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研討會情況綜述
一、紅學研究者的世界性盛會
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從1980年6月16日到20日在美國威斯康星州陌地生幣威斯康星大學舉行。會議所以選在該處召開，據說是因為它位於「夢斗塔」(一譯「夢多榻」)湖畔，顧名思義，是個適合談夢、做夢的地方。
這次國際《紅樓夢》研討會是由威斯康星大學的文學教授周策縱發起的，他前幾年就有這個願望，前年提出後得到了美國學術協會聯會和威斯康星大學以及各國紅學家們的支持。為此還專門成立了由沈艾文(威斯康星大學校長)等人組成的顧問委員會和由周策縱等人組成的籌備委員會，進行會議前的各種準備工作。
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國際性紅學研究盛會。學者們來自世界各地，有中國、美國、日本、英國、加拿大、新加坡等國，還有我們的台灣省和香港地區，共八十多人。其中有我國著名的紅學家周汝昌、馮其庸、陳毓羆及台灣省的潘重規教授，美國的周策縱、趙岡、韓南，余英時、李田意、馬幼垣、余國藩教授等，日本的翻譯全部《紅樓夢》的伊籐漱平教授，英國的翻譯全部《紅樓夢》的霍克思教授、加拿大的葉嘉瑩教授。世界上一些有代表性的紅學研究專家幾乎都參加了。(有些紅學專家如香港的宋淇、台灣省的高陽等接受邀請後因其它原因未能出席。)
會議共開了五天，會上中外紅學家和青年研究人員共發表了五十多篇學術論文。這些論文對《紅樓夢》的作者、版本、思想性、社會意義和文學價值等方面進行了探討和研究，不少論文提出了新見解或新材料，取得了可喜成果。
關於曹雪芹家世、生平的問題，馮其庸發表的《曹雪芹家世史料的新發現》，是一篇用力甚勤，功夫很深，具有份量的文章，得到了與會者的普遍歡迎。高陽的《曹雪芹以副貢任教正黃旗義學因得與敦氏兄弟締交考》，有所創新，提出了與眾不同的看法，受到人們的注目。
關於《紅樓夢》版本問題所發表的論文中，馮其庸的《論「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凡例」》、周策縱的《紅樓夢「凡例」補伏與釋疑》、潘重規的《列寧格勒東方院藏抄本紅樓夢考索》、趙岡的《己卯本與庚辰本的關係》、馬幼垣的《乾隆抄本百二十回稿的一個版本問題》等都具獨特的見解，引起學者們的興趣和重視。
在《紅樓夢》後四十回作者問題的研討中，周汝昌的。《紅樓夢全璧背後》對《紅樓夢》版本演變過程中的關鍵問題作了深刻的分析，其觀點鮮明，論據充足，有新的突破，在會上反響強烈。美國紅學者陳炳藻報告以電腦進行探索的論文《從字彙上的統計論紅樓夢作者的問題》，是一種可貴的嘗試，與會者們對他的創造性研究方法表示讚賞。
有關評價《紅樓夢》作品本身問題的論文，在會上佔有很大的比重，共有三十多篇。其中周策縱的《紅樓夢「本旨」試說》、余英時的《曹雪芹的反傳統思想》和目前發表的《近代紅學發展與紅學革命》、余定國的《紅樓夢裡被遺忘的第三世界》、葉嘉瑩的《談紅樓夢的文學成就》等都對作品的思想和文學價值作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文章內涵豐富，見解精闢。此外，梅煒恆的《上床睡覺》、洪銘水的《紅樓夢裡的酒令》、余孝玲的《紅樓夢裡的雪》、余珍珠的《紅樓夢的多元觀點與情感》等，則角度新穎，剖析細微，具有獨到之見，聽者為之耳目一新。
在談到各國紅學研究情況時，不少專家作了回顧和介紹。伊籐漱平教授所作的《日本研究<紅樓夢>小史》的報告，反映了日本學者對紅學研究的濃厚興趣和較高造詣，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會議期間，還在威斯康星大學舉行了一次「詩書畫文物」的特別展覽。所展出的《紅樓夢》的珍本，有胡適生前寄存於美國康大圖書館的「甲戌本」、日本紅學家伊籐漱平收藏的「程乙本」，以及一七九一年的「程甲本」。同時展出的還有曹雪芹家族名字之碑及其完整墓地照片，另外還有茅盾，俞平伯贈與大會的書畫等。這些珍貴的書畫是難得一見的，它大開紅學者們的眼界，他們個個興奮不已。
這次研討會是一次友誼的盛會。中外學者濟濟一堂，盡情暢談，會議自始至終充滿著民主討論的空氣，每當學者宣讀論文後，大會還指定專家們作一番中肯的講評。會議洋溢著團結、活躍、快樂的氣氛。會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我國紅學家能與台灣省的紅學家進行交往和接觸。同胞間雖是初次見面，但彼此親切交談，認真交換意見，又互贈有關紅學的著作，在短暫的幾天內朝夕相處，真誠相待，得到了瞭解，增進了友誼，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歷時五天的會議，開的生動活潑，很圓滿，很成功。會議結束時，學者們依依惜別，並熱切地希望來年能再次歡聚一堂。
二、各國紅學家論文的集錦在這次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方面較廣，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堪稱近年來各國紅學家學術研究成果的集錦。共分十一個專題，即：(1)早期《紅樓夢》的評論(六月十六日上午)；(2)版本研究(十六日下午)；(3)後四十回問題(十七日上午)；(4)曹雪芹的家世和生平(十七日下午)；(5)主題(十八日上、下午)；(6)心理分析(十八日下午)；(7)情節結構(十九日上午)；(8)《紅樓夢》和其他小說的比較研究(十九日下午)；(9)敘述技巧(十九日下午)；(10)人物的塑造(十九日下午)；(11)紅學的未來(二十日上午)。按其內容大致可以分為下列七個方面：
(一)關於早期《紅樓夢》的評論研討會開幕後，首先討論了早期的《紅樓夢》評論問題。在這方面，共提出三篇論文：王靖宇的《王希廉論紅樓夢》、葉嘉瑩的《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的得失》和沈怡的《關於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它們的重點都在於批評早期《紅樓夢》學者的研究方法。
沈怡的論文指出，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從悲觀主義的觀點出發來探討《紅樓夢》。王國維的哲學背景源於叔本華，他將《紅樓夢》詮釋為描述「存在的困難」的小說。沈怡認為，王國維的觀點與叔本華哲學有三個方面的關係：第一，王國維的《紅樓夢》觀與叔本華的形而上學。王國維認為，《紅樓夢》第一回中神話故事一開場便揭示「生命是人類的原罪」，賈寶玉是個「悲劇英雄」，他駕馭自己的意志，使自己從塵世的折磨中體驗出生命的悲觀意識——生命是一場惡夢，應該從夢中覺醒過來，看破紅塵；「玉」本身即代表「生之欲」。第二，王國維的《紅樓夢》觀與叔本華的美學。王國維認為，《紅樓夢》否定了中國文學精神中大團圓、善有善報之類結局，是悲劇中的悲劇，兼有雄偉與美的特質。第三，王國維的《紅樓夢》觀與叔本華的倫理學。王國維認為，賈寶玉與薛寶釵成親，以及林黛玉香消玉殞，是《紅樓夢》悲觀哲學的極致。此外，賈母、王夫人對寶玉婚姻問題的用心，以及鴛鴦等人的自盡，都印證了叔本華對生命所持的悲觀論調。
沈怡在論文中進一步指出，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王國維對《紅樓夢》的觀點中，融合了叔本華哲學以及中國的佛、道精神。
(二)關於《紅樓夢》的主題周策縱教授的論文《紅樓夢「本旨」試說》指出，《紅樓夢》的特性是寫紅塵、富貴場和溫柔鄉，悲、樂混雜，但是悲、樂不是恆久的，一切都如夢如幻，作者決意表達萬境皆空的人生觀，但是卻寫得很真實，可說是「假做真時真亦假」，所以作者在書裡說的是假，讀者看來是真；作者說的是虛幻，讀者看來是繁富。會議講評者一致認為這篇論文很有創見。
美國教授米樂山的論文是把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的哲學拿來和《紅樓夢》的抽像意境相比較，他認為兩者都是想用有限的語言來表現人生的奧秘。
哈佛大學余珍珠的論文《紅樓夢的多元觀點與情感》說，作者寫作《紅樓夢》時，不是絕對地把書中人物劃分為善或惡，而是讓讀者自己去歸納。她認為，這或許可說是曹雪芹對人生的一種憧憬，任何人都不是專斷、「一元化」的。
耶魯大學余英時教授的論文《曹雪芹的反傳統思想》和前發表的《近代紅學發展與紅學革命》，寫得很有份量和見地。前一篇論文列舉《紅樓夢》書中談到的親子關係、喪禮儀式以及各種禮節，反映出很多旗人的風俗，而作者在描述這些風俗中帶了反傳統的味道。譬如，賈璉一邊守孝，一邊希望孝快點結束好去找尤二姐、尤三姐，這情節順手寫來，讀者只覺得好像是心理描寫，其實對風俗的諷刺極強。余英時指出，在《紅樓夢》裡，曹雪芹暴露了滿清上層社會、八旗世家禮教的醜惡，作者主要是強調「情」，而「情」與「禮」是相對立的，因此，我們可以看出曹雪芹的反傳統思想。後一篇論文回溯紅學發展的脈絡，認為有三：一個是「索隱派」，一個是「自傳派」，另一個是階級鬥爭的論點；自傳的說法，今天已面臨技術崩潰的地步，「索隱派」則還有死灰復燃之勢。余英時提出了新的見解，他認為《紅樓夢》裡是存在著兩個不同的世界的，一個在大觀園裡面，是個理想的世界，一個在大觀園外面，是個現實的世界，在理想的世界中，有著「情、清、真」，在現實的世界中存在的是「淫、濁、假」。他認為，《紅樓夢》裡的四大家族，在八旗世家中具有典型意義，書中暴露了清朝上層社會禮教的醜惡，顯出作者曹雪芹的反傳統思想。余英時又指出，影響曹雪芹最深的古人是阮籍，影響他寫作最重要的古籍是《莊子》一書。曹雪芹有個號叫「夢阮」。 「 阮」指的是阮籍，而阮籍是個反禮教傳統的平民，因此他的這個號是有意義的。余英時還引證戴震用「情」和「自然」打擊傳統的「理」，「理」者「禮」也，所以「情」成為一切反傳統派的共同武器。
潘重規教授提出了他本人對《紅樓夢》一書的看法——認為《紅樓夢》實際上是一部懷有反清復明思想的民族主義巨著。他的例證是：(1) 《紅樓夢》書中完全不提「大清朝」；(2) 《紅樓夢》利用「隱語」反清，例如第五回「警幻仙曲演紅樓」和第五十二回真真國女子「昨夜朱樓夢，今朝水國吟」的詩句，分明是以「紅」代「朱」 (明朝國姓)。(3)《紅樓夢》第十九回中，寶玉曾經說過「除明明德外無書」這句話，「明明德」是《大學》中語，喻「大明」也。通過對這一類隱語含義的探索和解釋，潘重規的結論是：《紅樓夢》實際上是一部運用隱語抒寫亡國隱痛的隱書，作者的意旨是反清復明，書中對賈府的攻擊，就是對清朝的攻擊，如罵他們扒灰養小叔子，就是攻擊文太后下嫁多爾袞的醜行，以求激起反清的力量。
(三)關於《紅樓夢》的藝術技巧1．關於情節結構
萬彬彬的論文《伏線敘述技巧與紅樓夢》探討了「脂硯齋評」中提到的關於《紅樓夢》「伏線」的安排和情節結構的技巧。他指出，「伏線」是《紅樓夢》中主要的敘述技巧，把全書的主要情節、次要情節及個別人物的情節的發展，緊密相連，使《紅樓夢》讀來有一氣呵成之感，而不是一節節獨立故事或插曲的拼湊。
上述論文的講評人白先勇指出，「伏線」最大的功用，是把分割的情節連接起來；其次是造成情節的嚴緊細密。例如《紅樓夢》寫蔣玉菡到賈府演出《賣油郎獨佔花魁女》，賈寶玉被他細膩的做工和俊美的儀態以及對戲中女主角的溫柔體貼所吸引，心想要是誰嫁了這種人真福氣。事後，賈寶玉用一條腥紅色汗巾與蔣交換一條松花綠汗巾。汗巾為貼身之物，正象徵他把身邊丫環襲人給蔣玉菡。原來，那條腥紅色汗巾是襲人送給寶玉的。在後來的情節發展中，襲人嫁給蔣，新婚次日，她本想自殺，無意中開了蔣玉菡的箱子，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那條從前她送給寶玉的腥紅色汗巾，這才體會到原來寶玉早把她許給蔣了，想到寶玉的苦心，她才釋然開懷。這是「伏線」運用得好的一個例子。
2．關於人物描寫
邵耀成的論文《試析賈寶玉之「白描」》說，《紅樓夢》塑造人物時採取「白描」的手法，往往人物出場時對衣著、佩飾作精細的描寫，而面部表情的刻畫則較籠統。曹雪芹運用這種「白描」的技巧達到了很高的藝術造詣。例如從林黛玉初見賈寶玉時所感受到的印象，說明了外在形象的「白描」生動而別緻地顯示了寶玉內在世界的精神。這種描寫引領讀者進入自己的經驗，如「中秋之月」、「春曉之花」之類的譬喻，存在著一種象徵性的意義。
紐約布魯克林大學洪銘水教授的論文《紅樓夢裡的酒令》指出，在《紅樓夢》第二十八、四十八、六十二、六十三和七十五等五回中，對飲酒行令的細節，都有具體生動的描寫，每次寶玉都在場，而且有三次是寶玉提出要行酒令的。洪銘水連續分析了「女兒令」、「骨版令」、「射復令」、「貼花令」和「擊鼓傳花令」，認為每一次的酒令，對人物性格的烘托和
故事情節的發展，都有相當重要的作用，有的為後來情節的發展埋下伏筆，有的變成人物結局的讖語，有的作為承上啟下的接線，有的揭示人物之間的關係。但奇怪的是《紅樓夢》中對男子們的那雙靴，卻大寫特寫，可見作者並不是不知「足」的，而顯然是有意迴避，故弄玄虛。唐德剛對這一現象進行「大膽假設」，認為曹雪芹因出身於「旗人」，在動筆寫「漢人」的歷史社會小說時，由於文化上的衝突，使他產生了內心不能解決的矛盾，筆下也就不免出現避重就輕的問題了。由此他還得出，根據「文化衝突」的觀念， 《紅樓夢》中的一些不夠細膩的闕筆，歸根究底，便是作者精神生活中的矛盾所致。
3．關於心理描寫
賓州大學梅煒恆教授的論文《上床睡覺》說，《紅樓夢》中有一大特色——人們心裡一不痛快就上床睡覺。他把《紅樓夢》中所有的睡覺場景作了統計分析，把這些有關睡覺的情節描寫分成二十多類，再從每一類引起睡覺的不同動機去分析小說人物的心理狀態。他的結論是：曹雪芹用「睡覺」來呈現人物憂愁、厭倦、憤怒、無趣等等情緒的變化；最主要的則是藉以表達一種「沮喪」的情緒。例如，第十九回晴雯為李嬤嬤打攪，贏家變輸家；同回襲人執意回娘家，寶玉賭氣；第二十二回史湘雲說林黛玉「頗像一個小戲子」，寶玉勸她不應如此比喻，湘雲生氣；寶玉因去找黛玉，而黛玉生氣不理他，寶玉負氣……凡此種種的結果，最後都是上床睡覺。當然，寫上床睡覺還有別的作用(如用來省略描寫、轉換情節、表示撒嬌等)，但在《紅樓夢》中，睡覺跟人物發悶的關係最密切。
4．關於環境描寫
香港中文大學宋淇教授的論文《論怡紅院總一園之首》說，(他未參加會議，論文由別人代讀)，在《紅樓夢》悲劇的過程中，怡紅院發揮了主要的作用，它是書中主角居住之所，更是大觀園的樞紐，一切重要活動都從這裡出發。為了突出怡紅院，曹雪芹借用中國畫論裡的逐漸透露法，不能一覽而盡，有如一幅長江萬里圖，一路緩緩展開，一路漸漸呈現。作者採取了「特別人物」的觀點，在前八十回分四次從他們眼中把怡紅院描寫出來：第一次用寶玉的眼光看怡紅院；第二次賈芸來探視寶玉，從賈芸眼中淡寫一番；第三次趁劉姥姥二入大觀園之便，根據她的看法，著意描寫一番；第四次利用平兒理妝，從她眼裡暗中打量怡紅院。至於第六十三回「壽怡紅群芳開夜宴」，達到全書高潮，與其說描寫怡紅院的客觀環境，不如說表現諸人在怡紅院的主觀歡樂情緒，自此以後，無論大觀園和小說本身，都走下坡路了。
威斯康星大學余孝玲的論文《紅樓夢裡的雪》說，書中寫雪，有時以雪象徵賈家走向沒落的命運，有時以雪來描寫人物的性格，如薛寶釵的「薛」與「雪」同音，暗示了十二支曲中「山中高士晶瑩雪」的命運，寶釵吃「冷」香丸，住「雪洞一般」的屋子，有「雪白」的手臂……無一不從雪來表達象徵意義，而賈家的衰敗正如同「澌澌溶雪」，也如同「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雪，在書中顯示了多種功能。
(四)關於曹雪芹的家世和生平1·關於曹雪芹的生日。
張家綸在他的論文《曹雪芹生辰考》中說，他同意周汝昌「曹雪芹生於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年)」的說法。至於確切日期，他認為，從《紅樓夢》得知寶玉生於陰曆四、五月之交。在「脂硯齋評」中只有一處提及日期——「我於五月初七讀畢原稿」。這日期必有特殊意義，否則根本不必提，因為在「脂評」中沒有提示日期的習慣。此外，發現曹左兆右頁給皇上的信中提及： 「乾燥無雨的冬日之後，作物瀕於枯旱，一場雨從五月初一下到初五。」值得注意的是，信中用了「霑」字(曹雪芹之名)，發信日期是一七二四年五月初六。可見曹雪芹大約生於五月初七，且因及時雨取名「霈」。按曹家的命名方式，往往不僅借中國經典取名，亦因與當時有關之事或生年取名。一七二四年是龍年，龍、雨相聯，與曹左兆右頁信中之「霑」字可能有關。這些或可說明曹雪芹生於那年陰曆五月初七。
2·關於曹雪芹以副貢任教正黃旗義學因得與敦氏兄弟締交的經歷。
台灣紅學家高陽的論文(他未參加會議，論文由別人代讀)，對曹雪芹這一段經歷的考證，提出了新的發現。曹雪芹的生前友好中，與他關係最密切的就是敦敏、敦誠兄弟。以往有的學者曾指出，曹雪芹創作《紅樓夢》時曾受到二敦的影響，而「脂批」中也可能雜有二敦的手筆。高陽的論文著重說明；曹雪芹何時何地與二敦締交?締交時雙方的身份是什麼?
高陽認為，曹雪芹與敦氏兄弟締交於石虎胡同內的正黃旗義學 (與右翼宗學在同一條胡同)。據高陽的推理，曹雪芹在鄉試時中副榜，成為副貢，後來考上八旗義學滿漢教習，被派至正黃旗義學供職，因而同敦氏兄弟締交，那時候曹雪芹清閒無事，才得與敦氏兄弟共數晨夕。
高陽的論文，還進而推斷了曹雪芹那撲朔迷離的二十年。據他考證：(1)曹雪芹於雍正六年歸旗，時年十四歲，入內務府於康熙年間所設的景山官學讀書。(2)雍正七年，設置鹹安官學，派翰林任教，選景山官學及內務府已受書之年的俊秀子弟入學，以曹雪芹的資質，當然會入選。(3)得平郡王福彭的照應，曹雪芹在乾隆二年，滿二十三歲，按規定應該退學以後，過的是吟詩作畫，賞花顧曲、飲酒劇談的既風雅又風流的公子哥兒的生活。(4)平郡王福彭於乾隆十三年十一月死，冰山一倒，曹左兆右頁大受排擠，曹家幾乎破產。(5)為了打開家族的困境，乃由曹雪芹捐監生下場，期待重振家聲；無奈事與願違，乾隆十五年僅中副貢。(6)既不能中舉人，成進士，而為生活所迫，總得找個職業，乃以副貢考取八旗義學滿漢教習，這幾乎是曹雪芹當時唯一的出路。
(五)關於版本問題當討論到《紅樓夢》的版本問題時，提出論文的依次是馮其庸的《論「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凡例」》、周策縱的《紅樓夢「凡例」補佚與釋疑》、潘重規的《列寧格勒東方院藏抄本紅樓夢考索》。趙岡的《己卯本與庚辰本的關係》、馬幼垣的《乾隆抄本百二十回稿的一個版本問題》等。其中，周策縱的論文是補充馮其庸論文的不足；趙岡討論到的「庚辰
本」也與馮其庸的論文有關。
趙岡的論文《己卯本與庚辰本的關係》，是對馮其庸《論庚辰本》的批評和補正。馮其庸《論庚辰本》認為，「庚辰本」是「己卯本」後的重定本，為曹雪芹生前最後的一個本子；由於「己卯本」避怡親王弘曉的「曉」字之諱，因此可以肯定它是怡府藏本；而「庚辰本」的抄手，有兩人曾參加「己卯本」的抄錄工作，所以「庚辰本」的藏主，與怡府關係極為密切。趙岡的論文針對馮其庸的論點，提出以下看法：(1)肯定「庚辰本」亦為怡親王府藏本，並直接自曹家稿本借抄。馮其庸稱之為「己卯原本」、「庚辰原本」及「已卯過錄本」、「庚辰過錄本」，不如稱之為「曹本」及「怡本」。(2)「己卯本」的抄手有九人之多，出於怡府的「要求與壓力」，是寫好兩三回，尚未裝訂，即借來趕抄。(3)畸笏所批「岳神廟……等五六稿，被借閱者迷失」，即為怡府借稿趕抄時，七手八腳中遺失；至於「怡本」中缺第六十四回及第六十七回，乃曹雪芹自動抽出，預備改寫。(4)「己卯怡本」無朱批，是因為脂硯剛謄清，即被恰府借去，來不及加批；送回後才加新批語。(5)「庚辰怡本」是怡府在丁亥年(公元一七六七年)以後，另據「庚辰曹本」所過錄；並據以核對「己卯本」，又用另一抄本略加校改。此外，趙岡還提出兩個問題：第一，怡府不至一次抄錄《石頭記》及有關批語，多次校對，是為了自己閱讀，還是有其它目的?第二，八十回以後的稿子，未能流傳，與怡王是否有關係?
潘重規的論文《列寧格勒東方院藏抄本紅樓夢考索》透露：他一九七三年在列寧格勒東方研究院用兩天時間披閱了該院所藏《紅樓夢》舊抄本三十五冊。這套抄本，是一八三二年由巴斐·庫良佐夫從北京攜去俄國的。據潘重規考察，這批抄本是用普通竹紙墨筆抄寫的，由於年代既久，書頁的中縫都離披散裂，而且粘貼在襯葉的邊緣上，原書收藏者已重新作了裝訂，重裝時，因為竹紙很薄，遂把乾隆「御制詩集」的書頁作為襯紙夾進去。而「御制詩集」是在乾隆六十年(公元一七九五年)印成，因此可以認定這批抄本的抄寫時間當在一七九五年以前。
潘重規的文章指出，這套抄本中有七十四條雙行批，其中六十九條也出現在別的脂硯齋批注本裡，另五條則是這套抄本所獨有，由此推測，這是一部早期所抄的「脂評本」；它的雙行批無署名，按「脂評本」的慣例，未署名的早於署名的，據此，可以推斷這套抄本所依據的原本要早於「己卯本」和「庚辰本」。潘文又指出，這套抄本具有與原始版本相同的第六十四回和第六十七回，「己卯本」和「庚辰本」卻缺這兩回；同時，它的抄寫水平較高，差錯較少，可以用來校勘其他抄本的錯誤。潘重規的文章還談到，這套抄本大部分章節的標題上以「石頭記」為書名，有一些則用「紅樓夢」之名。以往一般認為「紅樓夢」是到「甲辰本」(一七八四年)和排印初版時(一七九－—－七九二年)才作為書名。如果這套抄本的年代和「己卯本」(一七五九年)、「庚辰本」(一七六O年)相近，則曹雪芹在世時「紅樓夢」已被用作書名了。
(六)關於後四十回問題關於後四十回，周汝昌提出一篇論文《紅樓夢全璧背後》，他主要的論點是：起初，《紅樓夢》流傳的是八十回本，而到了乾隆時期，一百二十回本卻大行其道，以前的讀者和搞考證
的學者，都沒有注意到這個改變的關鍵之所在。經周汝昌深入研究，認為這與乾隆皇帝燒燬禁書有關。他引用部分清朝文獻、清人筆記，證明當時兩個軍機大臣公阿桂及和珅把持朝政；尤其是和珅，頗好舞文弄墨，而且善於察言觀色，曲意承歡。乾隆皇帝好大喜功，一心想做「聖君」，當時他不但有十全武功，還開了四庫全書館。據周汝昌的研究，和珅進言乾隆，使得四庫全書館這件本是純學術性的事業，摻進了所謂「清除異己的反清思想」陰影，以致後來連許多戲劇、雅曲、小說等俗文學都遭了殃。乾隆與和珅面對當時已廣泛流傳的《紅樓夢》，深恐遽然燒燬會激起民怨，同時怕發生反效果——使私下收藏者反而增多，在這種顧慮下，和坤召集文士，把《紅樓夢》予以改頭換面，通令印行，於是一百二十回本便大行其道。
威斯康星大學的紅學研究者陳炳藻的論文，公佈了他的一項科研情況——用電腦分析《紅樓夢》的詞彙來探索後四十回的作者。他的做法，是把前八十回分成兩個四十回，再加上後四十回，一共是三個四十回，每四十回作為一組。為求得正確的答案，他還拿了與《紅樓夢》同一時代文康所作的小說《兒女英雄傳》列入比較，並將該書也作為一組。操作時，先將每組「母體」經過隨機抽樣法選取之後，約得八萬字，將它抄出分為形容詞、副詞、動詞等五類，然後設計一個程式，輸入電腦，由電腦顯示一系列的數據用來判斷是否同一作者所寫出來的詞彙。他得出的結論是《紅樓夢》前八十回和後四十回的作者是同一個人。
(七)關於《紅樓夢》與其它小說的比較研究這次研論會，還將《紅樓夢》與同時代的其它小說進行了比較研究。
周策縱的論文《紅樓夢與西遊補》詳盡地比較了這兩部小說，指出它們都強調「情」和「空」的觀念。同時，他認為《西遊補》的作者明末清初人董說可能與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認識。
印地安那大學的黃碧端在她的論文《紅樓夢的上層結構》中談到，《紅樓夢》是「夢」的故事，夢中有世界，夢醒後還有一個上層世界。書中的寶玉、黛玉都是謫仙，曹雪芹借夢寫謫仙到人間(情的世界)再返回仙界大荒山(道的世界)，與道家、佛家的理想相通。黃碧端認為，夢是有象徵性的，在「情」與「道」的對立上，可以看出曹雪芹寫《紅樓夢》受到董說《西遊補》的影響。
陳毓羆的論文《紅樓夢與浮生六記》，將《紅樓夢》與清代沈復的《浮生六記》作了比較研究。會上，伊籐漱平教授認為《紅樓夢》除了受《西遊補》、《金瓶梅》的影響，還受了《隋煬帝艷史》、《平妖傳》等書的影響。哈佛大學的韓南教授則認為，要說明《紅樓夢》與《西遊補》的關係，似乎還需要一些直接的證據。
三、會上對某些論題的爭議這次研討會一開始，到會的幾位來賓就強調，大家在會議中應抱著「和而不同」的態度，因為《紅樓夢》研究中的問題太多，發生爭執是在情理之中的，正如書中的賈寶玉、林黛玉也會有吵架一類的事情。他們希望在爭論中使紅學研究得以不斷發展。本著這種精神，每場討論會在宣讀論文後，學者們有不同意見就展開爭論。這次會上爭論的大大小小的問題有不少，而爭論較集中的是圍繞下列幾個論題進行的。
(一)關於《紅樓夢》「兩個世界」與「第三世界」之爭
余英時教授曾寫過一本《紅樓夢裡的兩個世界》，說的是大觀園裡和大觀園外的兩個世界，即「情世界」和「理世界」。
威斯康星大學的余定國教授在會上提出一篇題為《紅樓裡被遺忘的第三世界——旨在批評余英時的兩個世界說》的論文，使學者們大為震驚。余定國引用不少資料來和他父親的論點做辯論。他認為余英時教授的「兩個世界」的看法不能夠照顧全局，還有第三個世界是太虛幻境、大荒山的抽像世界。他的理由是：首先，大觀園的世界是否理想無法全然確定；其次，當討論到「理想世界」的「情、清、真」時，乃是著眼於那些住在園裡的人，特別是黛玉、妙玉，卻未考慮到那些住在太虛幻境的人的理想或價值，事實上，太虛幻境的價值與大觀園不同，也不等於大觀園，太虛幻境乃是針對園內的生活加以批判，它是寄存在故事裡，同時又超越故事而存在的第三個世界。余定國說，這個第三世界用來將道德世界插到小說的敘述裡，其中的人物、僧道，往往用以總括大觀園人物的「尚情」觀點，所以透過這個世界的人物之「眼」，我們看到大觀園實在不是清潔而是污濁的世界。
(二)關於曹雪芹的生辰之爭張加倫《曹雪芹生辰考》考證曹雪芹的生日是一七二四年陰曆五月初七。 (而一九八0年陰曆五月初七正好是陽曆六月十九日，與這次研論會日期巧合。)
陳毓羆對於張加倫的推論，認為非常不可靠。馮其庸也提出了質疑。而張加倫又不能提出其它有力的證據。
周汝昌則認為張加倫的考證可能有道理；他對馮其庸、陳毓羆對張的論文提出的質疑，表示不同意。
(三)由抄本印章引起的版本之疑夏威夷大學馬幼垣教授《乾隆抄本百二十回稿的一個版本問題》這篇論文，引起了與會人士的興趣。
馬幼垣宣讀論文的方式很新鮮，邊講邊放映一九六三年中國發現的《乾隆抄本百二十回稿》的幻燈片。馬幼垣從影印本裡發現這部版本裡有四個圖章，分別刻著「楊」(這是個圓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犄歟又雲」，「繼振秘玩」。這些圖章是蓋在版本裡抄的字的下面，好像是先拓的，而照理來說圖章是應該蓋在字的上面的，由這個版本及圖章的一些問題，馬幼垣懷疑這個版本的真實性，他認為如果這版本是真的，那麼高鶚就不可能是續《紅樓夢》的後四十回的作者了。
關於印章的問題，立刻在會場上引起熱烈的討論。有人認為可能是印刷技術的關係，說不定是先印紅色，再加黑色的結果。
周汝昌認為，馬幼垣的論文的觀點是值得重視的。
目前乾隆抄本的原抄本是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代表們表示，他們回去後要好好研究一下這個疑惑點。
(四)關於《紅樓夢》新見資料的真偽居住在紐約的醫生黃震泰老先生，對紅學很有興趣，他提出了一篇論文《吳恩裕教授遺著<曹雪芹佚著淺探>補充》。
黃震泰除了做一些吳恩裕遺著的零碎補充外，還提出了許多有關《紅樓夢》的人們聞所未聞的資料，譬如他說他曾從一位孔某某那裡知道有《紅樓夢》一百八十回的版本；又說曹雪芹的第二位太太是做什麼的等等。
與會有好幾位人士則認為孔某某的資料不可靠。
(五)關於後四十回作者的不同看法陳炳藻的論文《從字彙上的統計論紅樓夢作者的問題》發表後，在會場引起了極大的爭論。學者們對陳炳藻的結論有表示異議的，也有表示贊同的。有些人認為，既然後四十回能騙過那麼多人，也可能騙過電腦的。也有些人認為，陳炳藻的結論有道理，因為續書人不管是再怎麼樣的模仿，也不能對各種字彙的用法有那些精確的觀念。
四、共同探討紅學的未來這次紅學研討會，中外紅學者不僅對《紅樓夢》一書及其作者等問題作了認真的探索和研究，取得了成果，而且還滿懷信心地探索了《紅樓夢》研究的未來。他們各抒己見，暢所欲言，交換看法，規劃著紅學研究的藍圖。為《紅樓夢》這部世界名著今後的深入研究獻計獻策。
(一)關於內外紅學分法的各種意見與其它建議。會議的最後一天，我國著名紅學家周汝昌首先提出紅學研究應分「內學」和「外學」。他說，《莊子》這本書分為「內篇」、「外篇」，那麼紅學研究似乎也可分為「內學」和「外學」。並解釋；「內學」指的以作品本身為主，並且也包括版本的問題。而「外學」則包括時代背景、歷史、作者等等，單以「作者」一項的研究，就又包括了家世、親友以及研究者收藏的資料等問題。
他還謙虛地說，自己只能說是「曹學家」，而不是「紅學家」，而「紅學」比「曹學」重要，但是曹學的研究對於紅學還是有幫助的。
周汝昌提出「內、外」紅學的看法後，與會的其它紅學者也紛紛提出各種意見，有的同意周汝昌的意見，有的則持不同的見解。
潘重規教授認為，周汝昌所提出的「內學」在定義上應增加《紅樓夢》精神與內容的研究和討論。他指出：「『內學』是紅樓夢的精神內涵，這種內在精神可以在自己內心產生力量。如何確定這股精神內涵的對錯，則有賴『外學』的種種考證來加以印證和確認。」
余英時教授認為，「曹學」應是研究紅學的基礎，用「內學」、「外學」的分法來加以區劃，正合乎從邊緣到中心，自外到內的包容觀念。但他對於「內學」、「外學」名稱的提出，又認為有待商榷。他覺得，「內學」、「外學」似乎有輕重之別，就像《莊子》「內篇」、「外篇」，有人說「內篇」是真的，「外篇」是假的，所以研究紅學應該是「內外兼修」，「內聖外王」才對。
周策縱教授認為，《紅樓夢》除了可分為「內學」、「外學」，還可分「內務」、「外務」和「內行」、「外行」。並舉例說，趙岡先生本來是經濟專家，因此《紅樓夢》研究對他來說就是「外務」，而周汝昌一輩子鑽研《紅樓夢》，紅學對他就是「內務」了。還指出，有許多不研究《紅樓夢》，但對《紅樓夢》喜歡的「外行」，也可能對「內行」提供幫助。
馬幼垣教授認為，紅學何只可分「內、外」學，還有很重要的「外外學」呢!他所指的「外外學」，就是指紅學的目錄工作。
李田意教授認為，紅學分「內」，「外」學確有輕重之別，若真要劃分紅學研究的範疇，還是以傳統分為「考證」、「詞章」、「義理」三方面，大家依興趣分別研究較好。
此外，我國紅學家陳毓羆還把因健康原因未能出席會議的前輩紅學家俞平伯對於《紅樓夢》今後研究方向的兩條意見轉告給與會者。俞平伯認為，有關紅學考證，因歷年來有關文物資料的發現不多，而且其中有許多是贗品偽作，所以困難重重，除了再有新資料發現，能做的事已經很少。他認為，今後《紅樓夢》的研究，應在思想上與藝術方面，多多用力。還指出，過去大家研究《紅樓夢》太強調《紅樓夢》的完美，事實上這本書也有它的缺點，只有以客觀的眼光研究才不會忽略書中的缺點。
(二)關於加強紅學的資料工作會議探索紅學未來中，馬幼垣教授向與會者指出，目前還沒有好的紅學書目，把紅學的研究都收在一起加以提要，這是研究紅學者所迫切需要的。此時，周策縱教授告訴了大家一件高興的事，說自己花了許多工夫，已整理了一本相當完備的《紅樓夢》目錄書，就要問世了。同時表示，畢竟新出的材料太多收不勝收，難免有缺失的。他還指出，現在有許多《紅樓夢》的珍本都已經影印出來了，但是還有一些殘本沒印，他希望假如有人擁有這方面的資料，威斯康星大學東亞系願意將之影印流傳。
對於大會期間所展出的《紅樓夢》珍本與有關文物，據說也要印刷出版。另外，對於這次研討會中所宣讀的論文，與會者都希望能彙編成書，最好以後能仿照香港中文大學所出的《紅樓夢》專刊方式，做不定期的出版。能使更多的學者，參與「紅學」的研究。
(三)希望研討會成為永久性的國際會議難忘的盛會結束之前，與會者紛紛提議，希望能將這個討論會，變成一個永久性的國際會議，定期召開，大家並建議日本紅學家伊籐漱平接下周策縱的棒子，繼續籌劃明年的活動，並期盼明年這個會能在日本召開。
而周策縱則希望能安排一個輪流的次序，日後分別在台灣、美國、新加坡、日本等各地召開。
也有人提議下次會議在一九八三年或一九八四年召開，因為據考證曹雪芹可能是一七六三或一七六四年去世的，如果能湊個二百二十週年紀念，是很有意義的。
五、紅學專家會後談觀感首次國際紅學研討會勝利地結束了。它給與會者留下了難以忘懷的深刻印象。會後，中外紅學家在各地紛紛發表自己的親身觀感。
(一)稱這次研討會是紅學方面的「史無前例的劃時代的會議」
會議結束不久，當外國記者訪問大會發起者周策縱教授，
要他談談對這個會議今後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時，他說： 「主要是希望經由意見的交換在《紅樓夢》的研究上能有一些進展。另一方面，這種國際的學術會議的交流，也大可促進中外文學、文化、學術以至中國文化對外宣揚。這是史無前例的，劃時代的一個世界性大會，以中國一本書來做主題，開一個國際性大會，這該是破題的第一次。」並說： 「會議舉辦的珍本與文物展覽，許多珍本和文物，是從來沒有聚集在一起過。這個意義也不小。」當談話將結束時，他說： 「最好每一兩年就開一次類似的會議，把別的重要的中國文學作品也都拿出來集思廣益一番，那麼對中國文學研究的影響就大了。」
(二)稱這次研討會是「紅學研究發展的里程碑」。我國紅學家周汝昌等三人，回國途經香港時，在香港中文大學邀請的《紅樓夢》公開講座中，發表談話。馮其庸說：「這次會議為學術界破天荒之事， 《紅樓夢》能引起國際學術界之討論，證明曹雪芹是一個真正偉大之文學家， 《紅樓夢》也是世界文學名著。」還說： 「此次會議對紅學研究是佔有很重要地位，是紅學研究發展之里程碑，今次是首屆會議，研究紅學的專家以後還要進一步努力。」
馮其庸並認為這次會議可用團結、成功及圓滿去形容，因為許多有聲望的紅學家都出席了。在會議上大家都可發揮學術民主精神，各抒己見，實事求是，這種學術風氣實有發揚之必要。他指出與會的紅學家互贈自己的著作，大家能互相幫助，為共同研究建立了真摯友誼。
(三)盼望大陸和台灣早日實現「文通」
我國紅學家陳毓羆在香港時談到，大陸與台灣紅學家今次很融洽地作了首次學術交流；此外，大家又交流了很多學術著作。台灣學者送給大陸學者的書籍，包括有裕瑞的《萋香軒詩稿》，刊載台灣學者專文的《紅樓夢研究專刊》第十一及十二輯。大陸學者則將自己的紅學著作《紅樓夢論叢》、《論庚辰本》、《曹雪芹小傳》贈予台灣同行。
「我盼望大陸和台灣早日實現『文通』。」這是紅學家周汝昌回到北京後對記者談的感想。他說：「大陸和台灣對《紅樓夢》的研究成果，諸如賞析、考證、資料等文章能及時地進行互相交流，以便增進瞭解，消除隔閡，共同推動學術研究。《紅樓夢》出自我國，大陸和台灣學者更應該攜起手來，為研究《紅樓夢》的學術發展作出貢獻。」還說：「一九八三年或一九八四年是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十週年，我希望屆時能在北京舉行第二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特別歡迎台灣紅學家來北京，參加學術交流。」
美國學者的觀感是非常真切，十分感人的。這次國際《紅樓夢》研討會確實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劃時代的世界性大會，它標誌著《紅樓夢》一書進一步被確立為世界優秀文學名著的重要地位。它對於世界名著《紅樓夢》的深入研究，對於中外文化的交流，對於大陸和台灣關係的融洽等方面都起了有力的促進作用，具有重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