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次《紅樓夢》問卷調查
(一)
這是第十次,也是系列專題中的最後一次問卷調查了。本次問卷調查的題目是:關於《紅樓夢》的研究方向和方法。大體可以歸納為以下十種:1.突出古為今用,按『百科全書型的長篇小說』多方位多元化進行本體研究;2.按純文學作品去研究藝術成就,為當代文藝創作服務;3.考證曹雪芹家世,興起『曹學』;4.以脂硯齋評語為準,單純搞探佚學;5.為探討作者的創作實際,單純考證版本;6.從索隱到破譯進行想像研究;7.徹底否定後四十回;8.高度肯定後四十回;9.著重發現並考證有關紅學文物;10.以『階級鬥爭的形象歷史』為綱,去研究《紅樓夢》的思想意義和藝術成就。你認為上述方向與方法,哪一種對或可行?為什麼?這次問卷調查所擬的題目,實質上是關於紅學學派的問題,可以說是全部系列問卷調查中難度、深度、廣度最大的一次,因此,在發出問卷調查提綱的時候,特意附加了一條說明:「答卷人必須是讀過《紅樓夢》並關心研究的人。」
(二)
本次問卷調查的特點是:
其一,由於問題的專業性、學術性很強,考慮到一般的讀者是回答不來的,所以最早發放的範圍極小,只是在部分文科研究生和大學青年教師中發放。不久,大約是96年上半年,先後收到兩封素不相識者的來函,一封來自東北邊陲黑龍江農墾師專某教師,一封來自湖北棗陽市醫院某醫生,接著96年下半年又陸續收到山西各地的來函約20封,其中有農民、編輯、中學教師、師範學校高年級學生等,他(她)們都一致讚揚「紅學問卷調查活動有價值、有新意」,表示要積極參與,希望寄給他(她)們問卷調查提綱。例如,黑龍江省阿城市農墾師範專科學校王菊艷講師,她在信中說,她主講「紅樓夢專題」課,模仿我的做法,向本校學生也進行了一次問卷調查,共發出180份,收回178份,合格卷為170份,答卷人分屬於下列各類專業:中文62人,政史23人,外語13人,數學24人,物理13人,化學19人,生物15人,體育1人。她說:「從第一次調查問卷,到中間介紹趙老師的文章,一直到最後一次總結問卷課,學生始終情緒飽滿,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問卷滿足了他們的主動性、積極性,那種滿堂灌的教學方式急待改革。」「如何將中國古典文學課講得既有深度又生動精采,一直是我們這些青年教師感到困惑的問題。」「當代大學生對中國古典名著仍然比較珍愛,他們喜愛傳統文化。……趙老師發表在《名作欣賞》上的兩篇文章(按:指我寫的《紅學問卷啟示錄》和《襲人和晴雯:你招聘哪位作保姆?》)給了我極大的啟發。」
因而這次問卷調查提綱先後竟發放了六次,從95年1月起到97年5月止,將近兩年半,延續時間比以前的任何一次都長。其二,發出問卷調查提綱的數目和收回答卷的數目之多,也是十次中最多的一次。從文化程度來看:
屬於碩士研究生的發出33份,收回28份,在中間又有2人屬於自動來函要求答卷的,所以實際共30份。
屬於本科畢業班的學生為91級漢語言文學專業的60人、師範專業的50人,共發出110份,收回65份;92級漢語言文學專業的92人,共發出92份,收回92份;93級漢語言文學專業的65人,新聞專業的18人,共發出83份,收回83份。
屬於大學專科學生的有95級新聞專業雙招班10人,發出10份,收回10份。
屬於初中、高中、後師的有20人,其中包括農民10人,師範生5人、編輯2人、記者1人、中學教師2人,這20人全屬自動索捲回答者,共發出20份,收回20份。
從年齡大小來看,最小的18歲,最大的43歲,其中以18歲—25歲年齡段的居絕大多數,35歲以上的僅有7人。
總計:共發出問卷328份,收回278份,加上22人自動索卷並交回者,則有效問卷為整300份。
其三,對於《紅樓夢》的研究方向與方法,擬寫出調查的問題來,實在比讀一遍《紅樓夢》或者寫一篇評《紅》論文還要難得多,文字既不能繁瑣,又不能不得要領,必須抓住某學派研究方向與方法的精髓,從傾向上主流上表述。在擬題時,儘管我力求客觀、真實,希望包羅殆盡,但結果還是出現了失誤,我要感謝幾位答卷人的誠摯的批評與建議。比如有兩份答卷(王之元、高長寶)說,這十種研究方向和方法是從不同角度進行歸納的,怎麼可以籠而統之一、二、三、四……並列呢?比如第二種和第七種、第八種方法之間並無本質衝突,某人在把《紅樓夢》「按純文學作品去研究藝術成就,為當代文藝創作服務」的同時,他也可以「徹底否定後四十回」,或者「高度肯定後四十回」。顯然,這種提法不太合理,何況「紅學」研究課題並不僅僅這十種,當代就有人在研究《紅樓夢》的各種續書。
又有兩份答卷(毛淑榮、白慧新)說,除了老師所歸納的十種研究方向和方法外,還有一種更重要的方法即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也應當提出。是的,對於我們中國學者來說,運用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把《紅樓夢》放在宏觀背景上,打破國家和民族的界限,去與別國別族的文學以至於與哲學、歷史、宗教、藝術諸門類去比較研究,是非常有價值有意義的:它能夠擴大文學視野;促進文化交流;開拓文學研究領域。事實上,近十多年來我就開設了「中外小說戲劇比較研究」課程,也在《山西大學學報》和《名作欣賞》上發表了關於《紅樓夢》和《傲慢與偏見》的比較論文,而在起草第十次《紅樓夢》問卷調查提綱時,竟忘記了這一招,真是千思百慮,或有一失,愧哉愧哉!
(三)
綜合分析300份有效問卷,發現各種觀點態度者有十種:
(1)完全讚揚第一種方向和方法的有158人,占總人數的52.6%。此類答卷中包括有碩士研究生24人,大學本科生119人,大專文化程度的社會青年15人。
持此觀點的絕大多數都是全面而認真地把十種方向與方法加以比較之後,確認第一種才是最趨於科學、合理、有用的研究方向和方法。其中有六份答卷最具有代表性,寫的論點明確,論據充分,論證周密,語言也條理流暢。答卷人分別為:現在上海師大攻讀博士學位的副教授許並生,現為山西沂州地委辦公室主任、本科程度的原晉平,現為黑龍江農墾師專女講師的王菊艷,現為山西大學中文系93級新聞專業本科畢業班的柴傑良、郎勇、張祺同學。他們一致認為:這是因為同其他的幾種方法相比,此方法既全面又有所側重,基本上囊括了其他幾種方法;既是多元化多方位的整體性研究,同時又突出了古為今用的特點和重點,而其他的研究方向與方法,難免以偏概全,捉襟見肘,尤其是第七種和第八種,徹底否定和高度肯定後四十回都是不可取的。《紅樓夢》後四十回的價值,越來越受到學者們的重視,續書不僅續寫的成功,而且其中還蘊涵了原書的某些信息。同時從接受美學的角度看,中國的老百姓接觸的是百二十回本《紅樓夢》,其產生影響的深入和廣度相當大,這種文化現象決不能忽視。
從價值和社會意義來看,《紅樓夢》代表了封建社會小說的最高水平,是思想性和藝術性結合得最好的作品,確實是一部「百科全書型」的小說,它所涉及的內容可謂無所不包,應有盡有,大到政治制度、哲學思想,小到琴棋書畫、風土人情等等,真可以說作者對封建社會末世生活進行了全方位全景式的展示。是的,正像王蒙同志所指出的那樣:「作者未明確聲明但實際給自己提供的任務中,似還有求全與炫己兩項。求全即搞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小說,所謂『家庭瑣事,閨閣閒情,詩詞謎語,倒還全備』。其實不僅這些,作者不放過機會細寫園林、烹調、醫藥、戲曲、僧尼、巫祝、典制、禮教、服裝、首飾、陳設、工藝、書畫,以至紅白喜事種種,不但求真求味求精而且求全。炫己則是既炫耀自己的才學知識包括雜學知識,又炫耀自己有而別人難有的封建上層生活經歷體驗。」(《紅樓夢啟示錄》第57頁)總之,曹雪芹的創作選擇是多向的多元的,從第一回聲明中便一目瞭然,既要「懷舊」、「紀實」又要「解悶」、「警世」,一眼之間把整個世界看盡。正是由於這一「百科全書型」的特點,決定了我們對《紅樓夢》應當進行多方位多元化的本體研究,研究它的思想、藝術和社會的種種價值,而且又強調了古為今用,這就必然使《紅樓夢》的研究,具有了時代意義和現實意義,否則耗費心血去研究《紅樓夢》有何價值?
從作品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和關係來看,《紅樓夢》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絕不是孤島獨存的自生物,它本身就是一種生動的社會實踐,同社會肌體存在著廣泛的聯繫,因此它必然反映了象多稜鏡一樣的複雜的社會生活。如果單從某一個層面去研究《紅樓夢》,其成果必然是狹窄的偏頗的甚至走入誤區。筆者整理到此處,頗有感想,突然想起了著名的法國史學家兼藝術理論家丹納的名言,他在《藝術哲學》的「第一章」中闡述道:「我的方法的出發點是在於認定一件藝術品不是孤立的,在於找出藝術品所從屬的,並且能解釋藝術品的總體。」「藝術家本身,連同他所產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個包括藝術家在內的總體,比藝術家更廣大,就是他所隸屬的同時同地的藝術宗派或藝術家家族。」「這個藝術家家族本身還包括在一個更廣大的總體之內,就是在它周圍而趣味和它一致的社會。因為風俗習慣與時代精神對於群眾和對於藝術家是相同的,藝術家不是孤立的人。」不謀而合,第一種研究方法正符合丹納的理論體系和方法體系。
從讀者的角度來看,《紅樓夢》擁有一批數量龐大的讀者群,每位讀者在閱讀《紅樓夢》時,都總是要受到個人的經濟、社會、政治地位和興趣愛好的影響。每個人讀《紅樓夢》時都會有著獨特的感受,甚至同一個人每次讀的感受都有差別,因此,從多元化、多層面、多視角來研究《紅樓夢》,也是一種讀者群的需求。這個觀點又是丹納早已揭示無遺,他生動地闡釋道:「我們隔了幾世紀只聽到藝術家的聲音;但在傳到我們耳邊來的響亮的聲音之下,還能辨別出群眾的複雜而無窮無盡的歌聲,像一大片低沉的嗡嗡聲一樣,在藝術家四周齊聲合唱。只因為有了這一片和聲,藝術家才成其為偉大。」(同上)丹納的這段話給人以深刻的啟示,又一次證明了第一種研究方向和方法的優越性。
持此類觀點的答卷人,有的是批評了其他九種,而惟獨贊成第一種;有的是完全否定了其中某一種或某幾種(例如第四、第六、第七、第八、第十種)之後,而讚揚第一種的。有的答卷人則以尖銳警拔的語言指出:「理論聯繫實際」,「學以致用」,這是掛在人們口邊的常話,我們搞一切研究,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有一個重要的共同的目的,那就是為了應用。只有研究方向是為應用的紅學家,才稱得起是真正的稱職的紅學家,那些窮索於旁門左道的所謂紅學家,一輩子尋章摘句主觀臆斷,即使有所進展,於社會又有何益!豈不是害人誤己!有的答卷人則以平和的口吻辯證地指出:研究學問,注意古為今用,毫無疑問這是絕對正確的,符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指導準則,但是又不能把古為今用變為功利性十足的實用主義。如何劃清「古為今用」和「實用主義」的界限,固然很難,但如果紅學研究能夠避免這種傾向,才不會走上歧路。
(2)完全讚揚第二種方向與方法的有30人,占總人數的10%。其中包括碩士研究生5人,大學本科生24人,高中文化程度的農民1人。
持這種觀點的答卷人,也大多數是把十種方法加以比較分析後,確認為「從純文學作品去研究藝術成就,為當代文藝創作服務」是最有現實意義的方向與方法。山西大學中文系92級本科生趙有合寫的最為全面認真,他在尖銳地批評了其他九種方法後,表了自己的態。他說:
研究學術問題,切忌放下門簾,關上窗戶,把自己束縛在一方尺牘之內。歷史上有出息、有成就的學人都是學以致用,反對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的。以考據著名的乾嘉學派為例,其成果是大大的,然不能面向現實,一心皓首窮經卻無濟於人類社會。有人說過三種作學問的典型:一是像一只沙漏,一面裝一面漏,一點也不留;二是象海綿,擠出來的東西比吸進去的少了,也髒了;三是驗金石,沙子留下,閃光的金子揀起來。我們研究學問就應當是做驗金石,紅學家也不能例外。所以一個有責任感正義感的作家或評論家都應考慮,研究成果是蔭庇後世,還是遺害無窮。根據以上三種典型三種方法,讓我們仔細考察一下這十種紅學研究方向和方法:
第一種貌似公允,其實是很難作到的,個人的能力有限,多方位、多元化地按百科全書型的方法研究是不切實際的。第三種考證曹雪芹家世,興起「曹學」,我簡直想笑。不用說眾人,我想,就是曹姓也不會因此就感激他們。據說有的紅學家把曹雪芹的先祖,考到了宋朝的曹彬,甚至三國時的曹操,即使弄得很是清楚,又有何用?這些人在這人生苦短的旅途中,耗費精力,實在可悲!
第四種以脂硯齋的批語為準,單純搞探佚學。這本是想讓重新「探」出來的《紅樓夢》更接近曹氏原著,但我想,這怕是永遠不可能的。魯迅先生曾因看了梅蘭芳博士的「黛玉葬花」而「想不到林妹妹的嘴唇竟這麼厚」,同理,很多人也會因看了重新「探」出來的《紅樓夢》而「想不到……」。據瞭解,許多看了電視連續劇《紅樓夢》的觀眾,正是如此吶喊著。這種方向與方法,於現實生活實在無益。
第五種、第六種更是「無事忙」。由於太多的好事者,使得「單純考證版本」有困難,退一步真的考出來了,也不好辦,曹雪芹早已仙逝了,死不能言,無從對質,這樣探討出來的作家的創作實際,就很難令人信服。說到「想像研究」,自己盡可以想像,錯了亦不至於坑害別人,不幸他偏又要寫給大家看,貽害無窮,真是罪莫大焉。
第七種、第八種一個是要一腳把後四十回踩進地下,一個是要雙手把後四十回托到天上。一眼看出這是形而上學的偏激觀點。我們看事物要用辯證的眼光,要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
第九種本來是有利於深入發掘作家作品底蘊的一種作法,然而在紅學界卻存在一種不正之風,不少紅學家在偽造文物,或者強詞奪理為我所用,甚至鬧得沸沸揚揚,相互詆毀。我覺得這種紅學家是最危險的,最可怕的。
第十種呢,處在階級社會裡,自然需要用階級分析和階級方法去看問題,但這並不意味著要以階級鬥爭為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提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是不宜提倡的,這是一種「極左」的錯誤觀點。
排除其他,我們回頭看看第二種觀點才是正確的,也是現實的。首先,在商品經濟浪潮衝擊下文壇需要一種新的藝術。文藝在等待,文藝將在等待中爆發。其次,作家們在一番摸索之後,一定會重返古典文化,從中吸取精華,這時,從事這個方向與方法的紅學家們應當幫助他們,使他們少走些彎路,多收些效益。第三,這種工作可能要在很長時間以後才能見效,但是功德無量,紅學家們何樂而不為呢?所以,我認為十種觀點中的第二條最有效,最直接,也最有價值。
(3)贊成把第一種、第二種的方向與方法結合起來研究《紅樓夢》。持此觀點的有29人,占總人數的9.6%,其中28人為大學本科生,1人為師範中專生。持此類觀點的答卷者,大部分都是在否定了第四和第六種的研究方法之後,確立了第一、二種的結合觀。例如,答卷人王亞虎(山西大學中文系93級應屆畢業生)說:
「我的觀點用我自己的話概括就是:一個原則,兩個方向。一個原則就是要堅持古為今用的研究態度,我們搞研究必須要服務於今天的社會。兩個方向:一個是向前看,從新的角度審視《紅樓夢》;另一個是向下挖,讓它的精華服務於今天的文學創作。坦率地說,我非常反感文學研究中那種過於瑣細的考證。『紅學』研究也需要在方向、方法上有所革新。」因為這第一第二兩種方法並不是矛盾的,而是包容與被包容的關係,因此兩種方法可以水乳交融地結合起來。答卷人趙麗彬(山西大學中文系92級應屆畢業生)這樣回答:「研究事物的方向與方法是由該事物的本質屬性決定的。《紅樓夢》首先是一部小說,然後才有它作為文學載體所反映的歷史、社會、人文、地理、風俗等內容。《紅樓夢》留給歷史和社會最多最輝煌的也在文學方面,真正徹底地發掘其藝術成就,加以學習借鑒,這將促進當代社會主義文藝創作的繁榮。另一方面,《紅樓夢》畢竟是一部與眾不同的文學著作,它是一部涵蓋量十分豐富的『百科全書型』的小說,因此如果只從文學去研究文學,就顯得遠遠不夠了。這樣,就要求研究者必須從小說的各個方位、各個角度,多層次、多元化地進行本體研究,循著《紅樓夢》中所提到的各種線索,真正挖掘這部小說具有的『百科全書型』特點的深刻涵義,從而更好地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事業服務。」
因此,他們批評說,諸如考證曹雪芹的家世,單純搞探佚學,單純考證版本以及從索隱到破譯進行想像研究,除能為讀者理解《紅樓夢》或多或少提供有限的幫助外,實在沒有多大的意義。再說,這些研究很大程度上脫離了文學本體,研究者的主觀因素介入太多,讓人覺得脫離實際,不要說一般的讀者,即便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讀者,對這些研究成果也很少關心,沒有幾個讀者在讀《紅樓夢》前後去吸收這些成果,可見這些研究又是嚴重脫離群眾的經院式的。所以,他們認為這類研究,可由少數學者去做,沒有必要投入太多精力,有關紅學研究機構及權威,更不必故意導向。
(4)贊成第三種方向與方法的有15人,占總人數的5%。其中有五人論證的最為典型,這五人均為山西大學中文系92、93級本科應屆畢業生,他們是韓建英、岳燕林、劉春宇、劉紅霞、段融。這五份答卷都寫的比較好,他們不詳論其他九種研究方向與方法之優劣,開門見山便表態:「我贊同第三種研究方向與方法。因為《紅樓夢》是一部在一個特殊的時代,作者經歷了一番特殊經歷之後,用獨特的藝術手法寫出來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作品,它的內容包羅萬象,藝術表現手法也多種多樣,一切描敘都與作者生活環境和成長經歷分不開,因此要想更深層地研究《紅樓夢》,必須首先對作者及其家世有一個深入透徹的瞭解,只有對此進行充分的瞭解,才能幫助我們解開書中的許多不解之謎,更全面地更深層次地理解《紅樓夢》。對於作者曹雪芹本人,有據可查的資料實在很少,由此引發了一系列曹雪芹身世之謎,正是曹學家們待以解決的課題。因此,我認為曹學不僅有存在的理由,而且是紅學發展的必要前提,讀《紅樓夢》,就應知道曹雪芹,研究《紅樓夢》,就需要探究曹雪芹的生平家世。總之一句話,紅學離不開曹學。」
(5)完全讚揚第四研究方向及方法的只有2人,占總人數的0.6%。答卷人(梁江華,李曉東,山西大學中文系93級)均為大學本科文化程度,他們對探佚學評價極高。他們認為:由於脂硯齋和曹雪芹是關係異常密切的親戚朋友,在曹雪芹還在世時,脂批就和《紅樓夢》一同流傳了,某些脂批也得到了曹雪芹的肯定。所以脂硯齋評語可以說是研究《紅樓夢》的第一手資料,它不僅為探佚《紅樓夢》的全璧提供了依據,而且在藝術鑒賞和美學思想上也給人們以啟示,幫助人們認識作者獨特的藝術創作方法,如諧音法、影射法、讖語法等,都在脂批中一一道破。脂硯齋做為曹雪芹的長輩和全書的首閱者,對前80回所作的大量而且精當的評語,更可使我們解開「紅樓」之謎,還其廬山真面目,把80回以後的人物故事發展趨勢作出考辨、推斷、想像,將原著的大體輪廓完整地勾勒出來。
但在300份有效答卷中,竟有一半以上是明確地批評、否定探佚學的,尤其是在肯定第一種或第二種方法的答卷中,特別尖銳地批評了第四研究方向與方法。持此觀點的最有代表性的是劉紀昌(33歲,大學講師兼律師)、劉媛媛(31歲,研究生班)、李軍(24歲,大學中文系本科生)、趙海香(21歲,大學中文系本科生)等人。他們有的說:
單純搞探佚學,未免有寫科幻小說之嫌。書說到底是一種工具,可以用於生產鬥爭,也可以用於養性移情。目的就是有用。書沒有用,失去了流傳的價值;研究沒有用,也失去了存在的權利。因而突出古為今用,多方位、多元化進行本體研究,才可以找出紅樓真諦,為今天的改革開放服務,為今天經濟大潮中的人找一塊用武之地。我們的精神文明建設最需要這種「硬件」,否則,那些色情兇殺低劣之作又怎能不充斥大街小巷?他們有的說:
探佚學曾經盛行一時,一開始,作為一種新方法我覺得挺新鮮,挺佩服,但後來研究者卻越走越遠,自以為是,主觀臆測,如證明薛寶釵嫁給賈雨村就因為賈有一聯「玉在櫝中求善價,釵於奩內待時飛」,便探佚出如此情節,荒唐之極。至於有些立論,純粹是「皇帝的新衣」,好像天下人都沒有讀懂《紅樓夢》,只有搞探佚學的那麼一兩個人讀懂了,自封為王,目空一切。有些立論更是胡說八道,自相矛盾,如用娥皇、女英的典故證明黛玉、湘雲都和寶玉有愛情關係,但我也同樣可以用這個典故證明二人同時嫁給寶玉,或者同時自殺云云,不會像他們考證的那樣黛玉早死,湘雲後來與寶玉結合。
(6)在300份答卷中,有18人承認第六種研究方向與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外,竟有282人完全否定,但也有3人高度讚揚第六種的,占總人數的1%。其中本科程度的2人(辛文斌、侯立),大專程度的1人(95級新聞專業呂慧),以山西沂州師專講師辛文斌寫的最有代表性。他認為,「《紅樓夢》本身是一座複雜的謎宮,具有立體的思想(儒道佛,天地人)和圓形的藝術(草蛇灰線,魔幻變形),文本自身的『無窮性』和『測不准』,必然會帶來研究的『無窮性』和『永遠性』,因此永遠存在『索隱』和『破譯』的必要,而且每次『索隱』和『破譯』,都是對《紅樓夢》世界的一次發掘和開拓。從某種意義上講,每個讀者或研究者都有自己所理解的《紅樓夢》,都已進行了不同時空點和不同心理狀態下的二度、三度……創作,都加進了想像的因素,這種想像就是再創造,再理解,就是主體與客體的相遇,這無疑會把《紅樓夢》研究帶進一個新的境界。」
(7)在300份有效答卷中,絕大部分答卷人認為「第七種徹底否定後四十回」和「第八種高度肯定後四十回」的觀點,都失之偏頗,形而上學,主張實事求是地評價,作出一分為二的結論。但也出現了15份答卷,完全贊成第八種方向與方法的,占總人數的5%。
其中以碩士研究生薛婭玲和大學本科生李登凱寫的最具有代表性。他們認為:《紅樓夢》後四十回的作者不論是哪一位,卻是一位求真意、抒真情、寫真景而毫不矯揉造作的語言大師,多少年來連同前八十回合成百二十回本流傳於世,為廣大讀者所接受卻是鐵的事實。作為文學閱讀與小說賞析,到底應該以什麼樣的價值標準來評判後四十回呢?
首先,前八十回之偉大,自然使讀者為後四十回之佚散而長歎!反過來,如果沒有高鶚的後四十回,曹雪芹的《紅樓夢》就是殘本,不可能得到廣泛流傳,達到今天這種婦孺皆知的效果,它的偉大價值和獨特的藝術魅力就要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而且,小說的最大底蘊也正是小說本身,古今中外,傑出的長篇小說的結局部分,寫得成功的何其少也!《水滸傳》《西遊記》《紅與黑》都是如此。對於《紅樓夢》,我們也不能排除作者收筆困難的問題,前八十回敘寫得越是感人、可信,環境與人物越獨特越生動,就越會先入為主,既成事實,難以再翻出新景新意,而後四十回的續寫,卻翻出了令人滿意的新景新意。
其次,某些紅學家指責後四十回改變了原作「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的結局,成為「蘭桂齊芳」、「沐皇恩賈家延世澤」的俗套。實際上,高鶚的續作還是基本上遵循了曹雪芹的創作思路,例如「十二釵」的不幸命運,賈府的抄家敗落,寶玉的出家,賈母的殯儀冷清等,都是和原作思路相符的。同時,也沒有把「遍被華林」的「悲涼之霧」寫得讓人喘不過氣來,這正是高作的妙處。賈府雖有「金玉其外」的外表,卻是「敗絮其中」,所有的人都已「心死」,這不正是最大的悲哀嗎?
再次,從語言藝術來看,後四十回顯示了卓越的真實美,人物語言的個性化和雕塑般的浮雕美,意趣橫生的詩情畫意美,以及文字的簡潔、諧趣、含蓄等,特別是「黛玉焚稿」、「寶玉哭靈」、「黛死釵婚」的重要情節,都續寫的毫不遜色。
( 8)贊成第十種研究方向與方法的有4人,占總人數的1.3%,其中屬於太原師範中專生1人(龐俊萍),太原師範大專生1人(李艷華),山西大學中文系92級本科生2人(柴文軍、趙麗慧),年齡段為18歲—21歲之間。無可否認,凡是經過「文化大革命」的人,都自覺不自覺地參與了當時的「評紅運動」,然而這四位答卷人都是「文革」以後才出生的,當他們懂事的時候,已經是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鄧小平時代了,那麼為什麼還會堅持贊成「以階級鬥爭的形象歷史為綱,去研究《紅樓夢》的思想意義和藝術成就」呢?原因可能是多種多樣的:一是受了老一輩親友的影響;二是中學語文課本中選入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蘆僧亂判葫蘆案」的影響;三是課外閱讀有關著作的影響;還有其他等等。由此看來,想要完全抹煞這種觀點是絕對不可能的,作為一家之說是具有一定合理性和科學性的。這四份答卷一致認為:
可以說階級鬥爭的色彩充滿了整部小說,無處不在,無處不有。小說中許許多多生動、活潑、可愛的人物,都變成了封建階級鬥爭的犧牲品。階級鬥爭的殘酷性是我們在小說中體會最深刻的。曹雪芹以一個目睹者和經歷者的身份揭示了階級鬥爭的殘酷和實質。人性和親情在此時被金錢、權力、私慾所代替,成為封建階級的附屬品。貴族家庭內部的明爭暗鬥,奴婢之間的鬥爭,貴族與奴婢之間的鬥爭,還有在生活上他們窮奢極侈,揮霍無度,衣食住行都非常講究,浪費驚人,所有這些難道不是階級鬥爭的表現嗎?
從文學理論來說,文學的階級性,就是指文學作品中所表現出的一定階級的思想、情感、意志和理想,這是人類社會進入階級社會後文學的一種普遍傾向。在所有的藝術中,文學是最不純粹的藝術。因此研究《紅樓夢》時,就應該以「階級鬥爭的形象歷史」為綱來加以剖析。
(9)此外,還有贊成1+3的(即主張把第一、三種方向與方法相結合),1+6的(即主張把第一、六種方向與方法相結合),1+10的(即主張把第一、十種方向與方法相結合),持此類觀點的答卷各4份,共12人,占總人數的4%。具體理由,前邊已大略談過,故不贅述。
值得注意的一個事實是,在300份答卷中惟獨沒有一人讚成第九種研究方向與方法的,即「著重發現並考證有關紅學文物」的。究其原因恐怕與下列情形有關:一是答卷人缺乏這方面的知識和信息;二是紅學界屢屢出現假文物,或者證據不足便草率做出主觀臆測的結論,使人產生逆反心理,於是答卷人置若罔聞。
(10)認為十種研究方向與方法都各有所長,各有所短,每一種方法都有其合理性,任何一種方法具體到每個研究者面前都是很艱難且神聖的選擇。問題的關鍵不是選擇或淘汰某種研究方法,而是如何把握各種研究方向與方法的科學性,不要讓它流向冷僻、古怪、煩瑣、無用的地步。持此觀點的有32人,占總人數的10.6%。在32人中具有碩士學位的有9人,具有大學本科文化程度的有23人,其中以劉達科(碩士學位,山西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寫的比較明確、深刻,茲摘錄如下: 代替,成為封建階級的附屬品。貴族家庭內部的明爭暗鬥,奴婢之間的鬥爭,貴族與奴婢之間的鬥爭,還有在生活上他們窮奢極侈,揮霍無度,衣食住行都非常講究,浪費驚人,所有這些難道不是階級鬥爭的表現嗎?
從文學理論來說,文學的階級性,就是指文學作品中所表現出的一定階級的思想、情感、意志和理想,這是人類社會進入階級社會後文學的一種普遍傾向。在所有的藝術中,文學是最不純粹的藝術。因此研究《紅樓夢》時,就應該以「階級鬥爭的形象歷史」為綱來加以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