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錯誤觀點的看法
最近報刊上對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觀點和方法提出批評，我們古典文學研究
者都應特別重視。只有大家參加討論，肅清錯誤的資產階級思想，才能把文學遺
產研究工作推進並提高一步。
差不多從紅樓夢一出世，馬上就有所謂「紅學」出現。魯迅先生在「中國小
說史略」裡指出：袁枚「隨園詩話」的「作者自敘」一說，其出現實最先，而確
定反最後（頁二五○）〔注一〕；中間種種「揣測之說，久而遂多」。為什麼呢？
個人以為，這正如魯迅先生論列明末人情小說時所指出的：「寓譏彈於稗史者，
晉、唐已有，而明為盛，尤在人情小說中」（頁二三○）；「明小說之宣揚穢德
者，人物每有所指，蓋借文字以報夙讎」（頁一九一）；「譏刺之切，或逾鋒刃，
而西遊補之外，每似集中於一人或一家」（頁二三○）。嗣後揣測之說日多，說
某相國、某公侯，說某皇帝棄位出家，說奪嫡，說「清代一大事」或說其他。總
之，可以看出，中間貫穿著一個根本看法：與清代政治有關。到後來有些人更以
為是暗寫「排滿思明」的民族意識，不管其索隱方法如何不當，但其為一個主要
思想的發展，固甚顯然。這一情形是值得注意的。
及至「紅學」落到胡適和俞平伯手裡，面目精神於是一變。主要變在哪裡呢？
胡適自己說，他作小說考證，是教給「少年朋友們」學一點「防身的本領」，不
要「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胡適文選自序）。而俞平伯竭力抽掉其
中任何社會政治意義，使紅樓夢只變為一個「情場」的好把戲，也是十分顯明的。
一個青年知識分子，如果在解放前不懂得馬克思主義而又接觸紅樓夢這一題
目，在考證方法上就會成為胡、俞二人的俘虜，筆者個人就是一個例子。我在「
紅樓夢新證」一書中，處處以小說中人物與曹家世系比附，說小說中日期與作者
生活實際相合，說小說是「精剪細裁的生活實錄」，就是最突出的明證。這固然
因為我在從前寫書時，主要還是想強調證明魯迅先生的「寫實」「自敘」說，借
以摧破當時潛在勢力還相當強的索隱說法；可是由於對現實主義的認識有錯誤，
受胡、俞二人的方法影響很深，結果實際上還是導引讀者加深對紅樓夢的錯誤認
識。不過，把紅樓夢的研究由與社會政治結合引向與社會政治分家的道路，卻不
是我的目標；恰恰相反，我正是想在自己的學識理論的有限水平上，努力找尋紅
樓夢的社會政治意義，把紅樓夢與社會政治更密切地結合起來看問題。我堅決反
對把這偉大的古典現實主義小說紅樓夢當作某些人麻醉青年的工具和某些人「鬧
著頑」的無聊對象。
我們知道，「古典藝術通常是在社會經濟制度的矛盾的基礎上產生的，但它
照例是不為這一制度作辯護的。最卓越的藝術作品，主要是在轉變時代，即在與
巨大的社會變革有關的時代出現的。因此，古典藝術總是這樣或那樣反對一切舊
的、衰頹的、反動的東西，反對社會上的虛偽和罪惡，反對腐朽的惡劣的風氣。」
〔注二〕
因此，研究紅樓夢，首先就必須對於曹雪芹時代的社會經濟制度的矛盾，對
他本人的生活現實，對他的發展了以前的富有現實主義精神的藝術傳統的創作方
法，對這一創作方法和他的世界觀的關係等等，得到比較清楚的認識；否則，對
曹雪芹的創作方法和藝術成就進行深刻的學習和研究是不可能的。然而，截至目
前為止，我們關於這些問題的瞭解還極其有限。
扼要地說，紅樓夢的社會政治背景是什麼呢？
我們知道統治階級內部是有重重矛盾的，封建皇帝立在這些矛盾的尖端，他
極需要爪牙耳目，來鞏固他的寶座；這些爪牙耳目，一部分就是他最貼近的奴才，
而且這些人直接影響當時的政治：明朝的閹官魏忠賢和乳母客氏就是最好的例子。
清初有鑒於此，裁抑宦官，設內務府〔注三〕，於是內務府包衣（皇室家奴）就
掌握了原來太監執掌的各項執事。曹雪芹的先人，就是滿洲包衣。曹寅以康熙乳
母的兒子，最獲親信，出掌織造、鹽差、漕運。清室收入，除地丁銀外，即以鹽
課為最大宗（歲收約七百五十萬兩），而兩淮鹽課是其主項（歲收約三百四十萬
兩）。曹寅等人一年差事僅份內應得即可剩銀五六十萬兩，加上搜刮所得，其數
目之大足以驚人。這是統治剝削者的生活面貌之一小部分。
這樣人家自然是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磨擦的參與者和促成者，於是營私結黨，
花樣多端。我們知道，康熙時代三大朋黨，是滿官明珠派、漢官徐乾學派、皇子
胤祀派，三派又是互有關聯的。可是曹家一派和這三派都有相當密切的關係。矛
盾最後集中體現為諸皇子爭位事件。胤祀的死敵胤禛得勝後，屠戮胤
祀派備極慘酷。曹家一派親朋，都連帶遭到壓力；這派人，普遍對當時政治不滿，
有的企圖顛覆它，還有其他表現為各種樣式的積極的和消極的反抗。曹雪芹本人
家庭親戚朋友，就是處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中。他們的命運是相似而且相連的。
清代的封建制度結構重重，最下層是漢族人民。滿洲人入關以後，大規模強
迫圈占近畿一帶漢人房地，作為「旗產」，僅皇室莊田、宗室莊田、八旗莊田三
項（不計駐防莊田）即達十六七萬頃之多；旗人除作官的有薪俸外，還按人發給
口糧，六歲以下半糧、以上全糧。這一統治剝削集團，就這樣不事生產，游手好
閒，鮮衣美食，窮奢極泰；賭博、聽戲、唱曲、鬥雞走馬、陳列玩器以及千奇百
怪的刁鑽癖好，就是他們的日常生活。曹家就是這些人家裡的一分子，曹雪芹所
寫的小說暴露了這樣人家的生活。
中國資本主義幼芽已於明末出現，但旋即為清代嚴重的封建經濟所扼煞；鴉
片戰爭以前，整個清代經濟是處於嚴格閉關封建經濟停滯的時期。而曹雪芹正是
生活在這個時期。他死於乾隆二十八年，即一七六四年二月，下距鴉片戰爭爆發
還有七十多年。就是說，曹雪芹生活於此一巨大歷史事件之前整整一世紀。因此，
他的作品對封建制度的反抗的程度和反抗的形式也就受著當時歷史條件的規定。
可是，胡適之、俞平伯一派的「紅學」家，卻竭力企圖把紅樓夢化為一個小
把戲，引導讀者鑽向瑣碎趣味中去，模糊這一偉大古典現實主義名著的深刻意義。
研究紅樓夢足足三十年的俞平伯，對紅樓夢的總的認識是什麼呢？我以為是三個
字的回答：「不可知」。他在一九五○年十二月給「紅樓夢研究」作「自序」時，
就教導讀者說：
至於紅樓夢本身底疑問，使我每每發生誤解的，更無從說起。我嘗謂這書在
中國文壇上是個「夢魘」，你越研究便越覺糊塗。（著重點都是我加的，下同）
（頁二）
這就是俞平伯對紅樓夢研究了整整三十年以後的心得和總結。他因為對於這
部小說書名、作者姓名之都有一大串，感到十分困惑，就又說：
從這一點看，可知紅樓夢的的確確不折不扣，是第一奇書，像我們這樣凡夫，
望洋興歎，從何處去下筆呢！（頁三）
所以，俞平伯認為這部第一奇書有一個「根本的難題懸著」，不能解決。甚
麼「根本的難題」呢？他沒有說明，我想，該就是使俞平伯「越研究便越覺糊塗」
的「不可知」。到一九五三年以來，他的許多新文章的典型代表作品「紅樓夢簡
論」就直承著這一觀點，進一步發揮。「簡論」的引言說：
為什麼對別的小說都不發生，卻對紅樓夢便會有這樣多的附會呢？其中也必
有些原故。所以瞭解紅樓夢、說明紅樓夢都很不容易，在這兒好像通了，到那邊
又會碰壁。
俞平伯對紅樓夢的認識原來就是這樣一個玄妙的十足唯心的「不可知論」。
他並且把這一心得向對他寄予重大期望的青年讀者大肆宣傳。
雖然他在「紅樓夢研究」自序裡最後表明：「我底紅樓夢研究也還沒有起頭
呢」，但實際上他是有目的地宣傳了他的一套唯心觀點。他在「紅樓夢的風格」
一節裡，十分不滿於水滸的「過火」，而推尊紅樓夢的「溫厚」；他「確定了」
後者的「怨而不怒」的或「哀思」的「風格」，並說這就是紅樓夢勝於一切舊小
說的最可貴的特點。我們都知道，「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
其民困」是古人說詩的話，原是肯定政乖民困，「怨」而且「怒」，可是俞平伯
主張「怨」得，「怒」不得，要「溫厚」，這正是「小雅怨誹而不亂」「溫柔敦
厚」「止乎禮義」「止僻防邪」的千百年來封建統治者的「詩教」的老調子，防
止人民「好亂犯上」的手段。這就無怪俞平伯不滿於寫農民作「亂」犯「上」的
水滸，認為太「過火」了。俞平伯也說「紅樓夢是一部極嚴重的悲劇」，但「悲」
在哪裡呢？他說得明白：
不但寧榮兩府之由盛而衰，十二釵之由榮而悴，能使讀者為之愴然雪涕而已。
（頁一二二）
提到巧姐結局，便說：
這是寫鳳姐身後的淒涼，是寫賈氏末路的光景，甚至於赫赫揚揚百年鼎盛的
大族，不能蔭庇一女，反借助於鄉村中的老嫗。這類文情是何等的感慨！（頁一
五五）
此類話頭，屢見不一，這如果是曹雪芹的思想還有可說，而這居然是俞平伯
的思想，這就可見俞平伯看紅樓夢，他的標尺是超階級的什麼「文情」（這字眼
他最愛用的，例如反對人痛罵寶釵時，就說：「與事實（？）既不符，與文情亦
不合」）。以上還可以說是「修改」舊稿未盡「妥當」的地方，但看他真正在一
九五○年十月底的文字是如何說：
鳳姐結局很淒慘，令人悲感。（頁二一五）
可見抄沒以後，賈氏諸人關進監牢，寶玉鳳姐都在內。其時奴僕星散，卻有
昔年被逐之丫環猶知慰主，文情淒惋可想而知。（頁二二一）
多麼明白啊！繞說他的「文情」標尺是「超」階級的，恐怕還不大對頭，因
為假如俞平伯不是站在封建「主」子一邊，如何欣賞讚歎這些知「恩」知「義」
的奴才的「猶知慰主」呢？俞平伯的階級立場在這裡不是很清楚嗎？
和俞平伯的階級觀點直接聯繫的就是他的資產階級的文藝見解，他曾說：
所以紅樓夢在我們文藝界中很有革命的精神。他所以能有這樣的精神，卻不
定是有意與社會挑戰，是由於憑依事實，出於勢之不得不然，因為窠臼並非事實
所有，事實是千變萬化，那裡有一個固定的形式呢？……我以為紅樓夢作者第一
大本領，只是肯說老實話，只是做一面公平的鏡子。……看去如何平淡，紅樓夢
卻成為我們中國過去文藝界中第一部奇書。（頁一二○）
再明白不過：俞平伯否認現實生活的客觀規律性，有頭腦的作者並不在此客
觀規律下生活感受，也無意批判社會，只是要給事實做一面無動於衷的「公平的
鏡子」，作者如何寫，都是概不由己「不得不然」。李希凡、藍翎兩人的文章說
俞平伯是自然主義不是沒有道理的。
俞平伯自然也否認紅樓夢裡面反映著任何社會衝突。他雖然一方面承認「公
眾的意見畢竟是正確的」（紅樓夢簡論），另一方面卻大肆譏笑這些「公眾」：
社會上最喜歡有相反的對照。戲台上有一個紅面孔，必跟著個黑面孔來陪他，
所謂「一臉之紅榮於華袞，一鼻之白嚴於斧鉞」。在小說上必有一個忠臣，一個
奸臣；…我小時候聽人講小說，必很急切地問道：「那個是好人？那個是壞人？」
覺得這是小說中最重要，並且最精采的一點。社會上一般人底讀書程度，正還和
那時候的我差不許多。雪芹先生於是狠狠的對他們開一下玩笑。（頁一二一）
事實上恐怕是俞平伯對有正義感、愛憎分明的古今讀者大眾狠狠的開了一下
玩笑。他們正是要分清好人壞人，「榮於華袞」「嚴於斧鉞」正是他們的最嚴正
的判決。我不知道俞平伯把這一主要社會意義從作品內容中抽出後，要剩些什麼
給它們。因此他反對人們痛罵寶釵襲人王夫人等一黨，進而根據一條脂批，想把
釵黛兩個正反典型的形象合一，根本抹掉一切社會矛盾，誘導讀者專從「情場」
上去尋找某些趣味。他說那條批「卻特別重要」，對讀者「是個新觀點」，要使
「三美合一」。
其實，作為一個考據家來說，俞平伯在這方面也是不老實的。甲戌本二十八
回末總評下一條說：
倘若三人一體，固是美事，但又非石頭記之本意也。
可見連那時的批者也知道這是與紅樓夢的意義不合的。俞平伯不從封建制度
本身的矛盾上去體認釵黛兩個對照形象的社會意義，只從「情場」「文情」上去
尋趣味，那就無怪他說：
且書中釵黛每每並提，若兩峰對峙雙水分流，各極其妙莫能相下，必如此方
極情場之盛，必如此方盡文章之妙，若寶釵稀糟，黛玉又豈有身份之可言。與事
實既不符，與文情亦不合，雪芹何所取而非如此做不可呢？（頁一一二）
事情最清楚：原來在俞平伯眼裡，紅樓夢和後來資產階級作家寫「情場」上
「三角」「五角」的那些「戀愛」小說的「文情」是並無本質區別的。既然如此，
也就無怪俞平伯不能瞭解「雪芹何所取而非如此做不可」了。
我覺得俞平伯這種觀點和他自己提出的「進一步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藝理
論來分析它」的口號毫無共通之點，因此，我們說俞平伯的文學見解完全從唯心
論思想出發，是有理由的。
為什麼俞平伯說已經懂得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理論來對待紅樓夢的時候，
反而極力高唱起紅樓夢的「不可知論」來了呢？我以為，這可能反映了俞平伯的
唯心論思想和新事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正面接觸的一個具體矛盾。俞平伯雖然一
方面因為大家都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能不接觸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理論，可
是另一方面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理論與他的唯心論見解處處不對頭，因此，他就
宣揚起「不可知論」來了。
我們應該肅清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腳踏實地的循著正確的途徑繼續探討和
紅樓夢有關的許多問題，並為古典文學遺產的研究工作開闢更廣遠更輝煌的道路。
〔注一〕魯迅先生原據「隨園詩話」定「自敘」說初出為嘉慶初。現在「詩
話」那一條的根源已在明義的「緣煙瑣窗集」裡發現，大致可以考出是乾隆三十
五年左右最晚至四十六年的記載，即曹雪芹死後六七年到十六七年期間出現的說
法。
〔注二〕蘇聯「哲學問題」雜誌一九五二年第六期「論藝術在社會生活中的
地位和作用」，見「蘇文學藝術論文集」十九—二十頁。
〔注三〕清初內務府一度裁撤，改立十三衙門，後又恢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