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紅散記
小引
今年六月，出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召開的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頗有感受，歸來之後，記為小文若干則，以存一時史跡，而題之日「美紅散記」。為什麼如此題它?其實只為字少讀來方便。若論意思，當然是說「美國紅學會」，而美字又可作動詞理解，即讚美之義。正如古語有「獻芹」的典故，有時說作「野人美芹」，那美字就是這種用法了。
贅此數行，聊當題解。
懷著的心情
行前，杭州友人洛君來信見詢，略言聞悉將有赴美之行，不知情懷何若。我拜復說，一九七八年秋，周策縱教授來京訪問，就首先向我提到要籌辦一次國際《紅樓夢》研討會議的設計，徵詢我的意見，並希望我能參加。此後，蒙他再三「促駕」，俱未敢立應。到七九年秋，他又在信中詳敘籌備工作的成功，各方響應的熱烈，至言：「此誠空前之盛會，兄不可不來也!」這確實打動了我——心想，雪芹一生坎坷窮愁，如今卻贏得全世界學者為他的作品召開大會，如拙句所言：「即今價重瀛寰日，豈信虞卿事事愁」，曷勝欣慨。又正如策縱教授為拙著《曹雪芹小傳》作序時見贈之句云：「且與先期會瀛海，論紅同絕幾千韋!」大會空前，盛情綦重；我如不往，深覺對不起雪芹耳。
這就是我所懷著的一種心情，沒有什麼堂皇正大的題目，「卑之無甚高論」，甚至是有點可笑的。
「紅樓胡同」
被邀到會的，從高齡的專家到青年的學子都有，多達八十餘位；最大的一次宴會，賓主共計一百一十多人!美國幾乎各大著名大學都有教授出席，包括面既廣，代表性也強。大會因此特為印製了一份詳細的人名單，附有與會者的「單位」和家庭住址、電話，以便今後交流聯繫。新在大會上結識的一位教授，為人豪邁，殊多奇文妙語；他見我的住址是「北京紅 X胡同×號」，就笑對我說：「要改，要改!」我問：「怎麼改?」他答：「應改紅樓胡同。」聞者皆為拊掌。
會上會下，談笑風生，大抵類此。嚴肅的內容，風趣的語式，最受歡迎；八股氣是吃不開的。
佩石群賢
大會主席為籌備一切，煞費苦心，也具見匠心。他曾來信，希望我們協助，在北京製作大會紀念徽章。可惜起意太晚了些，已是來不及了。抵美後，每人立即發到一枚佩章，雖出臨時所制，卻很新穎不俗，上面有中英文姓名，大會名稱，左方印有一塊石頭，嶙峋有致，成為大會的「徽記」——此石實為周策縱先生手繪(他是一位博通古今中外而又多才多藝的學者、詩人兼藝術家)，連同字跡，鐫為印章，以紅色印成之。此章佩於胸前，無論新交舊識，異域殊方，一見便可呼出姓名，方便之至。因此，我戲作五言律句云：「群賢皆佩石，萬語只緣紅。」
燕京出紅學家
耶魯大學的余英時教授，是知名的歷史學者和紅學家。一見面就指著自己對我說：「我也是燕京的!」簡短的話語，深情的含意。「燕京大學出紅學家。」真的，國內的例子，不必舉；到美國，不止一位是老燕京。不想歸途一回到香港，中文大學的宋淇教授在夜裡趕到機場迎接，初次晤面，幾乎和余先生一樣，宋先生也是向我先報燕京的「學歷」。人，有各種情誼，如國誼，民族誼，鄉誼，戚誼，友誼等等，而校誼一層感情，也殊不在諸誼之下，只有到了一定的場合你才會感受深刻的。
就為見到你們
余先生風度端重，語言簡淨，而出語皆有斤兩。有一次，他和我們坐在一起時，談起赴會的心情。他指著一些久居美國的學者對我們說：「我們這些人，本來早都熟識，見面也很容易；我這次來，就是為見到你們。」
話是不多，卻時時縈迴於我的耳際。「遙聞聲而相思。」神交已久，一見如故，——也許可以概括我們這些研紅者的心境。
讀完了才得睡
潘重規先生早先是四川大學的中文系主任；香港的紅學，可以說是他一力創始經營起來的；後來又到了台灣省。他對紅樓版本有獨到的貢獻，而迄今為止他是親自見到列寧格勒藏本的惟一一位中國學者。我們也是初次相晤。蒙他告知我這次協助周策縱主席覓借胡適原藏甲戌本到美展出的詳細經過，——這裡面有唐德剛教授的功勞。然後又對我說起：昨日下午才到陌地生(Madison，即開會的地方)，遠程旅行，十分勞頓，但是馬上分發到了新的一批與會者的論文複印本，「見其中有你的《(紅樓夢>「全璧」本的背後》，我什麼也沒有做，只有晚飯是要吃的，然後我就開讀你的論文——一直到午夜十二點，讀完了，這才收拾就寢」。
無獨有偶，四十年前燕京老同窗程曦教授，曾是陳寅恪先生的得力膀臂，這次重逢，格外高興。他的高睨大談的湖海豪氣，依然不減當年。他說：「昨晚讀老兄的鴻文，直到午夜後一點多，快兩點，一口氣讀完了才得入睡!」他並獎飾說：「全文二十節，如聞柳敬亭說書，忘記讀的乃是學術性很強的論文也!」
潘先生也有過獎之言，我自然不敢當，但以文會友，也實在是這次盛會的主要內容之一吧。
真假伊籐
眾位學者到達之後，大會尚未開幕之前，趙岡教授邀請了一次晚餐之會。主婦陳鍾毅女士，也是紅學家，一手料理，兩大圓桌，菜餚豐盛，賓主盡歡。在這會上，首次出現了日本紅學家伊籐漱平先生，——主人這樣介紹，大家這樣認為，「伊籐先生」也這樣答話。第二天一早，在舉行大會的樓廳前卻看到了另一位伊籐，體格胖胖的，身穿深藍色西裝，一目微閉(剛從眼科醫院手術後出來)，手裡提著珍貴紅樓刊本的書包……我一看，就知道這才是真伊籐，——我在離家前往北京機場的前一刻，剛接到了他的信札。相見恍如舊識，因為我們從六十年代最初期就成了通訊的學友。至於昨天宴會上的那一位呢?原來是假伊籐——他就是妙人唐德剛教授，他本著「呼牛喚馬」的莊子精神，當主人戲呼為伊籐時，亦不置辯，坦然承之。唐先生詩才極為敏捷，可比八叉手的溫飛卿，他為此做了一首詩，題中有云：「席上諸公終宵呼余為伊籐先生……」閱之令人絕倒!他在會場上即席賦詩，頃刻數首。六月十八日上午當哈佛大學的俞珍珠女士介紹了她的論文《(紅樓夢)的多元觀點與情感》，我在發言中特表讚賞，於是唐先生遞給我一首題為《聽周汝昌先生評論俞珍珠女士論文有感》的七絕一首，我也立刻回贈了一篇。
這些豐富多彩的活動，依照「慣例」，會被視之為「花絮」；我看倒是大會內容的真正組成部分。
王國維「評論」的評論
從東京直飛芝加哥，下了飛機，才是真正踏上了美國土地。一入境，移民局驗護照，海關驗行李，這才正式用上了我這點廢置了已經三十年的英語。海關聽我敘明瞭身份來歷、此行目的以及行李內容之後，一句「OK」，一個包也不要我們「打開來」(魯迅先生用過的話)，順利放行。不論移民局還是海關，還是別處，沒有讓我感到有什麼官氣。
從芝加哥再換飛機，前往陌地生，這是最臨尾的一段行程了。剛一找著座位，左旁就有一位美國乘客要向我攀談(大約是由服裝外貌看出我們是來自中國的)。一談之後，他不但知道《紅樓夢》，而且知道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使我大為驚奇。於是我就問：為什麼在美國至今猶有不少人對王國維感興趣?他答：這是因為有些美國人空虛消極的思想與王國維有某種共同之點的緣故。
到了大會上，果然就有兩三篇論文是研論王國維《評論》的，其中以葉嘉瑩教授的發言給我的印象最為深刻。葉教授現為加拿大籍，是我的同門學長，精研中國古典詩歌文藝理論，是屈指可數的世界知名女學者。她對王國維的分析評價，與俗常之論迥然不同，她那是通過了深入細緻的研究而獲得的精闢見解，講得也生動具體，說服力很強，使我洞開心臆，方知過去自己也曾隨著人云亦云，說王氏是清朝的殉國遺民，等等，全非確論。這種缺乏自己的真正探討而盲從「時論」的教訓，使我憬然，而對葉教授倍增欽重之懷。
一涉王靜安先生，大都忘不了提到叔本華，提到尼采，提到自沉昆明湖……，只有葉教授指出：王先生殉的並不是滿清皇朝，他殉的實在是他當時自以為已然來臨的中華傳統文化的總崩潰。他實際上是抱著這一深悲巨痛而自盡的。這種認識與行動之是否正確那是另一個問題，但世人對他的誤解和錯評，一向卻是很少異議。
知人論世，談何容易。高明的學者之可貴，正在於他能揭示給人們以歷史的真實，事物的真相。
何來黑格爾?
回程一到香港，就看到當地報紙刊出一條消息，說是會上有一位外國學者將曹雪芹和黑格爾作了比照云云。我不禁大為驚詫，是哪一次會上曾發生過這種怪事的呢?
會上倒是有一位美國紅學家米樂山教授(Lucien Miller)。他是在加州大學(伯克萊)以比較文學而獲得博士學位的，也仍在大學裡教授比較文學課程。這次他的論文就是《替旋風命名：海德格和曹雪芹》。
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er)也倒是一位德國哲學家，但他逝世才不太久，和黑格爾混在一起，這比「錯認顏標作魯公」還要有趣多了。
米樂山教授在他那部長達三百四十五頁的專著Masks ofFiction in Dream ofRed Chamber中，是用中國神話、佛教、道家的世界觀以至西洋心理學去闡釋《紅樓夢》；這次卻是要用海德格的「實存現象(Being)哲學」去闡釋，「是把寶玉看成『存在於世界中』的一個實例去研究」，想藉此來探索文學與哲學的關係。他用《創世紀》約伯(Job)的故事來與寶玉的《石頭記》相比較，認為：「《約伯記》和《紅樓夢》固然是截然不同的兩部著作，可是如果把《紅樓夢》看成是一部有啟示性的書，要說明人生的無常，描述不可知的奧妙，那麼這兩本書也未始沒有共通之處。」
由此可見，這和黑格爾則實在是「沒有共通之處」的。
新聞報道的失實，造成的混亂有時候也到了可驚的程度。
比較文學
西方重視比較文學的方法，大學不但設有比較文學課，有的還設了比較文學系。用這一方法來研究《紅樓夢》，如果真能精通中西兩個方面，作
出精彩的比照和闡釋，確實能使人耳目一新，開擴「腦界」，對中外的文學藝術都會有很大的教益，因此是值得重視的一條研紅道路。到了香港，在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會談時，同學們也關懷以比較文學研紅的情況和前景。
當然，如果不是真的精通中外，對《紅樓夢》和西洋小說文學並無透徹理解，只憑看到一些表面的「共通」點，便強作牽合，其結果自然會浮光掠影，似是而非，毫釐千里。在會下，俄亥俄大學的李田意老教授，曾再三向我談到此一問題，表示了他的感想和關切。
我個人的看法，外國學者研紅，由於種種條件的不同，往往多走比較文學的路子，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們中國學者，兼通中外的也頗不乏人，他們如果能走這個路子，也許會給紅學作出新貢獻——也就是說，紅學今後要靠中外人士努力合作，因為它越來越是一門「世界性」的專門學問了。
我深深相信：從比較文學的角度來研究，將會發現二百多年前曹雪芹的文學藝術成就已然在某些方面遠遠超越了世界水平，我們說他偉大，不是誇張炫耀之詞。在過去，人們還只會用「曹雪芹比之世界大文學家並無愧色」的這種語式來發言，那已經是「高抬」了。誰人敢說他勝過之?外國的月亮也「圓」，或者洋鬼子通通可惡，那自然都是另一回事了。
聽曲斷腸
六月十八日確實是個熱鬧日子，上下午共有兩組重要論文十篇之多，要進行討論——這兩組是「主題與結構」和「心理分析」——而晚六時半就在寶塔大飯店舉行最盛大的一次晚餐宴會。一進餐廳，光線甚暗(美國人吃晚飯同時是一種休息，不喜燈火輝煌過於刺激，而多是燃點一支蠟燭，別有風味)，我的目力還未能適應時，朋友就介紹說：「林黛玉在這兒!」我不免暗吃一驚，這時，「林姑娘」已走上來握手，我仔細打量，才見綠衣長袖，高髻雲鬟，旁有花鋤，——我才記起今晚節目原說有《葬花》京劇段子。席間，鼓板絲絃忽作，隨之而歌韻悠揚，花魂徙倚，此時中外人士皆凝神靜聽，不覺恍然，欣慨交集，真不知身在何鄉也。
不想余英時先生也是才華贍敏，當場賦詩抒感，題目是「席上聞沈正霞女士黛玉葬花」，詩云：
重撫殘篇說大荒，雅音一曲聽埋香。
終憐木石姻緣盡，任是無情也斷腸!
此詩我是事後得誦，正巧我自己也有腹稿，未曾示人，今覽佳篇，不覺興起，因附記焉，詩云：
一曲清音九曲腸，渾忘陌地海天長。
名軒綴玉誰收拾?百感聞歌是異鄉。
蓋沈女士所傳，為梅先生正宗，我早年亦耽絲竹，備諳其譜律，今日重聞，乃在九萬里之外，真不知今夕何夕，百感中來，固非陳言套語之比。
然而，越發深深感到，真正的藝術，是沒有國界的。
電子時代
「紅學也進入了電子時代!」「聽說科學方法證明了前八十回和後四十回是一個人寫的，是嗎?」大家表示了普遍的興趣和關心。可能，也是看了報紙上的報道而得知的。
事實如何?小作說解。
早年漢學家高本漢，好像已經用比較詞語的辦法去考察《紅樓夢》前後的異同，結論是「一人手筆」。林語堂相信的大約也是這種理論。這次會上是陳炳藻先生所作的貢獻，題目是《從字彙上的統計論<紅樓夢)的作者問題》。就是對小說中的vocabulary進行statistical analysis，所不同的是現在，有了電子計算機。
與會者對陳先生所投入的工夫是一致欽佩的。由於他表示這只是一個初步結論，所以大家大都鼓勵他繼續努力。不過，許多人也表示，單單用這種辦法，能否確定《紅樓夢》原著與續作的作者是否一人的問題，還有懷疑。
記得這次在主席台上，左邊是潘重規教授，右邊是執行主席趙岡教授。潘先生評論時提到趙教授前幾年已經小規模地試驗了這一電子機統計工作。我立即「筆談」，問趙教授：所得結果如何?他立刻寫答：「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後四十回是出於另手。」
即此可見，用此同一個方法，得出的結論也並不是一模一樣的。
我曾試行指出：「同是中國人，同是乾隆時代，同是北京人，續作者又不能不有意倣傚原著的語言文字，那麼在詞彙上發生類似和相同現象，是理所當然的，這能否證明即屬一人?我們漢字文學的奧妙，卻往往在文字跡象之外……」
其實，探本尋源之論，還是在於根究思想感情。讓我舉一個例子略事分疏——我是借花獻佛，例子是小說家胡菊人先生舉出的——這次來去都經過香港，兩次蒙胡先生接待，並以他的著作《紅樓水滸與小說藝術》見贈，這冊鉛字細小、二百五十多頁的小說研究專著，第一章就是「紅樓夢的文字」，而第一節就是「後四十回的用字」。他說：
欣賞紅樓夢最便捷的方法，是將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互相比照一下，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相差極大，大部分非曹雪芹原作。有人認為，後四十回根本不能讀。
他隨後舉了第八十七回的一個例子，這回書寫的是黛玉想家，你看那是怎麼下筆的?——
……便想著：父母若在，南邊的景致，春花秋月，水秀山明，二十四橋，六朝遺跡，不少下人服侍，諸事可以如意……香車畫舫，紅杏青簾，唯我獨尊，今日寄人籬下……真是李後主說的，此間日中只以眼淚洗面矣!
胡先生於是指出：這種劣筆簡直無法與原作相比。「續貂之壞，完全是文字帶來，文字破壞了黛玉的形象。這段文字贅累，庸俗。用的四字成語，又是餿文腐詞。春花秋月，水秀山明，二十四橋，六朝遺跡，像『順口溜』，黛玉不會念這些字眼，一個人傷感時也不會這樣文縐縐的念陳腐詞句。什麼香車畫舫，紅杏青簾，唯我獨尊，又豈是黛玉隨口說得的話!」
胡先生在這一章裡用了五節來論述高鶚後四十回的糟糕文字，我是十分同意，篇幅所限，不能盡舉了。單從上面一例來看，你可感到那種空洞而又庸俗的文字的氣味是何等強烈(當然，如果有人感不到，甚至以為這種文字也有它的「好處」，那就是難醫的問題了)。試問：這種文字(其實是思想感情、文學造詣)上的區分，也能用計算機算得出嗎?如果算不出，結果就會覺得詞彙很多相同，應出一人手筆了。
會上多數人對此表示存疑，豈為無故之事哉。林黛玉像一個附庸風雅的冬烘夫子學念「詞章」，李後主那個典故用在這裡是如此的俗不可耐，它的「好處」何在!?紅學並未進人電子時代——這是我的感受。
一本書的種種因緣
斯本思教授(Jonathan D．Spence)寫了一本書名叫《曹寅與康熙帝，包衣與主子》(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Bondservant and Master)，耶魯大學一九六六年版，也是一部三百數十頁的厚厚的專著。著者原是從歷史學家的角度(即不是為了紅學)來寫此書的。
我始聞此書之名，為時已經很晚；知道之後，也無從一讀。這次歸程路經舊金山，蒙史丹福大學的王靖宇教授熱情招待，留住兩日，小作參觀遊覽；臨行，又蒙他特持一書見贈，我一看正是此書，打開封面見有題記數行，其詞云：
耶魯大學Spence教授此書之完成，曾得力於汝昌先生宏著《紅樓夢新證》甚巨。茲以汝昌先生於參加首屆國際紅學大會後來訪之便，特轉贈留念。
王靖宇志於美國史丹福大學，一九八。年六月二十九日。王靖宇先生也是被邀參加這次紅研會而且是會上第一個宣讀論文的小說學者專家。他著有對金聖歎的研究專書(英文本)，而這次他貢獻的論文是對道光年間王希廉(雪香)紅樓夢批語的分析評價。對這個專題，他恐怕也是第一位撰出專文以抒所見的學者。
由於他的題記是在會後，不禁使我想起會前的事，即周策縱先生曾於一封來信中說：「近者Spence教授有信來，知你即將前來參加國際紅學會，而他因事不能出席，囑我轉向你致以敬意，並為不能晤面深感悵悵。」我聽了十分慚愧，因為我未曾為曹寅與康熙寫出一本專著。而這對清代史的研究來說，卻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課題。
當然，我為了要瞭解曹雪芹，對曹寅作過一些探索，這已然就遭受譏嘲了；至於康熙帝，我在一冊拙著中倒也提過幾句，其後果則是招來了「大字報」的地判。研究學術，是做事情還是犯罪惡，當時鬧不清。
再有就是，國際學術交流中，學術道德是要講的。受了人家的啟示和教益，汲取了人家的勞動和智慧，都是公開表態的。這雖是通例，而斯本思先生於今日猶然見懷，卻令我不無感想。數十年來，紅學界有些人從拙著中引用了大量資料和見解，卻從不肯明言一字，好像都是他自己的創獲——這也何必計較，但問題是他同時還要掉一兩招筆花，以明槍暗箭來對你進行「答報」。學風的澆漓，大約是和文風的敗壞密切相關的吧?
交流豈宜再緩
到了外邊，會到很多新識面的朋友同行，一交談，首先向我表示一種「強烈反映」，說：「大陸的書刊雜誌，太難買到；你的著作、論文，還有你所寫的雜文散文等等，我們都看不到。等知道了，托人在香港買，那為時已晚，運到香港的那一小批書，早已賣完了……」言下不勝悵惘與歎惜。
我怎麼回答呢?真是「彼此彼此」，「同病相憐」。「你們的很多著作，我也久歎難逢呀!」
明尼蘇達大學的那宗訓教授，原是北京人，現在老父尚居台灣。他告訴我說：「在美國，查尋你們的文章，找刊物可難了。例如X X雜誌，全美國只有兩本。我為找一篇文章，常常是駕了車子跑出幾百里，受盡辛苦，我們費的這種事，您也是難以想見的!」真的，這次大會的最後一天，他們賢伉儷駕車奔赴威大，只為見到我們，他們在為紅學的發展而東奔西跑，有時竟然要在路上過夜——在車子裡過夜呢!
因此一談起來，我們彼此都深感此種學術交流不便利的狀況，非從速改變不可了。
難免鬧笑話
會上的著名學者甚多，覺得他們各有成就，各有風格，都有值得學習的一面。就中，李田意教授多次俯就暢談紅學上的一些問題，尤為快幸；回程一到香港，他囑托的出版社已將一包書送到寓所，是他校訂的《拍案驚奇》二巨冊——他為此書，親到日本，訪得明刊原本，據以整理印行，功力深厚。
初到陌地生，和李教授尚不熟識，一次在旅館出入處碰見，可巧這次正有周策縱教授與我們偕行。我只聽見周、李兩位先生的談話中有這麼兩句——
周先生指著我，對李先生說：「他的《曹雪芹小傳》又修訂出新版了，你再寫一篇文章……」李先生答：「好，我再寫一篇……」
我說明《小傳》已經攜來，即將以一冊呈正；但他們兩位的「再寫一篇」的交談，我是茫然莫知所云，因此對之無能「置一詞」。
等到大會已然閉幕，策縱先生忽然送來幾份複印件，看到末了，只見一文，竟是多年以前李田意教授給拙著《曹雪芹》所作的評論專文。我才第一次知道，在海外早有學者對此書給了很高的評價——也才恍然明白
「再寫一篇」的對話是緣何而發的了。
這固然是我個人的孤陋所致，但學術交流的不便利，恐怕也不能不是原因之一。在周、李兩教授意中，我絕不會不知道此文此事，而我在聽了他們重提此事而且要「再寫一篇」時，竟不發一語!——這真是天下罕聞的異事。
別的例子還有，大大小小，認真說來，都不妨稱之為鬧笑話。笑話倒在其次，令人歎惋的是學術上的損失——互不通氣、犯重複、浪費思力、走彎路、受局限，甚至還會招致一些本可避免的誤會。這樣久了，隔閡越來越大，造成各方面的不利與損失，對誰也沒有好處。這是冤枉事，也是蠢事。
《勘誤》的「遜讓」
大會的最後一天，和伊籐漱平先生同在主席台上，左右相鄰而坐，他把擺在手邊的一本英文學志拿給我，並翻開一頁，指著一處讓我看，口中說了幾句話。由於在台上難於細說，又由於英文字極小，一時也閱看不清，心中有點莫名其妙。等到伊籐先生發言了，他是用中文口語介紹日本國內翻譯和研究《紅樓夢》的各種版本、著作的概況；臨到末了，他提出一項「聲明」，說：「周汝昌先生的《紅樓夢新證》，增訂本出版後，他發現有不少誤植之處，再有一些修改更正和學術上的商討意見，便油印了一本《紅樓夢新證勘誤》。他寄了一冊給我；我接到之後，認為難獲，就複印了很多份，分贈各地友好。這本學志上的一篇文章，評述近年來世界學者對中國古典文學的論著時，把《新證勘誤》列在了我的名下，以為是我的著作。這是誤會了，我乘此機會特作說明。」
我聽了，這才明白，他剛才對我說的，就是這件趣事——確實是一則有趣的紅壇掌故，在場的很多位學人聽後都表示出善意的微笑，沒有誰對這個小誤會哈哈大笑，意存誚諷。我不認為這是由於文章作者也在會場，而是良好的學術空氣、學術道德作風之所致，這在我感覺起來，是非常寶貴的品質和態度，真應當學習。「輕薄為文哂未休」，誠然是「古已有之」，
但做學問的，誰敢「保證」自己「一貫、絕對、完全正確」?笑人的人，往往實際比被笑的還更多可笑之處。
學術空氣和道德作風怎樣才能好起來?我是寫「散記」，無意妄作「解人」，只是覺得，學術討論必須有充分的百家爭鳴的精神和條件，仁智之見不同，是自然之理，應當視為天經地義，久而久之，那種「定四海於一尊」、「天下之美盡在於己」的念頭和派頭，就沒有多大市場了。因此，學術民主的良好空氣，定然有助於匡救那種狹窄的器局胸襟。
在會上，使我感受深刻的，例如葉嘉瑩教授在評論席上，毫不猶疑吞吐地對米樂山教授的論文觀點提出了批評意見，在那裡，沒有人認為這是「不客氣」、「傷面子」。這原因在於：批評者是為了學術真理，光明磊落，和那種因「私憾」而貶人揚己的，迥然不同。我們一同前往的三人，如馮先生的論點，周策縱和趙岡兩位教授各有專文提出不同看法。對陳先生，則有劉紹銘教授的評議。對我，米樂山教授就坦率地指出，我的論文中有一個環節論證還嫌不夠充分。
這，難道是「壞事」嗎?
至於有個別報紙，藉著我們之間(我和馮先生、陳先生)的不同意見而大做文章，添枝加葉，捏造離奇，那純然是另一回事，「散記」雖小，亦不致小到還要駁辯那種胡雲的地步。
莫把前人作後人
出席會議的馬幼垣教授和馬泰來先生，是棠棣聯輝，各有貢獻。我們從東京一直飛抵芝加哥，在機場等候和協助我們的，就是他們賢昆仲，英年俊秀，文質彬彬，令人欽慕。這次，幼垣先生是對所謂「高蘭墅太史手定」的《紅樓夢稿》(國外有稱為「全抄本」的，國內則誤循「脂京本」等一串不通的簡稱排出一個什麼「脂稿本」的名字來)首次提出真偽問題，對此本的性質表示了懷疑。泰來先生則用一篇極簡短的論文考證出那個持有「原本石頭記」的恆文，是乾隆時人，而並非像一粟的《紅樓夢書錄》所說的是晚至同治年代的人，對引人誤入歧途的不確實的考據提出批評意見。
我對此也作了發言，我說：真是無獨有偶，記敘《紅樓夢》來歷的一個名叫吳雲的，《紅樓夢書錄》中也是張冠李戴了，說成了很晚的另一個同姓名的吳雲。實際上，前一個是乾嘉時吳縣人，進士，官至御史；後一個是歸安人，官職只是府道，到清末光緒年才下世的。這麼兩個人，也被「合而為一，，了。
但是也有同時同名的例子，也給紅學家帶來了麻煩。例如近來有人硬說俞楚江是順天籍的乾隆二十二年進士，他忘了俞氏的交好如袁枚，稱他為「布衣」，沈大成尊之日「征士」——難道在那種時代，朋友竟能把一位進士公改稱「白丁」嗎?然而，考證家硬是這麼論證，並用以否認一幀曹雪芹小照的真實性。這麼一比，反覺錯把前人作後人的，還「有情可原」了。
小扇題詩
歸程是經過舊金山、火奴魯魯、東京、香港、廣州，回到北京。在廣州一上飛機，我們三個人就說：這回真到家了!
剛坐下不久，「空中小姐」就送來了禮品，每位乘客一把小折扇。這時，陳先生見扇子一面素白，就遞過來，說：「一直想求你的墨寶，請在扇上題字。」我捉筆寫道：
御風萬里快同行，只為芹溪筆墨光。
昨望京華依北斗，今離粵海馭歸航。
坐在我右邊的馮先生看了，不覺興起，也把小扇遞過來——我又提筆寫道：
萬里重洋去復回，紅樓盛會喜曾開。
與君偕影星洲地，看遍鴻儒四海來。
一九八O年中秋節前寫畢【附記】
本文系應《戰地》雜誌之約而寫。會上個人感受中可敘者不止於此，原來計劃要大些，後因全國政協大會召開，已住進賓館，無法兼顧，遂草草收束了。行文時不遑逐一檢核資料，亦有小誤，如「比較文學」一則，會議論文項目並無這個分類，實在只是「比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而不是Comparative Literature)，二者是不同．的，當時因隨手信筆而談，不免誤憶，「比較文學」的本義應當是一種超國度、越族別的文學研究。但是，在實際上二者常常錯綜交互，也不是絕無交涉的，因之「比較」的意味總是不可盡免。姑存原文本貌，以志吾過。又「電子時代」一則，聽說有刊物轉載過，這一則寫得也不理想，文學作品，雖然語言文字是其工具，但通過同一工具而表現出來的藝術大師與庸妄之流的筆墨的不同——我們習慣叫做「手筆的高下」，是有霄壤之別、涇渭之分的，而這其間的分際，在一般人尚且不能盡量識別，而需要高深的文藝素養來培訓鑒賞能力——那麼硬說一個機器(不管它多麼靈妙精巧)可以識別出手筆的異同，將精神活動與機械計算等同起來，恕我不敏，還是不敢深信的。這一點文內說得也不清楚，略作補充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