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紅樓夢新證」
周汝昌先生所著的「紅樓夢新證」（以下簡稱「新證」），自一九五三年出
版以來，到現在已經銷行了三版，在群眾中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從紅樓夢研究
工作的某種意義上來說，它是最近和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相並行的一部書。
然而有些人在批評到「新證」時，卻往往把它和胡適的「紅樓夢考證」、俞平伯
的「紅樓夢研究」同等對待，因而以過於偏激的態度，草率地將「新證」一筆抹
殺。我們認為，「新證」是不同於後二者的。在三十九萬字的「新證」裡，作者
在考證工作上確實付出了相當大的勞力，也作出了一些可貴的成績；不過在觀點
和方法上，仍然存在著非常嚴重的錯誤，甚至發展了某些傳統的錯誤。
作為一部考證和紅樓夢有關問題的著作，作者在「寫在卷首」裡，曾經明確
地提出過自己的任務：
「這是一本關於小說紅樓夢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證書。
材料不過是我們研究一個問題時需要取資的東西；考證也只是整個研究過程
中的一個步驟；二者本身都不是最終目的。在為了給進一步的更重要的工作提供
一些較為便利的條件上、在為了給那一工作打下一個比較結實的基礎上，材料和
考證才有它們的功用和價值。因此，在閱讀有關紅樓夢和曹雪芹的材料考證時，
我們便不能忘掉我們的出發點，即為了上文所謂進一步的更重要的工作——那就
是，為了這部小說和這位作家的批判與評價工作。」（「新證」頁一）
正因如此，所以也就必須從這方面來評價「新證」作者的工作。
胡適、俞平伯都作過紅樓夢的考證工作。胡適高唱他的考據是「歷史的考據」
，「只認得事實，只跟著證據走」。他認為紅樓夢的考證工作，「只須根據可靠
的版本與可靠的材料，考定這書的著者是誰，著者的事跡家世，著書的時代，這
書曾有何種不同的本子，這些本子的來歷如何，這些問題乃是紅樓夢考證的正當
範圍。」但是，他在這方面所考證出的成績，卻是微乎其微。俞平伯先生除了引
申或說明胡適的結論，並附帶一點「趣味」的「考證」外，自己更無任何獨創性
的考證成績可言。真正在紅樓夢考證工作中，對作者及其家世提供出比較豐富的
材料的，在目前來說，「新證」還是主要的一部著作。
否定胡適的「實驗主義」考證方法，絕不等於否定考證工作的必要性。而「
新證」的確在這方面作出了一些較好的成績。因此，對它採取一筆抹煞的態度，
是不公正的，也是不正確的。
我們認為，「新證」的考證成績，可以概括成下述三個方面。
第一，「新證」對紅樓夢產生前後的一些具體的政治背景，較之過去的「紅
學家」，提出了很多可珍貴的資料。儘管作者對「政治背景」還存在著片面的錯
誤的理解，有些成績也許是不自覺的作出。但這些考證材料的提出，對於我們理
解紅樓夢的內容，確實有一定的幫助。
通過雖然是最浪費筆墨的「史料編年」一章，仍然可以從當時一些歷史人物
的政治活動中，對於從康熙、雍正到乾隆將近百年的統治階級內部鬥爭傾軋情況，
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從曹家世系的官職中，也可看出滿清民族奴役的政治黑暗。
滿清統治者，尤其是康熙，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鎮壓和奴役漢族人民的反抗，
他的官吏有著世襲的特權——政治、經濟上的任意妄為、奢華糜費、殘酷剝削的
特權。曹寅、李煦在江南一帶任織造和兩淮巡鹽御史的職務時，曾因所造成的巨
大虧空，而屢次陳請「繼任，以謀償補」。這對瞭解紅樓夢所描寫的政治的黑暗
與貴族生活的豪華奢侈，是有極大意義的。從康熙南巡的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
到，這位「廉潔皇帝」的行為，給他的臣子造成了多少殘酷剝削人民的借口。拿
著老百姓的「銀子花的象淌海水一樣」，就正是他的「德政」。
第二，「新證」對曹雪芹的家世事跡的考證，提供了豐富的材料。我們否認
胡適、俞平伯以至於周汝昌先生對紅樓夢的「寫實」、「自傳」說的觀點，並不
等於否認自傳性的小說，也不等於否認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概括著自己的生活經歷。
自傳性的小說和「紅學家」所理解的「自傳」、「寫實」說是有著根本的區別的。
一個是堅決提倡藝術的典型概括，一個是堅決排斥藝術的典型概括。自傳性的小
說只是小說的一種樣式，它雖然以作者自己的生活經歷作為創作小說形象的主要
基礎，但仍然是能夠創造出光輝的典型。如高爾基的自傳性的三部曲「童年」、
「人間」、「我的大學」，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有名的光
輝的現實主義作品。而所謂「自傳」、「寫實」說，是認為作者對他所描寫的生
活現象（包括他自己的和別人的），沒有加以任何的選擇和藝術的概括，更沒有
滲入作者對生活的理解和評價，而只是很客觀地、冷靜地記錄這些現象，這是徹
頭徹尾的資產階級的自然主義的文學觀點。從此出發，可以導致種種荒謬的結論。
「新證」能夠整理出曹雪芹的家世事跡，尤其是從曹寅到曹雪芹的一段，這
對於瞭解紅樓夢所描寫的貴族社會和貴族大家庭的生活內容，以及作者的經歷對
他創作的影響，是有幫助的。對曹家由盛到衰的較詳細的考證，特別是對標明著
這個封建家族由盛轉衰的主要時代，即從曹寅到他的兒子曹ｙoｎｇ＠１、曹俯
的時代的考證，除去摻雜在其中的一些不正確的說明外，僅就材料來看，確已敘
述出曹家「百年盛世」的生活景象。這就能幫助說明：象曹雪芹這樣的一個偉大
作家，能創造出反映著整個時代複雜的精神面貌的巨著紅樓夢，的確是概括著作
者所生活過的環境和其家庭的生活面貌，這並不足為奇。
第三，從上面的一個問題必然引到這樣一個結論：正因為紅樓夢作者有過這
樣的生活經歷，有過書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同樣的遭遇感受，他才能創造出象
賈寶玉、林黛玉以及青年一代的悲劇性格，描繪出封建統治者黑暗、虛偽、腐爛
的生活真相，和封建社會崩潰前夕的完整的畫幅。
但是，肯定「新證」在考證上所獲得的成就，也絕不是意味著肯定其觀點和
方法的正確。「新證」的觀點和方法上的錯誤，不僅妨礙了作者正確評價紅樓夢
的現實主義的藝術成就，也大大妨礙了作者應該作出更多的成績。其原因不單是
「由於對現實主義的認識有錯誤」，而是根本不瞭解現實主義的真正內容。
周汝昌先生在「我對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錯誤觀點的看法」一文裡，曾經說
過：
「一個青年知識分子，如果在解放前不懂得馬克思主義而又接觸紅樓夢這一
題目，在考證方法上就會成為胡、俞二人的俘虜，筆者個人就是一個例子。我在
『紅樓夢新證』一書中，處處以小說中人物與賈家世系比附，說小說中日期與作
者生活實際相合，說小說是『精剪細裁的生活實錄』，就是最突出的證明。」
作者能夠初步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是非常值得歡迎的。但「新證」的錯誤，
卻絕不簡單地如作者所說的，只是「在考證方法上」「成為胡、俞二人的俘虜」。
「新證」的全部考證工作，是為了達到證實紅樓夢是「精剪細裁的生活實錄」
的「最終目的」。換成胡適的話說，就是老老實實地描寫這一個「坐吃山空」「
樹倒猢猻散」的「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作品。用俞平伯的話來說：「紅樓夢作
者底手段是寫生」，「作者的態度只是一面鏡子，到了面前便鬚眉畢露無可逃避
了，妍媸雖必從鏡子裡看出，但所以妍所以媸的原故，鏡子卻不能負責。」在自
然主義「自傳說」的觀點上，「新證」和胡、俞取得了一致，並且用全部的考證
工作發展了這個觀點，所不同的只是「新證」刪削了「新紅學家」們的自相矛盾
的說法，突出地強調了「自傳」說。
周汝昌先生在談到寫「新證」的動機時說，「把紅樓夢的研究由與社會政治
結合引向與社會政治分家的道路，卻不是我的目標；恰恰相反，我正是想在自己
的學識理論的有限水平上，努力尋找紅樓夢的社會政治意義，把紅樓夢與社會政
治更密切地結合起來看問題。」這樣的動機當然是好的。但是，馬克思主義對待
問題的態度，是不能僅僅相信動機，而不看他的實際行動以及所產生的客觀效果。
毛主席說，「檢驗一個作家的主觀願望即其動機是否正確，是否善良，不是看他
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為（主要是作品）在社會大眾中產生的效果。社會實踐及
其效果是檢驗主觀願望或動機的標準。」依據這樣的標準檢查「新證」的內容，
問題是比較嚴重的。
我們以為，「新證」對於作家和作品的所謂「社會政治背景」的理解是不正
確的，至少在某些方面是片面的。作者在「引論」中雖然談到「乾隆朝乃是幾千
年封建社會宗法家庭的崩潰的一大轉捩點，極盛之中孕育了衰危」；但是，他並
沒有用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的發展歷史情況，來論述證明這一判斷，
當作曹雪芹從事創作的真正的歷史背景，而僅僅是把社會政治背景理解為曹家的
家世。擴大一點說，是把社會政治背景簡單地歸結為統治階級內部傾軋的政場上
的歷史事實。同時，文學作品的社會政治意義，並不是意味著它機械地影射了那
些歷史事件，而是在於通過藝術形象反映了什麼，這些藝術形象具有著一種什麼
樣的社會意義，亦即文學的傾向性。由此可見，作者對社會政治背景與文學的社
會意義的理解是錯誤的。因此，也就可以理解他究竟為什麼進行那樣多煩瑣的考
證。
「人物考」一章的錯誤，就在於作者較之胡、俞更加強調了曹、賈混合為一
的說法。在考證曹家的家世時，用紅樓夢中所描寫的賈家的家世補其不足；在考
證到賈家的家世時，又將已考出的曹家的家世搬回來證實。結果，除去少數有真
實歷史憑據的以外，大部分是臆想揣測之說。即使作為一個家譜看，「新證」所
列的曹家世系表，也有一部分是為了附合紅樓夢的人物表硬加上去的，並不符合
實際情況。其目的雖是企圖證明「寫實」「自傳」說之無誤，結果，卻由於毫無
根據的主觀臆測，客觀上也就把自己的「寫實」「自傳」的說法否定了。在考證
一個家族的世系時，只能根據實際材料排列，不能亂加揣想，更不能以「圈」「
點」代替實際上並沒有的人物。「新證」固然在形式上列出了兩個完全相同的世
系表，但實際上卻是完全不尊重客觀事實。如果在「家譜」上可以加以任意地刪
削增添，那麼，也就可以列出很多無關的姓氏相同的世系表，變成了天下「百姓」
同歸一家。
這一章中最無意義的部分就是關於曹家幾門親戚的考證。考證曹雪芹所生活
的環境，自然是可以涉及到和他生活時代有關的親族，可是，「新證」在這方面
的考證卻是遠離開了實際的需要。因為曹雪芹的曾祖姑母嫁給甘體坦，就大量地
列出了甘家的世系表、家譜等。依據同樣的方法，還列出了李氏、傅恆、福彭等
的家世，橫枝蔓延，幾無止境。而他們和紅樓夢卻沒有絲毫關係。這樣即使考證
得再詳細，也不過借研究紅樓夢的機會，替他們整理一下家譜，而對紅樓夢以及
幫助讀者瞭解曹雪芹與紅樓夢，都是毫無作用的。
當然，這種錯誤是和把紅樓夢的內容理解為「精剪細裁的生活實錄」的看法
密切相聯的。這種瑣細的考證的有害作用，阻礙了讀者對紅樓夢中作為藝術形象
的人物性格實質的認識。
「籍貫出身」一章也同樣遠離了和作者有關的家世事跡的考證，竟上溯到曹
雪芹的遠祖時代，這正是周汝昌先生對社會政治背景的狹隘理解的具體表現。他
在「引論」中曾說，「曹雪芹之能有這一部小說的偉大成就，文學天才自然不能
不是一個因素，但我們尤其不能忽略了他的極其特殊的環境背景：三種稀有的結
合。第一，他家的地位是奴隸和統治者的結合。……第二，他的家世是漢人與滿
人的結合。……第三，他家落戶於江南已經六七十年之久，到曹雪芹出世，早已
與江南土著無異，這又是北人與南人的結合。」這樣表面地理解曹雪芹天才的社
會根源顯然是錯誤的。就作為一個事實的考證，可惜的是作者在這一個早已滿化
了的家庭中沒找出任何滿漢結合的特點。作者所企圖要辨明的兩個問題，由於材
料的缺乏，其結論仍然是可能性的推測：即「曹家的原籍可能是豐潤」，曹家可
能是「遼沈邊氓被虜為奴隸的」。
如果說以上兩章最大的通病是煩瑣無關的考證，而在「地點問題」一章中，
就完全走向了揣測的境地。作者雖然批判了「某街某坊派」，但他自己仍然是盡
量在尋找大觀園究竟在「某街某坊」。甚至把話頭說的更硬，認為曹家在北京有
宅兩處，一在東城貢院緊鄰，一在禁城西北護國寺一帶，並進而「很疑心曹雪芹
老宅就是現在的北京師範大學女生院」，而且認為一旦勘查屬實，還要建議在這
裡開闢一個「曹雪芹紀念館」。可是作者所依據的也只是些影影綽綽的材料，大
部是把紅樓夢藝術描寫的地點作為證實勘查的材料。其他所謂「影影綽綽的大觀
園」，「榮國府第想像圖」，雖也提供了一些理解曹雪芹關於寧、榮二府的藝術
描寫的線索，但大部分仍是承襲著「舊紅學家」的隨意想像，其結論不過是加上
了作者想向讀者灌輸的「精剪細裁的生活實錄」說而已。
「史料編年」是「新證」最龐雜的一章，共二五○頁，佔全書三分之一以上。
上起明崇禎三年（一六三○年），至清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年），其中雖然
有一部分（如上面肯定過的）可取的東西，而絕大部分是前人的詩文集、縣志、
墓誌銘等摘錄。對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真正史料，尤其是曹雪芹時代的，卻
提供的很少。因此，也無法通過這個「史料編年」更好地瞭解時代對曹雪芹創作
的影響。
在「新索隱」一章中，作者又走向了另一個錯誤的途徑。「新索隱」共七十
五條，其觀點和方法，並沒有邁出舊索隱一步。舊索隱固然有些是毫無根據的亂
談，或者是生拉硬扯的附會，而新索隱則是牽強附會地企圖證明紅樓夢雖虛亦實
之處，連時間也和歷史吻合。至於詩詞和境界的描寫，則相似於某詩某詞，「色」
「空」觀念來源於金瓶梅，賈璉和尤二姐的調情來源於聊齋等等看法，又和俞平
伯對於「傳統性」的理解，取得了一致。
「雪芹生卒與紅樓年表」一章，是作者認為「最有意義的一個收穫」，實際
上卻是作者的錯誤觀點發展到了頂峰。作者「把紅樓夢全部讀過，凡遇紀年日季
節的話，和人物歲數的話，都摘錄下來，編為年表，然後按了上推所得的生卒年
把真朝代年數和小說配合起來」，「結果，二者符合的程度竟是驚人的」，「從
雪芹出生配合寶玉降世起，到雪芹十三歲，書中寶玉也正好十三歲」。於是，作
者得出結論說：「這樣一部大書，百十萬言，人物事情，繁雜萬狀，而所寫歲時
節序，年齡大小，竟而如此相合，井然不紊，實在令人不能不驚奇！」對於文學
作品的考證工作竟能達到如此的「成功」，作者也就不禁欣欣然而認為：「可見
曹雪芹的小說原是當年表寫，脂硯齋也當年表看」，因而他就自稱其考證工作「
剛好是雪芹本意的復原」。
但是，我們認為這不能不是極端的穿鑿。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品，自然也
要求細節的真實。紅樓夢在這方面的成就也比較突出。紅樓夢的敘述事物，是遵
循著事件的客觀進程，描寫得有條不紊，入情入理，精微細緻。可是，有目的的
把作者本人的生卒年月和作品中人物的年月配合上去，處處採取主觀附會的方法，
不僅可以使曹雪芹的生卒年月和賈寶玉相符合，也可以和書中任何一個人物相符
合，甚至也可以「符合到驚人的程度」。問題不在於二者在客觀上是否真正相符
合，而是在於作者有目的的使其相符合。這樣的作法，不過仍是一種「鬧著頑」
的文字遊戲而已，算不得真正的考證。
通過以上對「新證」主要內容的簡單分析，可以看出，貫串在全書的主要錯
誤，絕不僅是如作者所說在「考證方法」上，成為「胡、俞二人的俘虜」，而是
在觀點上繼承並發展了胡、俞的「寫實」「自傳」說。「新證」的全部考證工作，
就是在這個觀點的指導下進行的。紅樓夢是「精剪細裁的生活實錄」之說，是作
者的考證工作的出發點，也是最後的結論。正因如此，所以才認為人物、故事、
情節、時間、地點以至於種種生活小節的描寫，都有事實的根據。這樣，就不難
瞭解作者所歌頌的曹雪芹是中國「第一流天才寫實作家」的真實內容是什麼了。
周汝昌先生認為「新證」「主要還是想強調魯迅先生的「寫實」「自敘」說，
自己似乎是魯迅的忠實信徒和追隨者。但在這一問題上，魯迅是不能為作者辯護
的。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認為紅樓夢是「寫實」「自傳」的根據，部分的
是引述了胡適、俞平伯的說法，這一點當然是不正確的。然而魯迅的全部看法和
胡適、俞平伯的看法還是不完全一樣的。我們尊敬魯迅，並不能連他的錯誤說法
也一律奉為「聖經」。魯迅作為一個偉大的思想戰士，並不如某些人所說的一貫
的如此，而是有著他的發展道路。他在「三閒集」序言中說：「我有一件事要感
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
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並且因此譯了一本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以
救正我——還因我而及於別人——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
魯迅在一九二○——一九二三年寫「中國小說史略」時的思想仍然是進化論
的思想，有些看法還不完全科學，而他從來也沒有把它看作完全正確。因此，周
汝昌先生把魯迅前期對紅樓夢的看法孤立的截取出來，為自己的見解作辯護是不
妥當的。因為魯迅後來在「且介亭雜文末編」中，就以更科學的理解糾正了自己
的看法。他說，「因為世間進不了小說的人們倒多得很。然而縱使誰整個的進了
小說，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傳的話，讀者所見的就只是書中人，和這曾經
實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紅樓夢裡賈寶玉的模特兒是作者自己曹沾，儒林外史
裡馬二先生的模特兒是馮執中，現在我們所覺得的卻只是賈寶玉和馬二先生，只
有特種學者如胡適之先生之流，這才把曹沾和馮執中念念不忘的記在心兒裡：這
就是所謂人生有限，而藝術卻較為永久的話吧。」（重點為筆者所加）魯迅以這
樣對紅樓夢典型創造的科學見解，尖銳地批判了胡適的說法，當然也就改變了他
在「中國小說史略」中的看法。「新證」的作者是善於考證的，為什麼就偏偏忽
略了魯迅的這段重要的話呢？為什麼不從他對紅樓夢的全部理論中去選擇正確的
科學的看法，而僅僅抓住某一點加以強調呢？「倘有取捨，即非全人，再加抑揚，
更離真實」，周汝昌先生在這裡直接地違背了魯迅評論一個古典作家的科學主張。
問題不難回答，與其說周汝昌先生是想證實和發揮魯迅對紅樓夢的見解，倒不如
說是利用魯迅的話來給自己的考證作招牌。由此可見，既然魯迅曾經部分地引述
過胡、俞的錯誤看法，可是後來又加以糾正，並發表了自己卓越的科學的新的見
解，那麼，周汝昌先生通過考證所努力證實的就根本不是魯迅的看法，而恰恰是
胡、俞二人的錯誤看法。這層微妙的「傳統」關係，完全足以說明周汝昌先生錯
誤觀點的淵源及其「傳統性」。這樣間接地推論和「考證」的結果，也許不會認
為是「偶合」吧？
從魯迅後期對紅樓夢的正確看法出發，還可以得到這樣一個啟示，紅樓夢的
確是概括著曹雪芹自己的一些親身經歷。但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一旦將自己
的生活經歷，通過藝術概括的手段，將它熔鑄到整個藝術形象之中去以後，那些
經歷也就不再是一堆事實真像的機械組合，而是以藝術形象的魅力來影響讀者。
任何不具有藝術魅力的「生活實錄」，儘管是「精剪細裁」，也仍然是生活現象
的記錄而已，則絕不是文學作品。周汝昌先生除了用考證來證實紅樓夢是「寫實」
「自傳說」之外，又特別搬出「脂批」來作為說明紅樓夢「寫實性」的根據，這
樣作是有問題的。如果我們能正確地理解魯迅的看法，那麼，對「脂批」的問題，
也就可以大體上得到一個合理的正確的解釋。
不管脂硯齋究竟是曹雪芹的「舅舅」、「叔父」、或是「棠村」、「史湘雲」
，但可以肯定是和曹雪芹同時的人。脂硯齋在批語中指出了紅樓夢的一些故事情
節是曾經發生過的事，甚至批者本人也曾經親身經歷過、參加過。但是這都只能
說明曹雪芹在他所創造的藝術形象中，的確概括著自己的生活經歷，說明他的創
作有深厚的生活基礎，而不是憑空捏造。然而卻不能因為「脂批」說某些細節是
「真有是事」或「作者與余實實經過也」，就一口咬定紅樓夢是「精裁細剪的生
活實錄」。脂硯齋以其對曹雪芹的瞭解，和自己追懷過往的感傷情緒來批點紅樓
夢，其可貴的貢獻是提供了紅樓夢創作的某些現實生活基礎，而作為文學見解來
看，脂硯齋根本不能理解紅樓夢作為文學作品的社會意義與思想價值，更不理解
紅樓夢是以經過了藝術概括的生動的形象感動了自己，打動了自己的心弦，使之
「酸鼻」、「哀哉」、「可傷」、「一哭」。脂硯齋對紅樓夢的總的看法，從文
學批評的觀點來看，也僅僅是而且絕不可能超過「自傳說」，借用一句不太恰當
的話，仍然是「自然主義」的文學觀，這當然不是資產階級的文學觀。因此，要
運用脂批來幫助理解紅樓夢，如果不擺脫傳統的對「脂批」跪拜到地的「符咒」
式的崇拜，加以發展，提高到科學的文學理論的水平，給以合理的正確的解釋，
就不可能跳出「寫實」「自傳」「自敘」的泥沼。「新紅學家」們以及周汝昌先
生都是以這樣的態度信奉著「脂批」，為他們的自然主義「寫生」說作辯護，以
否定紅樓夢的現實主義成就和真實的思想價值。
正因為周汝昌先生強調紅樓夢的「寫實性」，（這一概念和胡適、俞平伯的
「寫實」概念並無不同），所以才徹底否定後四十回紅樓夢，痛罵高鶚，主張「
把他的偽四十回趕快從紅樓夢裡割下來扔進字紙簍裡去，不許他附驥流傳，把他
的罪狀向普天下讀者控訴，為蒙冤一百數十年的第一流天才寫實作家曹雪芹報仇
雪恨！」這種對續作者深惡痛絕的態度，嚴重地影響了他的考證工作。他寧肯東
拉西扯地對一些根本不重要的細節考出一個可能性的懸案來，也不願稍微用一點
點實際的考證工夫，考證對紅樓夢有不少功績的並為人民所承認的作家高鶚。難
道高鶚不比傅恆、納爾蘇、福彭、甘氏等更有考證價值嗎？很顯然，周汝昌先生
不是立足於科學的文學批評的觀點上進行考證，而是為了用主觀的偏見強調「寫
實」「自傳」說，故意抹煞已經具有客觀價值的東西。
當然，後四十回紅樓夢的思想性與藝術性遠遜於前八十回。如果曹雪芹寫完
全書，一定比續作更成功，更能獲得廣大讀者的熱愛。但是，偉大的天才曹雪芹
並未來得及完成這部傑作，就被環境奪去了他寶貴的生命。可是，前八十回紅樓
夢悲劇衝突的發展趨勢是明顯的，因而，引起了封建主義文化奴才們的不安，狗
尾續貂的大有人在。而高鶚卻是在這一意義上捍衛了紅樓夢的現實主義精神，發
展了書中的人物性格與悲劇性的矛盾衝突，保持了悲劇的結局，因而能和前八十
回共同流傳在廣大群眾中，這對紅樓夢是有其重要意義的。周汝昌先生拋棄了科
學的文學批評觀點，不從藝術形象的完整性方面評價後四十回續書，僅從個別文
字的優劣貶低它，否定它，這種極端偏激的態度，對於紅樓夢和廣大讀者都是非
常有害的。俞平伯以唯「文情論」否定高鶚，周汝昌先生則以唯「文字論」來否
定高鶚，其客觀效果是完全一致的。
「新證」強調科學考證的必要是對的，在批判了一些「舊紅學家」錯誤的考
證觀點和方法之後，似乎認為自己的考證就是科學的考證。但是，通過以上的分
析，可以看出，這所謂「科學的考證」，是受著怎樣一種強烈的主觀主義的支配。
實際上仍未跳出「實驗主義」考證學的陣地。
「新證」在談到十七、十八兩回的「脂批」時說，「若象胡適只於我們能考
證出來的零零碎碎、一星半點的地方，信為寫實，而於雪芹費了若許氣力大事鋪
寫的兩回書卻一筆抹煞，若都這樣，我卻大感惶惑，一部大書，何處是實，何處
是虛，以何標準來分疏呢？且如何判定是寫實處多呢？還是虛構處多呢？若是虛
構多於寫實時，那麼胡適自己主張的雪芹自傳的說法還能成立呢？不能成立呢？」
這一大段將藝術的完整典型機械地割裂為「虛」「實」的二元論的話，一方
面表示責備胡適「自傳說」的不徹底，另一方面也是顯示自己的「自傳說」的徹
底，「絲毫也不容許懷疑」。「新證」確實是以完備無遺的考證工作，實踐了自
己的錯誤觀點，亦即是更加繼承並發展了胡適的荒謬論點，實際上並沒有跳出胡
適的陷阱，這就是「新證」在觀點方法上產生嚴重錯誤的基本癥結。
儘管「新證」在觀點和方法上存在著嚴重錯誤，但是，作為一部紅樓夢作者
考證的書，還是有著不少可取的東西。同時，對作為一個年青的學術研究工作者
的周汝昌先生，也絕不能把他和胡適、俞平伯同等看待。作者是以艱苦的勞動，
在探索著新的道路。最近，作者正在改寫這本書。我們希望作者能不限於個別細
節的修正，而應進一步從基本觀點和方法上，進行徹底的改變，這是最根本的問
題，也是決定成敗的關鍵。我們也相信，作者如果肯於和大家一道認真地學習馬
克思列寧主義，用真理來武裝自己，糾正自己以往的錯誤觀點，在正確的觀點方
法的指導下，重新開始科學的考證工作，一定能將「紅樓夢新證」改寫成一本真
正對讀者和古典文學研究者瞭解曹雪芹和紅樓夢有更多益處的書。這是很多讀者
共同的期望。周汝昌先生應在自己的學術實踐中，不辜負大家的這種熱誠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