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列藏本〈石頭記〉管窺》
今年7月，胡文彬同志的《列藏本(石頭記)管窺》和廣大讀者及紅學研究者見面了。這本專著是紅學園地中的一朵新花，也是《紅樓夢》版本研究的豐碩成果。朋友們都非常高興，我作為《紅樓夢》版本的愛好者和他的好友，在欣喜之餘，自然不能不有所言。文彬同志謙遜地題他的大作為「管窺」，我的意見當然更是管窺蠡測，不過略抒淺見，以志欣幸而已。
《管窺》一書脫稿於三年之前，即1984年8月中浣。早在1982年文彬就有《列藏抄本(石頭記)的正文及其校勘》(《上海師範學院學報》1983年第一期)之作，次年又有《列藏本(石頭記)概論》(《思想戰線》(雲南大學學報)1984年第二期)的撰述，而他向國內介紹蘇聯列寧格勒藏抄本《石頭記》的資料也與此同時。1981年6月，他與負責列藏本整理工作的執教於列寧格勒大學的華僑龐英先生開始通信，詢問列藏本的有關情況。其時，中蘇之間經過漫長的冬季，剛剛開始對話。1982年經文彬之手，在《上海師範學院學報》首次公開發表龐英給他的《關於蘇聯列寧格勒藏抄本(石頭記)的兩封來信》(摘錄)及《列寧格勒藏抄本(石頭記)第六十四回考析》。1983年於該報又刊登了《列寧格勒藏抄本(石頭記)第六十七回考析》。1984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胡文彬和周雷編輯的《紅學世界》，其中收入了龐英的《(石頭記)第六十四回校勘記》和《(石頭記)第六十七回校勘記》。兩封來信較為詳盡地介紹了列藏抄本《石頭記》的概貌、特點和他負責校勘、整理該本的一些工作程序、計劃，特別是披露了第十六回之結尾和列舉了第一回正文的異文及批語，為我們認識此本提供了具體的感性材料。第六十四回和第六十七回庚辰本缺，己卯本原亦缺失，據乾隆年間抄本補配；其他抄本雖不缺，但第六十七回又有兩種不盡相同的稿子；因此存在此兩回書稿真偽之爭。龐英關於這兩回的校勘材料和考析文章，在此書創作過程和版本演變的研究中具有特殊意義。
列藏本於清道光十二年流往俄國，今存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抄本室。裡弗京於1962年發現此本，1964年與緬希科夫撰寫《長篇小說(紅樓夢)的無名抄本》一文予以報道，發表於蘇聯《亞非人民》雜誌當年第五期。但此文第一次在中國轉載，遠在「評紅」時的《參考消息》，且系摘錄。它的全文被收入文雷編的《紅學世界》，卻遲至十年之後。在澳大利亞工作的柳存仁先生，早在1973年即有譯述(《關於蘇聯藏八十回抄本(紅樓夢)》，原載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紅樓夢研究小組編《紅樓夢研究專刊》第十輯，1973年7月出版)，但在國內看到此文，卻直至1982年，見於胡文彬、周雷編的《海外紅學論集》。1973年8月台灣的潘重規先生訪問列寧格勒，考察了列藏本《石頭記》，發表了《讀列寧格勒(紅樓夢)抄本記》(原載香港《明報月刊》第九十五期，1973年11月)、《論列寧格勒藏抄本(紅樓夢)的批語》(原載香港《中華月報》第二百期，1974年1月號)和《列寧格勒藏抄本(紅樓夢)中的雙行批》(原載香港中文大學《紅樓夢研究專刊》第十二輯，1976年7月)，但也是到了1981年胡文彬、周雷編《台灣紅學論文選》出版，我們才得以披閱。這些文章既有報道又有研究，而在資料方面，則主要是此本批語的公佈。批語研究與正文研究是相輔相成的。1975年，旅法學者陳慶浩，寫成《列藏本(石頭記)初探》(原載靜宜文理學院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心編《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專集》第一輯，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年8月出版)，採用前人提供的資料對此本有相當深入的論述，其中有與潘重規先生商榷的意見。1980年6月潘先生在美國發表《列寧格勒藏抄本(紅樓夢)考索》(原載香港《明報月刊》1982年3—5月)．進一步闡明他的論點，並對陳慶浩有所答辯，把列藏本的研究引向深入。這兩人的文章也是經由胡文彬同志之手在國內發表的(前者編入《海外紅學論集》，後者編入《紅學世界》)。所有這些資料和文章都來自國外，是極其珍貴和難得的。它們的引進對國內的研究者有重要的使用價值和極大的啟示作用。
當今世界是信息傳遞異常迅速的世界，但是須要有人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今日之中國又處在開放的時代，而學術界還是有人搞資料和信息之封鎖。胡文彬同志和周雷同志則不然，他們從1980年開始就陸續編輯了《台灣紅學論文選》、《香港紅學論文選》、《海外紅學論集》、《紅學世界》，大力介紹海外紅學論文，並把龐英寄來的列藏本的照片在上海會議舉辦的《紅樓夢》圖書文物展覽會上展出。筆者還得到過文彬同志惠贈的列藏本眉批、側批的手寫稿。他們是開放的、無私的。紅學界同仁受益者當不在少數。魯迅先生當年翻譯介紹俄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論著，曾自比為偷天火給人間的普羅米修斯。胡文彬的工作不是竊運，沒有什麼風險，但他的這種無私的精神和工作的意義卻是可以和普羅米修斯相比的。
但是，胡文彬同志的勞績主要在紅學著述方面。他從1973年始攻紅學，將近十五年來，專門性的著作就有三部，即《紅學叢譚》(與周雷合著)、《紅邊脞語》和我們現在要著重談論的《列藏本(石頭記)管窺》。
《管窺》是在《列藏抄本(石頭記)的正文及其校勘》和《列藏本(石頭記)概論》的基礎上，經過擴充、修改而成書。《校勘》基本屬於資料介紹性質，《概論》則奠定了《管窺》的基礎。這兩者之間的區別，是後者修正和發展了前者的觀點。舉例來說，對於列藏本的獨有批語的看法，就是如此。在《概論》中，當談及此本的眉批時，文彬同志說：「總之，列藏本的眉批是獨有的，而批語內容、口氣不像脂評之後的『後人批語』。」在談到此本的側批時，他說：「同甲戌諸本比較，列藏本的側批內容淺薄、空洞無物，無論如何是遠不能與甲戌諸本的脂評相比的。因此，我懷疑列藏本的側批是較晚的『後人』所批，而不大可能是脂硯齋、畸笏叟等人所批。」在論述列藏本批語的價值時則說：「列藏本批語的價值，還表現在它的文字比其他早期脂評本批語文字，有許多優勝之處，……(筆者按：舉側批四條，眉批六條)。上引列藏本諸批，一是為他本所無；二是批語位置、文字都恰到好處；三是批語風格可以說是他本脂批口氣。」在我們版本研究者看來，文彬同志在這裡說的都是實話。我們讀了這些批語，也有類似的感受。但眉批與側批出自一人之手，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所以就出現了自相矛盾的情況。是脂批還是後人批語，二者必居其一。這個問題在《管窺》中自然得到了解決，最後統一於後人批語的正確看法。這也就是所謂「認識事物要有一個過程」。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這也是科學工作者起碼應有的科學態度。
重要的是《管窺》發展了《概論》關於列藏本的底本是脂硯齋三閱評本的觀點。大家最關心的首要問題，是此本年代的早晚，也就是其底本之構成，這也是版本研究的最根本的問題。最初，文彬同志在用甲戌本、庚辰本、戚序本、蒙府本、楊藏本、夢覺本、程甲本校勘了他當時得到的第一回、第十六回和第六十四回正文的片斷材料，統計校勘結果之後說：「由此可以看出，列藏本正文與庚辰、戚序、夢稿本(筆者按：即楊藏本)比較相近，它的底本很可能屬於脂硯齋四閱評本的系統。如果要推定列藏本的過錄時間的話，我則認為它可能在己卯、庚辰本稍後，而早於夢稿、戚序本。」隨後，他在《概論》中提出了此本所據底本早於己卯本、庚辰本的論點：「根據我對所得到列藏本正文片斷的校勘、比較、觀察和研究，列藏本正文較為接近己卯、庚辰本一系，所據底本不僅早於戚序本，而且有些章回或大部分正文似應在己卯、庚辰本之前，有些文字是在己卯、庚辰本四閱時加以改動的。」這種說法當然有些模稜，但也正反映了他的意見的轉變。經過對此本正文的仔細研究，他終於認定：「列藏本正文不僅早於戚序本，同時有相當多的證據說明它的正文先於己卯、庚辰本正文。我甚至懷疑列藏本是屬於『重評』之後，『四閱』之前的一個過渡本。從嚴格意義上講，它的文字儘管與己卯、庚辰本有許多相近，但並不屬於同一支系，而可能屬於我們尚未見到的『三閱』本。」這就是《概論》一文的總結論。《管窺》對這一結論又有具體深入的說明和論述：
從抄寫款式、回目、分回、正文和批語的整體來看，我 認為列藏本當屬於「三閱評本」之後，與「四閱評本」同一時期形成的另一種版本系統的早期抄本。我個人推想，當年「重評本」(即甲戌本的底本)之後，經過清抄評點形成了「三閱本」，「三閱本」再清抄傳出之後可能落入兩個人或兩個人以上的抄評者手裡。得到「三閱本」的甲彙集了「再評」批語，又加上自己的評點，形成了己卯、庚辰本的祖本；乙得到「三閱本」另一分清抄稿後，對正文(包括回目)進行了修改補正，也加入了某些(少量的)評語之後傳 出，這就是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列藏本的基本面貌。由於「三閱本」之後是分甲、乙兩組來傳抄的，因此出現第十七、十八回和第七十九、八十回有分回又不分回的情況。而「三閱本」上已經寫定的第六十四回和第六十七回落入乙手裡或在乙抄錄之後「散失」，所以甲——「四閱本」中缺少了這兩回正文。從「四閱評本」的題籤、批語數量及批語署名看，己卯、庚辰本的祖本似乎是由脂硯齋直接掌握的，而列藏本的祖本的所有者並不十分重視批語，因而他們的過錄本出現了一些難於理解的差異。我承認，這個「猜想」式的意見，並不令人很滿意。但是，把列藏本說成是「四閱評本」，即己卯、庚辰本的過錄本，其矛盾更是無法得到解決的。
他不僅主張三閱評本，而且反對四閱評本了：列藏本的探索者走過了曲折的路程。
脂硯齋的初評本已不存在，他的再評本即今之申戌本的母本。三評本的存在是庚辰本第七十五回前批語頁的那條附記告訴我們的：「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對清。缺中秋詩，俟雪芹。」其「對清」時間正當甲戌再評與己卯四評之間，是為丙子三評無疑。1981年冬，筆者用甲戌、己卯、庚辰、王府、有正、鄭藏、楊藏諸本校讀《石頭記》，以考察王府本和有正本的祖本，發現了一百六十餘處異於甲戌本而其餘各本相同的文字，「凡例」變「楔子」與石頭變美玉文字的失落是其最著者。當時，斷定它們就是丙子本的異文，即脂硯齋對甲戌本的修改文字，而為後出諸本所因襲。拙作《丙子本考》(收入《黑龍江紅學論文集》)[1]一文就是專論這一發現的。後來，又與戚寧、舒序、夢覺、程甲相校，亦皆包含丙子本異文，而異於甲戌本。據此，我們可以把脂硯齋評本分為兩個大系統，即甲戌本自成一系，其餘十一種抄本(包括戚滬本)和刊本(程甲本前八十回)為一系。這十二部書當中不存在早於甲戌本之抄本。從創作過程來看，曹雪芹五次增刪是一個階段，脂硯齋四閱評點是另一個階段。初評本是前一階段的終結，庚辰本是後一階段的終結。二者不可混為一談。列藏本晚於甲戌本，自然屬於丙子本這一系統。它又是一個過錄本，所以文彬論定它的來源是三閱本的某一份清抄本，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這裡說的顯然是丙子本是這後一系的祖本，因為各本的母本或即其底本之不同，又形成了一系列各不相同的支系。如己卯本和庚辰本是一系，王府本和戚序諸本是一系，列藏本與楊藏本和舒序本是一系，夢覺本和程甲本是一系，等等。
文彬同志對《紅樓夢》版本有全面考察，他研究這部古典小說名著的開端，即是從考究其版本人手的，有《(紅樓夢)版本淺談》(載於《文物》1974年第九期)和《關於(紅樓夢)抄本中的幾個問題》(載於《哈爾濱師範學院學報》1977年第四期)問世。他對脂本系統和程本系統的本子都有深入的研究，撰寫和發表了《讀新發現的脂怡本(石頭記)殘卷》(載於《理論學習》1975年第三期)和《論程丙本》(載於《紅樓夢學刊》1980年第四輯)，其中以《論程丙本》最見功力。這些還都是他與周雷同志合作的成果，而《列藏本(石頭記)管窺》，則是出自他一人之手。他還參加過文化部文學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的新的《紅樓夢》校注本的工作，在版本校勘方面積累了比較豐富的經驗。因此在列藏本的研究中，時有新的發現。如他發現此本第六十四回末一段正文中原有『兩家罷親』之句，僅因誤抄為『罷新』(新與????形近)而圈去，可見原底本是有『罷親』一句的。現有早期抄本中只有夢稿本原作「罷親」，故可說明列藏抄本與夢稿本所據底本或相同或相近。這是《校勘》一文中對此回所據底本提出的初步意見。到了《管窺》一書裡，他進一步作出此回與夢稿本未經增刪的文字為一個系統的論斷。在「列藏本所有的第六十四回應是曹雪芹的原作，非後人補續。在目前已有各抄本中，列藏本第六十四回是最接近曹雪芹原著的面貌」這一總結論上，他與多數學者相同，但國內外都有人認為列藏本此回與戚序本的文字較接近，看來文彬的看法更符合於實際。此外，如文彬舉出的第二十六回的回目，列藏本的「蘅蕪院設言傳蜜語」也是與楊藏本(即夢稿本)相同而異於他本的；其正文亦如此，然而當時卻失檢了。後來我們發現，列藏本與楊藏本有相同底本的共有十五回之多，這在那時此本尚未出版的條件下，無從校勘，當然是任何人也沒法預知的。
關於列藏本底本之早晚，研究者們的意見比較分歧，總的說來不外乎兩種。一種是認為它早於庚辰本，其文字與甲戌本大抵相合。另一種認為它晚於庚辰本，大致相當於有正本以至於舒序本的時代。當然還有一種意見認為「列藏本按它的正文看，是接近曹雪芹生前抄寫的1759年(己卯本)和1760年(庚辰本)的早期重要脂評本。但此抄本的正文中又有許多特點，因此，又可能把它歸入單獨的一個系統，這一系統的其他抄本目前尚不清楚。」這是孟列夫(緬希科夫)和李福親(裡弗京)在影印列藏本《石頭記》序言中的結論。胡文彬同志認為列藏本和己卯、庚辰本是從「三閱本」兩份清抄稿分別抄錄出來的，是「三閱本」的兩個支系，可見與這兩位蘇聯漢學家的意見是庶幾相近的。不過文彬此說的提出早在1984年，孟、李二氏卻要晚了一二年。這種中外學者研究結果「不謀而合」的事，也可算是列藏本研究中的一段佳話吧。
列藏本並不近於甲戌本。以前四回為例，它與甲戌本相合的文字，幾乎無一不與己卯、庚辰、楊藏、舒序四本之中的某一本相合。說此本與己卯本與庚辰本有共同底本的，也只是此本中的一部分，而另外一部分則與王府、楊藏、舒序、夢覺的底本相同。所以列藏本的底本系由多種抄本拼湊而成。這種拼湊說早就有人提出過，不過並未引人注意或遇到反對。現在看來，討論列藏本底本的學者們，早晚各執一端者的失誤，正是由於把此本始終看成一個整體的緣故。流傳至今的絕大多數《紅樓夢》抄本，都是出於拼湊的百衲本，我們應該建立起這樣的觀念了。
關於列藏本的抄寫年代，也眾說紛紜。主張抄寫得早的，確定為「不會晚於十八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此即乾隆四十年乙未，公元1775年。乾隆三十三年戊子，公元1768年，立松軒有批點抄寫本，此本即戚序本的底本。次年戚蓼生中進士。所以此說即認為列藏本的抄寫時間與戚序本相當。持此種意見者，把抄本用乾隆《御制詩》第四、五集做襯紙(前者刻於1783年，後者刻於1795年)和抄寫時間聯繫起來考察，以為「抄本寫成於此詩集發表之前，即1800年以前」。主張抄寫時間晚者，以為用《御制詩》當襯紙，和抄寫時間無關，而只能限定重裝時間的上限(此說十分正確)。從紙墨新舊的程度、抄寫字跡的風格看，斷定在嘉慶、道光之間。文彬同志的意見是：「列藏本已經重新裝訂過，正文葉間襯紙為拆散的清乾隆御制詩第四、五集。由此可以斷定此抄本重裝時間應在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之後。」「如果要推定列藏本的過錄時間的話，我則認為它可能在己卯、庚辰本稍後，而早於夢稿、戚序本。」關於重裝時間在《御制詩》第五集刊印之後，無疑是正確的。而他對於過錄時間的推定，是在撰寫《校勘》一文，以為列藏本的「底本很可能屬於脂硯齋四閱評本的系統」時寫下的話。《管窺》考定此本與四閱評本均出於三閱評本，雖然他再未提及過錄時間，但他的看法估計也不會有大的改變。
列藏本與舒序本有共同底本或祖本。它的第十六回結尾秦鍾之死的寫法與舒本接近，這是潘重規先生在1973年早就報告過了的。他不僅公佈了他的有關記錄，而且把俞平伯先生《讀紅樓夢隨筆》所載吳曉鈴先生藏舒序本此處文字與列藏本的異同作了比較。陳慶浩和龐英兩位學者也都一再提起這段文字，但往往為其他人所忽略或迴避。文彬同志引述過這段異文，但僅作為列藏本與己卯本、庚辰本不屬於同一支系的證據提出來的。在《管窺》分析列藏本與其他抄本的回目異同時，曾舉出第八回：「第八回列藏本作『薛寶釵小宴梨香院 賈寶玉逞醉絳雲軒』，甲戌本大同，僅有『宴』作『恙』、『逞』作『大』、『雲』作『芸』之別。庚辰本則作『比通靈金鶯微露意探寶釵黛玉半含酸』；戚序本作『攔酒興李奶母討懨擲茶杯賈公子生嗔』，與列藏本完全不同。」從而說明「我認為列藏本在版本系統上是一個接近『四閱評本』的獨立系統的抄本」。但其實，列藏本的此回回目，與舒序本完全相同，其正文亦復相近。列藏本和舒序本出於共同底本的共七回。據此，我們可以推定列藏本的抄寫時間或與舒序本相當或在此本之後。列藏本清抄後又經人修訂，其改補文字為臆改而非據程本文字，故其修訂一事尚當在1791年之前。所以無論考證底本還是過錄時間，校勘時未將舒序本文字錄入，不能不是一大疏漏。
有趣的是文彬同志對於列藏本抄寫者的推測：「如果作個大膽的假設：此抄本是曹雪芹的原稿本，正文及批語用行書、草書，可能由雪芹(筆跡頗佳，有趙孟左兆右頁、董其昌之風)、雪芹妻子(楷書，字體清秀、筆劃細而勻)、曹左兆右頁(或者就是那位畸笏叟，字跡古樸、粗獷、很有帖意)、雪芹兒子(八九歲，初習字，字跡有幾分拙劣)，全家分開抄錄，而且雪芹最後改補錯漏字句。不過，我這個假設還缺少足夠的證據，當然不會為人們所信服的。」這是《概論》中的陳述。《管窺》有重要的修改，首句改成「有的研究者作過大膽的假設」，末句改為「我認為這個假設還缺少足夠的證據」。但無論如何，這總代表著一種重要意見。此說的前提之一是相信了抄本是由四個抄手抄寫的，從蘇聯學者最初的報道而來。據筆者從字體、字形、筆跡三個方面綜合核對(最終以筆跡為主)，此本蓋由十人抄寫而成，其分擔回數亦與孟、李二氏所言有異。此本和現存所有抄本一樣，顯系過錄本，而非作者原抄本。但是，前面這種推斷不但是允許的，而且往往是有其必然性的。試想，每當一種新的《紅樓夢》抄本被發現，人們無不懷著無限喜悅而激動的心情，渴望著獲悉這無比珍貴的資料。一但得知某些消息，便覺得異常新鮮，於是和已知的種種關於曹雪芹的事跡及《紅樓夢》版本的知識立刻聯繫起來，發生種種聯想和想像，正所謂紛至沓來，思緒泉湧，產生許多假設和新的論斷。這種情景局外人可以想知而難以有同樣豐富深切的體驗。其實這也便是假說的產生。它們在隨之而來的進一步的理論論證或科學試驗的檢驗中，如果證明是合乎實際的，那也就是人們在紅學領域又發現了一個真理或建立一種學說：由感性認識上升為理性認識，由相對真理而達到絕對真理。沒有前一個階段是不會產生後一個階段的。
我對於文彬同志的《管窺》，若論其大端，也不過上述各點而已。此外還有兩件細故，也順便在此一併說及。
列藏本的雙行批語基本上與四閱評本相同，但其數量銳減而其文字每比己卯、庚辰等本正確。文彬同志舉出第八十回中的一條：「脂批中常有一字之差，意不可解之處。如第八十回正文『我有真藥，我還吃了作神仙呢!有真的，跑到這裡來混?』庚辰本雙行夾批作『寓意深遠在此數目』，列藏本則作『寓意深遠在此數語』，顯然『數目』不通，而『數語』是對的。」好幾位先生在談到這條批語時，也都是這樣看的。「數語」當然是通了，但未必是原文。愚以為「數目」乃「數句」之訛文，蓋「句」、「目」二字形似而誤書。質之諸公，不知然否。
然而，文彬的明敏我一向是佩服的。如他說：「第六十四回回目前上方作『石頭記卷第六十四回』，這是夢稿、戚序本以後的抄本所沒有的。」此話不差。現存抄本只有己卯本和庚辰本的各回題序作「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第X×回」，列藏本題序是己卯、庚辰二本的節略，尚保存早期抄本的遺跡。此雖細節，但可見文彬的學識和眼力。
曹雪芹寫《紅樓夢》用史筆。胡文彬同志又是治史學的。我的這篇漫評亦學太史公，秉筆直書，略無忌諱。批評的文字不過為作者總結經驗教訓，以為治學之佐助或津梁。為此目的，當然切忌虛誇和文飾。朋友間更宜推心置腹，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所言當否自是另一回事。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想，文彬與我均當以此為鑒戒。
但論文之餘，回憶數年來他留給我的印象，仍頗多感慨。他在紅學領域取得的巨大成績是有目共睹的。自不待言。但他在科研上走過的道路是並不平坦的。積毀銷骨，人言可畏。但他義無反顧，奮然而前行，百折不撓，再接再厲。在列藏本的研究中，處於材料極其有限的條件下，終於產生了一部空前的專著，其開創之功是不可泯的。現在，他實現了自己的夙願，能全力以赴地從事《紅樓夢》的研究工作。在紅學的途程上，他將突飛猛進，日新月異，碩果纍纍，這是完全可以預言的。
1988年元月10日於臨湖軒2000年元月14日校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