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談《隨園詩話》的版本

兼談《隨園詩話》的版本

兼談《隨園詩話》的版本

紅樓絮語

    考證派紅學的奠基人胡適,在二十世紀初開始研究《紅樓夢》時,非常重視袁枚《隨園詩話》中有關《紅樓夢》的材料。他在1921年3月寫的《〈紅樓夢〉考證》初稿,引用了《隨園詩話》中的一段話:

    康熙間,曹練亭為江寧織造,……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中有所謂大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當時紅樓中有女校書某尤艷,雪芹贈云:「病容憔悴勝桃花,午汗潮回熱轉加。猶恐意中人看出,強言今日較差些。」「威儀棣棣若山河,應把風流奪綺羅。不似小家拘束態,笑時偏少默時多。」1

胡適的學生顧頡剛看到胡適的文章後,拿自己收藏的《隨園詩話》與胡適的引文相比較,發現有不同處,致信胡適提出質疑2。於是,胡適在不久後發表的《〈《紅樓夢》〉考證》改定稿中,吸收了顧頡剛在信中提供的「明我齋讀而羨之」,「我齋題雲」十一個字,把「引文」變成了:

    康熙間,曹練亭(練當作楝)為江寧織造……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中有所謂大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明我齋讀而羨之(坊間刻本無此七字)。當時紅樓中有某校書尤艷,我齋題雲(此四字坊間刻本作「雪芹贈雲」,今據原刻本改正):「病容憔悴勝桃花,午汗潮回熱轉加,猶恐意中人看出,強言今日較差些。」3

胡適這段哪裡也找不到的「引文」,影響《紅樓夢》研究至今近百年。持「曹雪芹是曹寅兒子」,「大觀園就是隨園」等觀點的紅學學者,都從這段「引文」中找出「有力證據」。有的學者在自己的《紅樓夢》研究專著中,引用的竟是胡適的「混合型」引文4。還有的學者認為這段「引文」是引自顧頡剛收藏的本子5。

    對《紅樓夢》的研究,經常要牽扯到《隨園詩話》,因此,把它的版本搞清楚,給研究提供了一個真實的前提是很有必要的。

    紅學界比較一致的認為:《隨園詩話》最早的版本是乾隆壬子年(57,1792)春刻本,(確切講,是沒有「中有所謂大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句的壬子年刻本)6;「中有所謂大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這句話最早出現在道光四年的刻本,是對乾隆壬子年刻本的篡改。

    紅學界對《隨園詩話》版本的這些認識是否正確呢?

    我們首先看一看《隨園詩話》最早的版本是什麼版本。我們在山東大學圖書館館藏中發現一封袁枚致山東詩人李憲喬的信,摘錄如下:

    僕近梓《隨園詩話》二十卷,已將賢昆季之零章斷句散佈其間。約今冬明春可以告成,即當馳寄。……僕夏間受暑病痢,至今腹疾不清,此亦衰年自然之理。……孔子曰:「戒之在得。」所謂得者,非僅貪富貴之謂也,貪長生不死亦得之致而當戒者,況僕已加聖人一年,長釋迦三歲,尚何不足。

信末署「八月二日」。袁枚在信中稱自己「已加聖人一年」,(孔子生於公元前551年,死於公元前479年,計73歲,無異說),也就是說他已74歲。袁枚在給他的另外一位友人的信中說得更清楚:

    枚今年七十有四矣,夏間為暑所累,病痢月餘;近雖痊可,而脾氣大傷,飲食滯留,礙難消化。……且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所謂得者,非徒貪財貪爵位之謂;貪長生不死,是亦得之宜戒者。況枚雖不屑,已加聖人一年,長釋迦三歲,尚何不足於心哉?逝者如斯,委化任懷,聽之而已7。

    兩封信中,袁枚都稱他「長釋迦三歲」,不知依據為何。(一般認為釋迦壽八十)

    上海廣益書局1931年出版發行的「言文對照,詳注批評」《小倉山房尺牘》對此的譯文是「比釋迦長了三歲」。

    楊鴻烈著《袁枚評傳》「第二章年譜」稱:「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一七八九)。先生七十四歲。」8據此,我們可以斷定兩信都寫於乾隆己酉年(54,1789)。

    袁枚在信中稱「近梓《隨園詩話》二十卷」,是指《隨園詩話》十六卷和《隨園詩話》四卷。袁枚在給好友畢沅的信中寫道:

    枚撰《隨園詩話》十六卷,未免宋、元人習氣,自覺可嗤。然中間抒自己之見解,發潛德之幽光,尚有可存。積歲既久,卷頁遂多,無力付梓,又不忍拉雜摧燒之。蒙尚書許為開雕,不覺欣幸!當即清謄六本,將交王先生寄呈省覽。忽聞尚書有總督兩湖之信,恐方展陶太慰之經略,必暫緩羊太傅之閒情,未敢干瀆尊嚴,故仍且留下。今春在府,抱嵩珠世兄,嶷嶷麟角,牙牙相親,是將來之韓忠彥、范純仁一流人物。儲休啟祐,理合如斯,藉便報知,兼以誌喜。

    畢沅「許為開雕」的是《隨園詩話》十六卷,怎麼變成二十卷了呢?原因是畢沅調任湖廣總督,未能看到《隨園詩話》的謄清稿,袁枚不便「開雕」。到了第二年,陸續收集的詩稿又成了四卷,作為「補遺」,「藉便報知」畢沅,付之梨棗。

    畢沅是在答應贊助袁枚刻《隨園詩話》後,於乾隆戊申年(53, 1788)七月調任湖廣總督的9,從這兩通同是寫於己酉年的信的內容看,「《隨園詩話》二十卷」於乾隆己酉年開雕是確鑿無疑了,這是《隨園詩話》最早的版本(以下稱己酉本)。

    我們在山東大學圖書館館藏中找到了己酉本。該版本書名頁上題「小倉山房隨園詩話」,沒有刊刻時間;在第十六卷尾頁鐫「南部道」三字。《隨園詩話補遺》前無書名頁。在正編卷一前有蔣士銓的《讀〈隨園詩話〉題辭》和趙翼的《讀隨園詩題辭》。怎麼證明這個版本就是早於乾隆壬子年刻本(以下簡稱「壬子本」)的己酉本呢?具體分析如下:

    其一,從該版本提供的資料,證明它是己酉本。

    我們翻檢該版本《隨園詩話》全部十六卷,發現書中涉及年代時間的段落中,時間最晚是最後一卷第十九段:

    戊申春,忽江寧典史王柏崖光晟見訪,貽五律四首,一氣呵成,中無雜句。

    乾隆戊申年(53,1788)之後的己酉年(54,1789),該書未收該年任何內容。這說明己酉年以前《隨園詩話》十六卷已經定稿。這在袁枚致畢沅的信中也提到。

    我們再翻檢該版本《隨園詩話補遺》全部四卷,發現書中涉及年代時間的段落中,最晚是第三卷第一段:

    辛亥,端陽後二日,廣西劉明府大觀袖詩來見。方知官桂林十餘年,與比部李松圃,岑溪李少鶴諸詩人,皆至好也。

「辛亥」為乾隆辛亥年(56,1791),刊刻壬子本的前一年。卷三第十六段,又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佐證:

    余刻詩話,尺牘二種,被人翻刻,以一時風行,賣者得價故也。

這說明乾隆辛亥年(56,1791)以前,該版本《隨園詩話》十六卷已經刊刻完成。袁枚在給李憲喬的信中說他「約今冬明春可以告成」,他估計的差不多。這一段還證明該版本《隨園詩話》十六卷,《隨園詩話補遺》四卷是分兩次刊刻完成的。至於該版本《隨園詩話補遺》四卷是什麼時間刊刻完成的,我們可以從它的第三卷第一段提供的最晚年代和壬子本的開雕時間乾隆壬子年(57,1792)春,推斷為乾隆辛亥年(56,1791)。

    其二,從該版本中的錯字、內容重複之處在壬子年本中得到糾正,可以證明它是己酉本。

    該版本刻工刀法還算可以,但錯字太多。如:把「占」刻成「以」,「幸」刻成「圭」、「伴」刻成「律」、「巢」刻成「甾」、「歐」刻成「殿」、「蒲」刻成「隋」、「頻」刻成「頑」、「回」刻成「曰」、「知」刻成「能」,「竟」刻成「免」、「冊」刻成「間」、「山」刻成「出」、「女」刻成「友」、「昔」刻成「肯」、「埠」刻成「阜」、「容」刻成「空」、「寶」刻成「實」、「丈」刻成「文」,「束」字多處刻成了「東」。因為它錯字太多,很容易讓人把它看作「坊間刻本」而不加注意。為什麼這麼多並不難認的字被誤刻呢?袁枚在《隨園詩話》卷十六第五十段道出了原因:

    余每作詩,將草稿交阿通騰正。通不識草書,往往誤寫。

袁枚在《隨園詩話》中,多次抱怨刻書誤字多的情況。在卷十五第八十三段中,他寫道:

    余梓詩集十餘年矣,偶爾翻擷,誤字尚多;因記椒園先生詠落葉云:「看月可知遮漸少,校書真覺掃猶多。」

    這些錯字在壬子本中大都糾正了。《隨園詩話》因其收詩多,時間跨度大,該版本中內容重複等不妥之處很多。例如:顧星橋「過江名士久推袁」一首詩,既見卷八,又見卷十一;方南塘「積雨逢晴草怒生」詩,卷九、卷十三均收,等等。這些不夠嚴謹之處在壬子本中改正了不少。

    其三,將該版本與壬子本的版刻形式做比較,可以證明它是己酉本。

    壬子本對該版本多處進行了修正,字體、開本也都變大,但它盡量將每頁每行的字數與該版本保持一致,這也可以證明該版本早於壬子本,它就是己酉本。

    己酉本有關《紅樓夢》的那段話是這樣的:

    康熙間,曹練亭為江寧織造……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中有所謂文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當時紅樓中有女校書某尤艷。雪芹贈云:「病容憔悴勝桃花,午汙潮回熱轉加。猶恐意中人看出,強言今日較差些。」「威儀棣棣若出河,應把風流奪綺羅,不似小家拘東態,笑時偏少默時多。」

    通過前面的分析考證,我們知道了己酉本《隨園詩話》十六卷是用幾個月的時間(「今冬明春」)刻成,間隔時間不長又刻《隨園詩話補遺》四卷,並於乾隆辛亥年完成。

    由於我們前面談到的原因,袁枚於乾隆壬子年(57,1792)春決定第二次刊刻《隨園詩話》。

    《文獻》1994年第2期發表袁枚一篇佚文:《星湖詩集序》。袁枚在序中寫道:「曹星湖明府以江右孝廉出宰如皋,性眈吟詠。五年前,余已采其佳句刻入詩話矣。今以全稿寄示,余思雉皋最繁邑也,明府能游刃治之,琴歌酒賦不稍累,其神識異人哉!」序末署「嘉慶元年立春後十日,隨園老人袁枚序,時年八十有一」。嘉慶元年春往前推五年,正是乾隆壬子年春。

袁枚刻入詩話的曹星湖明府的佳句,我們在乾隆壬子年(57,1792)刊刻的《隨園詩話補遺》卷二找到了。移錄如下:

    曹星湖明府詩,清新可喜,近蒙寄示。錄其佳句云:「竹聲隨雨至,花影送晴來。」「霜濃皴地面,樹禿減風聲。」「花是當窗宜密種,草非礙道莫輕芟。」皆可存也。余性伉爽,坐車中最怕下簾。曹有句云:「平生眼界嫌遮蔽,風雪何妨一面當。」與鄙懷恰合。

    壬子本並不是只有一個版本,僅袁枚小倉山房刻版筆者就發現有三個版本。

    最早的壬子本(以下稱「壬子本第一版」)《隨園詩話》卷一書名頁題:「乾隆庚戌翻刻必究隨園詩話小倉山房藏版」,《隨園詩話補遺》卷一前題:「乾隆壬子春刊隨園詩話補遺小倉山房藏版」。書前還刻有《續同人集》(袁枚著)的序,充當《隨園詩話》的序言。全文如下:

    冒巢民先生有《同人集》十二卷,序曰:「海內才人,同聲相應。當其始也,視為易得而棄置焉;及時移事易,其人已往,則雪泥鴻爪,往往思之於無窮,豈不可惜!」斯言也,余悔知之已晚。余在名場垂六十年,四方投贈之詩不下萬首,多糊屋壁,題「詩世界」三字以顏之。不數年盡皆剝蝕,因之自悔。想學巢民付之剞劂,又苦無力,乃選其詩最佳者梓而存之,號曰《續同人集》。其已附集中及《詩話》者,俱不錄。隨園主人袁枚序。

壬子本第一版中有關《紅樓夢》的那一段改成了:

    康熙間,曹練亭為江寧織造……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中有所謂文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當時紅樓中有女校書某尤艷。雪芹贈云:「病容憔悴勝桃花,午汗潮回熱轉加。猶恐意中人看出,強言今日較差些。」「威儀棣棣若山河,應把風流奪綺羅,不似小家拘束態,笑時偏少默時多。」

壬子本《隨園詩話》還有一個修改版,也就是顧學頡校定,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隨園詩話》的底本,我們稱它「壬子本第二版」。壬子本第二版書名頁題字與第一版是同一書版,後面正文也是同一書版,絲毫不差。所不同的是:第二版對第一版部分內容、詞句進行了刪改;又增加了一些內容;第二版卷一將《續同人集》的序抽去。卷二有關《紅樓夢》的那一段改為:

    康熙間,曹練亭為江寧織造……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明我齋讀而羨之。當時紅樓中有女校書某尤艷。我齋題云:「病容憔悴勝桃花,午汗潮回熱轉加。猶恐意中人看出,強言今日較差些。」「威儀棣棣若山河,應把風流奪綺羅,不似小家拘束態,笑時偏少默時多。」

    己酉本和壬子本第一版卷二有一句錢辛楣的詩「朝局是非堪齒冷,千秋公論是誰伸?」,這詩明顯表示了對「朝局」的不滿,壬子本第二版把它改成了「一局殘棋偏汝著,千秋公論是誰伸?」己酉本、壬子本第一版第一頁第一段有「可知皆作侍衛時詩也」句,壬子本第二版把它改成了「可知皆作郎中時詩也」。這樣的改動還有很多,就不一一枚舉了。

    另外,壬子本第二版比第一版還增加了內容。我們粗粗將兩個版本的《隨園詩話》十六卷做了對照,發現卷三增加了「己酉夏間,鰲靜夫圖明府與張荷塘過訪隨園……」和「奇麗川方伯,篤友誼而愛風雅……」兩段;卷四增加「余宰江寧時,查宣門居士開贈蔗塘詩一集……」和「先生有蓮塘詩話……」兩段;卷七增加「余已選揚次也、李嘯村竹枝,自謂妙絕矣……」和「吳俗以六月二十四為荷花生日,士女出遊……」兩段;卷十一增加「韓慕廬尚書……」和「壬寅冬,余游雉皋……」兩段;卷十四增加「仁和高氏女,與其鄰何某私通……」一段。

    壬子本第二版對第一版的修改、增加內容,是通過在原版上的剜改、貼版、整版重刻來完成的,這一點通過字跡的大小、風格的不同,邊欄線的不連貫,看得很清楚。

    壬子本第三版《隨園詩話》卷一書名頁題:「乾隆壬子春鐫隨園詩話本衙藏板」,《隨園詩話補遺》卷一書名頁題:「嘉慶元年續刻隨園詩話本衙藏板」。兩書名頁字體完全相同,但與壬子本第一版第二版迥異。查看書的內容、版刻,與第二版為同一書版。第三版與第二版相比較,字面已很不清晰,且多處刻字脫奪。例:《隨園詩話補遺》卷八最後一段「鎮江都統成警齋先生策見訪隨園,適余在揚州,未得一見」之後兩行字已看不清楚。《隨園詩話補遺》卷二倒數第二段「長洲女孟文輝……」「長洲女孟」四字已成空白,不能印出。看來,袁枚的書版已經易手,書名頁「嘉慶元年續刻隨園詩話」的題字完全是書商的偽刻。

    不少書目都從書名頁提供的「乾隆庚戌」字樣,判斷《隨園詩話》十六卷,《隨園詩話補遺》十卷是從乾隆庚戌年開雕至乾隆壬子年春完成,或者是乾隆庚戌、乾隆壬子春分兩次完成。在不知有更早的版本的情況下,產生這種錯覺是很自然的。其實,壬子本就是乾隆壬子年春開雕的。因為它仍然仿照己酉本有正編、有補遺的形式,就要有一個時間的區別。「乾隆庚戌」是己酉本《隨園詩話》十六卷刊刻完成的時間。

    《隨園詩話》卷二關於《紅樓夢》的那一段中收錄的兩首詩,是富察明義(字我齋)寫的《題〈紅樓夢〉》七絕二十首中的兩首,原詩是這樣的:

    病容愈覺勝桃花,午汗潮回熱轉加,

    猶恐意中人看出,慰言今日較差些。

    威儀棣棣若山河,還把風流奪綺羅。

    不似小家拘束態,笑時偏少默時多。

富察明義在詩題下有段說明文字:

    曹子雪芹所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蓋其先人為江寧織府。其所謂大觀園者,即今隨園故址。惜其書未傳,世鮮知者,余見其抄本焉。

    把《隨園詩話》和《題〈紅樓夢〉》相對照,可以看出袁枚是讀過《題〈紅樓夢〉》的。

    袁枚與富察明義的關係非同一般,有信為證:

    秋間似村世史處寄到和詩二章,即景情生,言從心發,押時字韻,感期望之深。押經字韻,見相思之切。……枚生平不喜佛法,而獨於因緣二字,信之最真。……即如枚與君家,亦大奇矣。二十七時,翰林散館,在光明殿考試。蒙文忠公一見傾心,賞其爽俊。嗣後每到宮門,必加獎許。後乞養山居,猶托尹相國聘為記室。枚以母老路遙,辭謝而止。三十五年,王師征緬,家弟樹作宰南陽,辦理軍需。忽接欽差六百里羽檄,合署驚惶,不知何事。啟封乃絕句一章云:「雙丁二陸傳名久,今日相逢在路途。借問南陽賢令尹,風流得似子才無」一時士大夫傳為佳話。此即令兄諱仁者之流風遺韻也。近年來又以以下程朱二友,假館華堂,得與執政時通芳訊。一門之內,重疊恩知,或未見而相思,或乍逢而矜寵。倘非陸法和所謂前生有香火因緣者,何能如是。枚犬馬之齒,六十有六矣。人間萬事,盡付煙雲,惟於「感恩知己」四字,一息尚存,每欽欽其在抱。未知今生得仰得見賢人丰采否,言之黯然。十(《答明我齋參領》)

    袁枚為什麼把明義的詩說成是曹雪芹寫的呢?袁枚在《續同人集》序言中說:「余在名場垂六十年,四方投贈之詩不下萬首,多糊屋壁,題『詩世界』三字以顏之。不數年盡皆剝蝕,因之自悔。」由此看來,袁枚是將《題〈紅樓夢〉》的作者忘記了。如果富察明義在《題〈紅樓夢〉》七絕二十首上沒有寫上自己的名字,還真容易讓人誤解是曹雪芹寫的。

    關於《紅樓夢》的那一段,壬子本改正了己酉本的三個錯字(將「汙」改為「汗」,「出」改為「山」,「東」改為「束」),但「文觀園」並沒有改成「大觀園」。有的人認為是漏改,也有的人認為,袁枚沒有看過《紅樓夢》,不知有大觀園,把「大觀園」看成了「文觀園」。

    我們認為,「文觀園」的「文」字不可能漏改。理由是:壬子本第一版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改正己酉本的錯字,而且這一段錯字又比較多,比較引人注意;袁枚對隨園是什麼園是很在意的,如果袁枚認為「文觀園」應是「大觀園」,是很容易發覺的,不會漏改。不管袁枚看沒看過《紅樓夢》,他之所以寫成「文觀園」,是因為他認為《紅樓夢》裡的「大觀園」應是「文觀園」,「文觀園」就是隨園。而不是「大觀園」。他也許還認為是別人搞錯了。袁枚為什麼這樣認為呢?袁枚好友梅沖作的《隨園賦》可能會解決我的疑問:

    謝公吟嘯之山,唐主棹歌之水。南唐後主避暑清涼山,路經此河。今俗名乾河沿。毓文官兮何靈,國初時產文官花。名文官園。列茶亭兮乍毀。後廢為茶舍。

    隨園早年雖然曾被稱為「文官園」,但也還不是「文觀園」,可以看出,袁枚是非常願意和《紅樓夢》攀上關係的。

    我們從《隨園詩話補遺》卷十第五十三段:「嚴小秋丁巳二月十九夜,夢訪隨園,過小桃源,天暗路滑,滿地葛籐,非平日所行之路」。可知壬子本第一版定稿刻畢不會早於嘉慶丁巳年(2,1797)。

    壬子本第二版是在第一版的原版上進行剜改、貼補的方法把卷二的這段話進行改動的(改文見前)。

    袁枚在他於嘉慶丁巳年閏六月十五日寫的遺囑中,叮囑兩個兒子:

    隨園《文集》、《外集》、《詩集》,及《尺牘》、《詩話》、時文、三妹詩、《同人集》、《子不語》、《隨園食單》等版,好生收藏,公刷公賣 。

    看來,這時,壬子本第一版還沒有修改。後來的日子,袁枚一直受著重病的煎熬,並於嘉慶丁巳年(2,1797)十一月七日去世。可以說壬子本第二版對第一版的修改不是袁枚的本意。

    在袁枚身後,由於《隨園詩話》的影響力,又出現幾十個版本的《隨園詩話》,但都源於我們前面分析的四個版本。其中翻印己酉本和壬子本第一版的版本都把「文觀園」改成了「大觀園」,袁枚也就被「公認」是持「隨園說」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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