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通史》作者陳維昭訪談錄
一部《石頭記》，多少解夢人。自這部巨著問世，各種研究從未停歇。遠的不說，最近一段時間，市面上與《紅樓夢》沾邊的書籍都在熱賣中：不同版本的《紅樓夢》推出，《紅樓夢魘》重印，劉心武有《紅樓望月》，周汝昌出《紅樓十二層》、《定是紅樓夢裡人》……你未唱罷，我就登場，好不熱鬧。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則有點特別——研究的是研究紅樓夢的人與史，洋洋百萬言，一部《紅學通史》。記者日前採訪了該書的作者陳維昭。
紛紛「解夢」為哪般？
記者：都知道《紅樓夢》寫得好，但它怎麼就那麼好，這麼多年來值得那麼多人研究呢？
陳維昭：簡單說，在中國小說史上，《紅樓夢》是個里程碑。魯迅說：「總之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這一判斷今天已經成為學界的共識。
僅從思想方面來說：無論對於哪一個時期，《紅樓夢》都具有強烈的現代性。——不是指它具有現代人的思想，而是指它對現代思想與生活的切入能力。其根本原因在於它探究的是一種關於人的存在的終極關懷，它的意義是永恆的。
記者：有人說得跟你有點不一樣。他們說是《紅樓夢》裡「謎」特別多，所以研究者琢磨這麼些年。
陳維昭：你說得對，《紅樓夢》裡的確有很多「謎」有待於考證。
譬如，這部小說只由曹雪芹寫定八十回，雖有由高鶚寫定的後四十回，但兩者的思想與藝術判若霄壤，可以說，它們其實屬於兩部小說，一部探討人的終極關懷，另一部則探討人的道德問題。這樣看來，曹雪芹的《紅樓夢》依然是未完成之作。這對讀者的閱讀經驗來說是一種折磨，讀者自然而然地產生了這樣的衝動：如果讓曹雪芹寫完《紅樓夢》的全部故事，那八十回以後的故事將會是怎樣的？
一句話，《紅樓夢》除了存在著一個等待闡釋的意義世界之外，還存在著一個等待考證的世界。
記者：這是不是「紅學」誕生的內在原因？
陳維昭：對。《紅樓夢》不僅在意義上期待著闡釋，而且在作者、版本和相關文獻上向考證者提出嚴峻挑戰。這樣，研究《紅樓夢》的專門學問——「紅學」就誕生了。《紅樓夢》的雙重身份——「待釋」與「待考」召喚著兩類研究的出現：意義闡釋與事實還原。這樣，紅學也就相應地具有兩個世界。這兩個世界在宗旨、命題、論證方式等方面有著鮮明的不同，最重要的不同是：意義闡釋研究是開放式的、生成性的，而事實還原研究則是回溯式的、對應式的；前者是人文研究，後者則是科學研究。
從士大夫案頭到互聯網上
記者：能不能簡單說說「紅學」的研究史？
陳維昭：紅學的誕生起碼可以從1754年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算起，其評點即是最早的紅學。《紅樓夢》一開始在曹雪芹的親友之間傳閱，傳閱者把讀後的感想寫成詩歌流傳了下來，這是一種「詩評」形式的紅學。
至清光緒年間，始有「紅學」一詞。徐珂《清稗類鈔》說：「《紅樓夢》一書，風行久矣：士大夫有習之者，稱為『紅學』。」可以說，至光緒朝，關於《紅樓夢》的研討，已成「顯學」。此後，不管人們用什麼方法與思想閱讀《紅樓夢》，紅學的顯學地位已是不可動搖的了。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西文化交匯中，王國維把《紅樓夢》展開為一個中西文化對話的平台，探討了人的終極關懷問題，此後，這一意義闡釋的維度一直延伸至今。清末的民族主義思潮激勵著索隱紅學的興盛，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民主與科學精神激勵著胡適新紅學的誕生，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民族主義思潮和國防文學思潮，又讓人們對民族文學中的《紅樓夢》投去讚賞的目光。新中國成立後，學者、作家、藝術家、學生乃至普通讀者，都以論紅、評紅為時尚。至今，《紅樓夢》已成為網絡上諸多重要話題，很多省市成立了紅學會，70年代以來出現了專門的刊物《紅樓夢研究專刊》、《紅樓夢學刊》、《紅樓夢研究集刊》、《紅樓》等，90年代以來又出現了一些專門的紅學網站。至此，紅學的顯學地位如日中天。
用什麼方法來梳理紅學史？
記者：研究紅學的人這麼多，流派紛呈，你做通史使用的什麼方法來進行梳理的呢？
陳維昭：我的敘述分為兩步，第一步是描述各種紅學批評和研究旨趣的發展歷程，這種描述力求詳細，力求能夠呈現其基本面貌；第二步，在此基礎上，本書在一個更大的文化背景上透視各種批評旨趣與研究方法，在傳統的學術淵源與中西方學術思潮這一坐標繫上捕捉各種批評旨趣與研究方法的歷史位置和學術價值。
具體地說，我試圖不僅從思潮的角度考察紅學現象，而且著重捕捉和描述各種紅學思潮的源頭與流變，捕捉各種紅學現象的學理形態及其「學統」。作為學術史，它不僅要展示每一階段的研究狀況，而且對於每一研究狀況的形成、規模和最終水平作出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