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末世」
在《紅樓夢》一書中，曹雪芹曾多次用過「末世」一詞。主要的，有如下三處：一是第一回，寫賈雨村身世，嘲諷他「生於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盡」，但仍要「求取功名，再整基業」；二是第五回，王熙鳳的判詞，慨歎她「凡鳥偏從末世來，都知愛慕此生才」；三是第五回，探春的判詞，惋惜她「才自精明志自高，生於末世運偏消」。作者何以要在這三個人物身上，赫然用此一詞呢?似有說一說的必要。
末世，亦曰季世，最早見之於先秦典籍中。《易‧系辭下》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左傳‧昭公三年》云：「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這裡，末世，或季世，都指一個朝代的末期，有衰亂之意。中國封建社會，或因農民起義的衝擊，或因統治集團內部的傾軋，經常處於動盪之中。而每當這種動盪劇烈的時候，就會有人發出「末世」的感歎。如魏晉六朝時，「八表同昏，平阿伊阻」，是個混沌世界。生逢此時，不少人產生了一種悲哀感。西晉詩人張載，曾寫過兩首《七哀》詩，哀傷人事的遷化，痛惜帝室的衰微。詩中說：「季世喪亂起，賊盜如豺虎。」此外，如左思《魏都賦》、劉峻《廣絕交論》，講到世道的漸漓、人情的澆薄，也流露出絲絲「衰世」的淒愴之情。
到明末清初，中國已進入封建社會後期。封建制度，日趨解體；政治風雲，瞬息萬變。這更是個「天崩地裂，悲憤莫喻」的時代。有感於此，有的人徨歧路，失望悲觀；有的人詩酒書畫，蒲團養生；有的人則憤世疾俗，或直抒胸臆，或借題發揮，對封建「末世」的種種人情世態，進行了無情鞭撻。他們有的抨擊政治的衰敝：如清初大思想家唐甄在《匪更》中說：「季世所行之政，昔嘗以致治矣。及其既久，國家無事，君臣宴安，喪志成鄙，未能遠謀。官守不明，惠澤不行，名存而實亡，文飾蓋美，不顧百姓之便利。」(《潛書》下篇上)有的指斥世情的險薄：如明末文學家馮夢龍在《古今小說》卷八《吳保安棄家贖友》卷首詞後說：「這篇詞，名為《結交行》，是歎末世人心險薄，結交最難。平時酒杯往來，如兄若弟；一遇虱大的事，才有些利害相關，便爾我不相顧了。」明之遺民毛先舒《與洪升書》也哀歎說：「末世風氣險薄，筆舌專取刻𢳥自快，且借之為名高。吁，可怪也。」(《思古堂集》卷二)清初文人張履祥《訓子語》也說：「末世之習，攻浮文以資進取，未嘗知讀聖賢之書，是以失意則斯濫，得志則斯淫，為裡俗所羞稱耳。」(陳宏謀《訓俗遺規》卷三引)有的譏刺文風的衰頹、文人的矯偽：如唐甄《非文》說：「迨於末世」，文章「流為曲工，流為末拔，以取悅諧俗，使人心輕氣佻，竊譽失真，道喪於此，其亦百十之十一也!」(《潛書》上篇下)在《得師》中也感歎說：「末世學者不純，中無真得，好為大言，自信以為皋夔；人主瞀亂不察，遽委社稷而命之，其不至於覆亡者鮮矣。」(同上書)這些人，不僅看到了「末世」的時弊，有人還提出改革政治的主張。如唐甄在《匪更》中就指出：「衰世習行之政，有必不可仍者……蓋禮之既壞，如美木積久而有蠹朽，不可以為宮室。是故聖人之興也，隨時製法，因情制禮，豈有不宜者!」《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在其《桃花扇小引》中，也明白告訴讀者，他創作此劇的意圖，就在於借「場上歌舞」，「寫興亡之感」，使人們「知三百年之基業，隳於何人?敗於何事?消於何年?歇於何地?不獨令觀者感慨涕零，亦可懲創人心，為末世之一救強?。」
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曹雪芹，正是在這一片「末世」的「感慨涕零」聲中，創作了他的不朽名著《紅樓夢》的。據此，可以說，他在賈雨村、鳳姐、探春這三種不同類型的人物身上，醒目地使用「末世」一詞，就非泛泛而言，當「大有深意存焉」。
先說賈雨村。他原是「詩書仕宦之族」，但「根基已盡，人口衰喪」；他「才幹優長」，但「生性狡猾」；他「生於末世」，但不甘「久居人下」。他曾任知府，旋因「貪酷」、「恃才侮上」、「擅篡禮義」，而被革職。後又極力鑽營，仰仗賈府，重新爬了上去。而當賈府勢敗時，他非但不去救援，反落井下石，狠狠踢了一腳。依脂評說，在曹雪芹心目中，他是個「莽操」式的人物，是「亂世之奸雄」。可知，由這種人「協理軍機，參贊朝政」，支撐「末世」殘局，恰如唐甄所說，「社稷」「不至於覆亡者鮮矣」。他是封建末世一種「貪酷」的官僚典型。
王熙鳳，則是另一類型的人物。可卿讚她是「脂粉隊裡的英雄」，脂硯齋比之為「大奸巨猾」的鄭莊、魏武。說明這一形象，也有很強的政治性。她總攬著賈府的家務，懂得這個貴族大家庭的「難處」和危機，並曾對症施藥，加以整治。「協理寧國府」，就表現了她過人的才幹。脂評慨歎說：「五件事若能如法整理得當，豈獨治家，國家天下，治之不難。」可惜她只知弄權貪利，以滿私慾，「未能遠謀」。對可卿要她「於(賈府)榮時籌畫下將來衰時的世業」的囑托，置若罔聞，不予實施。結果，隨著賈府的衰敗，這位「末世英雄」，也「身微運蹇」，「家亡人散」。「鳳」來「末世」，歡悲一場。對於她，作者一方面憎惡她的貪慾；另一方面，也「愛慕」她的才幹，同情她的薄命，惋惜她沒有把聰明才智用在「正路」上，以挽救那搖搖欲墜的賈府大廈。
作者完全讚賞的人物，是敏探春。她也不是一個普通婦女的形象，其性格，有濃重的政治色彩。圍棋理事的凜凜氣宇，就頗有點政治家的風度。比起鳳姐，她知書識字，更「利害一層」。對賈府的弊端，她更看得透，拿得定。理家的才幹，也不次於鳳姐。「興利除宿弊」一著，確也有些「新創」。而且，她不像鳳姐那樣一味弄權，只知滿足自己。她才志「精明」，有抱負，立志要做出「一番事業來」，是屬於那種沒有「喪志成鄙」、而「能遠謀」的人物。但是，她偏生於「末世」，「有命無運」，任憑怎樣「敏智過人」，也難扭轉賈府那「樹倒猢猻散」的趨勢。作者把她的結局，有意安排為「遠適」海隅，猶如斷了線的風箏，隨風飄散的柳絮，一去不返，是大有深意的。脂評悲惋說：「使此人不遠去，將來事敗，諸子孫不至流散也，悲哉傷哉!」其實，這只是一種願望而已。生活的邏輯，卻是不能違背的。「莫向東風怨別離」，悲傷有什麼用?
「無材可去補蒼天」，是作者「一生慚恨」。脂硯齋於「生於末世運偏消」句下注云：「感歎句自寓。」看來，曹雪芹在探春身上，是寄托過「補天」希望的，但從探春結局看，這種思想破滅了。如前所說，思想家唐甄曾主張拋棄「舊章」，「隨時製法」，改革「衰世之政」，以實現「天下大治」；劇作家孔尚任，以為吸取「南明興亡」的歷史教訓，作為借鑒，就可「為末世之一救」。曹雪芹則通過探春，形象地說明，「末世」之「天」，已無法補綴；「貪酷」如賈雨村，姑且不說，連機靈的鳳姐、精明的探春，也不配有好命運。「生不逢時，奈何奈何!」這種社會見解，自有其獨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