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紅樓夢》早期抄本在四川的流傳
不朽的古典文學名著《紅樓夢》究竟於那年成書，現在已難確定。不過據一般資料推考和 專家們的研究，它的寫作時間大約在1744(乾隆九年)至1754年(乾隆十九年)之間。
書成不久，即「不脛而走」——在社會上暗中流傳起來。然而它的風行並影響於整個 社會，卻遲至嘉慶年間。所謂「家家喜閱，處處爭購」(夢癡學人：《夢癡說夢》)，以至於 「開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是枉然」(得輿：《京都竹枝詞》)，其實都是在曹雪芹死 去五十多年後的事了。
但是，在現在發現的資料中，卻記載著乾隆年間該書在四川出現的情況(當時該書在社會 上還未風行)。這實在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而有意義的事情，從中可窺見該書入川時間是相當 早的，它也許會成為我們研究清代四川文化思想史的一條重要資料吧。
(一)
美國芝加哥大學馬泰來教授最近在《恆文致靜泉二函初探》(《紅樓夢研究集刊》第五輯) 一文中提出了一條重要的資料，指出早在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紅樓夢》尚無刊本」時 ， 該書就在四川出現的情況。正如他所說，此二函「實在是研究《紅樓夢》早期流傳和編訂的 重要史料」。
現將「恆文致靜泉二函」中的有關內容摘抄如下：
(其一)：靜泉仁弟閣下：屢接吾弟手書，欣悉馬邊署任交卸景況，茲又署任忠州，並拜讀 《西江月》、《好了歌》頗為心喜公事之裕如……
(其二)：……昨於淒淒春雨中接展手書，承示九弟在川光景，並詢及兄或有轉機，足征關 切。奈此案中人，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彼時各堂皆洞悉司員實系失察之苦情，即擬定奏留 之 摺，無如道掌挾私忿，疊上彈章，以致奏留之舉終止。兄此時若無心肝者。內子既已就痊， 家事仍不過問。復將原本《石頭記》檢出，日日與筆墨為伍，凍餒二字，付之天命而已。… …
此二函原件藏阿英同志處，並收入一粟所編《紅樓夢卷》中。
馬泰來教授認為這兩封信的「次序或得互易」，即第一封信在後，第二封信在前。並初步 考定，第一封信「應寫於乾隆四十年(1775年)」，「第二函應寫於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 。倘如此，則寫第二函時，離曹雪芹逝世不過八、九年。
至於「恆文」是誰，尚難確考；而「靜泉」的身份則不難考定。因為根據恆文的第一函所 言：「屢接吾弟手書，欣悉馬邊署任交卸景況，茲又署任忠州」，和第二函：「吾弟在川和 睦，寅友曾文韜來，言之甚詳」，則靜泉應是曾在四川的馬邊和忠州作過官的人。
馬邊廳是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才設置通判的，到嘉慶十三年(1808年)即裁去通判，以 保寧府同知移設馬邊。這樣，只須查出從乾隆二十九年到嘉慶十三年間，先在馬邊廳任職接 著又在忠州任職的人，即可得知靜泉的身份。
查嘉慶《馬邊廳志略》，從乾隆二十九年到嘉慶十一年間曾任通判的三十六人中，與道光 《忠州直隸州志》同期任知州者相對照，卻並無兩邊皆任職者。再查該書所列馬邊同知六十 人，從嘉慶十六年起至光緒二十一年止，只有喻日泗一人曾兩邊任職。但是他任職的次序與 信 中所述剛好相反：即先在忠州任職(1802年)後在馬邊任職(1811年)。因此，喻日泗不可能是 「靜泉」。
好在嘉慶《四川通志》卷104頁《職官》中，亦有「馬邊廳通判」一項，列有十二人。其 中有三人是《馬邊廳志》和《敘州府志》所沒有的。這三人是陳大文、永靈、趙華。
再與《忠州直隸州志》對照：
《四川通志》中馬邊廳通判｜陳大文，江蘇吳縣監生，乾隆三十八年任。｜永靈，乾隆三十九年任。……｜余大鶴，嘉慶元年任。｜趙華，山東利津人，嘉慶六年任。
《忠州直隸州志》｜陳大文，江蘇吳縣監生，乾隆四十年署任。｜王嘉漠，乾隆四十年六月署任。
……｜趙華，山東利津縣舉人，嘉慶十年署任。
問題很清楚，陳大文及趙華均有可能是「靜泉」。至於誰的可能性更大，在新資料未發現 前，還暫難斷定。
但不管怎麼說，從這一資料中我們卻可以認定：早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或乾隆四十年(1 775)間，《紅樓夢》的最初抄本就已被人攜帶入川，而且這位攜帶者(靜泉，即陳大文或趙 華)，和他的朋友恆文一樣，還是一位早期的《紅樓夢》愛好者與研究整理者。他將《西江 月》、《好了歌》等，抄寄恆文；而恆文「復將原本《石頭記》檢出，日日與筆墨為伍，凍 餒二字，付之天命而已」。這位靜泉的朋友恆文「檢出」的是一部「原本《石頭記》」；而 且「日日與筆墨為伍」——對此話我們可以理解為評點、編訂、校改或續補；為此，甚 至將「凍餒」置之度外。這是很令人感動，也是很值得注意的。
乾隆三十八年或四十年，正當恆文、靜泉在「原本《石頭記》」上下功夫時，「脂批」中 最晚的年份的畸笏第三批《石頭記》才剛剛完成(畸笏三批是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 而高鶚的「重訂紅樓夢」也許還沒有動筆哩。
由此可知，《紅樓夢》抄本入川之早，是大大出於人們的意料之外的。
(二)
周汝昌同志在《紅樓夢新證》一書中，亦記載了一條有關《紅樓夢》早期抄本在四川存在 的情況。他是根據上海魏紹昌、徐恭時二先生抄示的一條資料：
褚德彝跋《函篁圖》(傳抄本)
宣統紀元年，余客京師，在端陶齋方處，見《紅樓夢》手抄本，與近世印本頗不同。敘湘 雲與寶玉有染，及碧痕同浴處，多媟褻語。八十回以後，黛玉逝世，寶釵完婚情節亦同。 此 石甚不相類矣。寶玉完婚後，家計日落，流蕩益甚；逾年寶釵以娩難亡，寶玉更放縱，至 貧不能自存。欲謀為拜阿堂(滿語，即無品級的當差執事人)，以年長格於例，至充撥什庫( 滿語，即千總，掌管文書的小兵丁)以餬口。適湘雲新寡，窮無所歸，遂為寶玉膠續。時蔣 玉函已脫樂籍，擁巨資，在外城設質庫，寶玉屢往稱貸，旋不滿，欲使鋪兵往哄，為襲人所 斥而罷。一日大雪，市苦酒羊胛，與湘雲縱飲賦詩，強為歡樂。適九門提督經其地，以失儀 為從者所執，視之蓋北靖(靜)王也，駭問顛末；慨然念舊，媿贈有加，越日送入鸞(鑾) 儀衛充 雲麾史，迄潦倒以終雲。其大略如此。滄桑之後，不知此本尚在人間否?癸亥六月褚德彝。｜周汝昌同志還認為，此書所敘的故事梗概，與1942年日本哲學教授兒玉達童在北大文學系 一次讀書報告會上介紹的「日本三六橋本」《紅樓夢》的大致情節完全相符。
端方後來曾入川，並於辛亥革命時在四川資州被殺。聯繫到端方所藏的「脂硯」在四川重 慶被發現的事實，有理由提出這樣的設想：有價值的「端方本」是否至今仍存四川?
(三)
綜上所敘，《紅樓夢》的早期抄本在四川出現過，確是不可否認的客觀事實。
這兩條資料應引起我們充分重視。對《紅樓夢》的研究，從解放以來，特別是粉碎「四人 幫」之後，儘管我們作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進步，然而由於資料缺乏，尚無重大突 破。而這兩條與四川有關的資料的出現，則不能等閒視之。如果我們能從中深入發掘下去， 或許會取得很有價值的收穫吧?
比如第一條，馬泰來教授曾慨歎「海外資料缺乏，對此二函無法深入研究」。比如恆文到 底是誰?恆文所提及的其他人：雨亭、王仙舸、晴溪、澤山、曾文韜等人到底是何許人?他 並 指出：「敦敏的好友中亦有一『雊?亭』」，這兩個「雨亭」 是否一個人?……如果這些情況 能徹底弄清，那麼對紅學研究的進展，意義是不可估量的!因此他希望能「喚醒紅學界對此 函 的重視」。我想這對於四川的學者，更是一件責無旁貸的事了!
至於周汝昌同志提到的端方本，如果它還倖存在巴山蜀水之間的話，那麼就更值得我們去 深入發掘了。我殷切地期待著它能重新問世並回到人民的懷抱!
我國的優秀文化遺產所具有的強大吸引力，吸引著海外的華人學者如此嘔心瀝血地探尋研 究，這不僅體現了《紅樓夢》的偉大，同時也正表現了海外華人學者對祖國文化遺產的熱愛 與重視，表現了他們和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之間血肉不可分割的深厚聯繫，和他們對祖國 無限熱愛、無限思戀的熾烈感情!