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舒蕪《說夢錄》
近年來，紅學研究呈現出一派繁榮興旺的景象。其著述數量之多，內容之豐實，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其實，倘以曹雪芹和《紅樓夢》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而論，目前這樣的繁榮興旺，還只能算是良好的開端——它當之無愧地應該具有不亞於國際上研究莎學那樣壯闊的規模和前景。
因此，就目前的狀況看，無論如何不應當對紅學著述的增多和研究隊伍的擴大，有絲毫的責難。倒是應該為紅學研究的路子還不夠寬，百家爭鳴的空氣還不夠濃，特別是其學術上的進展還遠遠跟不上時代前進的步伐，而感到遺憾。譬如，在目前眾多的紅學著述中，隔靴搔癢，人云亦云，乃至老調重彈的平庸之作，還佔有相當大的比例；真正是勇敢探索，大膽提出自己的獨到見解，對於解決學術上的實際問題有所促進、有所推動的，還為數不多。
要使紅學進一步繁榮和更健康地向前發展，學術界必須破除因循守舊、故步自封的陳腐觀念，對於那些大膽突破、獨闢蹊徑的探索，要給予足夠的重視和評價。
毫無疑問，舒蕪同志正是這樣勇敢的探索者之一。他新近出版的《說夢錄》，便是一部頗有見地、別具風格的紅學專著。
作者在這本書的序言中，自稱是「《紅樓夢》的一個普通讀看」，把自己這部著作說成是「一個普通讀者的讀後雜談，同那些專家著作不是一類」。這當然是自謙。舒蕪同志不僅是一位頗有名望的作家和評論家，而且早在五十年代中期，便主持編選過關於《紅樓夢》討論的文集，對紅學知之甚深。但從另一種角度看，作者聲言要在他的著作中極力追求「從普通讀者來，又回到普通讀者去」即以「最廣大的普通讀者對作品的正常理解和健康感受」為出發點，為歸宿點，卻不能不說是有感而發，著意而為，而且確實形成了他這部專著的一大特色。
這使我們想起明代卓越的思想家和文學家李贄的話：「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於童心焉者也。」(《焚書·童心說》)
按李贄的解釋，所謂「童心」，即「真心」，「最初一念之本心」；與此相對的則是「以聞見道理為心」。可見其強調的是一個「真」字，即作者的真切感受。當然，李贄所反對的「聞見道理」，是指流行於當時的封建道學教條。而今天，我們的學術研究，尤其是紅學，是否也需要從另一種性質的「聞見道理」即長期受「左」的和右的思潮影響而逐步形成的各種偏見之中徹底解脫出來呢?回答應該是肯定的。因此我認為，舒蕪同志之所以強調、「普通讀者的正常理解和健康感受」，其目的，也是希望從根本上消、除目前仍然流行著的因受「左」的和右的思潮影響而形成的各種偏見，突出一個「真」字。這其實也是《紅樓夢》這部作品本身所體現的精神。曹雪芹為了衝破舊小說「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樊籬，不也始終堅持「不敢稍加穿鑿，致失其真」麼?不過，古往今來，不論是創作還是研究，真正能堅持做到這一點的，卻為數不多。因為它既需要才力，更需要膽識。舒蕪同志經過勤奮實踐而奉獻在讀者面前的《說夢錄》，則足以說明，作者果然是說到做到了。
《說夢錄》分前編、本編、後編三部分。作者將他1979年以來，按預擬的小題目陸續寫出的六十餘篇漫談《紅樓夢》思想藝術的長短不拘的文字，作為本編；前面加上三篇饒有風趣的對話體長文，略近於概論，為前編，後面則附上另外幾篇「可以算是余論」的專題文章，為後編。這樣，既有專論，又有漫談，長短相參，錯落有致，加之議論精闢，文筆奇巧，讀來如觀鄭板橋書法，「有亂石鋪街之美」。比起某些專著來，它在形式上便易於為廣大讀者所接受。
但是切莫誤會，不要以為這只是一部普及性讀物。正如《紅樓夢》這樣優秀的文學作品完全可以收到雅俗共賞的效果一樣，《說夢錄》作為一部有創見、有新意的論著，它既可以指導普通讀者閱讀《紅樓夢》，同時又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像這樣雅俗共賞的紅學專著，以前也有過，例如蔣和森的《紅樓夢論稿》。若以《說夢錄》與之相比，在為廣大的普通讀者所歎賞方面，它不一定能超過蔣著，但在學術價值方面，則顯然比蔣著更勝一籌。
收入《說夢錄》的許多篇章，在近兩三年間曾陸續發表於國內各大報刊，因而在學術方面，它實際上已經產生了較為廣泛的影響。其中有一些論點，還在學術界引起過一系列連鎖反應，給那些曾經使人見慣不驚的偏見以有力的衝擊。
舉一個例子來說。《紅樓夢》到底是寫什麼的?對這貌似簡單而又始終爭論不休的問題，直到最近，還是要麼認為寫了「愛情掩蓋」下的「政治」，要麼認為寫了具有「政治意義」的「愛情」。而舒蕪在列於本書篇首的《誰解其中味》一文中，則根據作品的實際情況，從普通人的正常理解和健康感受出發，實事求是地指出：《紅樓夢》寫的是「千紅一哭，萬艷同悲，不是某一個女性的悲劇，也不止是一個婚姻問題的悲劇，而是那個社會裡青年女性的普遍悲劇。」對於我們這樣聽慣了陳言老調的人來說，這已經是耳目一新了。但文章並未到此止步，而是層層深入地進而揭示出：《紅樓夢》所寫的實際上還應該是那位「愛博而心勞」，承受著「所有青年女性的悲劇的總重量」卻找不到出路，只好被迫走上魯迅謂之「愛人者敗亡的逃路」的賈寶玉的悲劇。
此論一出，影響頗深，使好些人在與此相關的一系列問題上豁然而悟。以我個人的感受為例。我一向對於《紅樓夢》中那塊歷盡紅塵回歸大荒山的「石頭」，何以還要一再悲歎其「無材補天，枉入紅塵」，感到大惑不解。對於歷來各不相讓的兩種解說——或謂其反映了曹雪芹有「補天」思想，即試圖挽回封建階級乃至整個封建社會的衰亡之勢；或謂其是「假語」、「反語」，流露出曹雪芹非但不願「補天」、還想「觸天」的叛逆思想——我雖然都有些懷疑，卻始終不得要領。經舒蕪同志上述論點一啟示，才使我恍然大悟：「石頭」慨歎其「無材補天」，恐怕應該與作品本身所表現的悲劇內涵相一致，才符合作者乃至書中藝術形象的感情邏輯吧!果然，在戚序本《石頭記》第三回的脂批中有這樣一句話(本來也是早就熟知的，現在突然覺得有了新意)：「補不完的是離恨天，所餘之石豈非離恨石乎!」
這說明，在作者的親人和著書助手脂硯齋等人的眼中。「石頭」(或謂作者)想補而又補不了的「天」，原來是離恨天。
離恨天亦稱「孽海情天」，即書中女兒們的命運主宰者警幻仙子所居之地。那裡，存放著與女兒們命運攸關的各種簿冊，女兒們塵緣滿了以後，便要魂歸於此。可見「離恨」正是作者給書中女兒們總的命運所下的斷語；以此命名的所謂「天」，正是女兒們悲劇命運的象徵。於是可以理解，所謂「無材補天」，也正是作者(自然包括書中的「石頭」)對於自己無法改變「當日所有之女子」的悲劇命運，或者說無法挽回其心目中的「美的毀滅」所發出的深沉愧恨的哀鳴。難怪脂硯齋會在「無材補天」一語的旁邊批道：「是作者一生慚恨。」(見甲戌本)「自愧之語，嗚咽如聞!」(見戚序本)
像這樣一戳就穿的道理，如果不是因為受了長期以來各種「聞見道理」的蠱惑，本來是不難理解的。古代一些《紅樓夢》的普通讀者，早就很自然地這麼看了：
天名離恨無由補，淚灑蒼梧竹欲枯!
一一范淑：《題直侯所評紅樓夢傳奇》
憑伊煉石天能補，離恨天邊措手難!
——李福備：《讀花韻庵主人所譜紅樓
傳奇六首》
始信情天莫補，頑石空留。
一一凌承樞：《紅樓夢百詠詞》
燕返香魂，補離恨天。
——鄭師靖：《續紅摟夢序》
看!在《紅樓夢》普通讀者心目中如此不言而喻的事情，卻被我們過於求深的專家學者誤解了這麼長日子。
僅此一例，即可見《說夢錄》的學術價值及其對人們的啟示影響之一斑。像這樣學術性很強的論述，不僅在書中前、後編的專論裡比比皆是，在本編的數十篇漫談裡，也每有所見。
這裡也舉一個小小的例子。本編裡有一篇短文，針對自1954年開展《紅樓夢》問題討論以來，在評論與研究中諱言寶玉、晴雯的愛情關係問題，作了極有說服力的辨析。作者認為，寶玉「拒絕典型的封建淑女寶釵，而忠貞於封建階級叛逆女兒的黛玉，這是他的愛情觀中的進步因素，是他的愛情接近於近代愛情的地方。但是，接近於近代愛情，並不是已經等於近代愛情。寶玉的婚姻愛情觀，其實仍然沒有越出封建多妻制(更準確些該是封建妾媵制)的範疇。」由此出發，作者進一步指出，「寶玉也正是從這個制度的觀點來處理同釵黛晴襲之問的關係……妻，在一般情況下，只能有一個，故釵黛不可得兼。而妾與妻並存則並不矛盾」。寶玉「對於晴雯，雖『親呢狎褻』而終於『各不相擾』……已經是包含著尊敬的愛情。然而，他並不覺得對晴雯的這種愛同對黛玉的愛有什麼矛盾，晴雯黛玉本人也不覺得有什麼矛盾，這正是未能擺脫封建多妻制觀點時合理的現象」。別看這只是一個小問題。在當前，提出和澄清這樣的問題，同樣是十分有意義的，且具有舉一反三的作用。本來，寶玉和晴雯之間純潔的愛情關係，在曹雪芹所處的時代，不僅是值得歌頌的，而且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若以我們現代人的標準去衡量，則不僅不合理，而且覺得有損於正面人物的形象。於是不免強使之符合我們的理、作出違反事實的解說。這樣來「合理化」，恰恰又成了歪曲。筆者不久前即曾在一篇文章中幹過這樣的蠢事。這便涉及到在文藝評論工作中如何堅持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問題。這也正是《說夢錄》一書的重要特點之一。的確我們很難從裡面看到大段的引經據典和空洞枯燥的說教，但字裡行間，卻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說夢錄》自然也免不了有些小小的失誤。如將十二釵圖冊中顯然是詠探春的「才自精明志自高」一絕，誤為「概括地預言了史湘雲的一生」將第二回賈雨村自述其在南京所見的賈府「老宅」，當成了「《紅樓夢》故事主要發生」之地的「都中」的「榮國府(及其別院大觀園)」，以致誤認為賈雨村對那「冷落無人」的老宅外景的描述，便是書中寫榮國府大門的「第一個粗枝大葉的全景」鏡頭(其實脂硯齋在甲戌本的這個地方已經批明。「好!寫出空宅。」)當然，這些只不過是白璧微瑕。
值得著重一提的是，讀完《說夢錄》我有一個隱約的感覺：似乎作者對《紅樓夢》的特殊性方面還注意得不夠。作者在序言中說：「我尊敬一切聲關曹雪芹傳記的科學研究，但我談《紅樓夢》中的人物風景就談《紅樓夢》中的人物風景，決不把曹雪芹的生平、家世、譜系、姻親、交遊、府邸乃至大觀園遺址之類念念不忘的記在心兒裡。」作者的本意，固然是在強調藝術與生活的區別，突出對《紅樓夢》藝術特性的研究。但這種說法的本身，不免失之於偏頗，恰恰容易導致用一般小說學的眼光去看待《紅樓夢》，從而不知不覺地忽視了對《紅樓夢》藝術特性的深入闡發。
舒蕪同志是深通紅學的藝術家，其看待《紅樓夢》的眼光也決非一般化。但由於他在分析作品的思想和藝術時，對於紅學的其他方面——他不無偏頗地稱之為「有關曹雪傳記」的研究一一過分地抱有戒心，便在《說夢錄》絕大的優點之中，掩藏了一個令人遺憾的缺點：即把「從普通讀者來，又回到普通讀者去」這一本來正確的命題，過分拘泥地強調到了近乎褊狹的程度。
誠然，一般的讀者較少機會看到不大通行易得之本(如脂評本之類)，也不大知道曹雪芹的生平、家世和所處的社會環境等等。但是，不能見到或不大知道，決不等於不希望瞭解，不值得瞭解。既然這樣的普通讀者已經到了不僅愛讀《紅樓夢》，而且愛讀評論《紅樓夢》的學術專著的地步，那就說明他們的腦子裡或多或少已經帶著一些與讀別的小說有所差異的獨特而難解的「謎」，帶著對這部小說作者及其創作情況的某種興趣，在尋求指導，尋找答案。因此，一部評說《紅樓夢》思想藝術的著作，即便只是為了幫助普通讀者認識這部作品的價值和特點，也大可不必僅僅局限於就書中的人物風景而談論書中的人物風景，完全可以適當地、恰如其分地聯繫作者創作這部小說的特殊歷史背景，聯繫他的獨薅生平、家世、思想、素養，甚至還可以聯繫與他同時代的人，特別是他的親友對他的為人、作品、著書情況等等的評介，聯繫普通讀者不易見到的其他版本的某些微妙差異，去作更深入的剖析。
這裡面自然有一個如何掌握好分寸的問題，也有一個對有關材料如何去偽存真的問題。但不管怎樣，試圖絕然迴避這方面的問題，甚至唯恐沾了邊會有損於文藝批評的「純潔性」，卻不能不說是對《紅樓夢》研究的一種誤解。值得引起注意的是目前類似這樣的誤解，在很大程度上正左右著學術界的輿論，客觀上起著有礙於研究工作的深入，有礙於紅學的進一步繁榮和發展的不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