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心武揭秘《紅樓夢》引發爭議（1）
作家劉心武介入《紅樓夢》的研究，已有十數年的時間了，將興趣集中於秦可卿這個人物身上，也始於1992年撰寫的《秦可卿出身未必卑微》一文，但一直都沒有引起什麼應有的關注。約在兩年前，劉心武以《畫梁春盡落香塵——解讀〈紅樓夢〉》一書，宣告推出紅學的最新分支——「秦學」；2005年夏，「劉心武揭秘《紅樓夢》」系列講座在央視《百家講壇》欄目播出。講座欄目中的「揭秘」二字，劉心武演講中的「懸疑式」的話語方式，都引起了讀者與觀眾的極大興趣。之後，劉心武將講稿經修訂補充後結集，由東方出版社出版了與講座同名的文字版——《劉心武揭秘〈紅樓夢〉》。該書面世後，很快竄升至各大書店的銷售排行榜的前列。由此，劉心武與他的「揭秘《紅樓夢》」走向了文化前台和讀者大眾，成為2005年間文化文學領域裡持續不衰的一個熱點。
劉心武「揭秘《紅樓夢》」的最主要的特點，是用探佚的方法來研究《紅樓夢》，另行開立了一個「紅學」的分支——「秦學」。用他的話說：「我主要就是從金陵十二釵的最後一釵——秦可卿出發來進行探佚。我的探佚主要是集中在秦可卿她的真實出身究竟是什麼，也就是說我要探究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小說寫作其中有一種方法就是把生活當中的原型昇華為一個藝術形象。我探佚的結果就指出秦可卿的原型是康熙年代被廢掉的太子的女兒。」從對秦可卿原型的研究入手，他認為首先可以看出《紅樓夢》文本背後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權力之爭。第二個層次，是可以從中瞭解曹雪芹家族命運的起伏跌宕。第三個層次，是可以從中瞭解曹雪芹本身的命運。第四個層次是要瞭解曹雪芹在寫《紅樓夢》的時候，他的藝術思維和創作心理。他在研究中提出了一些紅學界無人提起的很多新觀點。如：秦可卿的原型是康熙朝廢太子的女兒；秦可卿臨終留下的「三春過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中的「三春」不是指人，而是指乾隆元年至三年的三個春天；「金鴛鴦三宣牙牌令」裡的那些牌令，特別是「日月雙懸照乾坤」一句，實際上是暗示把曹家牽連進去並「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下場的「弘皙逆案」等等。由此，他還認為，《紅樓夢》一書絕不能簡單地概括為所謂的反封建、爭取戀愛和婚姻自由或者是寫奴隸反抗，儘管這些元素在書裡都有，但曹雪芹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超越了政治，超越了家族苦難，也超越了個人得失，進入到了一種最了不起的對人的生存、對人性進行深入思考的境界，在為那些被正方和邪方都忽視的個體生命樹碑立傳中，表達出對個體生命有權利過一種詩意生活的無限肯定。
對劉心武的「揭秘《紅樓夢》」的最早批評，來自於2005年5月中國藝術研究院吳祚來在博客上發表的《從劉心武「包二奶」看知識分子墮落》一文。這篇文章認為：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分子的大墮落，以《紅樓夢》為標誌。一些紅學家沒有把時間花在《紅樓夢》文本分析上，而是過多地花在考據上，這是一種學術誤導，超越文學形象地去研究林黛玉、秦可卿身世是一種學術無聊，是一種精神上的「包二奶」。隨後，一些紅學家陸續發表了對劉心武「揭秘《紅樓夢》」的系列批評意見。重要的批評主要有：刊發於《紅樓夢學刊》2005年第6期的《馮其庸、李希凡、張慶善訪談錄——關於劉心武「秦學」的談話》，刊發於《藝術評論》2005年第10期的《請告劉心武先生，新索隱派走不通——訪紅學家蔡義江先生》、《平心而論劉心武——訪中國紅學會秘書長孫玉明》、《史學需要「證」而不事「悟」——訪清史專家張書才》，以及紅學家馮文彬、周思源等受訪於一些媒體就此發表的批評性看法。
在《紅樓夢學刊》2005年第6期上，馮其庸在《做學問要有學問的品格》的訪談中說，劉心武的所謂《紅樓夢》的講解，不是「紅學」，也不是「紅外學」。認為他自稱的所謂「秦學」，或者別人說的「紅外學」，充其量只能說是「紅外亂談」。《紅樓夢》以外當然有許多學問，但是學問要有學問的品格，學問要有學問的規範，信口胡說怎麼能稱為學問呢？他舉例說道：劉心武把秦可卿做棺才用的檣木說得天花亂墜，可是我查了很多資料，沒有一種木頭叫檣木，檣就是船上桅桿。不能把《紅樓夢》中一些誇張的東西當作事實，甚至一本正經地當學問研究，這是非常可笑的。《紅樓夢》不是謎語大全，找《紅樓夢》猜謎就找錯了。李希凡在《〈紅樓夢〉是小說》的訪談中說，劉心武的所謂「秦學」，是他自己猜出來的。而且那些猜測實在太離譜了。就算曹家有個公主藏在那裡，小說裡寫的秦可卿是一個育嬰堂出來的孤女，怎麼考證出她是個公主的？況且這個人物在作品中很早就死了，涉及她的篇幅非常有限。這樣猜謎猜得太遠了，應該說《紅樓夢》研究裡這樣的學風還是少一點的好。張慶善在《「秦學」是新索隱》的訪談中說，劉心武先生的觀點和研究方法都不新鮮。他研究的方法在紅學史上早被學術實踐證明是錯誤的方法，也就是索隱的方法。但是劉心武的索隱方法和歷史上以蔡元培先生為代表的索隱派的方法還有些不同，就是前者完全不顧歷史事實，全憑主觀臆測。比如劉心武的「秦學」中一個最基本的觀點——秦可卿這個人物的生活原型是康熙朝的廢太子胤礽的一個女兒。但如果人們要問劉心武先生，這方面有什麼文獻記載證明嗎？完全沒有。那劉心武先生怎麼知道的？原來是劉心武先生自己分析和猜想出來的。事實是，就目前的史料而言，廢太子根本就沒有這麼一個送給了別人的女兒，沒有任何哪怕是一點點的史料記載，這完全是劉心武的杜撰。從這麼一個虛構的故事引發出的那麼多「秦學」的內容，他所創建的「秦學」能靠得住嗎？他認為，劉心武最大的問題在於他混淆了文學和歷史的關係，混淆了生活素材、生活原型與文學創作、文學形象的關係。他不是用文學的眼光去看《紅樓夢》，而是搞索隱，可以說他是把索隱和自傳說結合起來，並發展到極端。三位紅學專家在訪談中，均對中央電視台提出了批評，認為「中央電視台播這樣的節目是對社會文化的混亂」（馮其庸），把「學術講壇變成了娛樂台」（李希凡），「是一種很不負責任、很不嚴肅的行為」（張慶善）。
在《藝術評論》第10期上，蔡義江指出，紅學研究原本就有索隱派和考證派之分，歷史上索隱派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蔡元培，而考證派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胡適。胡適的《〈紅樓夢〉考證》發表後，對索隱派的打擊幾乎是終結性的，但索隱派並未繳械投降。近一百年來，這種在《紅樓夢》中猜謎的方法屢屢不絕，一直延續到21世紀的劉心武。蔡義江明確表示，《紅樓夢》不是一部影射某人某事的書，也不是暗藏有與它表現出來的人與事截然不同的謎底的謎。它沒有什麼像劉心武說的「密碼」，是不能用「破譯」或者「揭秘」的方法來弄清小說所寫的究竟是什麼的。孫玉明則指出劉心武研究的幾大誤區所在，第一是「想當然爾」，「往往先是腦子裡面武斷地存有某種想法，然後去找證據。那些證據很多都不是硬證、鐵證，有些竟然是歷史上根本查不著的」。第二是「生造」。比如劉心武說「《紅樓夢》有些回是有回前詩的」。孫玉明說，這是沒有根據的說法，翻遍所有版本的《紅樓夢》，沒有哪一回有回前詩。第三是治學不嚴。劉心武把所有的批語，不管是誰的，只要對自己有用，都當成了脂硯齋的東西，而且認定脂硯齋是個女性，是曹雪芹的妻子。「氣煞公子情無限，脂硯先生恨忒多」這首詩就可以證明脂硯齋並非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