同，王羲之草書「土」即為「玉」。該書作者除了以甄費代表朱明，以賈化代表滿清，又創甄府代表朱明，賈府代表滿清，以存「夷夏之辨」 為了倡禮攘夷，特塑造李姓代表禮法，以影射歷史上的大典。認為能知禮守禮，不但不是禽獸，也不會作漢奸。要興廢繼絕，那就必須喚起民眾，克己復禮，知禮復禮，知恥奮鬥，才能復國，認為該書作者心懷亡國之恨，對賣國求榮、腆顏事仇的明臣如洪承疇、吳三桂、錢謙益等人大加撻伐。為了隱藏這些，乃塑造假天祥以影射洪承疇，呆霸王、濫情人以影射吳三桂，柳香蓮以影射錢謙益。更依《東林點將錄》 ，名錢謙益為天巧星、浪子，薛藩隱指「削濟」，況年羹堯、吳三桂等人，雲兒影射陳沉，即陳圓圓，以賈赦說清廷，寶玉影順治，黛玉影董小宛，王熙鳳喻比王戲鳳，隱詆攝政王多爾袞娶順治母親孝莊。清初，傳教士湯若望在清廷備受人後寵愛，書中以劉姥姥影之。總之，杜先生認為該書中人物乃至一切故事皆有所況。
杜先生從該書為前賢立言之作的觀點出發，認定是書並不是寫曹家的歷史，更非曹雪芹的「妄本自低」、他說，在清朝，任何人寫自己的家事都不可能產生海淫效果，而該書為什麼「誨淫」呢？在當時還沒有職業小說家，不可能是曹雪芹的憑空創作，而前人的著作大都有史料可依，該書當然也不例外。「若該書是寫曹家的骯亂事，是個亂倫敗德的自傳，又怎能產生如此高的評價呢？」「大概世上沒有那種無聊的人硬說別人的自傳是寫自己的種族吧！」 「若照自傳派的主張，人們不禁要問曹家究竟得了什麼病，要花十多年工夫，研究製造出一部罵自家的書呢了並且捏造事實來罵自家人？」 「退一步，自傳固然不以炫耀自家為主，但也沒有理由把自家人罵得一無善類」。再站在晚輩的立場來看，也不應該把尊長寫得如此不堪，更何況寫自已的父親。在綱常名教治理的清朝可能嗎？因此，杜先生認為該書寫曹家的歷史一說很難成立。
二、《紅樓夢》 的作者是吳梅村而非曹雪芹
《 紅樓夢》 的作者是誰？學術界爭論至今，迄無定淪。胡適在《 紅樓夢號考證》 和《 跋乾隆甲戌脂胭齋垂評石頭記影本》中主張是曹家的寫實，甄、賈兩寶玉和批書人脂硯齋就是曹雪芹。周汝昌、高陽也持這一看法，但高陽認為是書是曹雪芹與叔父曹頫\等人集體創作，並認為是書的素材並不完全取自曹家。蔡元培、王夢阮、潘重規則主張是明朝遺民所作。但杜先生認為蔡氏、王氏、潘氏、其說雖有見地，唯以妃比明，以君比清，有違常理，且不合民族大義，其大前提恐難成立。杜先生說，在乾隆年間對紅樓研究最有影響的要算程小泉和高鶚了，他們也見過脂胭本，但從未說過曹雪芹是紅樓作者。由於紅樓「這部書不僅是前人的作品，而且是一部反清著作，所以傳世者才不留姓名」。
杜先生經過數十年研究，認為紅樓一書的作者不是別人，正是詩人吳梅村，即江蘇太倉人吳偉業。杜先生說：明亡時，吳梅村在家「號慟欲自繳」；又梅村臨終遺言死後「葬靈巖（蘇州市靈巖山）相近，墓前立一圓石，題曰：詩人吳梅村之墓」。這同紅樓第一回說的「石頭葬在青埂峰」下的故事非常相近。至於空空道人，杜先生說紅樓第一回寫《 石頭記》 ，由空空道人抄出傳奇，一百廿回也寫《 石頭記》由空空道人抄出傳奇，可見空空道人也是參與著書之人。作者自謙用空空，涵義與頑石無才補天一樣，也是指不能復國的儒門子弟，而吳梅村正是這種人。至於情僧，是因情而僧，這點與吳梅村的經歷也極為相似。明亡，許多有道之士不甘作偽民，削髮為僧，置身事外，以示不臣之狀。吳梅村遺命「死後斂以僧裝，葬吾於鄧尉靈巖相近」。梅村不是和尚，為何要僧裝人斂、死後為僧呢？是因縈情故國，不願作偽民。杜先生說，在甲戌本上，情僧之下有吳玉峰一詞，可見吳玉峰是在《 紅樓夢》 上下過一番功夫，才改《情僧錄》 為《 紅樓夢》 的。而在吳玉峰下寫有東魯孔梅溪。孔氏題《 紅樓夢》 為《 風月寶鑒》 。東魯是標明孔梅溪的籍貫。（東魯似應釋為東吳，蘇常太一帶魯、囡、吳讀音很近，甚至不分，梅村家在太倉，屬吳地，杜先生對此解釋未能清楚—— 作者注）此外，甲戌本脂批有一段文字：「雪芹舊有《風月寶鑒》 之書，乃其弟棠村序也。」家史派主張孔梅溪即曹棠村，但為什麼改孔姓冠東魯則沒有解釋。杜先生說，原作者為了真事隱才化名賈雨村，而後繼人為什麼要用吳玉峰、孔梅溪呢？若把吳玉峰、孔梅溪、賈雨村三個名字細看，內中正好隱藏著吳梅村三字。因此，他斷定紅樓作者為吳梅村。杜先生這一驚人發現實屬史無前例，非同小可。此外杜先生在書中還從許多方面，諸如吳梅村的住處責園、吳梅村的詩才、史學修養、擅長寫歌行等方面來論證吳梅村與《紅樓夢》 有關。
至於《 紅樓夢》 一書與曹雪芹的關係，杜先生的論證更是新奇。他認為曹雪芹是「抄寫勤」的諧音，非生活中的真的曹雪芹。他根據紅樓命名法，說石頭記的事《石石頭記》，說情僧錄的事叫《 情僧錄》 ，因為這部書是用假語村言敷衍出來的，所以傳世者便叫賈雨村。到一百廿回說，果然由賈雨村轉交曹雪芹，而曹雪芹的任務與空空道人相似，是披閱增刪抄寫傳世，故曹雪芹並非真人，而是「抄寫勤」的諧音，曹雪芹不僅批閱十載，增刪五次，不但抄寫勤，而月．增補也勤，因此又號曹芹圃，即「抄勤補」的諧音。杜先生說，如此解釋雖嫌穿鑿，但除此之外，也無更好的解釋。而曹雪芹又名曹夢圓，頗似「抄夢圓」的諧音，圓字應作圓滿解釋，即完成之意，這一論斷真是大膽驚人之舉。
杜先生說，縱然退後一萬步說，曹雪芹至多只是參與紅樓一書的刪改，而非作者。他完全贊同清代學者程偉元的說法：《 石頭記》是紅樓原名，「作者相傳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唯書中記雪芹曹先生刪改數過」。曹雪芹是在修補前人的舊稿，而不是創作《紅樓夢》 ，「可知雪芹確非原作者」。
三、應以佛學之參悟、史學之考據、文學之構思研究《 紅樓夢》
古今成大學問者莫不焚膏油以繼暑，恆兀兀以窮年，在寂寞和誘惑面前堅守，捨此沒有捷徑。杜先生對紅樓獨闢蹊徑的研究，提出卓而不群的精闢見解，當然不是偶然的發現，而是長期潛心研究的結果。作為一名法學家、名律師，他利用職業之暇，放棄自己的其他享樂，數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幾乎全身心地投人到對紅樓的研究上。他說：「余研究紅樓數十年，由線而面，由面而整體，每一個問題，必從各種角度去對證，求得的結果，與前人的看法不謀而合。」就其刻苦求實的精神來說，已足以令人敬佩之至。一個學者只有付出超常的辛勞才會在研究中獲取豐碩的成果。為了研究紅樓，他查閱了明清有關檔案史料不下數百種，從宮府實錄到私人家乘，從名賢手稿到坊間小說，凡是同研究紅樓相關的史料無不加以搜尋批覽。其中的艱辛只有杜先生自己知道。正因為他具有深厚的法學素養和紮實的文學、史學功力，所以才在紅學研究上取得如此「驚人的成就」。正如一位學者在評論中寫的那樣：「這本書（指杜先生的《紅樓夢考實》 ）所花的功夫，也許要『增刪五次，披閱十載』，跟寫《 紅樓夢》 的人差不多。它一定能進入紅樓夢的世界。凡是研究紅樓夢的人，書架上都會擺上一本。」「對推動當前的紅學研究是有偉功的」。３
杜先生根據自己數十年的研究，指出《 紅樓夢》 作為一部世界名著，是智慧的結晶。作者運用巧妙的方法，組成精密的結構，以佛學為精神，史學為骨幹，文學為儀表，完成空前巨著。研究《紅樓夢》應以佛法之參悟、史學之考據、文學之構思，才能得其中味，若僅憑博覽強記，雖可作名文抄公，恐非《紅樓夢》 的知音。杜先生本人也正是從佛學、史學、文學這三個方面對紅樓展開研究並獲得巨大成就的。
杜先生指出，《 紅樓夢》 上每一件事都是陸陸續續分散在許多章回中，一點一點地寫出來的，決不一次和盤托出。對空間的描寫，分散尤其嚴重，非熟讀之後，下一番參悟功夫，難能讀懂讀通。紅樓作者選擇歷史材料編織《紅樓夢》 ，為了小說的完美而把史料分插在適當的章回情節中，不論作紅樓或讀紅樓都要用巧接法則。「巧接即巧妙的結合，是讀紅樓的方法之一」。他認為一個讀者乃至一個學者即使明瞭《紅樓夢》 的結構，尚須堅持以下原則：一、應以《 紅樓夢》 為研究對象，不應以版本、脂批及曹雪芹為主，弄得本末倒置；二、《 紅樓夢》 是古典文學，寫的是舊時代的世家貴族，切不可以現代的世俗人情去衡量賈府，應多讀明清史料，研悉掌故典制，捉摸宮廷與貴族的家規制度及倫理禮數，對當時的萬惡淫為首、百善孝為先及生死事小，名節事大的社會觀點尤需具備，方能進入紅樓之門。
杜先生又說：「應以紅樓為研究對象，不應以版本、脂批及曹雪芹為主，弄得本末倒置」，明確提出了研究《 紅樓夢》 的正確方向，同時也是對近半個世紀以來紅學研究出現的偏向提出的尖銳批評。而應多讀明清史料，研悉掌故典制及倫理禮數、貴族家規及官府的制度等等，則是要求人們更多地從當時的時代背景去研究《紅樓夢》，這更是對當前紅學研究的忠告，值得學術界重視。
社會的復興，文化的建設，包括一切學術研究，總是伴隨著回歸原典的運動。任何離譜的研究和偏見，其結果只能導致對原典的歪曲，那結果只能是偽利一學和偽學術。百年來，紅學研究，鬧鬧嚷嚷，無有盡時。大故迭起，波詭雲譎，爭吵不休，乃至鬧到今天到處修建大觀園，報端上時不時出現有關紅樓研究中的所謂「新發現」，紅學研究已呈世俗化的趨向，這種趨向的出現當然不是表明紅學研究的昌明，而是走向衰微的徵兆。通常是當嚴肅的學術研究處於下坡的時候，偽科學偽學術往往趁虛而人。正如劉夢溪先生在《 紅學與百年中國》 中指出的：「檢討百年來中國的紅學，研究者對《紅樓夢》 本文的研究反而有點忽略了。」「輿情儘管沸揚，於紅學的學術進境卻鮮有小補。」這真是說到了紅學研究的痛處。從這個意義上說，杜先生的研究不正是給我們樹立了一個很好的典範嗎？杜先生的研究就是對這一偏向的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