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紅樓夢〉筆法結構新思議》一文有感
周汝昌先生在1995年第2 期《文學遺產》上發表了《〈紅樓夢〉筆法結構新思議》一文（以下簡稱《新思議》）讀後獲益匪淺。但對其中幾個主要觀點，筆者不敢苟同，特提出如下看法，就教於周先生。周先生曾說過：「誰說的有理，就應服從誰的論點，這是做點學問的最起碼的原則。」（見《紅樓夢》原本是多少回？》（以下簡稱《多少回》）周先生胸懷若谷，從善如流的治學精神鼓勵我不揣冒昧寫了此文。
一、曹雪芹原著《紅樓夢》是108回嗎？
周先生在《新思議》文中又一次提出「全書每9回為一大段落， 共計12個9回，合為108回書文」此論點最早見於周先生的《多少回》，原載於《社會科學戰線》1978年創刊號。
周先生以9回為一段落，這樣分析結構確是新的提法且有其優點。孫遜先生在《紅樓夢脂評初探》一書中就說：「周先生的見解確有其深刻之處。細看《紅樓夢》現存的前八十回，按九回分段確比按十回分段和其它分法更為合理。」（加重號，為筆者所加，下同。）問題是：周先生的推論缺乏令人信服的證據。判定此書為多少回，應具備以下幾個條件：作者有過明確的論述，作者同時代人有過明確的記載，新出土的文物資料證實。
作者生前沒有談過他寫的《紅樓夢》有多少回。退一萬步說，即使他說過原計劃寫多少回，在寫作過程中改變原來的想法的現象是經常發生的，也不足為據。作者同時代的人說過他們見到的原稿的回數，但沒有一個是108回。
脂評透露小說回數有以下幾處：（按小說回目次序）
第二回，戚本有一回前批：「以百回之大文，先以此回作兩大筆以冒之，……」；
第十九回，在襲人還是「見總無可吃之物」之下雙行夾批：「補明寶玉自幼何等嬌貴，以此一句留與下部後數十回……」；
第二十回，庚辰本有「壬午孟夏兩窗批語：「通靈玉除邪，全部百回，只此一見，何得再言。」
第二十一回首，庚辰、戚本批語：「按此回之文固妙，然未見後三十回，猶不見此之妙……」；
第三十一回回末，批語：「後數十回……」；
第四十二回，庚辰本又有一回批語：「……今書至三十八回時，已過三分之一有餘，……」；
以上六條，其第四條，明確地指出「後三十回」，也就是說曹雪芹原著《紅樓夢》應是110回，即八十回加上「後三十回」， 這也完全符合第六條。110回的「三分之一」是36回多、37回不到」， 今書至三十八回時，理所當然地「已過三分之一有餘」。
「前輩姻戚有與之（雪芹）交好者」的宗室裕瑞在《棗窗閒筆》中轉述其前輩姻戚說，「《紅樓夢》一書，曹雪芹雖有志於作百二十回，書未告成即逝矣」，據他說，曹雪芹作到「九十回」就「逝矣」了，這也可解釋為：曹原計劃是「百二十回」。 而脂評者看到的雪芹原稿是110回，說明雪芹在寫作過程中改變了原來120回的計劃，寫成了一百一十回，是否如此，因至今未見雪芹八十回後的「原稿」，也不敢定論。周先生確定曹雪芹原著108 回的論據是：這個數字與「牟尼珠是一百零八粒，鐘樓報時敲鐘是一百單八杵，小說裡的英雄是一百單八將，神通變化是三十六變加七十二變——一百零八變有關」。周先生舉的這些含「一百零八」數字例子，本身並沒有錯，問題是，作為「論據」，這些例證不具備「論據」的最基本的資格，不能證明曹雪芹「選定了一百零八這個數字」的論點。
周先生也已經覺得這種推論有不嚴密之處，所以在未推論之前特加了一句：「曹雪芹為何單單選定了一百零八這個數字？當然，我們既非曹雪芹，誰也不敢說能代為答覆」（見《多少回》）既然「誰也不敢」，周先生怎能得出選定了一百零八這個數字的「結論」，代曹雪芹越俎「答覆」呢？
《新思議》一文中為了證明108回這個數字， 周先生還提出「全部小說宗旨主題是寫108位女子，108之數是從《水滸》得思的，雪芹有意地以『脂粉英雄』（秦可卿語）來對『綠林好漢』……」如果硬湊108女子之數，在《紅樓夢》這樣一部女性人物眾多的小說裡是不難辦到的。但即便你湊夠了108位女子姓名， 也絲毫不能證明「全部小說宗旨主題是寫108位女子」這一論點。 雪芹有意地以『脂粉英雄』來對『綠林好漢』，這有意地，何以為證？以「脂粉英雄」對「綠林好漢」，出處何在？曹雪芹何時何地說過？這裡我想起楊乃濟先生一段話：「考據必須考之有據，考據的語言必須是驗明正身的語言。」有意思的是文學家、詩人考察事物從不搞驗明正身，他們依靠的是感覺，是依稀朦朧的隔霧看花時的心靈顫動，是夢醒時分的『煙士披裡純』」（《紅樓夢學刊》1995年3期19頁），不知周先生以為然否？
二、柳五兒的名字有如此「寓意」嗎？
周先生在《新思議》一文中對柳五兒這個人物特別重視，微言大義，大書特書。周先生從五兒名字分析：「她名叫五兒，表面是指『排行』第五，但又一字未寫她有哥哥姐姐；真正的意義恐怕是：壽怡紅開夜宴中四位大丫環為晴、襲、麝、紋，四個小丫環為芳、痕、燕、四，排在四兒（蕙香）之下，是為第五個，其地位大約正是填補已被風姐索走的小紅」。
讀過《紅樓夢》的人都知道，柳五兒是一個地位低下的極次要的角色。雖然作者說過她「生得人物與平、襲、紫、鴛相類」也只是就其「生得」長相而言，她的實際地位連芳官也不如，她媽柳家的央求芳官去與寶玉說情，要送她到寶玉那裡服侍。連芳官也認為自己「梅香拜把子——都是奴幾呢！」（歇後語，意謂不管老幾，都是奴才輩的。引自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的《紅樓夢》843 頁注）芳官的地位尚不可與平、襲、紫、鴛同日可語，更何況柳五兒乎！書中描寫已經駁倒了周先生的柳五兒，「真乃除了十二正副釵以外的第一流品格，位置之高非同小可」的論點。
她的名字，只不過是排行第五而已。小說沒有必要非寫她有哥哥姐姐。正如《金瓶梅》中人物王六兒，書中也沒有介紹她有幾個哥哥姐姐。
《新思議》還說：「柳五兒明明是4月26日餞花一會的引線， 也是罪名冤案的導火線，她那名字五兒，恰好是暗點一過4月，5月便真是『飛鳥各投林』的開始了！」為了把柳五兒與4月26日餞花會連起來， 周先生確實費了一番腦筋，他說：「柳嫂給她內侄去送玫瑰露，適遇錢槐，柳嫂早知五兒不肯嫁他，立即迴避退出，告辭而回——角門上小廝向她玩笑，討杏子吃，杏乃4月中下旬之果，正是4月26日寶玉生辰的前夕了，」這段話本身在邏輯上就有不嚴密之處，「角門上的小廝」跟五兒開「玩笑」討杏子吃，怎麼能證明『正是4月26 日』寶玉生辰的前夕了呢？況且「4月26日」是否是寶玉的生辰，書中並未寫明， 只是周先生的「孤證」。「杏乃4月中下旬之果」，5月份乃至6 月份也可吃到杏子，「角門上的小斯」都有「討杏子吃」的充足條件，並不能證明非在「4月26日……的前夕」不可。
周先生單從「五兒」名字，這種顧「名」思議的論證方法使筆者難以苟同。如果「五兒」可以如此解釋，那末「四兒」（蕙香），豈不可以解釋為「恰好是暗點一過3月，4月便真是『飛鳥各投林』的開始了」嗎？這種類似測字的文字遊戲往往於事無補，並不能證明任何論點。論說文的論據應該是嚴肅的，確鑿無誤的，這是寫論說文的常識。
三、賈寶玉的生日等於作者曹雪芹的生日嗎？
《新思議》寫道：「怡紅之壽，在4月26日芒種節， 書中也特筆明寫暗點，更非閒文廢語。蓋從曆法上一考察，便知康、雍、乾三朝之間，只有兩次是四月二十六，巧與芒種節會同於一日：一次是雍正二年（1724）閏四月二十六，一次是乾隆元年（1736）四月二十六。這就表明，雪芹在小說中特意鑄刻下了無可動搖的史證：賈寶玉（雪芹的自況）的生辰是雍正二年的閏四月二十六芒種日，而到他13歲——書中的餞花會那一年，他又在生日上恰值4月26日正交芒種。 節令的巧合這是鐵印記。」
周先生為了證明賈寶玉的生日（四月二十六，正是芒種節）就是曹雪芹的生日——雍正二年（1724年）閏四月二十六，竟然連「曆法」也不顧了。可曆法是科學的才真正是「鐵印記」，不容任何人改寫的，筆者有一篇小文（載1995年第5期《文學遺產》127頁）指出：「一七二四年（雍正二年）閏四月二十六，即陽曆六月十七日，不是農曆芒種節，該年的芒種節為閏四月十四日。」
周先生非常自信， 文中說：「這種科學的論據（指賈寶玉生日為1724年農曆閏四月二十六日，筆者注）直到近年來方得揭明顯示。它也給作者的生卒、著書的時序一起提供了最寶貴的內證——用任何辦法都是無由考核到如此準確的歷史記錄的。
周先生早在1948 年就已「推雪芹生於一七二四」（見《獻芹集》579頁）這次「曆法」上的「考察」，就是要證明「一七二四」說。 實際上雍正三年（1725年）四月二十六（注意：非閏四月！）「巧與芒種節會同於一日。」如果周先生堅持的觀點。「誰說的有理，就應服從誰的論點」，不知周先生是否服從「1725年」這個論點？
周先生推斷寶玉的生日為四月二十六芒種節，推斷的方法也沒有達到「用任何辦法都是無由考核到如此準確的」程度。《紅樓夢》第二十七回有一段：「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來這日未時交芒種節，尚古風俗：凡交芒種節的這日，都要設擺各色禮物，祭餞花神，言芒種一過，便是夏日了，……」這一回中根本沒有提到寶玉生日之事，第六十三回，雖然題目有「壽怡紅群芳開夜宴」，但也沒有明確交代是為寶玉過生日，如果是寶玉過生日，豈有賈母、王夫人、王熙鳳不來光顧之理？林之孝家的和幾個管事的女人走進怡紅院，林之孝家的也只是問一聲：「寶二爺睡下沒有？」並沒有對寶二爺生日祝賀的話，讀者沒有「書中也特筆明寫暗點」的印象。
即使賈寶玉的生日和歷史上某年的芒種節巧合了，也不能證明作者的生日。賈寶玉只是小說中的人物形象，他的生日怎能與作者生日等同呢？這是文學常識問題，周先生會不知道？再說，《紅樓夢》在年月時間描寫上往往有不科學的地方，紅學家周先生就更不會不知道。早在咸豐年間，「大某山民」（即姚燮）在《讀紅樓夢綱領》一書中就已經指出：「三十六回雲明兒是薛姨媽生日，時蓋壬子年夏末秋初也，至第五十七回亦云目今是薛姨媽生日，時癸丑年春二月間也，豈一人有春秋兩生日耶？到賈母生日，已詳敘八月初三一段事，今雲十一回探春雲過了燈節是老太太生日，則又何也？」
賈母，按周先生「對號入座」法，該是寶玉之祖母，即曹雪芹之祖母，曹寅之妻，那麼從「曆法」「考察」，曹寅之妻生日是「八月初三」還是「過了燈節」呢？
張竹坡在評點《金瓶梅》時，就指出小說家決不等於「譜錄家」。小說為了塑造人物，使讀者有真實感，必然寫年月時節，但小說不可能，也不必要如編年史或作者年譜那樣準確無誤，如果把小說寫成「年譜」，那就真的成了張竹坡批評的那種「有如世之無目者所云者也」（見《金瓶梅讀法》），所以作者描寫人物時「故特特錯亂其年譜」（同上）。
周先生《新思議》一文，儘管有以上幾個不足之處（是否是不足，尚須與周先生商榷），但瑕不掩瑜，余撰此文，並不想否定周先生文章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